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蕙质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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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
2018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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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雪花膏

      记忆中,我们家有那样一瓶雪花膏,它,美好,也平常。冬天里,它就郑重地出场了,静静地被摆置在我们家唯一的那张桌子上,光线昏暗的房间仿佛一下子就朗润了许多。

      我们的房子不大,是一所低矮的小瓦屋,用木板隔成了里外两间。里间当然是卧室了,父母、弟弟睡靠西墙的那张大床,靠北墙那木板搭成的小床归我跟姐姐。这房子让母亲满意的一点儿是:坐北朝南,属冬暖夏凉的好建筑。冬天的正午,晴好的天气,外间就会有门板大的一块光照,橘黄色的阳光,明晃晃的,好温暖!可是,里间,要多别扭就有多别扭。当时,房屋一般的设计是:床的一侧靠墙,床头抵着另一道墙,床刚好处在屋子一角的暗影里;挨床放置桌子,桌子恰在窗户下面,很亮堂了。可是,我们家的窗子却开在了床的上方。窗子可是房间的眼睛哎!窗子并不大,木格子窗,冬天里会糊上雪白的油光纸抵御风寒。那面西墙是跟邻居共用的,很显然,西墙向我们这边偏移了半席之多——邻居家的外间还真是宽敞,比我们家的大多了——这样以来,床只得侵占本该属于桌子的位置了,而桌子不得不临了墙而立。我们家的桌子是屈居在黑影里的,这总让母亲耿耿于怀。关于这道诡异奇怪的西墙,奶奶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淡淡地不经意地说,这房子是老辈子传下来的,兴许是当初砌墙的人起了贪念、私心吧。母亲遂接茬恨恨地道:“看看!看看!自古就有心术不正的歹人。”

      儿时的冬天似乎非常寒冷,处处可见房檐下悬挂着尺把长的冰凌,放学路上,常有淘气的男孩子用木棍子把冰凌敲下来,搁在嘴里嗍,你跑我追,嬉戏打闹。里间内除了两张床、一张桌子,还有一个柜子。那柜子挤在大床的床尾,也就是两个木匣子上下摞起来,下面的叫柜子、上面的叫箱子,柜子有小小的柜门;那箱子,你若拿放东西,需掀开来盖子——哪有今天的组合柜方便?柜门敞开,里边一览无余,可轻易的拿取或存放东西。里间的剩余空间已非常有限,可是,说什么,母亲也要再挤进去一盘煤火。母亲的话:“这出来进去的,冷唰唰的。有了火,心里总归是暖和的呀。”于是,挨着我们的小床,母亲让父亲垒砌了一盘小巧的煤火炉子。父亲可真能干!什么都会。那盘火,稍稍的低于我们的小床,抵着木板墙的那一端,上面可放一只小凳子,人坐在上面烤火;另一端则非常短、几乎就是无,烤火时,我们家那把旧椅子会被拖过来放在那里,上面也搁只小凳子;床上还可以坐两个人。冬天的夜晚,临睡前,娘儿几个围火而坐,我们姐弟像炸了窝的小麻雀一样,很是兴奋,围了母亲,嘁嘁喳喳说个不休,母亲这时总是很好的脾气,一脸笑意,柔和又温暖。父亲好像不怕冷的,从不见他烤火。这个时候,他盖着被子坐在床上,眉头依然蹙着,若有所思。父亲是个严肃的人。我们根本不必担心煤气中毒什么的,那时这事鲜有发生,还是个新鲜说辞。有这档子事?人们狐疑、茫然、下意识地摇头。有多少人家的房子不是四下透气、八下漏风呢?夏天雨水频繁,我们家的房子几乎成了摆设、不顶用的,往往外边大下,屋内小下。母亲愁肠百结的,那愁苦晦涩的脸面就像这阴郁的天气一样。父亲找来盆子、罐子、水桶各种家当这儿那儿的接雨水;母亲甚至拿来了碗,那碗很快就接满了,端到外面倒掉、再接......母亲怨怨艾艾的、嘟嘟囔囔,那声音听来潮湿得发霉,让人心里更是愁闷、愁闷而无奈。但,父亲不吱声,一如既往地严肃着、也平静。那时,母亲最害怕的就是雨天。她多么渴望有一所不漏雨的屋子啊,哪怕再小,也没关系。

