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徐慧的头像

徐慧

网站用户

随笔杂谈
201807/16
分享

流淌在血液中的根时隐时现


○徐慧

 

前些天,在微信圈浏览一篇文字,看到“家族记忆”四个字,仿佛突然间,一扇心灵的窗口被打开,家族记忆中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段,犹如惊涛拍岸的海水,连绵成浩荡的涛声。思维,就像随浪花飞翔的海鸟,再也没有停歇的意思。但是苦于工作性质使然,也只能在血液里奔腾不息。今夜,元宵节之夜,我终于可以静静地坐在电脑面前,任键盘敲击的声音,把时隐时现的记忆,转变成启迪未来的流连。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六次全会上,明确提出加强家风建设。我认为,所谓家风,无非是一个家族或家庭传承或普遍存在的思维观念、行为习惯或作风。建立在这个理解基础上,家风与家族记忆的关系就密不可分,如果“风”是“根”,“家族记忆”就是从根部长出的“花朵”;如果“家风”是一条在血管里流淌的“河流”,“家族记忆”就是在这条河流上盛开的“莲花”;如果说迁徙,让我们逐渐忘却了从哪里来,那么,家族记忆却完全可以牵引我们走向何方,并且决定我们留下的背影。至于我,落地生根的地方,就是我的故乡,家族记忆自然也由此追溯,由此延续。

 

 

一、沛县,我落地生根的地方

 

在中国地图上,有一个地方,甚至没有标注,却因为一个叫刘邦的人,名扬四海,享誉中外,被称为“大汉之源”、“帝王之乡”——它就是沛县。在沛县的西北十公里处,有一个乡镇叫朱寨镇,镇西南两公里处,有一个村叫张楼村——四十年前,我就出生、成长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成了我的籍贯、我的故乡,那里留下了我童年的记忆,少年的困惑和青年的迷茫。

在我的记忆里,当时的张楼村特别宁静祥和。那里没有山川,也没有大河,有的是一马平川的庄稼地和灌溉庄稼的沟渠,是典型的平原地带;没有电,也没有机器的轰鸣,有的只是煤油灯的温馨、村头每天早晨播放“东方红、太阳升” 的广播喇叭声,还有村干部召集村民开会和下地干活的号子声;没有你追我赶的匆忙,也没有绞尽脑汁的竞争,有的只是按部就班地挣工分,按部就班地过日子,整个是一幅千年不变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静态生活图。所以,整个村庄显得特别的静谧、安详和舒缓,并没有一点荒凉、萧杀、冷寂的感觉。

白天,男人们去父亲的砖瓦厂挣钱,女人们去田地里干农活挣工分,傍黑时,才陆陆续续回家。我们小孩子是没人管的,那时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每家都有不少的小孩,我们自己三五成群的自由组合,想着点子让自己过得快活。所以在记忆里,我的童年是相当丰富多彩的。

春天,我们会到河沟里摸鱼、挖泥鳅;夏天,我们会捉青蛙、逮知了;秋天,我们会掏鸟窝、捉麻雀,还会到地里爬瓜(就是偷瓜)、偷花生;冬天,我们会堆雪人、打雪仗,没雪的时候,捉迷藏、玩游戏、搞恶作剧,反正一年四季都不闲着。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小时候唱的歌谣:什么“咱俩好,咱俩好,咱俩对钱买棉袄,我穿穿,你穿穿,穿脏让你娘洗干干”,什么“咱俩好,咱俩好,咱俩对钱买狫狫(猪的意思),我牵着,你赶着,拉了屎,你舔喽”等等,让人忍俊不禁。

至于贫穷,那时是一点不觉得的。各家几乎都一样,没有多少贫富悬殊。在家里父亲是绝对的权威,只有他,一年到头几乎都能吃到白面馒头,其他的人,只有收麦前后,才能吃几天白面馒头。一般情况下,春天吃花卷子(各种不同粮食面做的,要是现在讲究营养均衡,可是好东西),夏天收麦后,吃几天白面馒头,到了秋天,红薯下来了,就开始吃窝窝头(现在也是好东西),秋末入冬了,就开始吃玉米饼(都是现在的好东西)。而肉类除过年过节来客人外,一般的家庭平时是很难吃上几顿的。那时,趁大人不在家,偷偷地拿上一块父亲吃的白面馒头,蘸上刚炼好的猪油,那可就是心满意足的美味了。

