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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季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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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18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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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临意 ——阅读王粲

无论在中国文化史,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众多的文化现象。他们是文化史上的诸元。而其中的触点有时是通过一个简单的汉字。而中国的汉字也的确有着丰富的张力。有时一个单音节字就能掀起一种文化波澜,释放出斑斓的色彩。在他们的后面,是一种链状结构的文化呈现,从而引发出一连串的文化气象。从而形成了一种独到的文化品格,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最终演绎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咏叹调。在这些文化掀起的浪花中,我们信手采撷,就会令我们欣喜。一个是“拍”字,一个是“登”字。虽然是两个简单的单音节字,却彰显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内蕴,寄寓了饱满的文化气韵。

“拍”字使我们想起了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登”字使我们想起了王粲的《登楼赋》。

它们是具象的,更是写意的。

正是这两个字,在我们眼前呈现了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好像一幅文化史上的动人图景。这两个简单的动词,恰好是人体的重要肢体。“拍”是手的舞动,“登”是足的应用。这足以说明,古人在表达情感上,是多么富有创建和诗意。西汉学者毛亨为《诗经》所作的《大序》里写道:“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正是这一“拍”一“登”,我感觉到,仿佛整部的中国文化史也在我们的眼前舞动起来。
我想,既然是动感十足,就应该是活力四射,轻松愉悦。但是它们虽然动力充分,却不是想象的那样轻松。其实,舞得很辛苦,蹈得颇沉重。
如果把它们置放于中国文化的脉系上面,让我们侧耳倾听,会感觉到,它的脉象是沉郁的,它的波次是缓慢的,我们仿佛听得见从里面发出的一声声沉重的叹息。
因为,在它们的后面,交织着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的萋萋情结,而在文人的后面,则是整部厚重的中国文化史。而中国文化史的每一步进程,还是要靠人力来充当纤夫的。因为,几千年来,它们是紧密关联的,是一脉相通的。
它们化为空灵的视觉元素融入诗词中,渐次升华为寄托情思的审美意象。
它们已经化为一种深厚的栏杆情结,登临情怀。


让我们欣赏一下关于“拍”字。

辛稼轩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岳飞的《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李煜的《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这是一组和栏杆有关的意象,这更是中国文人对于国家民族的一种发自肺腑的情感交织和情怀。 

    关于“登”字,当然是登高,关于这一点,具体的主要是指山和楼。无论是哪一点,都是登高望远,抒发情怀。我们这里姑且局限在登楼吧。这一意象更加具体。提及登楼,我们的意识中,会立即迸发出繁纷的联想和意象。首当其冲的一定是唐代诗人王之涣的《登鹳雀楼》: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其中的名句已然成为格言、警句: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已经演绎为忧国忧民的象征。

 

其实,关于登楼,并非是唐宋文人的独创,古已有之。在汉朝,就有那么一位文学家,也是登楼,而且写下了一篇著名的散文,《登楼赋》。他就是位于建安七子之首席作家的王粲。

无论是“拍”,还是“登”, 无论是拍栏杆还是登临意,都是抒发一种情怀,一种惆怅。而栏杆的意向也是和楼相关的。如此,作家、楼、栏杆组成了三位一体,成为一组登临抒怀的意向组合。它们已经不仅是一种视觉的画面,而是俨然成为源自心灵深处的意象,情怀,化为文化史上标志性的风景。而这种情怀决不仅是狭隘的个人利益,而是赋予了民族情节,渗透了家国情愫。

登高抒怀,凭栏远眺,这种意象承延了几千年,这种声音在中国历史的天空鸣响了几千年,直至今天仍然在我们耳际萦绕。

他们是深刻的,是发自灵魂深处的。无论是辛弃疾的栏杆拍遍,还是岳飞的壮怀激烈,抑或是李煜的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他们有着共同的时代背景和心灵感应。让我们看一下他们抒发这些情感时的时代背景,便可了然。