     不过,这房子还是有让人欣喜的地方的:就是临窗那棵石榴树。石榴树不知给我们的小院儿平添了多少旖旎的风采和趣味!它就是一副生动的画,一首浓郁的诗。那树干碗口粗,遒劲有力,虬曲而上,至房檐,开枝散叶。枝叶葳蕤,盛夏撒下可喜的浓荫一片;火红的花朵,灼灼的,耀亮了人苍茫、黯淡的心境;秋天,它又捧出了丰硕的果实:石榴个大,籽鲜红,玛瑙一样晶莹剔透,汁水充盈、甜美如饴。西邻居家的院落里光秃秃的,呆板、生硬。后来,那男主人在自家屋门口的两旁各栽种了一棵榆钱树。榆钱——余钱,这不是要种摇钱树吗?那男人是个很有心机、很强硬的人,事事都想压过了别人。他整天拉长着一张脸,气哼哼的,像谁欠了他什么似的。我们小孩子都挺怕他的,看见他,大老远都躲开了,如老鼠见了猫一样;即使他自己的孩子也是怕他的,在他面前,大气不敢出,一个个唯唯诺诺的。可是,那树不随其愿,根本不见长,老是细细的一根,挑着稀稀拉拉的黄不拉几的叶片,半死不活,可怜兮兮的;还老是生腻虫。后来,先后都死掉了。我们家的石榴收获时,我的母亲总要送给西邻居家的孩子一些吃。那女主人是个实诚、温软之人。他们家,男人是天,而她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当然没有参加过一天生产队的劳动,整日就是专门围着锅台转。这个时候,她总是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一脸灿烂的笑:“你看这,你看这,真是,真是......”不管怎样,我的母亲是希望邻里和睦相处的。你可能会纳闷我们的东临呢?跟我们家共有一道东墙的那所房子,原住着一个老头儿,无儿无女,是生产队的五保户。在他病重之际,我们西邻的男主人就惦记上了他的房子,就在生产队的大小头目之间走动打点......最终他梦想成真,生产队以最低廉的价格把房子卖给了他。所以,东西两所房子都是西邻居家的,而我们家的房子是夹在其中的。但是,我们家的窗口前有一棵美丽的石榴树。