记得我的小伙伴坡子,他家的羊死了,把羊肉卖完后,他娘专门留下一点羊油,烧了一锅所谓的羊肉汤。谁知吃完中饭后,都找不到坡子了,坡子的家人和我们小伙伴满庄乱找,最后在庄后的小河沟里找到了他,他正在河沟里打滚。一问才知道,他一气喝了七碗羊肉汤,撑得受不了啦,又不敢给家人说,还怕小伙伴们知道后笑话,只好躲到这里来啦。

那几天,小伙伴们可没饶了坡子,天天拿这件事和坡子开玩笑,还自编了歌谣一起唱: “坡子家烧了羊肉汤哎,好嘞!坡子喝了七大碗哎,棒嘞!撑得坡子直打滚哎,羞嘞!”弄得坡子灰头土脸了好长时间。实际上,小伙伴们心里那个馋啊——要是坡子能匀一碗给咱喝该多好啊。

那时候,小伙伴们真的特别盼过年。过年时,村里早就在麦场地里,支好了大锅,杀好了牛,杀好了猪,村干部们一块一块地把肉割下来,用秤秤好,用报纸垫着,一块一块地放到地上,画上圈。这时村民们早就围拢过来了,等肉分完都放到地上了,村干部开始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喊,这是你家的,这是他家的,然后,点到谁,谁就拿着肉赶紧往家走。

我的父亲当时是窑厂负责人,每当逢年过节,村干部们就会把生产队分剩下来的肉,拿到我家来聚会,在院内支起一个大锅做饭,村会计是做饭高手,有一次他炖了满满一锅红烧肉,飘得一个院子里都是肉香味。我嘴里滋滋的眼睛直直地盯着锅看。村会计掀开锅盖,自个尝了一块后,拿起碗,一下子盛了大半碗,说:四能子,你尝尝熟了没?当时的我也不嫌烫,拿起筷子吸溜一声就下去了一块,接着一气就将大半碗红烧肉吃个一干二净,竟然一点也不腻!舔着嘴说还要吃,大人们都指着我笑。——那可是我记忆上再也没有吃过的美味!

要说迷茫,就是随着一点点地长大和只言片语传进耳朵里的传说,激发了我对自己家族来路的探寻。

在我的记忆里,张楼村大概有八百来户人家。村子中间,有一条南北走向的乡村土路,村北面路西处,一排溜几家是我们徐家;村北面路东处,一排溜人家是范家。两边显得特别工整和整齐划一,仿佛对联一般,似乎隐含着某种渊源。

我家住在这一区域的南部。住宅仿佛北京的四合院,面南朝北的房间共计六间,中间砖墙隔开,靠东边的三间叫“堂屋”,一间是父母的卧室,两间是相当于现在的“客厅”;西边的三间叫“配房”,是二哥、三哥居住的地方;另外还有三间西屋,最南端的一间是爷爷的卧室,内用砖墙隔开;接着的一间是储藏室,靠北的一间后来就成了我的卧室、书房和习武的地方;三间东屋,其中东屋的南间是厨房,东屋的中间叫“过垱”——是进出的通道,还有一间还是储藏室,院子南边是南墙,把整个院子包裹得严严实实。

“客厅”中间墙上,是一幅毛主席的油画像,两边是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草书对联;“配房”中间的墙上,大概是一幅“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工农兵画像,两边是“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的行书对联;西屋中间墙上,大概是一幅山水画,两边是“古今来许多世家无非积德,天地间第一人品还是读书”的隶书对联。所有这些,看起来有点不伦不类,又隐隐约约地昭示着我家不平凡的家道变迁。

后来,我才知道,“徐范一家”的招牌曾经在方圆百里的地面,享誉几十年,在民国及之前的清朝后期,“徐范一家”曾经是良田千顷、骡马成群的“大户人家”,张楼村南北走向的土路,仅仅是“徐范一家”大院的过道;我家的住宅,仅仅是徐范一家 “马圈”的一角。

