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故里——那散落在历史深处的光芒

在这个被称为孔孟桑梓之邦的小城，处处弥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息。或许正是被这股文气所迷，二十岁那年，我像一株寻求适宜土壤的秧苗，把正在生长的藤蔓从故乡的田垄伸进了这座城池，并在此深深扎根，开花结果。

这座小城好在哪里？其实，了解一个地方的好，就像了解一个人一样，只是看着好，只是听别人说好，都不能算是好，非得自己真正近距离接触，或者在生命中有了某种交集，才能感知她的好，或者不好。刚来小城时，凭借自己有限的地理知识，只知此处乃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还有“东方君子之国，邹鲁圣贤之乡”的称誉，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但这也只是像远远地看一个都说其长得好看的人，觉得的确好看，却并不了解她的内涵。直到近几年的多次文学采风，在逐渐地走近与解读中，才慢慢发现，对历史和文化的尊崇、对民众精神家园的关切，才是一座城市不断进取、繁荣的密码。

也就是在这一次次走近与解读的过程中，我得以透过历史云烟，触及到这方水土的肌理，看到了那些散落在历史深处的微光，且越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真正在这片土地上看到了伏羲女娲的复古祭礼，才相信这里有东夷文化的源头伏羲女娲文化；双脚踏在野店遗址的故土堆上，才知道这里有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看了相关文献记载，才真正了解这座城的历史沿革，方知邹城的前身乃邾国的都城。公元前614年邾文公迁都于绎（今山东邹城市东南纪王城）。这邾国故城自春秋建立，至北齐迁徙共延续了一千一百余年，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名城。

这座古代都城。邹与鲁立国之地的原居民为东夷族，东夷族的文化传统乃邾（邹）和鲁文化的共同源头，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邹鲁文化的开端。东夷人以讲究礼让、崇尚仁德而著称，孟子则是邹鲁文化的杰出代表。北齐天保七年（公元五五六年），撤销高平、平阳两县，将接近邹县的境域并入邹县，并将邹县与鲁郡治所由峄山之阳的故治迁至岗山之阳的今邹城市治，也就是我如今生活工作的县级市小城——邹城市。

行走在这座小城，我常常自问，这座原本和我没有多大关系，却因工作结缘并深深爱上的小城，会在历史的回声中，给我的写作提供什么样的机缘？又会携带着儒家文化中精致得令人感叹的部分以及那些尚未消耗破灭的古老灵魂在何处与我邂逅？我的面前好像横亘了一道深不见底的知识黑洞，诱惑我鼓起勇气去探索，却又时时让我胆怯地徘徊在洞口。世人对孟子的尊崇，史学家翻来覆去的考究，让我在故纸堆前徘徊良久。直到怀揣一颗平实的心，接近他们曾经的曾经，我才豁然明白，圣人多寂寞。我并非想要在故纸堆里高深旷远地寻找，而眼前的这个洞，也并不只是通向虚无缥缈的过去，它始终与未来同在。哪怕我只是站到洞口，看着阳光投射进洞里，也能收获到一片微光。于是，我就奔着那些微光，壮起胆子，试探着走进孔孟大地，走进历史深处，回味现实关切，倾听未来呼唤。

下面这几章清浅的文字，便是在一次次行走中，我与那些古老灵魂的邂逅与别离，无论他们早已被载入史册，还是仍旧遗落于荒野，他们自带的光芒，都让人兴奋，令人敬仰……

参谒孟府孟庙

如果你来邹城，走出邹城火车站，首先入眼的当是“一块碑上写着孔子诞生圣地，另一块上写着孟子诞生圣地”的双圣碑。双圣碑是孟府奉祀官孟繁骥先生所立。据考，动意立碑之年，适逢康有为来邹，便请康先生赐墨，先生应约挥毫，只可惜书法瘦细，刻碑不大相宜。后来孟繁骥便请时任北洋政府秘书长的岳父王憬禧写之。

如今，历经风雨沧桑的双圣碑，依然矗立在邹城火车站前，不动声色的迎送着南来北往的人。然而，邹城人从不自诩有双圣碑的地方便是圣地，也不说有圣人的地方就是圣城，所有美誉皆来自外界评说。比如，著名学者任继愈来访后，就视邹城为圣地，他说：邹城是孔孟出生的地方，三字经开篇便是——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结尾也是讲的邹城汉丞相韦贤教子的佳话：人遗子，金满赢；我教子，唯一经；勤有功，戏无益；戒之哉，宜勉力。如此说来，邹城真乃圣地也！