     生活是清苦的。家具寥寥、且粗鄙简陋。我们家那张没有恰当位置的桌子,还是父亲花十元钱买来的。十元钱在当时可是一笔不菲的数目呢,当时鸡蛋五分钱一个。打眼一看,就心知肚明:这桌子年深日久,但绝非来自小门小户,它肯定曾花开富贵辉煌一时过。两个抽屉司空见惯,罕见的是:下面还带有夹屉——抑或“加屉”、“假屉”,反正,就是这么个音。夹屉也还不浅呢,可盛得住货了。只是,拿存东西需要抽掉一个抽屉,黑洞洞的,伸手去摸,老不方便了。桌子的正面、夹屉的下面,装饰着有镂空花纹的雕刻木板,图案繁复,那花呀、鸟呀、一草一木都生动活泼、惟妙惟肖。这桌子的制作可谓精巧、考究、美观,独具匠心,也大气、也厚重,敦敦实实,四平八稳,是夯实之物。不过到我们家时,已是美人迟暮,华容尽逝,呈现破落衰败象。首先是那颜色,十分的暧昧、模糊,让人闹不清楚究竟是什么色的油漆,深枣红色?不大可能;莫非是黑色的?乌沉沉的,油腻腻、亮晶晶,不由人心生腻歪。伸手一触,干爽的,竟是!一扫心里肮脏、邋遢的阴影。桌面四周都镶有两寸宽的边缘,厚厚的,边角圆润,这桌边与桌心的板面之间均有一指宽的裂缝;桌面也布满了一道道大小不等的裂纹,沟壑纵横,凹凸不平。两个抽屉抽与合都十分的艰涩、不顺,一个终究还是合不拢。尽管如此,母亲还是很满意的:“好歹也算有桌子了,不然油灯都没地方放。”——之前,油灯总放窗台上。母亲老不如意了,常常嘀嘀咕咕、唠唠叨叨:“窗台能是放油灯的地方吗?看看街坊邻居有哪家这样的?”说起桌子,母亲就会想起那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来, 就揶揄起父亲来,嘴角那么一撇,一脸的鄙夷:“哪有这样的人家?借桌子办事(她跟父亲结婚)。”多少年过去了,母亲对此依然愤愤不平。说是,她跟父亲婚礼的第二天,除了那张“破床”(母亲的主观,床,自然是新的,只不过太简陋了),那唯有的一件家具——桌子就被人急吼吼地抬走了。原来,那桌子是借的。母亲说:“我说呢,那桌子看着还像那么一回事,那床是什么呀:白扎扎的木头片扎就,似乎承担不了什么重量似的,其上一领薄席片。”母亲印象深刻:那桌子,阔大的桌面光滑平展,枣红色的油漆,红中泛黑、黑里透红、黑红相映、相得益彰,且油光发亮,很是喜庆,使得他们的婚房,那间小屋,好像也亮堂起来了。桌子没了,小屋黯淡又空旷。“人心也空了!凉了!”母亲说这话时,拿眼光狠狠地剜了父亲一眼,父亲讪讪的,也风平浪静,一副不跟母亲一般见识的模样。母亲“噗嗤”一声也就笑了。对父亲,母亲总是这样又爱又恨、爱恨交加。母亲描绘的那张漂亮桌子,总让我联想到后来西邻居家的那张桌子,枣红色的,又红又明,桌面好宽阔,临窗稳稳当当地放着,一旁的暗影里是床。这是母亲渴盼的房内格局呀。

      我们家的这张桌子在墙的暗影里,早早晚晚都一片昏黑。桌子上有一面圆镜子,镜面碗口一样大小;当然有一把梳子,木质的,厚厚的,样子很笨拙,断了一根梳齿,不整齐了;还有一瓶蓝墨水和一本厚厚的字典,那都是姐姐的,姐姐十岁,读小学三年级了,已经开始学用钢笔写字了。父亲还特意买来了字典。父亲说字典就是知识渊博的老师,最是谦虚、隐忍、内敛、坚守,也最是有耐心,能把这里面的字都学去了,那学问可就大了。父亲说的某些字眼我似懂非懂,不过,我更加敬佩我的父亲,父亲是有学问的。姐姐已经能很娴熟地查字典了。我七岁,读小学一年级,晚上有时,坐在桌子旁,借助黄豆大的煤油灯,煞有介事地翻阅那字典,好多字啊!我渴望自己能认识那些字,做个有学问的人。弟弟还是个小顽童,才五岁,母亲最是溺爱他,总让我眼红。桌子上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物件——小煤油灯,就是用小小墨水瓶制作的。怎么能缺少它呢?它给黑夜送来光明。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桌子上另一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东西是:火罐儿,小孩子拳头大小,黑色的,起明发光,白口,粗糙的瓷。它长年累月地被搁置在桌子的一隅。冬天里,母亲头疼脑热,就爱拔火罐,父亲给她拔。这时候的父亲一改平时不苟言笑的严肃面孔,很柔和了,耐心又细心。晚上,母亲早早地地躺到了床上,哼哼唧唧的。父亲在小搪瓷碗里用水和了面,揉成小面团,再捏成小圆片,稍稍大于火罐口,放在母亲的颈窝处,然后,用姐姐两面都写满了字的废纸,在灯头上点燃了,投进火罐里,火在火罐里燃烧,就那样猛地扣在那面片上,火罐被吸住了。母亲嘀咕一声:“好紧啊!”父亲悠悠地笑了,轻轻地给母亲盖上被子。我们姐弟看了,十分震惊,心里无不发憷,那是火哎!那时,还不能理解其中的玄机:火罐扣上后,里边的氧气燃尽,火很快就会熄灭。因此,当父亲再扣火罐时,我们捂上眼睛或者别过脸去。那火不烧着母亲吗?母亲难道不疼吗?听,母亲哼哼哼的,肯定是疼痛了。父亲就隔着被子给母亲轻轻地捶起背来......待一会儿,父亲就开始拔火罐了,他小心翼翼的,顺着火罐口一点儿一点儿地抠,生怕弄疼了母亲。火罐被拔下来了,灯下我们看到母亲的颈窝处鼓凸起一块儿,紫红色的。母亲嚷嚷痒,父亲对着那凸起的一块儿,搓啊搓的。母亲从不像村子里别的女子那样,在脑门上、两个鬓角处拔火罐,留下紫红色的印痕,母亲说:“难看死了,跟破相一样、毁容一般。”除了颈窝处,母亲也在脊背上、胸口处拔火罐,说是前心后心,最为管用。你还别说,母亲拔了火罐,往往第二天就大不一样了,病似乎好了许多,又是做饭又是洗碗——母亲一病,这些活儿就理直气壮地丢给了父亲,父亲总是欣然接受,从无怨言与推辞。母亲脸色润润的,嘴角紧紧地抿着笑,好像,不然的话,心中的秘密就会泄露一样。

