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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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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18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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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土灶柴火事

伍兴发

多少年来,村里人离不开土灶,离不开柴火。他们要靠它们来维持生计,延续生命,守望岁月。我生在乡村,长在乡村,难忘乡村过去几十年的那些土灶柴火事。

乡村的土灶很土,全用土巴砖砌垒而成,灶面是用黄泥巴抹平的,三两天倒也看得,日子一久便有了枯树皮般的裂纹,有点丑。说到品相,也只有泥瓦匠家的灶面好些,虽然也是用黄泥巴抹的,但平整、光滑、耐用,据说是泥瓦匠在黄泥巴里参了捣碎的麻头,并在建造时又下足了功夫。

较早的土灶并无铁炉齿通风漏灰,烧起来总感觉气流不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每户各家都备有吹火筒。吹火筒乃一节二尺来长的竹管,村民用烧红的铁丝将它捅穿,一头吹气另一头出气。需要时,将它的一端伸到柴禾下面,使劲一吹火苗就窜起来了,若不留神火烧眉毛也是有的。此物简便好使,只一项须注意,便是换气时口要离筒。记得第一次用它,我忘了要领,换气时口未离筒,结果吸了满嘴的烟和灰,难受得泪珠直掉,别提多懊恼。

在我小的时候,母亲做饭我总喜欢坐在灶门口帮她添柴烧火,小脸被灶火烘得红红的,手掌有时被柴刺扎出血,母亲忙撕一片“火柴药”为我贴上,并不断嗔怪:“看你还当跟屁虫,活该。”

遇上潮天上灶,母亲是不要我动手的。那湿漉漉的空气湿了地面、墙面,早把柴禾也染湿了,烧起来可不容易。母亲生火时先将一捆湿润的柴抖散,将外层的柴禾均匀地伴靠在灶壁,道是灶壁散发的热可驱湿气。接着,母亲在中间部分揪一把不那么湿润的柴塞到灶膛,然后走到床边,将手伸到棉絮下只一扯,便熟练地扯出一把稻草来,再将稻草作为柴引子垫到润柴下面,点上火。待到“引子”发挥作用时,母亲猛吹吹火筒。此时,只见黑烟从灶口翻滚而出,呛得母亲连连咳嗽,眼泪、鼻涕也不耐烦地流出来。父亲撞见,忙递上湿毛巾,认真地骂天、骂柴。母亲乜斜一眼父亲,道,别假惺惺,真疼人,你来把饭菜“哭”上桌。结果当然是母亲坚守灶台继续操作,靠在灶壁的柴禾越来越少。

柴火决定饭菜的口味,干柴烈火烧出来的饭菜香,反之,饭菜半生不熟口感就差。记得那些年家乡的柴禾有集体分配的稻草、麦草、菜籽梗、棉花梗等,也有个人收拾的松针、茅草、树叶、树枝、树蔸等。无论什么柴,只有晾晒干之后才能用。草、叶之类不经烧,一顿饭要用一捆。梗、枝、蔸类底火好、耐烧,一般要等到逢年过节或是来了客人才舍得用。我家人口多,柴火消耗大,父母经常担心柴不够烧,尤其担心遇上连绵的雨雪天气,危机感时常让他们双眉紧锁。所以父母经常教导我们兄弟姊妹“闲时多弄柴”,此教诲延续了许久,以至于多少年来家门口总有柴禾在晾晒,一家人自然也很少吃夹生饭。

我六七岁时便学会了耙柴,和小伙伴们一起背着柴耙在对面山、后背山,围着高矮不一的松树满山跑,身后不时扬起串串尘土。竹耙耙满时,我将跑来的松针和树叶取下,塞进一旁的土兜。土兜装满了,我便兴高采烈地回家。读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每天下午我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扛锄头、提土兜到村前的山丘,畈上的田埂挖杂蔸。有时也拿镰刀到田坡、地坎上去割茅草。每次回家,看到我收获不少,母亲就一个劲地夸我,荡漾在脸上的笑容,许久不曾褪散。

那时候,农村的孩子,都有弄柴的经历。大人也一样,闲时都习惯弄一把柴带回家,总是千方百计地为家里添柴。

我的故乡在鄂东,属典型的丘陵地貌,除低矮的小山丘外,只有五公里外的潘家山算一大山。此山名为大山实则一大高丘,延绵数十公里,海拔180米左右,坡度平缓,灌木丛生,茅草茂盛,是村民放牛和砍柴的好去处。每年春天封山,只许在山脚下放牛,不许上山砍柴。每年秋天开封,附近十里八乡的村民以大队为单位上山砍柴。不消一月,此山的柴禾就被贪婪的人们收拾光。

那年秋,潘家山开封,大队通知上山砍柴。母亲特批十五岁的我随父亲和哥哥们去。砍柴的头一天,母亲帮我们整理和准备好砍柴用的鞋帽、绳索、冲担、柴刀等,清洗了装水的毛竹筒和葫芦壳。父亲将柴刀在磨刀石上“呼哧呼哧”磨得锃光发亮,还不时用手指轻触刀锋,试试锋利程度如何。翌日五更时分,母亲为我们炒了一锅油盐饭,烧了半锅红薯汤。用过之后,我们带了一网袋蒸红薯与同村的人一齐出发。路上大家有说有笑,也不知是谁唱起了京剧《沙家浜》选段:“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拢共才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于是,也有人附和着唱。

临近大山,熙熙攘攘的砍柴人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清一色的灰色和黑色土布衣。空中飘荡着口哨、山歌和戏曲的声音,好不热闹,让人有种莫名的兴奋与憧憬。