邹城除被外界称为圣地，还被很多人称为煤城。总之，圣地也好，煤城也罢，哪怕你不报有任何期待，只是不经意间来到此地，就会收获许多惊喜与感动。很多人知道圣地一说缘于亚圣孟子，煤城一说则会令很多人费解茫然。孰不知这座小城与煤是缘于我所就职的兖矿集团，也就是当年赫赫有名的兖州煤田。因前面冠了“兖州”两字，很多外地来访的友人，往往会让我到兖州去接站，而错过了走出邹城火车站拜谒双圣碑的机缘。很多人想当然的认为，兖州煤田肯定在兖州，其实不然。原因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兖州煤田决定上马，总部拟设在兖州，可兖州县领导担心粮食不够吃，不愿接纳。当时的邹县县委书记张正仪闻知，立即找上级表态：欢迎兖州煤田总部来邹落户。后来的事实证明，也就是这一抉择，带来了邹县半个世纪的快速发展，成为了邹县经济腾飞的里程碑。儒家圣地与名牌国企的强强联合，吸引着从四面八方聚拢在这座城市中的人，共同建设并解读着这座城。

来孟子故里，参谒孟府孟庙当然属首选。孟府孟庙面积不大，建筑不高，却是邹城乃至齐鲁文化的坐标。哪怕你不懂儒学，不拜孟子，只是怀着散淡的心情走进两孟，看一看那古色古香的建筑，抚摸一下那些古老的桧柏，读一读那些碑碣石刻，弄明白关于记载这座城的来龙去脉，便可感知孟府孟庙里的一树一木、一砖一瓦、一石一刻都能让中国传统文化的记忆在此复活。或者也可以这么说，千百年来，邹城与孟府孟庙，一直是相辅相成相互注解着，在漫长的文化交融、历史变革中，这方土地从古邾国流变为现在的邹城，“两孟”也经历了朝代更迭、日寇践踏、文革被砸、现代修缮等一系列变化。如今，我们再次走进孟府孟庙，感受文化悠远与现代城市的关联，感叹物是人非、治乱兴亡的脆弱不堪的同时，又会在心底庆幸，孟府孟庙历经沧桑依然健在。这深幽雅静的一府一庙，不仅能提供可沉思、可追溯、可启蒙的文化场所，还能在孟轲那“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气度感染下，默默地修炼自我。

孟府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建年代不详，现位于邹城南关，在孟庙的西侧，两者仅一街之隔，因是孟子嫡系后裔居住的宅第，又称“亚圣府”。因元文宗至顺二年(一三三一年)，孟轲被封为“邹国亚圣公”，孟府因此被称为亚圣府。据孟府大堂前现存几棵相当古老的桧树，紧同孟庙毗邻的建筑布局来考证，在宋宣和三年(一一二一年)第三次迁建孟庙于城南的同时，迁建孟府于孟庙之西侧，后经历代变迁和扩建，就有了现在的规模。仅从迁建于邹城城南之年算起，孟府孟庙距今也有八百余年历史了。

孟府占地约两万平方米，前后七进院落，现存有楼、堂、阁、室两百余间，府门正中悬挂着“亚圣府”镏金竖匾。走至亚圣府第一进院落，只见第二道大门上方嵌有“礼门义路”横匾，又称“垂花门”，与孔府的重光门是同一层意思。此门平时则闭门不启，只有皇帝幸临、宣读圣旨、举行喜庆大典或重大祭祀仪式时，才能开启。据府上的管理人员说：有一年，尉建行来邹，在走进孟府时，工作人员觉得他地位很高，便把孟府的仪门给打开了。方欲进门时，又听导游张慧女士说，此门过去仅为帝王而开。尉建行听了，连连摇头说走不得。最后只得绕门而过。

绕过仪门，就到了孟府大堂。大堂前有宽敞的露台，两侧有精雕夔龙石栏，东南角置“日晷”，西南角置“嘉量”。大堂是孟府的主体建筑，乃孟子嫡系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开读诏旨，接待政府官员，申饬族规家法，以及节日、寿辰举行重要仪式的地方，厅堂东西两侧的銮驾架上插着“肃静”、“回避”等各种仪仗。说到“五经博士”，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该博士与现在的博士远不是一码事儿。说是在明代以前，孟子后裔嫡系长子袭封邹县主薄（主薄相当于实职的副县级官员），也就是从那个时代开始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以后从未间断，到了民国，改称“奉祀官”。其实“五经博士”和“奉祀官”都是虚职，其主要职责就是“看护维修林庙，祭祀先祖，弘扬儒家文化”，虽是八品，却没有实际权力，其爵位并不高，但能七八百年世代相袭，而显赫不衰，也是少见的贵族世家。如今，进来参谒的人大多不考证这些，抬眼可见的是悬挂在孟府大堂前檐正中的“七篇贻矩”堂匾，该匾乃清雍正皇帝手书钦赐孟子第六十五代孙孟衍泰，意为皇帝告诫孟家后代要用孟子的《七篇》作为孟家后代言行的准则和行动的规矩。别的可以不闻，大多人熟知《孟子》七篇，即《梁惠王》《公孙丑》《腾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所谓“孟子者，七篇止，讲道德，说仁义。”，七篇传世，至大至刚，正所谓“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