     冬天里,我们家那张桌子上会多出一样东西来:一瓶雪花膏。桌子上其它一切东西都沐在黑影里混沌着,模糊不清,看不分明。唯独这瓶雪花膏总是十分醒目,使屋子也显得洋气、时尚起来,仿佛日子也生动、温润、美好起来了。那雪花膏瓶,小巧玲珑、精致美观;细腻的白瓷,光洁透亮,膏脂一般,又像煮熟的蛋清,泛着温润的光泽。就像一个白玉瓶。

     村庄里有两家合作社,都是公家的——就是今天的商店。当时村子里的人不叫“商店”,就称“合作社”来着。分别是三间房的店面,朝西临街的一面几乎完全敞开,都从早营业到晚,隔个十天半月,会关门停业一天,说是“盘货”的。一家合作社相当于今天的副食品店,专营油盐酱醋、糖烟酒之类的东西,也卖锅碗瓢盆,点灯的煤油、火柴,打火机什么的。这家店里最显眼的是那几口粗瓷缸,都半大不小的,一律黑乎乎、油腻腻的,里边分别盛放着醋、酱油、菜籽油,或者棉花籽油——那时,当地种棉花挺多的,山坡上的薄地,大片大片的。棉花不拣地的,十分的耐贫瘠,秋天里开出大朵大朵的花朵,洁白蓬松如云朵。可是,多少年了这里都不见棉花了,还有其它众多农作物也都纷纷消失了踪影。往哪儿种呢?没地方种了呀!耕地一直都在被蚕食、被吞噬......住房建多少是个够?还有那各种名堂的厂房,似乎没有了限度,也似乎没有谁为此担忧。缸口上都横担着一块木板,上面放有半升、一升、两升等大小不一的木质提子。经营这件店的是一个瘦小的老头儿,来人了,他就拿起适当的提子,不紧不慢地给对方灌进瓶子里、或者油壶里。