由此,家族记忆开始像元宵节的长明灯一样,次第飘进我的视线,也像沛县,毫不客气地以故乡的名义,跟随我浪迹天涯。

 

二、幻化为传说的记忆

放在历史长河里,迁徙,仿佛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必经之路。而家族记忆,在迁徙过程中,有的如枯萎的花,凋谢得不留任何痕迹;有的丰满成鸟儿的羽翼,振翅向前,美好向善的愿望,即使虚妄,也能幻化成一种记忆,流淌在子孙后世的血脉里。

爷爷老了的时候,我还很小。模糊记得爷爷给我讲过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主要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的大概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主要财富集中在广大普通老百姓手里的大概就是社会主义。长大后,向父辈询问家族的历史,父辈们竟讳莫如深。几十年了,寻根,成了我心中的结,解结,成了我愈来愈强烈的心理暗示。

每次回到故乡,我都要有意识地与上了年纪的父老乡亲促膝长谈,从过往的故事中,试图对一个家族的根的延展,勾勒出一个合情合理的链接过去、接续未来的轮廓,以此昭示一个家族立身处世的曲线,安慰心灵,甚至是坚定信念。

村上的老人告诉我,你们徐家并不是沛县的本土居民,而是从山东郓城迁徙来的。而隐隐约约中,我的先人们似乎也充满骄傲地告诉我说,我们最早是从山西洪洞大槐树迁徙来的,只不过我们的迁徙和别人不一样,我们徐家的先人是明朝开国大将,和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布衣之交,徐家的姑奶奶还是明成祖朱棣的皇后,她为了协助朱棣稳定中原,恢复生产,主动号召娘家人响应政府号召,举家北迁。这样才使徐氏家族遍布中原,散落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自然,迁徙涉及到太多的层面,肯定既有被动的迁徙也有主动的迁徙。给自己祖先的迁徙,增添一点鲜亮的颜色也在情理之中。不过,我翻遍家谱,也没有发现主动响应号召的痕迹。总之,我家先人的一支几经辗转,流落到山东郓城一带,到了清朝末期,黄河发大水,再加上山东地区连年的兵患、匪患,我家高祖与住在黄河对岸的女婿范家一合计,决定举家南迁。这样,徐家和范家携家带口,一路逃荒要饭,来到了张楼村。一路颠簸流离,徐范两家人又累又饿,都不知道路在何方,又加上我家高祖不幸病倒,两家一合计,决定请求张楼村一饶姓大户人家收留。

此时,饶家又刚刚买了几百亩地,为了种地,又从马贩子处购置了十几匹好马,其中有一匹性子很烈,之前还没有人能制服,已经踢伤了好几个人。饶家老爷慢吞吞地说:留下可以,也不差你们这几个吃饭的,但是能不能留下,得看你们自个本事,你们中如果有人能驯服这匹马,就可留下来。

据说,我家老姑奶奶给范家生了六个儿子,此时大儿子、二儿子已经初长成,人高马大、身强力壮,武艺精湛,范家老大来到马厩前,距离这匹枣红色的马还有几步远,这匹马就开始四蹄翻蹬、哞哞地叫,范家老大瞅准一个时机,一个箭步冲上去,一只手揽住马的脖子,一把就把马头掀翻在地,这匹马扑腾几下之后,见毫无作用,才开始慢慢地静下来。此时范家老大用手轻轻抚摸马脸,并和马耳语了一番。结果这匹马竟然抽抽鼻涕,乖乖地站了起来。

饶家老爷看呆了。连声说:好好好。我刚买了地,正缺人手,你们范家人有能耐就做大领吧,你们徐家人可以跟着做二领。就这样,徐范两家终于得以落户张楼村。

 

三、一个灵魂支撑起两个家族

 

我小的时候,庄上的老人一提起徐范两家,都会晃起大拇指,争先恐后地说:你们徐范两家,都好在你们徐家的老姑奶奶手里。老人家可是个厉害的角色,她料理徐范两家几十年。

所谓的老姑奶奶对我来说虽然只是一个符号,却是当时徐范两家的魂。村上的老人绘声绘色地描述,给我的记忆留下了时隐时现的家族记忆,也不能不对所谓的老姑奶奶从心底肃然升起敬意。