接下来便是内宅院里的“世恩堂”，意为世代享受皇恩。穿过内宅院，就到了孟府的第四进院落赐书楼。赐书楼建于明代，是孟氏后裔存放皇帝钦赐墨宝、书籍和家族档案的地方。而令游客流连忘返的不光是这古朴典雅的赐书楼，还有那被称为“四月雪”的流苏花。初夏时节，满树纤细的白花，簇拥开放，蔚然如雪，遥望似雾松，近看若糯米。微风摇曳处，如雪似锦的枝丫轻拍着孟府那古老的青砖灰瓦，没有声响，却香传四方。如果你寻香而来，能赶在花开的第五日，在感伤白花胜雪簌簌飘飞时，还能弯腰捡些花骨，回家泡一壶香喷喷的“糯米茶”，清热解毒，还能治疗很多小儿和妇科疾病。若五天之后再来，便要错过花期，留下一年的遗憾，只能忍着心痛，盛叹落花胜雪。无法想象，为了这五天的绽放，流苏树积聚了怎样的力量？欣慰的是，近年来随着儒学的复苏，赐书楼前常常有诗书雅会，墨来客往，流苏树也不再一年年守着那空空的院落，寂寂开放。

嗅着流苏花香继续前行，就到了孟府第五、第六进院落的后上房和延绿楼，据说此处原为孟府未出阁女儿的居住之所，现在改成了孟府养生堂。如果你对文字足够敏感，在此处抬头俯首间，首先入眼的肯定是以下这四副楹联：养生莫善寡欲，至乐无如读书；静亦静动亦动，五脏克消失欲火；荣也忍辱也忍，平生不履于危机；青菜萝卜糙米饭，瓦壶天水菊花茶；无求便是安心法，不饱真乃却病方。短短四幅联就道出了《孟府养生经》的意旨，也可谓在诱引着参谒者步步深入。往里走可见满堂四壁图文并茂的《孟府养生经》，今只摘录墙壁西端的“四季养生经”：春三月，阳气生，惊蛰动，百鸟鸣。宽衣带，爽性情，去踏青，莫杀生；夏三月，阳气旺，山河秀，花木盛。卧花阴，茶一盅，冰雪心，快哉风；秋三月，阴气长，缓秋刑，收为纲。闻鸡舞，早起卧，和为贵，肺气清；冬三月，阴气升，冰雪封，少活动。冬眠虫，身心静，读经典，诗雅颂……由此可见，此处的养生经与别处不同，在教人养生的同时，还会对为人处世细细叮咛。

也有学者说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始于养生，所谓“修身”之“身”，乃是人身体的各个器官，之所以把修身放在最前面，类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把身体养好了，才能正心齐家，实现理想抱负，也暗合了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或许，只有当你亲身徜徉于孟府那青灰的屋檐下、苍翠的松柏间，无限接近圣人气脉，将文化圣坛与世间烟火紧密勾连时，方能参悟孟子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也。