李煜为南唐后主,亡国之君;岳飞和辛弃疾正是南宋时期国势危殆时刻;王之涣处于盛唐时期,在登高望远中展示不凡胸襟抱负;范仲淹因为改革身处遭贬中。

我们看到,这些感情的抒发,无论是什么朝代,何种背景,他们的情感都是相似的,心灵都是相通的,心境如一。辛稼轩的慨叹,岳飞的激愤,李煜的愁绪,王之涣的抱负,范仲淹的磨难,都含有同一个母题:国家安危,政治抱负,建功立业,民族危难。由此,

栏杆成为心灵的遥感,做着心灵的传递;

登楼成为精神的道场,做着思想的弘扬。

作家的情怀与精神世界,是取决于时代的背景,文明的进程,成为作家的传感器。国家的运势,成为作家风格的晴雨表。 

 

 

王粲生活的时代也是这样。

据方志记载:王粲(176年-217年),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城)人。曾祖龚、祖畅,皆为汉三公。父谦为大将军何进长史,粲少年时即为大文学家蔡邕所器重。博学多识,善属文,蔡邕见而奇之。尝宾客盈座,闻粲在门,倒屣迎。粲年既幼弱,容状短小,一座皆惊。邕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荆州避难,依刘表十六年,建安十三年归附曹操。辟丞相椽,封关内侯。随操征战。十六年,迁军谋祭酒,始与丕、植诸子交游。十八年,拜侍中。

初,粲与人共行,读道边碑,人问曰:“卿能暗诵乎?”曰:“能”。因使背而诵之,不失一字。观人围棋,局坏,粲为复之。棋者不信,以帕盖局,使更以他局为之。用相比较不误一道,其强记默识如此。性善算,作算术,略尽其理。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也不能加也。著诗、赋、论、议、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年四十一。在“七子”中,粲为其首。

虽然文字简略,但是内容还是丰富的。从王粲的出世,家庭背景,才华,从政经历,直至去世,都有了提纲挈领的介绍。这也引发了我的极大兴趣,作为我生活工作了几十年的邹城,早已视为我的第二故乡,自然是感情有加。我也深深以其为荣。这座小城竟然有那么深厚的文化内蕴。既有思想家孟子,学者匡衡,还有文学家王粲。而且上朔自2000多年以前,从战国时期,到东汉。今天,他们无论是影响,还是实力,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是享有盛誉,确是实至名归。这种现象出现在一个县城,实属有因,绝非偶然,况且2000年前,那时的邹县无论是人口,还是城域规模,抑或是社会的稳定,文明程度,人们的生活水平,和今天是无法比拟的。为什么会有如此的俊杰迭出,这基本上成为一个特质,是和这里的一方水土相关,和这里的历史、文化有着血脉渊源的。

从以上的文字记载可以看出,王粲为“七子之冠冕”,文学成就最高。而且王粲的出身还是显贵的,应该算是官宦家庭,属于“贵二代”、“富二代”。可以说是他的头上罩满了光环。应该是衣食无忧,可以尽情享乐了。只是他这个富二代不是凡俗之徒,这一切对于他只是浮光掠影,只是虚幻的东西。他不仅天性聪慧,才华横溢,而且他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建功立业的理想。远非今天的富二代们可以望其项背。关于他的才华,可以看出,少年时就才华显露,为大文学家蔡邕所器重,不然,蔡邕不会发出“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的惊叹。当然,这里面有赞誉的成分,但是还是可以看出这种才气的彰显。蔡邕是当时的文坛巨匠和领袖,此人才学过人,朝野闻名,人们对他无不敬仰,家里常常宾客盈门。有一天,王粲去拜访他。蔡邕早已听说王粲的大名,听说王粲到来,慌忙出迎,连鞋子都穿反了。王粲进屋后,宾客门见他只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而且身材短小瘦弱,容貌丑陋古怪,大为惊讶,弄不懂蔡邕为什么要如此看重王粲。蔡邕明白众人的心思,就说:这是王公的孙子,有特殊的才能,我是不如他的。我家的书籍文章,都应该送给他,才算物归其主。从此,两人便成了忘年之交。

