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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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名人之王勃
他称得上是绝世才子。
六岁时，他便能作诗，且构思巧妙，词情英迈，被前辈作家称赞为其家族的“三株树”之一；九岁时，他读了颜师古注的《汉书》后，撰写了《指瑕》十卷，指出了颜师古的解注错误，展示了独具的慧眼；十岁时，他饱览六经；十二岁开始，他在长安学医，先后学习了《周易》《黄帝内经》《难经》等，对“三才六甲之事，明堂玉匮之数”有所知晓；十四岁到京城，上书朝廷，显示了远大的政治理想，受到大方之家称赞；十五岁，他才思泉涌，笔端生花，撰《乾元殿颂》，文章绮丽，惊动圣听，使得皇帝大赞此文词美义壮，连呼“奇才！奇才！奇才”，他的文名因之大振；十六岁，他被封为朝散郎（一说十四岁即得到此官职），成为朝廷最年少的命官。文学创作中，他创造了文坛上能不用草稿而只凭“腹稿”就妙文一挥而就的奇迹，赢得了“一字千金”的美誉，民间甚至流传出神仙用神力片刻之间送他到千里之外大展才华的神话，连他的死都说成是因天帝爱其才华而被招到天上去写新楼颂词。直至现代，人们对他的喜爱仍然有增无减。诗人、评论家郑振铎把它称作“东方的黎明之神”；毛泽东评价他“高才博学，为文光昌流丽”,并且把他和贾谊、王弼、李贺、夏完淳等列在一起评点，“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影视艺术中把他当成主角的作品更是不计其数。
他就是王勃，生于公元650年，死于公元675年，一个只活了25岁的才子。但是他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被推为“初唐四杰”之首，连诗圣杜甫都盛赞其才思如“江河万古流”。他写下的歌颂友谊的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妇孺皆知，他写下的《滕王阁序》流芳千古。即使到现在，经过一千五百年的时光的淘洗，他存世的作品，依然有诗80多首，赋和序、表、碑、颂等文90多篇，《王子安集》16卷，《汉书指瑕》10卷，《周易发挥》5卷，《次论语》10卷，《舟中纂序》5卷，《千岁历》、《平台钞略》（一作《平台秘略》）10篇，《合论》10篇。从这些传世作品中可以看出他每年的创作数量之可观。假如他能够像正常人一样活下去，哪怕只活到人们的平均寿命，中华文化的宝库中不知会增加多少美妙的诗文著作，难怪连毛泽东这样的伟人都感叹他“死的太早了”！
他的确才华卓著，倜傥风流，放浪不羁，孤标傲世，因而成为无数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心中的偶像。
他更被无数文人墨客引为同调：满腹诗书却落寞终生，风华绝代却英年早逝……
然而，王勃为什么会英雄无用武之地，为什么会英年早逝，却的确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古往今来，论者大多把原因归为社会的不公，俗流的排挤打击。这些因素固然是重要的。但是，细细推来，王勃自身的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可以说，才子王勃给人们留下了很多值得思考的人生启示。
王勃的人生浮沉，主要集中在三件事上。
一是十六岁时因为作《檄英王鸡》被逐出朝廷。此时王勃已经官居朝散郎，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官员，并且经他人举荐，担任了沛王府修撰，赢得了沛王李贤的欢心，更得到了唐高宗的嘉许，真正是春风得意。这样发展下去，王勃应该是顺风顺水，可以大展雄图了。但是，在沛王和英王斗鸡时，王勃写了一篇《檄英王鸡》，唐高宗认为此文是在沛王、英王兄弟之间挑拨离间，因此王勃被逐出朝廷。
二是二十一岁时在虢州参军任上擅杀官奴。公元671年秋冬，王勃从蜀地返回长安参加科选，朋友为他在虢州谋得一个参军之职，他第二次走上仕途。就在任虢州参军期间，他收留了犯罪官奴曹达，后来又怕走漏风声，便杀死曹达以了其事，结果犯了死罪，幸亏遇大赦才没有被处死。这次被祸，宣告了他仕途的终结。
三是王勃出狱后在家里停留了一年多，即公元672年，朝廷宣布恢复他的旧职，他主动拒绝，没有接受。