他们说,我们徐家高祖有四个儿子,相对都比较文气。高祖年岁大了,加上长途跋涉,定居下来后,就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我家曾祖老大老实木讷,不善言语,身体又弱,打理整个家庭精力不济;老姑奶奶所生六个儿子相对都比较霸气,虽然都是徐家外甥,但本身都是饶家的大领,徐家是二领,表兄弟在一起短时间问题不大,长期恐怕也管不好。据说老姑奶奶是个特别善于持家之人,一边是自己的儿子,一边是自己的侄子,加上自己有主见,不偏不倚,时间不长,徐范两家的事务就自然而然地都交给了老姑奶奶打理。据传,老姑奶奶实在是一个不简单的人。每天晚上,打大领归来的儿子都会把一天的工钱全部交给她;打二领归来的侄子也都会把一天的工钱全部交给她。每月一次,她把手里的钱再分成十份,在次月月初的第一天早上再分别用她自己制作的小布包包好,挂在事前钉在墙上的钉子上,各人只准拿自己的包,不准打听谁拿多少。据说每一个打开包的人都喜笑颜开。这种分钱法一直持续了几十年,直到老姑奶奶去世。

再说饶家老爷,出了个不孝子,一不小心,吸上了大烟,不几年就家道沦落,打大领、二领的工钱,给不起就用地顶。据传,不几年就给了徐范两家几百亩地,徐范两家在老姑奶奶的管束下,都是勤快人,有了地,家道开始殷实起来。加上老姑奶奶一个铜板一个铜板省下来的钱,攒下一罐钱就置地,置房产,不几年,饶家的大半个宅基地和大半个房产都成了徐范两家的。到民国初期的时候,张楼村方圆几十里都有徐范两家的地产,可谓家道兴旺。据说光在徐范两家打长工的就有上百口。为了解决住的问题,老姑奶奶盖起了前后六排的楼房,拉起了院墙,长达近百米的过道是徐范两家的分界线,东面住的是范家、西面住的是徐家,还是在一个大锅里吃饭。

回头再说说我们徐家。整个徐范两家在姑奶奶的打理下,生活一天天地好了起来,但是,我们徐家高祖的身体却一天天地坏下去。当张楼村西南一百亩地刚刚成为徐范两家的时候,我家高祖就含着万般遗憾离开了人世。

古人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家高祖有四个儿子,怎么会有这方面的遗憾呢?

话还要从范家说起。范家的六个儿子先后娶妻生子,人丁兴旺,我的四个曾祖却子嗣不旺,大曾祖结婚多年直到高祖去世时尚无子嗣,二曾祖只有一个儿子,三曾祖一生无后,四曾祖也是结婚多年直到高祖去世时尚无子嗣。四个儿子只有一个孩子,情何以堪?!

老姑奶奶哭罢后,立即冷静下来。她是徐范两家的主心骨,她不能感情用事。她花重金聘请当时有名的“刘半仙”,为我们徐家高祖选阴宅。老姑奶奶亲自陪同,去刚买的地里看。

没想到,刘半仙一眼就认准了此处是绝佳好地,背靠高岗,前俯一马平川的开阔地,远处是生生不绝流畅不息东西走向的河流,正符合多子多孙的卦象。

刘半仙把拿在手里的棍一插,说:就这里了,保管子孙兴旺,还出贵人!

老姑奶奶按照刘半仙的吩咐风风光光地把我的高祖下葬在这里,接着又在高祖坟的周围栽上七十二棵松柏树(据说,这些松柏树长势茂盛,到文化大革命被砍伐时,都有洗脸盆口那样粗细),最后老姑奶奶坚定地说:从今以后,这块地就是咱徐家的祖坟了!