关于他出众的才华,在他的诗文中多有表露。他以诗赋见长,《初征》、《登楼赋》、《槐赋》、《七哀诗》等是其作品的精华,也是建安时代抒情小赋和诗的代表作。这里就他的博闻强记略具一例,可以窥斑见豹,领略其过目不忘的风采。《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说他“性善算,作算术,略尽其理。善作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用通俗的语言解释,就是王粲的语文算术成绩都好,是一个文理科俱佳的全才。《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记载的两件小事,证明了王粲确实是一个记忆力超强的人。

有一天,王粲与几个伙伴到郊外玩耍,走到半路上,发现路旁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碑文。勤奋好学的王粲见碑文写得不错,就大声读了起来。伙伴们早就听说他有过目成诵的本领,就和他开玩笑说:

“王粲,你读完这一遍,能背下来吗?”

王粲谦虚地说:“试试看吧。”

于是,他把脸背过去,一句句地背诵起来,竟然背得一字不差! 

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很多的文明时代,例如,青铜时代,黄金时代,均是以那个时代的文明程度而言。那么英雄时代呢,顾名思义,是以英雄辈出为标准的。如果说春秋战国时代是英雄迭出,就像《东周列国志》那首开篇词《西江月》所云: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

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

 

诚然,这些诸侯都是英雄,也涌现出了已被历史定位的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但是都有一个局限,他们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战,而不是为了国家民族利益,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分裂。无疑,都是内战。就像历史上所云,春秋无义战。而东汉时期的三国时代也是风云时代。群雄并起,英雄辈出,魏蜀吴三国演义。虽然也是属于军阀割据,也在无义战的范畴,但是总的趋势还是趋向国家统一,基本上和历史的发展趋势相吻合。特别是曹操,始终把统一中国作为终极抱负,这也使得他的理念有了终极的定位,把自己放置在了一个与历史同步的坐标系上。 在整个的中国历史上,这片历史的天空也是风云变幻,云蒸霞蔚,彰显着独特的魅力和亮度。这其中,出类拔萃的代表是曹操。不论后人怎样评说,褒贬,什么奸雄,枭雄。曹操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无论是政治抱负,气魄,还是他的文学才能,都是气势如虹的,也是刘备、孙权无法比肩的。

较之曹操年轻20多岁的王粲,虽正值雄姿英发之际,却空有一腔政治理想不能实现。此时,王粲一直在刘表的府中,却一直不被重用,人们说,惺惺相惜,王粲一直是胸怀大志,跃跃欲试的想建功立业。他却投错了门下。刘表没有什么大的志向,属于碌碌无为者。刘表(142年-208年),字景升,山阳郡高平(今山东微山)人。原来还是近邻。他是汉鲁恭王刘余之后,东汉末年名士,汉末群雄之一。他身长八尺余,姿貌温厚伟壮,少时知名于世,与七位贤士同号为“八俊”。虽然相貌堂堂,身材高魁,在政治视野上却是短视,在志向上更是短板。就连毛泽东也是褒奖曹操,抑制刘表。三国人物中,曹操是毛泽东心目中的红人,并亲自为他平反。而对于刘表,却是极尽挪揄。其实,也不是刘表无能,而是因为曹操太优秀。作为雄才大略的毛泽东,自然是英雄相惜,他的参照物自然高格,性价比肯定优良。而刘表对待人才问题上的糊涂,也是为毛泽东蔑视的。比如对于刘备的态度,等等。叶剑英在他的诗中也有同样的评价“景升父子皆豚犬”。

可想而知,王粲投靠他的结局也就明了。公元193年,东汉献帝初平四年,王粲时年十七,司徒辟之,诏除黄门侍郎,以西京扰乱而皆不往就其职。于是到荆州依附刘表。刘表以王粲其人貌不副其名而且躯体羸弱,不甚见重。王粲在他的门下境遇可以想象,于是整日落落寡欢。的确是荒唐,刘表竟然嫌弃王粲的长相丑陋,以貌取人,不仅是狭隘,而且是一种政治家的性格和人格的缺陷。如此,我们对于后人对于他的中肯评价也就释然了。

