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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明东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散文
2018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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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旱后的那场雨

十六岁的朱由检当上皇帝后,就以超常的智慧和手段收拾了魏忠贤。说真的,我对思宗朱由检足智善断除掉魏忠贤的胆识十分佩服。在这一点上,他胜于康熙除鳌拜。不管怎么说,康熙还有孝庄皇太后罩着呢,而当时朱由检铲除魏忠贤,却没有这种力量可依靠。除了这一点,我还佩服朱由检这个皇帝年轻却不贪玩,更不迷恋后宫。据说,朱由检当皇帝后,平均每天睡眠不到两小时,余下的时间都专心用于批奏折忙朝政,真是太辛苦了,辛苦得二十多岁就白了头,眼睛周围到处都是鱼尾纹。可任凭他宵衣旰食、朝乾夕惕,大明王朝也已积重难返,危机四伏。

明朝的雨跟朱由检的性情一样,很吝啬。自崇祯元年起,大旱的比率不断增加。只刮风不下雨,天上没有云彩只有太阳,赤地千里,寸草不生。以陕西延安为例,在明代共发生干旱灾害九十一次,平均每三年发生一次。轻度干旱灾害发生十七次,中等干旱灾害发生三十次,大干旱灾害发生二十九次,特大干旱灾害发生十五次,年均降水量比现如今还少两百毫米左右。崇祯元年,整个陕西“天赤如血”。再往后就是“五年大饥,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饥,八年九月西乡旱,略阳水涝,民舍全没。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无,十一年夏飞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汉南续郡志》)。大旱中,“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南北俱大荒……死人弃孩,盈河塞路”,一派亡国景象。

这些灾害没去,又来了瘟疫。当时的瘟疫实在是太可怕了,这可比电影《大明劫》中的场景还要严重。史料称:“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地方爆发农民起义,比如李自成、比如张献忠。我对明末的一些起义军没有什么好印象,主要原因就是这伙人没有什么信仰更没有什么追求,比打家劫舍的流寇好不到哪去。大灾年里,他们趁危四处作乱,使江淮至北京“数千里,见城陷处固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亦仅余四壁城隍,物力已尽,蹂躏无余,蓬蒿满路,鸡犬无音,未遇一耕者”。与此同时,不安分的皇太极又不断骚扰大明边关,疲惫不堪的明军只好两线作战。明朝开支压力巨大,每年军费开支高达两千万两白银。没有多久,明朝财政就已入不敷出,导致军队经常缺饷、缺粮、缺马、缺武器、缺兵员。不幸外加不容易的朱由检,怎能大方得起来?纵再有旷世雄才,内忧外患中他也无力回天。

平心而论,朱由检同志领导下的政府还算是有能力有作为的。这个时期,先后走出不少堪称国家栋梁的人,可谓人才辈出,群星闪耀。比如,宰辅先后有施凤来、成基命、钱象坤、杨嗣昌、温体仁、吴宗达、徐光启等;比如,武将先后有卢象升、洪承畴、袁崇焕、丁启睿、左良玉、曹文诏、吴三桂等,外加孙传庭。小时候,在收音机里听过小说《李自成》,对孙传庭的印象尤为深刻。兵部尚书孙传庭,绝对是朱由检时期的栋梁之材。可惜,大明从来不缺人才,缺的是会使用人才、爱惜人才的皇帝。朱由检这个皇帝最大的缺点就是多疑,多疑就会频繁换人。在位十七年,仅内阁大学士、首辅他就换了五十位。咱们还说孙传庭,孙传庭这个人才曾大破农民起义军,其首领高迎祥就是被孙传庭所擒获。而高迎祥的接班人李自成也被孙传庭撵得险些重蹈高迎祥的旧辙。别跟我说“地球离开谁都转”这类屁话,地球转不转不是问题,人才和人的区别却绝对是个问题。若非崇祯皇帝喜好“换人”,人才孙传庭定会放手大干一番。

大旱过后,276年寿命的明朝临了下了一场最不该下的大雨。久旱后的那场雨非但未能拯救岌岌可危的明王朝,还加快了它的灭亡。孙传庭除了是一个军事家外,还是一个发明家。他自力更生,发明了一种叫“火车”的武器,上面装载火炮。“火车”战可攻骑兵,憩可作栅栏,行可作运输工具。没过多久,孙传庭就拥有了两万辆“火车”。他雄心勃勃准备用“火车”营一举消灭李自成的起义军。如果不是天降大雨,大明王朝兴许迎来新的转机。这场雨整整下了七天,所有的火药都被淋湿了,“火车”营无法发挥优势。在数十倍于己的起义军的攻打下,孙传庭只能被动招架。结果,“官军亡四万余,兵器辎重损数十万”,大明仅有的“一副家当”损失殆尽。

末代皇帝有末代皇帝的不易与悲哀,朱由检就是如此。这些年,阅读明史资料,每每读到崇祯执政期间的艰难,我都满怀同情,感慨不已。我很赞同史学家孟森的评价:“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

由检同志,您在雨中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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