按照划定的范围,我们随队长一同上山。树丛中有鸟振翅掠过,在眼前一闪即逝。泛黄的树叶簌簌飘落,半人高的茅草在风中摇曳。看到山沟两侧黝黑陡峻的崖壁,我不禁倒吸一口冷气,脊背发凉,有些害怕。站在半山腰,队长告诉大家不要越过西边那个崖壁,越过崖壁便是别人的“地盘”,并叮嘱不要与邻村社员发生口角。

选定区域后,我们便开始行动。砍柴不是轻松活,既要技巧,更需劲道。大山的树枝茎蔓粗壮,砍了不到一个小时,我的右手虎口即被震麻,左手也起了血泡,粗布衫被划了几道口。我感觉平时在田畈地砍柴,柴刀的分量并不像今天沉重,几次从手中滑落,碰在突兀的山石上,发出“哐当”的响声。汗水流入眼睛涩涩的,流过脸颊痒痒的,流入嘴巴咸咸的,从额头不停地流。渴了,我们喝几口自带的凉水;饿了,咬几口已变得僵硬的蒸红薯。

晌午刚过,我们已砍了五堆柴火,灌木杂丛类硬柴居多,茅草藤蔓偏少,大约有五百斤。父亲脸上露出了笑容,安排大哥、二哥随他一起先担柴下山,我与三哥继续留在山上砍柴。父亲将十根绳索每每折转成两股活套,置于树根旁,再将柴火放在绳套上,约莫六七十斤时,便捡起地上的绳索,靠树紧挤,一边用手猛拉,一边用脚猛踩,将十捆柴捆绑得严严实实。随后,他与哥哥们一道,纷纷把冲担一头扎进柴火,用力将这捆柴扛在肩上,又将冲担的另一头扎进另一捆柴火,一担柴就这样上肩了,动作流畅稳健,一气呵成。

因半山腰的柴火早被砍净,我和三哥不得不沿着西边的山路向高处寻找。在路上,我们遇到了后屋的牛叔。他问了我们一些砍柴的情况和打算。他说羡慕我们家人多力量大,但他说他没有半点嫉妒我们家。我们边聊边向上攀爬,只是我的腿脚有些疲惫,使不上劲。崖陡处,还是牛叔拉我们上去的。到了一块平整处,牛叔止住了脚,他叉腰远望,又搜寻了四周。他对我们说,“这儿好的柴火不多,但还有些小杂木和芒刺可砍,你们就在这儿砍,我到上面崖壁沟去看看,那里去的人少柴火看上去丰厚。”

进山时,那黝黑陡峻的崖壁曾让我望而生畏,我感觉那里真有些险恶。我和三哥劝牛叔别去。可他说,庄户人哪有这么娇贵,小心点就没事。说罢,牛叔独自向崖壁沟进发。

不知过了多久,我和三哥已砍了三堆柴,也有一二百斤。太阳快落西了。恰好此时大哥和二哥也来了,告诉我们父亲快到家时脚崴了,在家休息,没来山上。在大哥的组织下,我们捆好柴打道回家。大哥捆了两捆小的,大概六七十斤,让我挑着,他挑最重的,大概有一百三四十斤。

我摸索着下山,颤颤抖抖的,几次险些跌倒,幸好被伸出的小树枝扯住柴担,才没有滚落下山。在山下,未走到一里路,我的腿脚就不听使唤,有灌铅的感觉,赖在地上歇着,任凭哥哥怎么叫唤都不肯走。为了早点回家,哥们快步向前,然后折回轮流接我的柴担,让我空手走。哥们接过一茬又一茬。路上,担柴人鸟归巢似的往家赶。

傍晚,我们终于拖着疲惫的身躯到了家。母亲正在门口不停地张望。后屋的牛婶闻声也到我家打听牛叔的情况,很显然她家“阿牛”是未归家的。我便毫不保留地相告,牛婶当即急得手打头,埋怨老公不该贪柴,上那么危险的境地,好像大祸来临了似的,这让我的心不由得抽搐一下。

当夜,牛婶和众乡亲在崖壁沟底下找到了牛叔。幸好山崖有树枝、藤蔓作缓冲,牛叔只是伤了肋骨、左脚和一些皮外伤,三个月之后便出了医院。他脚留下了终身残疾,走路一瘸一瘸的。乡亲们都说,这是不幸中的万幸。有人问牛叔,你何必那么拼命呢?牛叔说,我家大闺女出嫁了,剩下老二、老三都小,又都是女孩,平时家里柴火不够烧,好不容易盼到大山开封,谁不想多砍点柴?听者无语,只是叹息。

的确,柴火之于牛叔、之于父亲,之于生活在乡村的人们尤其重要。他们为之忙碌,为之奔波,为之劳苦。那漫山遍野绚丽的金黄,那沟沟壑壑浓郁的碧绿,村里人是没有时间欣赏的,他们无暇顾及,他们感兴趣的只有那沉甸甸的柴担,箩筐大的树蔸,抑或是金灿灿的松针和柏刺。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几十年过去,历史将土灶柴火事定格成村里人的集体记忆。从过去没有铁炉齿的土灶,到后来安有铁炉齿的土灶;从过去全用土巴砖垒砌的土灶,到后来全用青砖水泥垒砌的土灶;从黄泥巴抹灶面,到后来的水泥结灶面,再到瓷砖贴灶面,都是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三农”惠民政策的不断落实,才发生了改变。如今,乡村烧煤、烧电、烧气,取代了烧柴,打火灶、电磁炉等取代了土灶,饭菜可口可香了。柴火灶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灶膛前的吹火筒已难觅踪迹。尽管几十年过去了,但土灶柴火事永远烙在了我的记忆中,让我倍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让我由衷感恩伟大的祖国、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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