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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登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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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19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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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红薯

陆登光

 

红薯,这种普普通通的旱地作物,是与我母亲的一生紧紧地维系在一起的。

前年十月的一天,母亲以她九十岁的高龄,走完了她那艰辛的人生路。我怎么也想不到,在她临终之际,在她又一次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的那一刻,居然还断断续续地念叨道:“我,我要吃、吃红薯。”守候在母亲身边的我,望着母亲已是瘦削不堪的脸,听她那发自心底的话音,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有泪水一个劲地往下流。

母亲逝世后的最初几日里,我的耳畔回响着的,依然是母亲临终时渴望红薯的念叨声。多少次,望着母亲的遗像,想起母亲与红薯紧紧连结着的一生,我的泪水禁不住又流下来了。

母亲出生在一个叫那等的小村里。母亲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她的父亲,母亲是随着改嫁的外婆,来到我家世居的这个村子,后与父亲结合到一块的。母亲一生生了七个子女,而只有我是诞生在新中国的。真的想象不出,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母亲和父亲是以怎样的一种方式,怎样的辛劳,才把哥哥和几个姐姐拉大成人的。常听母亲说那时家里没有水田,只有两三亩旱地,是靠旱地上种植出来的红薯维持一家的生计的。想象瑟瑟秋风中,父亲扶着犁把赶着牛儿放着薯行,母亲低着头弓着背沿着薯沟栽种红薯的情景;想象某个风沙弥漫的冬日,母亲在地里一铲一铲刨挖红薯的艰难;想象母亲通宵达旦地把收回的红薯刨成片片,然后在曙色微露但依然雾气浓重的清晨肩挑到村后的沙滩上晾晒的辛劳,就有万千感慨一齐涌上心头。记得多年以后,母亲还是念念不忘那块地,对那块流尽了她和父亲无数汗水但也养育了一家老小的红薯地感恩不尽。虽然这块地后来在某一年里归了集体,但她只要一提起就会激动得热泪盈眶。

自古以来就是干旱的故乡在解放后的最初十年里,依然遭受着旱魔的威胁,几乎所有的水田都是“望天田”,水稻的收成非常有限,村里一年到头,一日三餐的主要食粮依然是除了红薯还是红薯——平时吃的是红薯干煮成的稀汤,收获时节吃的是鲜红薯。吃鲜红薯时,母亲往往是要抓几把米煮成一锅汤用来送吃的。而锅里不多的饭粒儿,母亲总是捞进我和姐姐碗里。当我到了上学的年龄,每每放学回家,还能吃到母亲特地煮给我的一小土罐大米干饭,上面还常常搁着一两片香喷喷的鱼干。而受苦受累的母亲,一日三餐吃的就只是米汤送红薯了。记得那时候,我还天真地认为是母亲爱吃红薯呢,我怎么就不想到,是母亲把嘴里的饭粒儿抠出来让给我们吃呢?

那一年,我刚刚跨入六岁的门坎,共和国的土地上风云变幻,一片饥荒。公共食堂解散了,“吃饭不要钱”的年代过去了,接踵而来的是饥饿连着饥饿。在一个家里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填进肚子的日子里,父亲套起牛车拖起姐姐进山挖山薯采野菜度日去了,我则与母亲留在家里守着空锅冷灶苦熬日子。忽然有一天,远在几十里外的一个住在山沟里的亲戚捎来口信,说是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就到她那儿住上几天吧。这突如其来的喜讯真让母亲惊喜万分。第二天一早,母亲就急急地拉我上路了。那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冬日,我和母亲顶着漫天的风沙艰难地行走着,走一程,歇一程,直到傍晚时分才到了亲戚家里。亲戚家的屋子里,堆放着好大一堆刚从地里挖回的还沾着泥土的红薯。我与饥饿的母亲,等不得亲戚家的煮熟,就大口大口地生吃起来,吃得亲戚家的直掉泪儿。在亲戚家里一连住了几天,后来要回家了,这位好心的亲戚又送给我们一小口袋红薯干和一担鲜薯。返转回家的路上,看到的都是一些到野外采野菜摘野果充饥的人,见到母亲挑着的红薯,都一齐投来馋馋的目光。突然,一个年纪与我相仿的面黄肌瘦的孩子,摇摇晃晃地走上前来,跪倒在母亲跟前,向母亲伸出了一双乞讨的手。母亲不由地就停住了脚步,放下担子,扶起他来,从担子里挑出几个大些的红薯来放进他的怀里,并嘱咐道:“快拿回家吧,叫妈妈煮熟了再吃!”那孩子呆呆地看着母亲,突然“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妈妈没有了,妈妈已经饿死了!”就在那一刻,我真真切切地看到,母亲一把把那孩子揽进怀里,竟也失声痛哭起来……许多年后,母亲还念念不忘那孩子,总担心那孩子在那饥荒的年代里已经离开了人世。

