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土灶柴火事

伍兴发

多少年来，村里人离不开土灶，离不开柴火。他们要靠它们来维持生计，延续生命，守望岁月。我生在乡村，长在乡村，难忘乡村过去几十年的那些土灶柴火事。

乡村的土灶很土，全用土巴砖砌垒而成，灶面是用黄泥巴抹平的，三两天倒也看得，日子一久便有了枯树皮般的裂纹，有点丑。说到品相，也只有泥瓦匠家的灶面好些，虽然也是用黄泥巴抹的，但平整、光滑、耐用，据说是泥瓦匠在黄泥巴里参了捣碎的麻头，并在建造时又下足了功夫。

较早的土灶并无铁炉齿通风漏灰，烧起来总感觉气流不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每户各家都备有吹火筒。吹火筒乃一节二尺来长的竹管，村民用烧红的铁丝将它捅穿，一头吹气另一头出气。需要时，将它的一端伸到柴禾下面，使劲一吹火苗就窜起来了，若不留神火烧眉毛也是有的。此物简便好使，只一项须注意，便是换气时口要离筒。记得第一次用它，我忘了要领，换气时口未离筒，结果吸了满嘴的烟和灰，难受得泪珠直掉，别提多懊恼。

在我小的时候，母亲做饭我总喜欢坐在灶门口帮她添柴烧火，小脸被灶火烘得红红的，手掌有时被柴刺扎出血，母亲忙撕一片“火柴药”为我贴上，并不断嗔怪：“看你还当跟屁虫，活该。”

遇上潮天上灶，母亲是不要我动手的。那湿漉漉的空气湿了地面、墙面，早把柴禾也染湿了，烧起来可不容易。母亲生火时先将一捆湿润的柴抖散，将外层的柴禾均匀地伴靠在灶壁，道是灶壁散发的热可驱湿气。接着，母亲在中间部分揪一把不那么湿润的柴塞到灶膛，然后走到床边，将手伸到棉絮下只一扯，便熟练地扯出一把稻草来，再将稻草作为柴引子垫到润柴下面，点上火。待到“引子”发挥作用时，母亲猛吹吹火筒。此时，只见黑烟从灶口翻滚而出，呛得母亲连连咳嗽，眼泪、鼻涕也不耐烦地流出来。父亲撞见，忙递上湿毛巾，认真地骂天、骂柴。母亲乜斜一眼父亲，道，别假惺惺，真疼人，你来把饭菜“哭”上桌。结果当然是母亲坚守灶台继续操作，靠在灶壁的柴禾越来越少。

柴火决定饭菜的口味，干柴烈火烧出来的饭菜香，反之，饭菜半生不熟口感就差。记得那些年家乡的柴禾有集体分配的稻草、麦草、菜籽梗、棉花梗等，也有个人收拾的松针、茅草、树叶、树枝、树蔸等。无论什么柴，只有晾晒干之后才能用。草、叶之类不经烧，一顿饭要用一捆。梗、枝、蔸类底火好、耐烧，一般要等到逢年过节或是来了客人才舍得用。我家人口多，柴火消耗大，父母经常担心柴不够烧，尤其担心遇上连绵的雨雪天气，危机感时常让他们双眉紧锁。所以父母经常教导我们兄弟姊妹“闲时多弄柴”，此教诲延续了许久，以至于多少年来家门口总有柴禾在晾晒，一家人自然也很少吃夹生饭。

我六七岁时便学会了耙柴，和小伙伴们一起背着柴耙在对面山、后背山，围着高矮不一的松树满山跑，身后不时扬起串串尘土。竹耙耙满时，我将跑来的松针和树叶取下，塞进一旁的土兜。土兜装满了，我便兴高采烈地回家。读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每天下午我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扛锄头、提土兜到村前的山丘，畈上的田埂挖杂蔸。有时也拿镰刀到田坡、地坎上去割茅草。每次回家，看到我收获不少，母亲就一个劲地夸我，荡漾在脸上的笑容，许久不曾褪散。

那时候，农村的孩子，都有弄柴的经历。大人也一样，闲时都习惯弄一把柴带回家，总是千方百计地为家里添柴。

我的故乡在鄂东，属典型的丘陵地貌，除低矮的小山丘外，只有五公里外的潘家山算一大山。此山名为大山实则一大高丘，延绵数十公里，海拔180米左右，坡度平缓，灌木丛生，茅草茂盛，是村民放牛和砍柴的好去处。每年春天封山，只许在山脚下放牛，不许上山砍柴。每年秋天开封，附近十里八乡的村民以大队为单位上山砍柴。不消一月，此山的柴禾就被贪婪的人们收拾光。

那年秋，潘家山开封，大队通知上山砍柴。母亲特批十五岁的我随父亲和哥哥们去。砍柴的头一天，母亲帮我们整理和准备好砍柴用的鞋帽、绳索、冲担、柴刀等，清洗了装水的毛竹筒和葫芦壳。父亲将柴刀在磨刀石上“呼哧呼哧”磨得锃光发亮，还不时用手指轻触刀锋，试试锋利程度如何。翌日五更时分，母亲为我们炒了一锅油盐饭，烧了半锅红薯汤。用过之后，我们带了一网袋蒸红薯与同村的人一齐出发。路上大家有说有笑，也不知是谁唱起了京剧《沙家浜》选段：“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拢共才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于是，也有人附和着唱。

临近大山，熙熙攘攘的砍柴人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清一色的灰色和黑色土布衣。空中飘荡着口哨、山歌和戏曲的声音，好不热闹，让人有种莫名的兴奋与憧憬。