     另一家出售布匹,针头线脑,也有脸盆、毛巾、洗衣粉、洋碱等日用品,还有学生用的笔、本子、墨水,以及大张的白油光纸,杂七杂八的,也算琳琅满目,也算应有尽有。雪花膏就在这家店里出售。这家店,打眼的是那砖块垒砌的高高的柜台。常见六七岁的小孩子扒着柜台的边缘、踮起脚尖好奇地向里张望。北面、东面的墙上装订着一格一格的木架子,直到房顶,各种货物零碎井然有序地摆置在上面;南面是放布匹的地方,一卷一卷的布匹,有人来买了,那个肥胖白嫩的女营业员就把相应的布匹搬下来,在宽阔的柜台上展开,用尺子一尺一尺地量了,拿起就在手边的剪刀,剪一个小豁口儿,然后,两手那么用力一撕,“刺啦——”或者是“刺刺啦啦”一声响,那块布就不偏不倚、不多不少地撕下来了。村里就有女子惊奇她这一手儿,说是还就她能撕得这样的准确无误,要是自己,一准会撕偏了,“功夫啊!”如是赞叹。那女人麻利地叠着布块,就无声地笑了,一圈圈的笑意在脸庞上漾开去漾开去,那脸满月一样,白皙又水嫩。这女店员也就三十几岁吧,个头儿不高,却很胖,说话柔声细气的,嘴角总是含着笑,很好的脾气,待人温和。跟村里的女子比起来,她最大的不同,就是她的白。村里的女子脸面都黑,且粗糙。但是,似乎没有谁感到不公平,羡慕、嫉妒、恨什么的。人家是市民,公家人,是吃皇粮的,就应该一年四季风刮不着、雨淋不着、老日头晒不着。她们很平静地接受了自己农民的命运,该干什么,干什么——该播种了,播种;该除草了,除草;该割麦子、掰玉米了,就割麦子、掰玉米;甚至担大粪——各家各户都有自己的茅厕,人粪尿积攒起来,那可是最好的粪肥呀。当时的流行语:“农业一朵花,全靠粪当家。”这一应的脏活儿、累活儿,她们撸着袖子、挽着裤腿,干得风风火火,也有说有笑。她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笑声在风中回荡,很爽朗了。

     这其中就有我的母亲。那女营业员虽然白净,但哪能跟我的母亲相比呢?我的母亲是村民们公认的漂亮女子。母亲的肤色暗暗的,但紧致、细腻、光洁。母亲有双凤眼、柳叶眉,可真是美目!挺秀的鼻梁、小巧的鼻头儿。嘴角微微的上翘,给她的脸面平添了一种无法言说的喜气。母亲不高不低、不胖不瘦,两条长长的辫子,一走动,那辫稍就起伏荡漾,轻轻地敲着她那小巧、浑圆、瓷瓷实实的屁股,使那腰肢显得更苗条了。母亲的这个俏样子,夜阑人静时,不知曾走入了村庄里多少青壮男子的梦境里。但是,这些男人们从不敢在母亲面前造次,对母亲很是尊重了。常常是,他们正在跟女子们打情骂俏、说着不着边际的荤话、粗话,甚至动手动脚......可是,只要母亲一出现,他们一个个立马乖顺下来,面红耳赤的,显得手足无措,只会“嘿嘿嘿”地干笑、傻笑。拿一个回村务农的高中毕业生的话说,母亲就是那个什么“圣母”。之所以这样,多年后,我想:一则,母亲本身是一个庄重、严谨之人。其实,母亲那副让男人们觊觎、缱绻的俏丽模样,并非母亲特意为之,那纯粹是自然流露。平素里,就连女人们都说母亲的走姿最好看、特别有韵味。说,母亲的脚步富有弹性、非常轻捷,有韵律,跟踏着鼓点走舞步一样。母亲不以为意,笑笑:“哪有你们说的那样玄乎?走路嘛,啥舞步不舞步的。”母亲骨子里就是个雅致、讲究的女子呢。但是,母亲心里只有父亲。再则,就是父亲了。父亲是生产队的会计,掌握着全队的经济、财政大权。谁敢开罪父亲呢?谁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太岁头上动土?这一年的吃喝不想要了吧。尽管父亲是个正直的人:刚正不阿,秉公办事,一视同仁。否则,老少爷儿们也不会信任他而把他推举到这样举足轻重的位置上。但是,父亲毕竟是人,而不是神,他也会有“人”的某些小心思。