高祖去了,日子还是要照样过。从此,老姑奶奶制定了更加严格的家教,据说,吃饭的时候,谁只要发出声响,老姑奶奶的龙头拐杖就会砸到谁头上。

接着,老姑奶奶又派她的四儿到长江流域做起铁矿石生意。在起盖另一座楼的时候,老姑奶奶的四儿因长江起大风,运铁矿石的船翻了,命丧长江。老姑奶奶说是选的盖楼新址不好造成的,就把打好的地基给坼了,不再盖了。

说也奇怪。自从我们徐家的祖坟奠定之后,徐家的人丁竟然在悄悄地发生改变。大曾祖、四曾祖先后在五十多岁的时候,竟然生下了我的亲祖父和三祖父,并在我亲祖父和三祖父很小的时候,我的四位曾祖就接二连三相继离世。此时,老姑奶奶就成了徐范两家真正的魂。她自言自语地说:只有钱是不行的,要想家道长久,后世必须文武兼修,文人撑门面,武人保平安。

于是,她亲自负责我的两祖父的抚养和教导。她专门为她的这两个孙子分别聘请了当时最好的老师,她让我爷爷学文;她让三爷爷学武。到徐范分家时,我爷爷早已成为清末最后一届秀才,还开办了学校,成为远近有名的教书先生;三爷爷也学武有成,成为当地有名的武师。记得我上初中的一年暑假,我天天到三祖父那里干活、吃饭,缠着闹着学拳。最后没有办法,三爷爷特别疼我,就答应了。让我第二天五点钟来,结果我到六点才到。三爷爷气得说回去,明天来。第二天吓得我一夜不敢睡,谁知快到时间了,竟然又睡着了。三爷爷气得要命,说:你不是学武的料,说啥也不教了。最后在我的死缠烂磨下,只交给了我几套拳路。当时,三爷爷已经七十多岁了,眼不花、耳不聋,身体棒得还像一头牛,没有人敢惹。村上的人都说老爷子太厉害了,年轻的时候,几百斤重的碌磙,他一使劲都能抱起来。可惜,我没能继承他的武学。

再说范家。随着时间流逝,老姑奶奶的儿子也相继辞世,老太太的孙子七郎八虎都不止,长子生的儿子任侠使气,成为方圆百里的豪杰,他的名言是:凡是进入沛县的好汉,报他名号的,吃饭、住宿全记在他账上。

随着象麦子一样一茬一茬长起来的人丁,家族越来越大,矛盾自然也越来越多。渐渐地,范家的这些表兄弟,对待我们徐家,也开始时不时地瞧不起,而我们徐家对这些外甥也时不时地表示不满。

老姑奶奶精力已经不济了,她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她知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她开始实施一生中最后一次伟大的决定:徐范分家!

1936年,已经99岁的老姑奶奶主持了分家仪式。范家由长子一脉统管,以老六家分;徐家由长子一脉统管,以老四家分,把地产、房产、攒下来的铜钱全分掉。据说我二爷爷对分家有异议,赌气迁出了张楼村。

从此,徐范一家变成了两家,各起炉灶。分家不久,老姑奶奶就平静地没有任何征兆地离开人世,当徐范两家发现老祖宗安详离开的时候,天上正飞舞着漫天的雪花。

 

四、家产散尽成中农

 

据说,徐范分家时,时局已经混乱不堪。而此时,范家长子的豪杰名气已经遍布南北;徐家长子也就是我爷爷的名望也已经名满周边,无论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土匪、杆子帮的头,据说都是爷爷的学生。所以无论哪股势力路过沛县,都要到张楼村拜码头。

1938年5月,日本人占领沛县,在沛县设置22个保长帮助他们管理事务,这些保长实际上绝大多数都是被称为“汉奸”的人,鉴于爷爷当时的声望,日本人三番五次地请爷爷出面,最终爷爷也成了其中的一名保长。爷爷所受的教育,决定了爷爷最低的底线是不害人。在接下来的保长生涯中,爷爷一方面帮助日本人维持治安;一方面利用保长身份,掩护和资助那些国民党、共产党甚至杆子帮、土匪的人安全离开沛县;还随时救助逃荒要饭流落到沛县的外乡人,给他们吃,给他们住,还分给他们房子和地,让他们安居生活。

这样,当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接管沛县的时候,全县民愤极大的21个保长全部被枪毙(包括爷爷的亲家、我大姑姑的老公公),只有爷爷一人被阎长官亲自从关押处接出,并隆重接风洗尘,说爷爷在日本人统治期间对保乡安民作出了大贡献、对抗战作出了大贡献,并仍然让爷爷担任乡长职务,但是爷爷说啥也不干了,只愿意教书。

此时的爷爷对时局的体察更为深刻。随着时局的变幻,国共两党开始抡起拳头打内战。他认为:土匪是长不了的,军阀也长不了,国民党也长不了,最后的天下肯定是共产党的!他的理由很简单:共产党能够把千千万万的穷人组织起来闹革命,谁能阻挡?!