现在回忆起这段历史,印象最深的是母亲对着长吁短叹的父亲常说的那句话:“过去,有过多少遭难的日子,咱都挺过来啦。眼下是新社会了呀,有咱的恩人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着,咱还挺不过去吗?会挺过去的!不用多久,这日子会好起来的。”我想,正是母亲心中具有这种执着的信念,才能支撑着我们这个贫穷的家度过那段艰难的日子的。

后来的情形正像母亲所说的,那场灾难终于过去了,日子渐渐好转起来。那一年,村里建起抽水站,故乡的田地常年得到了江水的灌溉,水稻连年获得好收成,白花花的大米成了家常便饭,红薯已是无足轻重的东西。但即使这样,饱受了饥饿之苦的母亲仍然对红薯不敢掉以轻心。那些从自留地里收回的,从生产队里分回的红薯,母亲总是精心地刨成薯片晒成薯干,然后郑重地收藏起来。母亲说:“饱时要想着饥时,说不定到哪一天,又要饿肚子呢。”

果然不出母亲所料,在以后的日子里,由于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斗争一场接着一场,村里人心慌慌,生产上的事儿放松了,粮食收成逐年减少。特别是到了“文革”期间,互相打打闹闹,村里乱成一团,虽有好田好土,可谁还有心种薯种稻?不出几年,粮食又紧张起来,不要说大米,就连红薯也几乎吃不上了。幸亏母亲早有提防,家有积蓄,缸里的红薯派上用场,这才不至于使家里再闹饥荒。

真正使母亲不再为日子担惊受怕的,是村里实行责任制后。田里的稻子连年获得高产,稻谷堆得满屋都是,一日三餐都是白花花的大米,要吃干的稀的全凭自己所爱。地里收回的红薯,就只能用来喂猪了。母亲高兴地说:“咱一辈子盼的,就是这好日子呀!”其时我已结婚生子,母亲也已七十出头,虽然身体仍很硬朗,但也不用她再下地劳作了。闲在家里的母亲于是就想着法儿把红薯制成各种花样小吃,让我们吃得开心。比如磨成薯粉啦,制成粉条啦,或者晒成熟薯干啦,煨成烤红薯啦,普普通通的红薯,在母亲的那双巧手里,变成了一道道香喷喷的风味小吃,亲切地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让我们品尝到一个个甜蜜的日子。

如今,这甜蜜的日子依然延续着,而母亲却永远离开我们了。平凡的母亲,以她平凡的脚步,走完了她那平凡的一生。她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丰厚的遗产,留给我们的只是她的勤劳,她的善良,她的爱。而这一切,对我们来说,已经够了——真的,这一切够我们一辈子享受了,难道我们还企求母亲再给我们什么吗?同样平凡的我,也只能以我手中的笔,记下以上这些平凡的文字,以寄托我对母亲深深的怀念和哀思,除此之外,我还能为我亲爱的母亲再做些什么呢?……

母亲呵,愿您在九泉之下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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