     父亲深爱着母亲。冬天的晚上,我们姐弟先后都钻进了被窝儿,家里终于安静下来了。夜阑人静,煤油灯发出昏黄的光晕,母亲在灯下做针线活儿,父亲坐在母亲对面,什么也不做,就那么静默着。我看到,父亲看母亲的眼光是那样的特别:软软的,一燎一燎、火舌一样、且仿佛滋滋有声。灯光下,母亲的脸好像被炙红了、飞起了红霞。寒风在窗外呼呼地刮,窗户纸时不时也发出轻微的“刷拉、刷拉”声。而房间里一派安谧,多么的温暖!又是多么的温馨啊!躺在被窝里的我似乎还嗅到了一种特有的芬芳。弟弟已经拉起了轻微的鼾声,均匀、细致。姐姐兴许也睡着了,呼吸平稳。我的眼皮业已像灌了铅一样沉重,睁不开了。就在我将睡未睡迷迷糊糊之时,我突然听到了父亲梦呓般的叫声:“小琴——”母亲叫杨玉琴,平素里,他总是“玉琴,玉琴”地唤。我好生奇怪。母亲的声音也像梦呓:“嗯?什么事?”并抬眼看父亲。父亲连声说:“没事,没事。——就想叫你。”这后一句像在肚子里说一样,声音更小了,但是,还是清清楚楚地落到了我的耳朵里。我看到母亲甜蜜、幸福地笑了,软软绵绵。这有意思吗?他们大人真是奇了怪了,搞什么名堂嘛。我实在是抵御不住睡神了,我是要睡了......很快就沉入到了甜美的睡梦中。

      男人,沉默是金。父亲就是这样的,平素里话语不多,不苟言笑。他当过兵,并做到了连长的职位。父亲是独子,上面有五个姐姐,爷爷四十岁上才得了他这么一棵独苗。后来,我的几个姑姑陆陆续续地都嫁了出去,爷爷也老了,身体大不如从前,那一年,偏偏又病倒了,且病魔来者不善、来势汹汹。那是靠工分吃饭的年月,爷爷这一劳力一倒,家里就像塌了天一样。于是,父亲毅然决然地放弃了部队上自己那形势大好的锦绣前程,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农村,肩负起了家庭的重担。多年后,叔伯们说起这事,还为父亲惋惜呢。说,要不然的话,建军(我父亲)沿那仕途一路走下去,官儿将很有可能越做越大,说不定还能做到司令呢。父亲不置可否、笑笑——是那种很有自知之明的笑:我自己,我还不知道吗?父亲对自己的选择从没后悔过,父亲的话,自己如果真是那块料的话,在哪里都会有用武之地的;真是金子的话,在哪里都会发光的。成年后我想,父亲该是一个多么有胸襟、多么洒脱、又该是多么有担当的人啊!父亲在部队的那几年,母亲跟父亲一直鸿雁传书,互诉衷肠。我们家有一个朱漆的小木匣子,是母亲的宝贝。你可能会猜测:是婚嫁的妆奁吧?非也,里边装的全是信件,就是他们当年的情书。有母亲写给父亲的,也有父亲写给母亲的,都被我母亲很用心地收集了起来,按照日期整整齐齐地码放在了那匣子里,并上了锁,珍藏在我们家那箱子的一角。儿时,我曾见母亲打开过那匣子,好多信呢!我惊讶。“整整七十二封。”母亲悠悠地说,怔怔的。秋天的午后,阳光透过窗子照进来,母亲的脸上一片橘红的光晕,深潭一样的眼眸里荡漾着一圈一圈奇妙的涟漪:欣慰、幸福、甜蜜。

     瞧我嘚吧嘚吧、啰啰嗦嗦了这么多,却一直没有找到机会描述一下我父亲的长相。我的父亲中等个头儿,瘦瘦的,很结实的样子,总是精神奕奕的。一双英挺的剑眉,高高的鼻梁,目光深邃,薄薄的嘴唇时常就那么紧抿着,透出一种说不出的坚毅,同时还有那么一种书卷气。父亲无疑是英俊的。跟一般乡下男子相比,父亲还就是不一样。怎么说呢?父亲识文断字、能文能武,有见识,坚定、笃定,待人诚恳。父亲也抽点儿烟,但绝不嗜烟如命;也喝点儿酒,但从不贪杯。母亲的话,这都是场面上的事,逢年过节、红白喜事的,一个男人,岂能有不会之理?男人嘛,就得有男人样。不过,我就没见父亲酒醉过。哪像村子里那些个大男人?醉起来,没了人样,一塌糊涂,放浪形骸。有的烂醉如泥,不省人事,嘴角上还挂着长长的一线口水,丑陋不堪;有的耍酒疯,胡言乱语,又哭又笑又闹的,让家人、甚至四邻不得安生。可真丢人!再者就是,父亲温文尔雅。此话怎讲?我几乎没听到过父亲说粗话。而别的男子张口闭口都带脏字,似乎不那样说,就不会说话了。大姑娘、小媳妇无意听到了,往往满面羞红,赶紧悄悄地走开去。但,那些走过了青色阶段的妇道女子就不一样了,她们往往跟男人们一样的豪放、粗狂、泼辣,有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有哪个男人不经意间惹恼了她们,犯了她们的众怒,她们立即沆瀣一气、群起而攻之,甩出杀手锏:拽那男人的裤子,抓那男人的裤裆......这阵势,任哪个男人能招架得住呢?那男人早已是落花流水,不战而败,口中连连求饶,最终落荒而逃。一旁看热闹的人们也早已笑翻了天,而那些女子们呢?一个个哈哈哈地大笑,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我的母亲站在一旁抿嘴笑,她从不参合这样的混战。每逢这个时候,我父亲也笑,是那种很宽容、很包容的笑。