关于前两件事，论者大多认为王勃是掉入了别人设计的陷阱之中，遭到了嫉贤妒能者的陷害。在充斥着尔虞我诈的官场，出现这种事情不足为怪，王勃因此被祸，容或有之。但是，仔细揣想，发现根本原因还在于王勃自身。盛唐时斗鸡走马在豪门贵族之间虽然是寻常之事，可玩物丧志毕竟是人生乃至社会之大忌，连李白这样倜傥不羁的人物都说“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黄狗赌梨栗”，何况是关系江山社稷的皇室？王勃本是朝廷命官，又是天下闻名的神童才子，其名人效应可想而知。我想，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别人的怂恿，才华的卖弄，亦或是领导的命令——写这样的文章，都表明王勃的不成熟。他凭着自己的才情和苦心经营刚刚打通的仕途，就这样毁于一旦。2000年版的拍摄得很唯美的电影《王勃之死》，在此处添加了英王到监狱里羞辱王勃的情节，恰到好处地刻画了少年王勃的幼稚和遇到大事时的诚惶诚恐，很好地再现了王勃当时的心灵轨迹，而客观上恰好说明《檄英王鸡》的确产生了挑拨离间的负作用，证明了高宗判断的正确，王勃的确犯了社会的大忌。
关于第二件事，不论是否有人陷害，因窝藏罪犯，知法犯法，丢官丢命，王勃都是咎由自取，不可再以少不更事作为失败的理由了。以王勃之才华，能够在九岁时指摘大师颜师古的错误，却难以发现自身的缺陷，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其做事的率性鲁莽、我行我素、不计后果于此暴露无遗。这样的才子，这样的行事与结果，不能不说是极大的性格悲剧。而这一点，2000年版《王勃之死》描绘成曹达为保护王勃主动自杀，王勃则因此对曹达的恋人彩霞负疚终生，借此手法表现王勃的善良与多愁善感，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至于672年，朝廷宣布恢复他的职位，他却主动拒绝一事，大多数人认为是因为王勃已经视宦海为畏途，不再想踏足仕途，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王勃虽然儒释道思想具足，却还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的；可他十四岁时开始汲汲营求，现实受挫折后不去寻找原因就看破红尘，这样的做法，其初心何在，又哪里符合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呢？刚过加冠之年，就对一切心灰意冷，这样的人生理念，不是幼稚，不是自暴自弃，又该怎样定义呢？至于他到交趾县去看望因受他擅杀官奴之牵连的父亲，回归途中又不顾老渔夫的劝阻，顾自蹈海踏浪却又惊悸而死，又怎怪得他人？只能说其任性刚愎确实是无以复加了！
的确，王勃是绝无仅有的天才诗人、学者，他的早逝也确实令人叹惋；但是纵观他的一生，给世人留下的却绝不仅仅是文化上的可惜。可以说，王勃一生是不缺“贵人”提携的。朝廷对他也是包容、认同、赞赏有加的。少年时前辈的夸奖鼓励，初入长安时刘祥道的提携举荐，二次入仕时朋友的帮助，三次朝廷要把他的官复原职，包括写《滕王阁诗并序》后，文章传到宫里，又引发高宗激赏，多次高呼“大唐奇才”，要把王勃请回朝廷，予以重任，这些都足以说明社会对他的认同度。这种程度的厚爱，这种程度的包容，历史之上，有几人曾经获得？由此观之，王勃之死，个人性情习惯的确是主导因素。
儒家思想认为，人生在世须“立德立身立言”。王勃只适合做一个诗人或是学者，诗歌需要的是个性，是率真、自由、我行我素，是天马行空般的浪漫，这样的性情才可能有卓尔不群、超越前人的生花妙笔；王勃不适合仕途经济，政治需要的是共性，是敬畏、规矩、旅进旅退，这样的素质才可能描绘和谐安宁、繁荣昌盛的社会蓝图。少年才俊，如果没有正确的人生观，如果没有坚韧不拔的意志，没有敬畏的心态，只是靠着诗人的感性，靠着自我的狂放，最终是难以做成大事的。诗歌的感性和狂放，碰到律法的铁网，鲜有不碰的头破血流体无完肤的。以王勃的才学，未能吸收如贾谊、夏侯玄、王僧达等等的教训，反而重蹈其覆辙，实在可悲可叹。还是古人说得好，“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才能“知明而行无过”，王勃一生的宦海浮沉，英年早逝，应该成为年少轻狂、不知敬畏者的最好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