虽然已经成为历史,我们还是感受到了荒唐可笑之外的三味。人才观,不仅在古人那里,就是在今天,也是一个重要的命题。虽然我们现在建立了人才任用选拔机制,虽然以貌取人的狭隘人才观已为人不齿,其他方面的不足是否就完全杜绝了呢,其他方面的问题是否就没有了呢。

可见,王粲的心情是很低落的,精神萎靡不振,理想无着,抱负落空。他不仅是在炼狱中经受考验,而且陷入了很大程度的孤独。真正有思想的人都是孤独的。孤独对于他们而言,是一种折磨,也是一种成全。这不是单纯生活中的孤单,如同旅游不同于旅行。这是弥漫着浓郁的精神感伤,是源自撕扯肺腑的大的孤独。这种大的孤独,自古有之。他们都是高昂着头,有着恢宏的气势,向着高处,向着人类精神的深处,发出猎猎长啸。屈原是大孤独,对于他而言,人世间已经没有了参照,已经皆浊,他唯有对着茫茫宇宙发出苍茫的《天问》;王之涣是大孤独,登山了幽州台,发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慨叹。此时的王粲也是大孤独。他左顾右盼,都是世俗的人们,心绪茫然。没有心语者,没有安慰的人,没有志同道合者。后面没有来者,前景一片虚幻。

王粲这种状况持续了15年,这是何等的残酷,对于一个有着雄鹰般志向的人,却曲附在一个鸡群里。这是多么残忍的现实。如果不是坚强,意志如铁,就像虎狮一样,被囚于笼子里,机能会发生异化,功能会退化,纵使冲天的理想也会枉然。幸运的是,王粲不是这样。他的心灵是煜煜的,他的思维没有紊乱,他的豪情更是没有减弱。只是,他心灵的痛苦也是深刻的,他需要找到一个缺口,一个载体,来表现,来宣泄他内心的压抑,明鉴他的理想,喷薄他的思想。人的一生中,坎坷、磨难有时就是如影随形。其中也有积极和消极两重性,但是还是因人而异,而且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发生转折。特别在意志坚韧者那里,在思想者那里,痛苦和挫折带来的不再是消极,而是一种动力,是对于自身思想的一种添薪加柴,是一种崔燃剂,是对于思想的一种推波助澜。这时,火山的积累已经到达沸点,他的压抑已达到临界点。他急需要倾吐,需要一个投放。这时候,只是看他所选,不是选,而是他所遇见的哪个载体有这种历史的幸运了。有可能是一个楼,也可能是一座山。无论是哪一种,必须是高处。就像火山喷发,总是从高点开始。

他唯有独自登高。于是,他带着这种大孤独,去寻觅一个精神的“制高点”。

正值青春气盛,怀有强烈建功立业的他,就在这种忧郁的情绪下,东汉建安十三年年(公元208年)秋,荆州刘琮投降曹操后,王粲以降俘之身随大军南下,途径襄阳城仲宣楼仲宣楼在今湖北襄阳城东南角城墙之上,他信步登上阁楼,纵目四望,此时,他心中的“火山”已经达到了沸点。于是,一篇集思乡、压抑,壮怀、希望诸多情感与一体,传诵不衰的名赋华章《登楼赋》喷薄而出。 

 

鉴于这首作品很短,现原文抄录于下,至于里面的艺术,结构,特点,思想,还是见仁见智,自己欣赏吧。


                              登楼赋
   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览斯宇之所处兮,实显敞而寡仇。挟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长洲。背坟衍之广陆兮,临皋隰之沃流。北弥陶牧,西接昭邱。华实蔽野,黍稷盈畴。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遭纷浊而迁逝兮,漫逾纪以迄今。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任?凭轩槛以遥望兮,向北风而开襟。平原远而极目兮,蔽荆山之高岑。路逶迤而修迥兮,川既漾而济深。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坠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陈兮,有归欤之叹音。钟仪幽而楚奏兮,庄舄显而越吟。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
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惧匏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步栖迟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将匿。风萧瑟而并兴兮,天惨惨而无色。兽狂顾以求群兮,鸟相鸣而举翼,原野阒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凄怆以感发兮,意忉怛而惨恻。循阶除而下降兮,气交愤于胸臆。夜参半而不寐兮,怅盘桓以反侧。
 