     我们家桌子上的那瓶雪花膏就是在我们村子里那家合作社买的:上海产的,友谊牌。好像自我记事起年年冬天就是这样的雪花膏,没有二样,装在小小的塑料袋里,八分钱一袋,膏体洁白、晶莹、润泽,香气宜人,男女老少皆宜,能很好地滋润皮肤,抗御风寒刺激。现在想来,那雪花膏绝对的绿色!不含丁点儿激素,对皮肤绝不会产生任何负担和副作用。这样的雪花膏伴随了我整个童年、以及整个中学阶段。上大学后,先是用“美加净“、“银耳珍珠霜”,后是“永芳”。“永芳”,十三块钱一盒,很小巧精美的盒子,当时觉得贵极了,几乎等同于天价了。当时,也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学教师一月工资也就一百多块钱。不过,那膏体异常的瓷实,可以说是瓷丁丁的,当然了,非常细腻。每次只需用一小点儿,整个面部就能够涂抹均匀了。“永芳”已经有美容的意思了,遮瑕、遮斑,搽涂后的脸面,真是容颜大改,换了肤一般,白净、光润、还富有弹性。这样的一盒“永芳”能用上半年,还是非常合算的呀。现在的化妆品都是些什么呀?首先种类也忒繁多芜杂了,五花八门,鱼目混珠,让人眼花缭乱,头晕目眩。什么液呀、乳呀、霜呀、精华素呀;有早霜、晚霜的不同;还有眼霜、面霜的区分。真是巧设名目。晕!价格呢?几百元、上千元、甚至上万!是否还有更离谱的价格呢?我是很孤陋寡闻的呀。总之,厂家都竞相地搜索枯肠、挖空心思、绞尽脑汁最大限度地赚取利润。一个万花筒一般繁华纷纭的世界!

      怀念那纯朴、可亲的年月,那友谊牌雪花膏——不知怎么,我总觉得那是母亲的雪花膏,还有那“永芳”。

      记得,一入冬,母亲就张罗着买雪花膏了,郑重其事的,遣我姐姐或者我去买,给我们一角钱。回来的时候,我们会把那二分钱的找头如数交给母亲。我们绝不乱花一分钱的,一贯如此。无论买什么东西,找头有多少,都自觉地如数交还给母亲,绝不贪嘴买零食吃。母亲对此很是欣慰。冬天的夜晚,煤油灯下,我把那友谊牌雪花膏从小塑料袋里一点一点地挤入雪花膏瓶,非常的小心谨慎,生怕抛洒了一点儿。这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香气早已四下溢出,弥漫开来,满屋子都是。弟弟抽抽鼻子,嗅嗅,说:“好香!”母亲看他那样子,笑着说他像只小狗,说:“狗鼻子最灵了。”弟弟就“汪汪汪”地学狗叫,我们都笑了,一旁的父亲也忍不住了,“嘿嘿”地笑。姐姐已经把水烧热了,她正忙着洗脸、洗手,她要搽雪花膏了。她可是个爱美的姑娘。姐姐不仅学习成绩出类拔萃,担任着班里学习委员一职,还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骨干。一曲“南泥湾”独唱,震惊四座,老师、学生、围观的社员群众,无不交口称赞。那位老音乐教师更是赞叹不已,说自己教了半辈子音乐,像我姐姐这样的人才还真是不多见,不仅音质好、音域宽广,而且音准了得,“悟性高啊!可塑之才!”他无限欣慰地说。目前,姐姐他们正在加紧排练,因为,元旦在即,她们的宣传队马上要到公社(即今天的乡政府)参加汇演。——为庆元旦,公社将要举办全公社中小学文艺汇演,届时还要评出一、二、三等奖呢。况且,春节其间,姐姐他们还要给我们村的老少爷们回报演出呢。可是,姐姐一点儿都不骄傲自满、趾高气扬、飘飘然。相反,非常的谦虚谨慎、有礼貌。在家里积极主动帮母亲干家务活儿,爱护弟妹。姐姐是我们全家的骄傲。

