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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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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杂谈
2019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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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顺口溜和打油诗

顺口溜是民间流行的一种口头韵文,句子可以整齐排列,也可以长短不齐,纯用口语,念起来很顺口很押韵,例如:“今年腊月二十三,我们大家去登山,登上山顶朝下望,满眼风景看不完。”估计在中唐“打油诗”这一诗体名称未出现以前,人们把打油诗这一类朗朗上口的韵句都是归于顺口溜的。即便是在现当代出现的“粮食亩产堆成山,站在堆上能摸天,扯把白云擦擦汗,对着太阳抽袋烟”,可以说也是典型的近似于打油诗的顺口溜。

我们知道,诗歌是在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民歌是诗之源,诗之母。但神奇的是,无论是《诗经》还是汉乐府所收录的民歌,都有别于打油诗或顺口溜。由此可见,在遥远的古代有了民歌之后,它就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了,朝着“雅”的方向发展,就成了诗歌;朝着“俗”的方向发展,就成了顺口溜。诗歌登上了大雅之堂,被载入史册,千古流传;而顺口溜没有资格进入文字记录,就只好流落民间,变成了口头文学样式。

直到中唐时期,有个名号叫做“张打油”的人,用顺口溜作了一首经典的《雪》诗:“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全诗不着一个“雪”字,却把雪写得异常传神,所用的都是俚语,且颇为诙谐,因而有了“打油诗”这个诗体的名称。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打油诗”依然属于不入流,难登大雅之堂,与顺口溜没有多大区别。

唐诗是中国格律诗创作的珠穆朗玛峰,我们从《全唐诗》中可以读到许多明白如话、妇孺皆晓的诗歌,但这些诗歌无论写得多么直白,它还是诗歌,而不是顺口溜,或者打油诗。那么,顺口溜,或者打油诗与诗歌的区别到底在哪里?笔者认为,仅仅使用“雅”和“俗”这两个字,是无法说清楚,无法说明白的。诗歌之为诗歌,顺口溜之为顺口溜,二者最本质的区别不在于描写的是什么,而在于怎样去描写,“春风又绿江南岸”是诗歌,“春风吹绿江南岸”有可能是顺口溜;“二月春风似剪刀”是诗歌,“二月春风摆柳条”有可能是顺口溜;“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是诗歌,“日头落了山,黄河流到海”就是地道的顺口溜。把顺口溜变成打油诗,似乎朝诗歌迈近了一步,但仍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诗歌。

单纯的顺口溜,无论所反映的是什么内容,其艺术价值都不会很高。但是,顺口溜这一民间口头韵文,被快板(快书、数来宝等)用作主要表现形式,情形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实际上,快板的表演形式就是顺口溜,学术界和曲艺界给“快板”的定义是:“一种曲艺节目,一边击打着竹板,一边演讲着合辙押韵、有故事情节的说词。例如,《李有才板话》。”一代板话大师赵树理先生将快板叫作“板话”,使其成了“板话”名称之父。他曾经说:“写小说的人叫作家,写诗的人叫诗人,写快板的人就得叫板人。板人说出来的话就叫板话。”

快板是我国曲艺艺术门类里的一个分支,属于曲艺中韵诵类即似说似唱的一类表演形式。快板虽然都以节奏感极强的数唱或诵说方式进行表演,但所说唱的曲词均是句式比较规整的韵文。快板一般只表演说理或抒情性较强的短篇节目,有时候曲词的押韵方法比较自由,称为“花辙”,即可在一段曲词中自由转韵(山东快书、快板书不大转韵,常常是一韵到底)。快板作为韵诵型的口头说唱艺术类型,十分注重曲词语言本身的创作和艺术上的魅力。不仅有中国传统诗歌创作惯用的“赋、比、兴”手法,而且非常倚重诸如排比、对仗、双声、叠韵、谐音、双关、比喻等等汉语言丰富多彩的修辞技巧。在审美风格上,又很崇尚喜剧色彩和娱乐效果,讲究风趣与幽默,也注意使人发笑的“噱头”或“包袱”的创造,追求寓教于乐的美学境界。由此,顺口溜便在快板这种口头说唱艺术形式当中,获得了升华,获得了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深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笔者认为,当代“板话”已经不完全是快板了,与快板有了一定的区别,尽管二者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流行于网络媒体的当代“板话”,是从快板这个曲艺表演艺术门类中逐渐分离出来的、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表现风格的、更为大众化、更方便传播尤其是网络传播的民间口头文学艺术创作样式。在网络传媒飞速发展的今天,“板话”更成了一种“写”的艺术表现形式、而不是“说”的艺术表现形式了。也就是说,“板话”的快板说唱表演艺术属性愈来愈淡化,甚至消失了,只剩下了它的创作形式、修饰技巧和审美风格,或者说仅是快板的外在样式了。如此以来,顺口溜也就与时俱进,由口头说唱变成了文字传播,又从曲艺快板中再度分离出来,成了比较独立的“板话体”韵文样式了。