王粲站在楼上抒发这种情感时,我想,经过了15年的遭际,当此际,他的身心一定非常放松,眉宇间会英气四射。他的身躯是直立的,目光是深邃的,表情是沉郁的,胸臆间奔腾着汹涌的波澜。人们说,好的文章都是喷涌出来的。不错,优秀的文章不是汉字的叠加,而是思想的涌动。经过15载的压抑,此时,他的喷发滔滔不绝,一泻千里。他的思想闪烁着煜煜的光芒,天空的云朵也在这种璀璨的思想映照下,发出七彩之光。周边的山水也呈现着亮色,树木也宛如披上了锦缎。随着他的吟诵,情思与才思齐飞,哲思与美学交织,苍郁与豪迈共鸣。
我诧异,一座不起眼的楼台究竟有几许文化的承载量,能鼓荡起几笛历史之风。
这就是一个中国古代文人的情结,一种文人的烛照。一个杰出的作家,一篇好的文章,不仅是才华的流泻,思想的积淀,还是挫折的挤压,苦难的集成,当然还有人格的高贵,茕茕孑立的处事风格,邈远的理想等等的结晶体。只有他们在一个文人的身上,不断聚集,融合,有了一个恰到好处的燃点,才会凝结成一首绝唱。
我有时感到困惑的是,王粲区区381个字的《登楼赋》,不仅千古流芳,而且制造了那么大的冲击波,带来了撼人心魄的文化效应,原因安在哉。我们今天的写作,就像机械制造一样,流水线式的加工,每天有千千万万的文字变成铅字,遗憾的是,绝大部分都是垃圾,甚至是精神污染。那动辄几十万字,几十集的所谓精神食粮,电视剧,无论是思想内容,格调,蕴含的正能量,都是多逊风骚。其影响远远也不如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封建文人的381个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比例。难道只是为了赚取一定的物质利益?真是令人堪恨更堪怜。相比之下,扪心自问,难道不使我们的作家、编剧汗颜。作家作为文明、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情何以堪!我们并不奢求流芳百世,但是起码应该具备作家基本的要义,符合创作的宗旨,应有作家的良知。虽然原因诸多,但是其中的一个内核是,现在的创作者,缺乏一个基点,就是,人格的缺失,责任的匮乏,理想的破灭。
王粲在登楼抒发情感时,他的萎顿的精神得到了一次放飞,禁锢的心灵得到了一次突围,低沉的情感得到了一次升华。他不知道,他的这一举止,会在历史上,文学史上留下多么浓墨重彩的一笔,有着怎样的历史文化当量,会成放射状辐射历史文化几千年。不仅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而且羽化成中国文人的一道文化盛筵。


因为这一次登楼,不仅是一篇文章载入了文学史,而且她相得益彰,散发出多元的馨香。一座名不见经传的阁楼被泽上了浓郁的文化色彩,成为了历史的一个元素,这座城市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我不知道,是谁成全了谁。但是对于一个楼,这是一个偶然,对于王粲,这是一个必然。对于历史,这是一个节点。对于思想,这是一段华彩。

 “王粲登楼”演化为一种文化意向,这种意象也成为后人的依照。以此作为抒发乡愁,倾吐情感,释解郁愤,怀国思乡的滥觞,并被当做汉语语序里的一个典故,而倍受追捧,屡屡提及。这应该是中国士大夫心灵深处的一种共鸣。  

此处的“楼”已不再是一个物质,一个个体,而是演变成为一种精神,一种共性,一种高度,一种共享的文化意志。

从此,中国文人的这种登楼情结便被固化下来,后人也多以附会,发挥。宋朝的高似孙《木兰花慢》:“只问寒沙过雁,几番王粲登楼。”周密的《一萼红·登蓬莱阁有感》:“故国山川,故园心眼,还似王粲登楼。” 明朝许三阶的《节侠记·遁荒》:“休休,绝塞羁留,怎如王粲登楼?”