     这样的一瓶雪花膏,我们全家人使用。早上洗了脸,母亲一定叫我们都要搽一点儿雪花膏。姐姐积极响应;我呢,有点儿大大咧咧,总嫌那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得赶紧吃饭、上学去呢,因此总被母亲督着;弟弟,由母亲来给他搽。母亲的话:冬天的风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很硬的,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皮肤很容易皲裂。这雪花膏还真是神奇!清水洗了脸,如果不搽的话,直觉脸皮紧绷绷的,跟涂了一层浆糊一样。可是,那雪花膏,只抹那么一点儿,立竿见影,脸皮马上就滋润了、活泛了,很舒爽,舒舒服服、熨熨帖帖。在母亲的呵护下、由雪花膏的保障,我们姐弟总能安全过冬,没见谁脸皲了、手裂了。可是,村里其他的孩子脸皲裂的还真不少,有人手上的裂口还沁出了血粒子。

     可是,父亲对搽雪花膏一事总是很不以为然,他说,自己脸黑,抹与不抹一个样。母亲听了,总大声剪断他的话:“那咋会一样呢?睁着眼说瞎话!”常常是,父亲洗了脸,母亲瞅准机会,剜一指头雪花膏,出其不意地抹到父亲的脸颊上或额头上。接下来,母亲软磨硬泡,耍赖、耍痴、耍娇为父亲涂抹均匀了。只见,母亲微踮了脚尖,仰着脸,一只手攀着父亲的肩膀,一只手在父亲脸上有板有眼地抹划;嘴里软言软语、呢呢喃喃:“别动,别动......这就好了,就好了......”父亲不住声地说:“行了,行了,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最后,母亲似乎完全挂在了父亲身上,父亲只得伸出手去环抱了母亲,以维持平衡。我看到父亲的手在母亲的屁股上捏了一把,母亲娇笑着挣脱了父亲,目光对父亲那么一闪、一撩:“看,帅多了!”多年后,我明白了,那眼神就是“妩媚”,隐含了无边的风情,那是彼此深爱着的夫妻的游戏。那一次,我背着书包,站在那儿,大睁着一双清澈新奇的眼睛,看呆了,竟忘记了去上学。父亲母亲一回头冷不丁看到了我,两人都有点儿深色慌张,母亲慌慌地说:“咦,小妮子,怎还没去上学?”父亲连忙说:“晚了吧,我骑车送你去吧。”我一句话也没说,出溜一下,泥鳅一样逃出了家门。

      唉,小小的人,小小的心眼儿呀!不知怎么,我为父亲母亲感到有那么点儿难为情。不过,我的心也深深地感到了一种踏实、一种安稳。我满心欢喜。天很冷,朔风一下一下吹在脸上,可我不怕,我的脸上搽着雪花膏呢。路上,学生的身影已很稀少了,快预备了吧?我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嗬,冬天的太阳也出来了......

      在那物资极为匮乏的清寒年月里,雪花膏就是我们家最最美好的东西。直到今天,一直有那么一瓶雪花膏在岁月深处、在我儿时的记忆里,闪着温润、朴实、温暖可亲的光泽,给人以无限美好的怀恋。

      哦,母亲的雪花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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