再加上爷爷本身就是一个具有悲天悯人情怀的人,乐善好施远近闻名,他开始逐步的变卖家产,把土地一点点地分给佃户,把给他打工的人资助钱财,自立门户。据传,淮海战役时,他把几乎所有的家产都送给了解放军。这样到1948年沛县解放的时候,徐家积累了几世的家产,竟被爷爷变卖殆尽,我们徐家实际上已经成为贫苦大众。

回头再说范家。范家长子喜欢结交豪杰,南来北往的所谓豪杰纷纷投奔,不几年偌大的范家家产被他挥霍殆尽。据说因为义气还为朋友杀了人,得罪了沛县的杆子帮,在家呆不下去了,在爷爷的帮助下,投奔了爷爷的学生、接管丰沛县的国民党阎长官,在阎长官手下当了一名军官,驻地在丰县。有次阎长官带部队去剿匪,留下他看守驻地。不想消息被杆子帮获悉,杆子帮趁阎长官出城,围攻丰县县城,他和另一名军官死活不投降,最后被活活烧死在城楼。从此范家和徐家一样,家道败落。

没有家产的好处很快就体现出来了。不久,共产党掌握了政权,随后首先做的事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划成分。他们庄严地在村头垒起了一米来高的土台子,动员老百姓相互揭发地主老财们的罪恶,也揭发看看还有没有隐藏起来的坏人。意想不到的是,竟然还真的有人揭发我们徐家。

据说,第一个揭发我们徐家的人姓张。他带着老娘逃荒要饭来到张楼村时,已饿得两眼发昏,走路打晃。我们徐家看他娘俩可怜,及时救助。据说他一下子吃掉十几张烙饼,才稳住饿得昏花的神。接着,我们徐家又安顿他娘俩定居张楼村,给他活干,后来还周济几亩地,他才有了生活的着落。

当他老娘看到他上台控诉我们徐家时,气得在台下哭着大骂:“你个挨千刀的,没有徐家,你能活到今天?!你忘恩负义,不得好死!”

台下的老百姓纷纷往台上扔脏物。

没想到,他从台上下来后就浑身哆嗦,嘴歪眼斜,不知怎么就中了风,竟然从此再也不能说话了。

第二个揭发我们徐家的人,竟然是过去我们徐家的护院。据说这个人猴拳了得,平时蹿房越脊如履平地,连我的三祖父都不是他的对手,所以才让他护院。但是这个人手太长,经常到邻村偷东西,被我爷爷说过几次,竟怀恨在心。趁这当口,他一下子跳上土台,指控我们徐家解放前如何如何,说我爷爷是大汉奸、是国民党的帮凶,最后说:“徐家解放前是大地主,得划他家是地主!”

没想到,他说完从台子上跳下来时,米把高的台子竟然将武功高强的他当场摔死!你说奇怪不奇怪?

揭发会只得草草收场。

最后,根据群众意见和徐家现状,我们徐家被划为破落地主。

谁知划过成分没多久,已在共产党部队中担任大官的徐家的世交吴长官带队来核查成分。当他看到徐家被化成破落地主时,当即拍了桌子:“简直是乱弹琴!划成分要看他的现在而不是过去,即使看过去也要看他的财产是怎么来的、用在哪了?!不错,徐家曾经是大户,但是这个大户是他的祖祖辈辈出苦力、省吃俭用挣来的。徐训廷(我爷爷)继承了这些家产,他把这些家产都用在了抗战和解放战争的事业上,用在了扶贫济困的善事上。日本占领期间,徐训廷是当过保长,但是他没帮日本人残害一次中国人,相反还利用保长身份救助过我们的很多同志,根本不是汉奸;国民党统治期间,徐训廷是教书先生,他做的都是教书育人的好事和扶危救难的善事,更不是国民党的人。现在你们看看徐家还有几亩地几间房?我看,徐家最多只能化个中农!”