抒发完情感的王粲,就像如释重负,或许是感到疲惫,或许是一身轻松,总之,有了解脱感。他身心愉悦,抖擞了一下精神,走下楼,或许是携带着这种豪情。终于,一直怀才不遇,不甘愿成为池中物的王粲,走进了曹操的府中。而此时的曹操,也正在吸纳人才。一个招贤纳士,求贤若渴;一个汲汲营营,心似箭出。再加上两人文心相映。于是,正在四处寻觅政治舞台的他,因为历史的机遇,投向了年长他20多岁的曹操。这时的曹操,正是事业的起步之时,正在广纳俊才。王粲的命运在这里有了一个拐点。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王粲来到了曹操的府中。

这与其说是王粲个体的投入,不如说是历史的机遇,时代的大潮把他裹卷了进来。

在这里,历史成为最大的推手。 

 

如果说王粲是曹操欣赏的“海中物”,曹操本是就是大海。

一场波澜壮阔的事业在召唤着他,面对机遇,他义无反顾地纵深跃入滚滚历史洪流中。

这是一个改变他命运的选择,这是一次历史的契合。从此,王粲如同龙归大海,虎入深山,真正的走向了历史舞台,融入了统一中国的广阔伟业,开始了他崭新的生命征途。

只是,曹操的用人之道是高迈的,没有特殊之才,不是俊杰,是纳不进他的眼帘的。王粲既然不是“池中物”。他也不会让曹操失望。他备受曹操重用,官拜侍中,赐爵关内侯,在兴革制度、谋划军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8年的一天,王粲缝曹操大宴宾客之际,给曹操献了一个计策,也算是晋见的礼物,这个礼物就是刘表病死后,王粲力劝刘表的儿子刘琮归附了曹操。荆州平定后,曹操任命王粲为丞相掾,赐王粲爵关内侯。一次,曹操在汉水边设宴款待百官,王粲给曹操敬酒说:“当今袁绍崛起河北,倚仗兵多将广,志在夺取天下,但虽爱惜贤才却不能重用,因此那些奇士终归离他而去。刘表盘踞荆楚,从容不迫,坐观时变,自以为可以仿效周文王。那些避难到荆州来的贤士,都是海内的俊杰,可刘表却不善于任用他们,结果当国家危难之际却无人辅佐他。明公您平定冀州的时候,下车伊始就忙着整顿冀州的军队,收录当地的豪杰各尽其用,因此能称雄天下。等到平定了江、汉,又征召这一带的贤才各居其位,使天下归心,望风归附,文武并用,英雄尽力,这些都是夏、商、周三代开国国君才能做到的事情啊!后来,王粲又被调任军谋祭酒。

公元213(建安十八年),魏王国建立以后,王粲与和洽卫觊杜袭同被任命为侍中,王粲因博学多识,总能做到对答如流。当时旧礼仪制度废弛殆尽,需要重新制定,王粲与卫觊等负责除旧布新,制定新的典章。据《决疑要注》记载:汉末丧乱时,玉佩断绝消失。而王粲认得旧佩,才重新作之。西晋时的玉佩,都是受法于王粲。

有时我想,作为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人物,曹操可谓是英雄,可谓是慧眼识英才。但是,按照世俗的观念,他还是一个“奸雄”,枭雄。他和王粲有着怎样的因缘,走到了一起,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契合点。仅用历史的机遇,巧合来解释,是不能厘清的。这需要从政治和文学,曹操和王粲各自的政治理念加以解析。

