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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维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文学评论
2019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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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细微处见特色

近年来读藏区生活小说不少,总感觉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浓重的神秘、诡异。是宗教的,也是民俗的,甚至也是语言的。然而,读尼玛潘多《紫青稞》,感觉却是全然不同。好像是从神界来到人间,好像是从佛国来到俗世。连语言及操作路数也和我们熟知的东西很接近。我怀疑这女作家是我们汉族人,可仔细看看她的名字,应该不是假藏胞啊!

我感觉,尼玛潘多是在着意描绘一种俗世的藏区生活,并以此展现她的与众不同。

然而,俗世的藏区也是藏区。在作家笔下,藏区独异的民俗风情是被融入俗常的、明显浸染了时代风色的日常生活之中的。于细微处见特色,在对比中显特色,不经意间露风色,正是此作特别值得我们留意的。

首先,藏区的生活特色是被以细致入微的笔触描绘的。如普村的新年,包括对年夜饭“古突”、驱鬼、“送妖女”、各种禁忌等情事的感性描述;如普村人的生活习性,包括日常所用吐舌头、吐唾沫等肢体语言;“普村的男人好像天生为青稞酒而生,不管是劳动、开会或其他的什么,只要一有空闲就放不下酒碗。”“普村的女人喜欢套衬衣,一层套一层,袖口处不同的颜色一截比一截长,像天上的彩虹。围上一条红黑绿三色相间的宽带子,藏袍上套件镶着‘吉嘠’(金丝)边的氆氇上衣,腰上缠着一块和帮典同质同色的带子,用一只银饰在前面固定住,显得清秀大方……”还有跳“果谐”(手拉手围圈歌舞)、唱对歌;青年男女炽烈而具“原始生命力”的恋爱等。再比如森格村热烈隆重带着一些神秘色彩的“开犁”仪式、天葬习俗。还有村里的独特民风:有喜事人们不一定上门道喜,可一旦遇有不幸,则人人伸援手,即便是平日有过节者也会不遗余力等等。所有这些描述都不难看出作者体察事物的用心执著。

纵的发掘是与横的扫瞄结合进行的,那就是普村与森格村的对比。在对比中让描摹更细致更深入。“森格村和普村同属一个乡,却有着太多的不同。普村的聚会也是盛装聚会,可那是为完成一项既定的习俗,衣服是可以借的,谁家有几个宝贝全村人清清楚楚,谁家女人的项链上添了几颗珠子也躲不过村民的眼睛;在森格村谁要是为了聚会去借衣服,那是要遭人嘲笑的。每年的春耕仪式就是最大的赛装会,这样的风气又迫使他们不断地委屈肚子添衣添饰,为没有边际的目标努力。”“森格村和普村人最大的相同点就是喜欢开会,倒不是因为他们对会议内容有多深厚的兴趣,而是一开会,大伙聚在一起的理由就很充足。/普村开会前,村长从自家房顶吆喝一声,各家主事的急急地甩掉手中的活儿,却假装唠叨着,慢慢走向村长家,不一会儿工夫,村长家的里屋、外院、门口都聚满了人,就像普村的房子,在山谷间你挤我我挤你。森格村的会议却有着准备的过程,村组长这家进那家出,就像在品尝各家茶的味道,通知完开会的事,唇上已是一层厚厚的油脂。遇到开会的事,村民是不吝啬的,平时连自己都舍不得吃的酥油,要刮出薄薄一大片放进组长的茶碗里……开会一事通知下去后,村子在表面上还和平常一样平静,可家家户户都是骚动的,新媳妇姑娘们乘家里的老人不在,把压在箱底的新衣试了又试,总觉得没一件好衣裳,心里空落落的;老女人们是不需要试的,把裹了一层又一层布的首饰拿出来,哪怕已发黑变旧心里也满满当当。”

小说是以阿妈曲宗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命运遭际写藏人观念、意识之变迁的,如此,时代风色的浸淫就成为必然。首先是对世袭等级观念“固守中暗生嬗变”景况的真实再现。小说一方面生动描述了普村人对宁玛教派世袭的阿巴嘠布(居家密宗师)强苏家和依照旧俗被称为“黑骨头”世代被看作“贱民”的铁匠扎西家不同的态度,反映了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在县城近郊的森格村,特别是在县城和比县城更大的城市,人们却已在逐渐认同一种依照人的现实表现评价人的标准了。其次,小说在肯定藏人观念嬗变的历史意义的同时,对物欲社会背景下藏人精神萎堕的现实情景在不经意间做了无情的鞭笞。分两类。一类是直率的批评:

嘠曲河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动用万千劳力修成的,好在当时的人没有偷工减料的意识,使得嘠曲河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冲刷后,仍然发挥着它的作用……这几年森格村将嘠曲河堤坝陆陆续续做了水泥加固处理,秋后的义务投劳就只剩下了清淤。村长把这件事当成一年中的一件大事……可大伙像炒熟的麦子洒上化开的红糖,五六个人粘在一起挪不动脚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人争着下渠。

还有:

阿妈曲宗在被窝里背对着边吉不满说:“这世道只认财富,还是俗话说得好,没毛怎会粘上刺,我们穷人家攀不上富亲家。”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贯注了社会批判精神的、看起来颇为直率的话语都是被“不经意间”“镶嵌”在故事流中的。也就是说,作者的主要着眼点在日常生活流的描摹,而不在社会政治、道德、文化的批判。是“顺便说到”而已。而在另一类里,那“批判”则是完全被巧妙地隐匿在日常生活流中的。比方对阿妈曲宗的小女儿边吉进城做了茶馆招待后如何一步步走向堕落的边缘,二女儿达吉的丈夫普拉,大女儿桑吉的情人多吉如何在商事活动中既行骗又受骗的种种感性描述等。而且,上述负面的描述是被自然而然地作为正面描述的陪衬而存在的。无论在城在乡,是官是民,善良、真诚的人事总是多数。如此一来,那“批判”即使有,也是轻淡的、温婉的。与其称之为“批判”,还不如称之为“评价”更恰当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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