最后,我们徐家真的就成了新中国的中农。真是成分光荣子孙安哪。

 

五、抗美援朝的父亲做了农民

 

我家的祖坟在冥冥之中对后人产生了不可言传的影响。前面已经说过,我的高祖有4个儿子,4个儿子只有3个孙子。但是,到我祖父辈时,情况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我的祖父有3男4女,我的二祖父有3男3女,我的三祖父有2男4女,基本都是作为地地道道的农民,平平安安地终老乡野。到了我的父辈时,伯父有2男4女,父亲有5男2女,叔伯有3男3女。真应了刘半仙的子孙满堂这句话,但是“常有贵人出”有点牵强,每代能撑起整个家族的所谓“能人”倒是都有。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正在沛县读高中的我的父亲,瞒着家人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抗美援朝志愿军,并在志愿军里担任了排长。当他所在部队到达鸭绿江畔时,朝鲜战争结束,父亲被安排到山东省济宁市某中学任校长,一干就是十三年。同时还身兼八职,也不知道兼的是什么职务,只是模模糊糊地听说在执教鞭的同时,扛过枪、抓过特、保护过工厂。

接着,四清运动、三反五反等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一次运动中,父亲管辖的二百多名教师队伍中,只划了七人是臭老九还是右派还是地富反坏右,没有人记得清了。上级主管领导认为父亲划得坏分子太少,有对坏分子包庇之嫌疑,狠狠地批评父亲认不清形势,思想不坚定,会出大问题。

父亲当即拍案反驳,驳得主管领导哑口无言,恼羞成怒,威胁父亲等着瞧吧。

年轻的父亲威武不能屈,当夜留下一张辞职书,卷起铺盖就回了沛县老家。

据说,当时父亲的工资已经28元/月,足以养活整个家族四十来口人,但是父亲没有考虑这些,他回到了沛县老家。回到老家的父亲,又当起了大队干部,办起了窑场;据说,当了大队干部的父亲,还专门开大会,批斗了他的偷了大队几粒麦子的嫂子。

这样,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一年,因为造反派非得砍我家祖坟的松树林,也因为父亲建窑场的缘故,成为“斗资批修”对象,被批斗来批斗去。惹得我舅舅从县里带人带枪赶过来,又是镇压又是协调,才算完事。

我舅舅曾是个人物。靠造反起价,曾做过公安局长、县委常委。据说全国饿蜉遍地的时候,我大哥就是被舅舅一天一碗红烧肉养大的。

我依稀记得,舅舅是个脾气火爆、但特别疼爱小孩的人。每礼拜天,他都会穿着他的黄军装,骑着自行车到他的姐姐家来,然后是七邻八舍的邻居陪他喝酒。舅舅的酒量极大,一茶缸子酒,他就像喝水一样,一下就喝个底朝天。正喝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范家表哥不知道哪句话得罪了他,他立马掏出枪,往桌上一摔,双眼一瞪:“你再敢瞎说,老子一枪蹦了你!”吓得众人立马站起来左劝右劝,最后饭局总是不欢而散。

但是,舅舅仿佛不在意这些似的,不一会就眉开眼笑,然后,一把抱起来我,往自行车上一放,就带着我去了姥姥家。

姥姥家在鸳楼。在去姥姥家的途中,路过很有名气的大沙河。冬天的时候,大沙河常常是一滴水也没有。这时舅舅就会下了车,也把我从自行车上抱下来,把自行车一放。从桥下搬几块砖,把砖放到河对岸立好,然后从腰间拔出他始终随身带的手枪,啪啪啪练起枪法来,也不管当时的我捂着耳朵吓得发抖。

回到姥姥家,他就把我抱在腿上,一块肉一块肉地喂我吃,还拿酒杯往我嘴里灌酒,呛得我大哭,他还说:男子汉不能喝酒哪成?!