自古以来,政治对于文学好像本源上就有着敌意和排斥,一次次的文字狱也说明了这一点。政治对于文学只有迫害和抑制,对于统治者而言,文学对于政治好像总是在揭疤亮短,出政府的丑。政治家和文人也是有着大的鸿沟。出于洁身自好也好,明哲保身也罢,文人往往对于政治总是敬而远之,唯恐避之不及。而文人往往还有着独特的人格,他们注重特立独行,富有人文情怀。其实政治和文学虽然看似格格不入,“一对冤家”,其实是一脉相通,什么时候也没有真正的隔离过。政治本身没有过错,关键是从事政治的人。政治自身也有两面性,有着阳光的一面,也有暗影。看似是一个高危的领域,好像不可叵测,云遮雾罩。从事政治,确实需要相当的智慧和艺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适合。而作为政治家,他们的情怀往往和治国平天下相连。只是他们的作为,手段更加具有诡秘性,甚至是血腥。特别是作为政治家的曹操,这种本性表现得更加露骨,赤裸裸。一般人,特别是文人很难走进他的世界。被他加害的知名人士不在少数。比如建安七子之一的文学家孔融,医学家华佗等等。这一切,的确留下了历史的阴影。当然,就像一面镜子,这毕竟是一个背面,还有它的正面。不同之处就在于,曹操不仅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还是一个文学家,他欣赏的是“海中物”,而非“池中物”。他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济世情怀。他和他的两个儿子曹植、曹丕在独具特色的建安文学中占有重要位置。曹丕在《典论·论文》中,首次将汉献帝年间的七位文学家: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玚、刘桢与“三曹”相提并论,七子与“三曹”往往被视作三国时期文学成就的代表。

就如同曹操创建的帝业一样,他的文学才能也是彪炳史册的。他的政治抱负就如同《观沧海》那样浩茫,辽阔;他的政治理想好像《短歌行》那般恢弘灿烂;他的志向恰如《龟虽寿》那样坚毅。他集政治家和文学家于一身,兼收并蓄,刚柔相济,在他身上,文学和艺术高度融合。这在中国历史上确实鲜见。这也说明了一个特点, 政治和文学系于一人的时候,并不是没有矛盾的,只是作了高度融合。而一旦分离时,具体表现在两个人身上, 其中的矛盾便显现出来。但是也是有异同的,是因人而宜。在政治圈子里,关键是如何把握好政治和文学,政治家和文人的关系。

而王粲就是这样的人,他是既有政治抱负,又有文学才能,属于兼具形的。

这一点,他们两个是有着相似和共同点。这也是他们的一种缘分。

就这样,王粲开始了他新的人生,就像他的《登楼赋》一样,开始一路走高。

就这样,在时代的浪潮中,在政治的波澜里,政治砥砺了王粲的豪情,文学又得以载道,给与了政治以智慧。两者本来是不相关联,无法兼容的,在王粲这里却是融为一体,有了很好的交融。本来复杂的关系被他打理的井井有条,和谐自然。

就这样,王粲在曹操的幕府中,如鱼得水。而且他还得以善终,没有被政治漩涡吞没,在那时的环境里,也是一个奇迹。

在曹操幕府,王粲不但受到赏识和重用,而且他同曹丕、曹植的关系也相当密切,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众所周知,曹丕、曹植哥俩都是著名文学家,但是他们的关系却是水火不容。后来的《七步诗》就是兄弟阋墙的例证。但是曹丕、曹植均非常尊重王粲,关系也很融洽。他们之间经常有诗赋往还。这固然是给文学诗话增添了一个景观。这不仅是文学的牵线,这是其中一个因素。其中的曲径是怎样通幽,他怎样在这个充满险情的环境里超然物外,洒脱自如,轻松走太极,一定有着玄机。这说明王粲不仅有着超人的心智,出众的文学才华,还有着高超的政治智慧。这也说明了政治和文学,政治家和文学家也是可以兼容的,尽管这里面有着很大程度的偶然因素。