按照划定的范围，我们随队长一同上山。树丛中有鸟振翅掠过，在眼前一闪即逝。泛黄的树叶簌簌飘落，半人高的茅草在风中摇曳。看到山沟两侧黝黑陡峻的崖壁，我不禁倒吸一口冷气，脊背发凉，有些害怕。站在半山腰，队长告诉大家不要越过西边那个崖壁，越过崖壁便是别人的“地盘”，并叮嘱不要与邻村社员发生口角。

选定区域后，我们便开始行动。砍柴不是轻松活，既要技巧，更需劲道。大山的树枝茎蔓粗壮，砍了不到一个小时，我的右手虎口即被震麻，左手也起了血泡，粗布衫被划了几道口。我感觉平时在田畈地砍柴，柴刀的分量并不像今天沉重，几次从手中滑落，碰在突兀的山石上，发出“哐当”的响声。汗水流入眼睛涩涩的，流过脸颊痒痒的，流入嘴巴咸咸的，从额头不停地流。渴了，我们喝几口自带的凉水；饿了，咬几口已变得僵硬的蒸红薯。

晌午刚过，我们已砍了五堆柴火，灌木杂丛类硬柴居多，茅草藤蔓偏少，大约有五百斤。父亲脸上露出了笑容，安排大哥、二哥随他一起先担柴下山，我与三哥继续留在山上砍柴。父亲将十根绳索每每折转成两股活套，置于树根旁，再将柴火放在绳套上，约莫六七十斤时，便捡起地上的绳索，靠树紧挤，一边用手猛拉，一边用脚猛踩，将十捆柴捆绑得严严实实。随后，他与哥哥们一道，纷纷把冲担一头扎进柴火，用力将这捆柴扛在肩上，又将冲担的另一头扎进另一捆柴火，一担柴就这样上肩了，动作流畅稳健，一气呵成。

因半山腰的柴火早被砍净，我和三哥不得不沿着西边的山路向高处寻找。在路上，我们遇到了后屋的牛叔。他问了我们一些砍柴的情况和打算。他说羡慕我们家人多力量大，但他说他没有半点嫉妒我们家。我们边聊边向上攀爬，只是我的腿脚有些疲惫，使不上劲。崖陡处，还是牛叔拉我们上去的。到了一块平整处，牛叔止住了脚，他叉腰远望，又搜寻了四周。他对我们说，“这儿好的柴火不多，但还有些小杂木和芒刺可砍，你们就在这儿砍，我到上面崖壁沟去看看，那里去的人少柴火看上去丰厚。”

进山时，那黝黑陡峻的崖壁曾让我望而生畏，我感觉那里真有些险恶。我和三哥劝牛叔别去。可他说，庄户人哪有这么娇贵，小心点就没事。说罢，牛叔独自向崖壁沟进发。

不知过了多久，我和三哥已砍了三堆柴，也有一二百斤。太阳快落西了。恰好此时大哥和二哥也来了，告诉我们父亲快到家时脚崴了，在家休息，没来山上。在大哥的组织下，我们捆好柴打道回家。大哥捆了两捆小的，大概六七十斤，让我挑着，他挑最重的，大概有一百三四十斤。

我摸索着下山，颤颤抖抖的，几次险些跌倒，幸好被伸出的小树枝扯住柴担，才没有滚落下山。在山下，未走到一里路，我的腿脚就不听使唤，有灌铅的感觉，赖在地上歇着，任凭哥哥怎么叫唤都不肯走。为了早点回家，哥们快步向前，然后折回轮流接我的柴担，让我空手走。哥们接过一茬又一茬。路上，担柴人鸟归巢似的往家赶。

傍晚，我们终于拖着疲惫的身躯到了家。母亲正在门口不停地张望。后屋的牛婶闻声也到我家打听牛叔的情况，很显然她家“阿牛”是未归家的。我便毫不保留地相告，牛婶当即急得手打头，埋怨老公不该贪柴，上那么危险的境地，好像大祸来临了似的，这让我的心不由得抽搐一下。

当夜，牛婶和众乡亲在崖壁沟底下找到了牛叔。幸好山崖有树枝、藤蔓作缓冲，牛叔只是伤了肋骨、左脚和一些皮外伤，三个月之后便出了医院。他脚留下了终身残疾，走路一瘸一瘸的。乡亲们都说，这是不幸中的万幸。有人问牛叔，你何必那么拼命呢？牛叔说，我家大闺女出嫁了，剩下老二、老三都小，又都是女孩，平时家里柴火不够烧，好不容易盼到大山开封，谁不想多砍点柴？听者无语，只是叹息。

的确，柴火之于牛叔、之于父亲，之于生活在乡村的人们尤其重要。他们为之忙碌，为之奔波，为之劳苦。那漫山遍野绚丽的金黄，那沟沟壑壑浓郁的碧绿，村里人是没有时间欣赏的，他们无暇顾及，他们感兴趣的只有那沉甸甸的柴担，箩筐大的树蔸，抑或是金灿灿的松针和柏刺。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几十年过去，历史将土灶柴火事定格成村里人的集体记忆。从过去没有铁炉齿的土灶，到后来安有铁炉齿的土灶；从过去全用土巴砖垒砌的土灶，到后来全用青砖水泥垒砌的土灶；从黄泥巴抹灶面，到后来的水泥结灶面，再到瓷砖贴灶面，都是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三农”惠民政策的不断落实，才发生了改变。如今，乡村烧煤、烧电、烧气，取代了烧柴，打火灶、电磁炉等取代了土灶，饭菜可口可香了。柴火灶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灶膛前的吹火筒已难觅踪迹。尽管几十年过去了，但土灶柴火事永远烙在了我的记忆中，让我倍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让我由衷感恩伟大的祖国、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