父亲对舅舅的张扬霸道性格特别担心,多次劝舅舅要和气待人,不能处处树敌,形势一变,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但是舅舅根本听不进去,当他能听进去的时候,已经晚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因为派性斗争,舅舅和县委书记同时被赶下台。县委书记没有反抗,成了享有俸禄的平民百姓;舅舅宁折不弯,还想拔枪反抗,最终被判刑十五年,为他的辉煌人生画上了句号。刑满释放后,被安排到某国有建筑公司担任副总经理,之后退休,之后在疾病的折磨中悄然走向另一个世界。

大概也是在舅舅被法办的那年,一辆精致的小轿车,缓缓驶进了张楼村。车上坐的是父亲曾经的下属,此时的山东省某地市教委负责人。

此时,已经上小学的我也站在不远处,静静地看,静静地听。

此人来的目的非常明确:第一是报恩,感谢父亲在当时环境下对他的照顾。父亲走后,六人先后自杀,有幸的是,他跳楼自杀时,没有摔死,只是摔断了双腿,得以苟活。恢复政策后,他成了第一任教委主任,当了官,有了权。

第二是竭力鼓动父亲重新出山,重执教鞭。他说:你的离职是被迫的,现在政策恢复了,只要你写明当时离职的原因,就能官复原职、工资补发、全家农转非、子女求学、安排工作等等。

父亲静静地听着,狠命地抽着烟。当时父亲的大儿子已经参加了工作;大女儿已经出嫁;二儿子已经开了一个钟表修理店;三儿子在上学、四儿子刚上学、二女儿还小,还没有老五。

最后,父亲竟然淡然地说:我当时就是自愿离职的,没人逼迫。再者,我已经离开讲台十几年了,好多知识都忘记了,我已经成为地地道道的农民了。我不能误人子弟!

父亲的同事当时脸都急红了,站起来大声说:老徐哥,你知道吗?现在落实政策阶段,好多原来是国民党的人都硬说自己是共产党,到处投门子找人整证据,说政府亏待了他们,闹着要拨乱反正。你当时离职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不是自愿的,你只要写一份申诉材料就成。你不为自己着想,你也该为你的孩子着想。你这些孩子就靠你种地养活吗?

父亲仍然淡然地说:儿孙自有儿孙福。申诉材料我不会写。我不能误人子弟。

父亲的同事一个劲地摇头,一个劲地叹息,伤感时,竟然止不住流泪。但是,最终还是没能说服父亲。最后只得说 “生活上有困难就给我写信”。然后坐上车,在众乡亲们的尾随下缓缓离去。

当天晚上,从大屯钟表修理店回来的我的二哥,听说此事后,气得大发雷霆:“天底下哪有你这样的父亲?你怕误人子弟,你怎么就不怕误了我们?!”

此时的我像个小大人似的一脸正经地插话说:“哥,你说的不对!自己的路自己走,哪能一辈子指老的?!”

此时,气急败坏的二哥一听这话,一巴掌把我打得在地上滚了几个跟头,仿佛发泄了心中的怒气。从此我的二哥变得沉默寡言。

父亲的决定,从此使父亲真正成为地地道道的农民,只是每月享受抗美援朝的一点可怜补贴。他的人生,除了为家庭生计劳累奔波外,再也没有绚丽的色彩……

这些,构成了我的家族记忆。祖先们不畏艰难的迁徙、勤俭持家的品格、文武兼修的禀赋、与人为善的修为、千金散尽的气度、敢于担当的无悔……在冥冥之中滋养着我的人生走向,使我在自己几十年的人生里,形成了自己的家风观念或者说自己必须坚持的品格,那就是:不贪意外之财,不恋额外之色,不惹无谓之祸,不沾无聊之事,不发无名之火,不谈屑小琐事;既要有应天顺人的宽容品格,又要有人定胜天的坚定勇气;既要有乐天知命的豁达洒脱,又要有迎难而上的坚韧执着;既要有忍气吞声的矜持低调,又要有舍我其谁的才情张扬;人有能力,就应该在合适的时机为生存的社会贡献自己的才智,没有机会为社会贡献,就竭力使自己的亲人和家庭幸福,没有能力让亲人和家庭幸福,就努力让自己幸福,如果让自己幸福的能力都不具备,那就坚韧地活着。(发表于2016年第三期《大风》杂志)


我也说几句0条评论
请先登录才能发表评论! [登录] [我要成为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