在落魄荆州时,王粲的作品主要抒发羁旅之情和壮志难酬的感慨,如《七哀诗》;在归附了曹操,从了政以后,依然没有放弃对于文学的追求,仍然密切关注时运和人间疾苦。因为在他看来,忧国忧民和百姓的疾苦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他把这看似有区别的两点,自然融合在一起。这样的关心,更加增加了他的文学的现实性和深刻意义。因为有了施展的政治舞台,又为北方地区即将统一的现实所鼓舞,他的创作风格呈现出激昂的旋律。加上他跟随曹操东征西战,对于国家的现状和战争带来的破坏,人民的流离失所,有了更加直接的感受,如分别写于曹操西征关右和东征孙权的《从军诗》五首等。 

 

此时的王粲正值盛年,本可以大显身手的时候,厄运却盯上了他。就像人们常说的,天妒英才。英才短命,这在文学史上不乏先例。王勃,李贺,王令,随便举出几个例子,我的内心就会感到隐约的心痛。这几乎成为英才俊杰的一种宿命。他们侥幸没有被政治的漩涡吞噬,却都逝于疾病和意外。王粲也是如此。他正在政治舞台上春风得意马蹄疾,文学上屡有建树之时,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冬,曹操兴兵伐吴,他随军南下。次年暮春,在返邺城途中,不幸染瘟疫而终,年仅40岁。的确令人扼腕。尽管死后哀荣无限。曹操、曹丕亲临吊唁,曹植作《王仲宣诔》,赞扬他“既有令德,材技广宜,疆记洽闻,幽赞微言。文若春华,思若涌泉。发言可咏,下笔成篇。”又云“吾与夫子,义贯丹青;好和琴瑟,分过友生。”作为肱股之臣英年早逝,曹操父子又是文坛上的风云人物,文人相惜,都在情理之中。然而,作为“太子”的曹丕,以后将承继大统的他却不顾身份,不分场合,做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决定,要学驴叫。他的举动,令众人一片骇然。他自己学也就罢了,而是让大臣们和他一起学。大家虽然面面相觑,却也不敢违抗。于是,在王粲墓前,响起了一片驴叫的声音。此情此景,我想,古今中外,绝无仅有。

原来,曹丕和王粲生前的关系非同一般,可谓情谊笃厚。王粲生前有一个癖好,喜欢听驴叫,每次听到驴叫,他都手舞足蹈,兴奋不已,如痴如醉。只是,此时面对这番情景,不成体统,有违常规之举,若九泉有知,不知他是何种感受。如果是作为政治家,曹丕断然是不会做出这样的举止的。然而他还有另一个身份,文人。但是也可以看出来,曹丕和他的情谊是多么的深厚,对于王粲的去世是切肤的沉痛,他是以这种方式寄托了自己的哀思。而曹丕同时也在无意中展示了他性格的另一面。 

 

落日楼台一笛风。虽然人去楼空,却演绎了历史的一阙绝唱。

今天,人们仍然在登高,然而,现实环境已然失却了那种古韵,人们已经没有了古人的那种境界,更是稀释了思想的内敛。站在高处,只是单纯的看一种自然景色,一种娱乐,一种物语。而不会再有高古的情调。现实版的高层、小高层摩肩接踵,摩天大楼拔地而起,直冲云霄。人们已经无须刻意登高,还有那些处于高位的“公仆”们,无论工作,居住,时时刻刻位居高处。人们都在崇尚产品的高端,物质的高度是有了,精神的高度却在萎缩,思想的品味正在下滑,道德的底线趋于低端。

当我旅行时,站在任何一处楼台,我的眼前仿佛依然闪映着王粲的身影,他的《登楼赋》常常在我的耳际萦绕,回旋,而我仿佛在倾听思想的声音。

今天,作为一名作家,我们可以不再登楼,但是,我们一定要经常吟诵一下《登楼赋》,因为它不仅是对于自己境遇的感慨,更有着对于国家动乱,渴望统一,心系苍生的深厚的家国情怀。

而这,正是我们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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