顺口溜与诗歌相去甚远,但与打油诗却渊源很深,甚至于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往往无法分清顺口溜与打油诗谁是谁。实际上,打油诗这一诗体名称虽然来自于中唐时期的张打油,而打油诗的真正鼻祖,却是汉武帝时期的东方朔,其代表作是他的《分肉》诗:“朔来,朔来,受赐不待诏,何无礼也;拔剑割肉,壹何壮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归遗细君,又何仁也!”用现今的白话来解释《分肉》诗,意思是:东方朔啊东方朔,不等皇上封赏,你就擅自拿走赐物,真是无礼至极!拔剑割肉,多么壮观!只割了一小块,多么廉洁!全部带回去奉给老婆,多么仁义,简直就是爱妻模范!

东方朔《分肉》诗的由来是这样的:有一年的伏日,汉武帝赏赐诸大臣鲜肉,直到太阳偏西,主持分肉的官员还不来,大臣们还干等着。东方朔等不及了,就拔剑自己割了一块肉,揣进怀里大摇大摆地走了。第二天上早朝,主持分肉的官员将东方朔擅自割肉的事上奏给武帝。武帝假装很生气,责令东方朔当众检讨。东方朔出口成章,就作了那首《分肉》诗。武帝听后哈哈大笑,不但没有处罚东方朔,还赐给他一百斤肉和一石酒,让他带回去继续讨好太太。

西汉时期,虽然出现了乐府民歌,但文学的主流是文人创作,文人创作的主流是辞赋,诗歌的地位还没有凸显出来;尤其是东方朔即兴所作的《分肉》诗,属于不入流,仅仅为了逗汉武帝一乐,替自己的“无礼”行为辩解,也是自嘲,故而没有得到重视,没有任何文学地位。两千多年来,后人以此诗举例,也大多是说东方朔滑稽诙谐,证明他性情放达、狂傲不羁;对于他的这首诗本身,倒是今人才有说它是打油诗的。我们认真阅读东方朔的这首即兴之作,可以说,它从形式到内容完全是一首打油诗。在此之前,我们还没有见到谁写过此类诗,故而,说东方朔是打油诗的鼻祖,也不为过。

打油诗和顺口溜的关系始终如同孪生,难解难分,纠缠不休。打油诗和顺口溜的共性特征是,二者都属于“俗文学”范畴,都是民间口头文学的表现形式,大众化,民间性,朗朗上口,易记易背,口口相传,都是一致的;它们的创作者,不一定是文学专业人士,不需要很高的写作水平,但却必须具有一定的“艺术细胞”,一定的语言组织和驾驭能力,它们的听众或读者,却可以是各个阶层,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即所谓的雅俗共赏。在写作形式上,也都非常注重使用原生态的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乡土话语,直抒胸臆,夹叙夹议,上口押韵,直奔主题,一针见血,或褒扬、或贬毁、或戏谑、或诉求、或调侃、或交流,有的直白赤裸,有的含蓄隽永,有的诙谐幽默,因而也就都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打油诗往往着眼于一些具象,对某种个人行为、生活习惯、社会现象、具体场景,进行调侃、自嘲、评论、褒贬,如果用于描写重大事件、反映人民群众的普遍社会生活,则显得曲蹴不足,难以胜任,缺乏一定的叙述性和表现力。而顺口溜,除了押韵之外,比打油诗要自由得多,宽泛得多,几乎没有什么讲究,纯粹口语化,只要说起来顺溜就行,它具有打油诗的一些调侃、嘲弄的特点,也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大都用于抨击反面人物、社会不良现象,也用于玩笑、说事或插科打诨上,有时候还和“黄段子”混在一起,其格调就显得不高了,而且它的艺术性也相对较差一些。

当然打油诗、顺口溜本身并没有优劣高低之分,其优劣高低只在它们所表现的内容上,而不在形式上。任何一种文学创作样式,只是个人爱好、取舍、专攻的问题,没有孰优孰劣、谁高谁低的问题,短刀长矛,各有用途,巨人矮子,各派用场。所有的文学艺术创作形式,写作体裁,无论雅俗,都从千百年来无数文学艺术创作者的实践总结而来,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结晶,都是国宝,都得到了人民大众的普遍认可和欢迎,我们都要给予同样的珍视、同样的对待、同样的保护,使其更好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为人民大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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