孟庙与孟府毗邻，是祭祀孟子的庙宇。

据 《三迁志》载：孟庙始建于北宋景佑四年(一○三七年)，座落在城区东北四基山西麓的孟轲陵墓旁。北宋元丰年间，迁徙于邹县旧城东门外，后因濒受水损，北宋宣和三年(一一二一年)又迁徙于现址——邹城城区南部，历经金、元、明、清数次重修和扩建，才具有现在我们看到的模样。其规模仅次于孔庙，为山东省内现存历史最久远、保存最完整的古建筑群之一，是国内稀存的宋元至明清时期的古建筑代表。一九八八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这个以亚圣殿为主体建筑的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呈长方形，共有五进院落，前三进为导引式庭院，后二进分为左、中、右三路。庙内共有各类殿宇、木坊、殿堂门庑、各代碑刻；汉墓画像石、汉代石人、石兽和元代的盘龙浮雕石柱，还有各种树木。由二百七十余块碑刻名曰孟庙碑林，有的是修建孟庙时的御批、记事，从年代来分，涵盖了自秦到清甚至民国时期各个朝代；从字体上分，有篆、隶、行、草、楷书等；从文字种类上分，除汉字外，还有蒙文（元代八思巴文）；从形式上分，有文言亦有白话，有文字亦有图画；从内容上分，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震灾害等各方面的记述，元《加封孟子为邹国亚圣公圣旨碑》，碑身就镌刻两种文字，上半部为蒙古八思巴文，下半部为汉文对译，乃孟庙最为珍贵的碑刻之一，有着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除了碑刻，再来说说孟庙的门。第一道大门 “棂星门”高大威严，封建时代除农历二、八月祭祀孟子大典之日，或帝王钦差前来拜谒孟庙之时，才开此门，平时闭门不启。门内东西各建一座斗拱承托的木坊，左为“继往圣”、右为“开来学”，以表彰孟轲对儒学有“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之功绩。这三座木架结构的门坊均为清康熙年间重修孟庙时所建。跨过“棂星门”便进了孟庙的第一进院落，院中有第二道门坊“亚圣坊”，该门坊为四柱三门，柱呈八棱，顶端装饰古瓶、朵云，类似华表。坊额正中刻楷书“亚圣庙”三字；东侧门楣坊心线刻云龙；两侧坊心线刻长有双翼展翅飞翔于流云之中的翼龙。石坊东侧竖有万历九年所立《邹国亚圣公庙》碑一幢。建坊年代，当在立碑之前，由此可知这座门坊原为明代的孟庙大门，其石柱在“文化大革命”时遭到破坏，被刻上过毛泽东诗句“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穿过古木森森的砖铺甬道，直通“仪门”，门额悬一匾，上书“泰山气象”四字，故又称“泰山气象”门。进入“泰山气象”门，即是第三进院落，此院北面三门并列，分别为“知言门”、“养气门”和“承圣门”，承圣门门前左侧建有“康熙御碑亭”。“康熙御碑亭”是孟庙中现存最大一块石碑，碑亭重檐斗拱，琉璃碧瓦，贴金彩绘，富丽堂皇；碑额浮雕泰山祥云、二龙戏珠，雕刻技艺精湛，形象逼真；碑座为一巨大怪兽，狮头、龟背、鹰爪、蛇尾；碑文字体工整秀丽，为康熙二十六年四月，清圣祖玄烨御笔亲书，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碑亭东侧竖有《孟母断机处》、《孟母三迁祠》、《子思子作中庸处》和乾隆帝的《述圣子思子赞》及《述圣子思石刻像》等石碑数幢。关于这座康熙碑亭，还有一个至今未解开的谜点，那就是石碑座下有一缝隙，每年农历正月十六孟庙庙会之日，就有许多人往这缝隙里投钱，从前是铜圆、制钱，如今则是硬币，投进去琅琅作响，入地便消失不见，投了三百多年，不见满，不见堵，也没有任何变化，实乃一奇。

第四进院落在“承圣门”内，孟庙的主体建筑“亚圣殿”便建在此院，殿前有：“东庑”、“西庑”各七楹；院中有“天震井”和“乾隆御碑亭”，亭内竖有清乾隆皇帝手书《亚圣孟子赞碑》。“天震井”旁石碑记载，“清乾隆十一年庙前演戏，忽日中声震如雷，闻者环顾失色，见阶前陷有甓甃圆痕，熟视乃井也”，故名天震井。今井边石栏为清道光十一年所建。清代诗人葛临绪曾有《题天震井》诗一首：“古井澜翻近庙堂，天惊石破水泉香，汲来修绠原无底，洙泗渊源一脉长。”

亚圣殿为孟庙的主体建筑，大殿正面高悬一匾，上书“亚圣殿”楷书贴金大字。殿正中门额上挂“道阐尼山”横匾一块。殿内迎面一幅抱柱对联：“尊王言必称尧舜，忧世心同切禹颜。”匾额和对联均为清代乾隆皇帝手书。殿内上方横悬清雍正皇帝手书“守先待后”金匾一块。殿内正中神龛内供奉着衮冕九旒九章的孟子塑像，东侧神龛内供奉孟子弟子乐正子的塑像。这座大殿除了用于纪念孟子之外，还是一处集建筑、雕刻、铸造、绘画为一体的艺术博物馆，与曲阜孔庙的“大成殿”遥相辉映。建筑规格高于庙内其他建筑，是一座金碧辉煌、雕梁画栋、重檐飞翘、歇山转角的宫殿式建筑，下檐斗拱用七踩单翘重昂，上檐采用七踩三昂。那绿色琉璃瓦覆盖的屋顶，与苍松桧柏相映成翠，足以彰显亚圣孟子的地位。再一个就是那技术复杂的木质雕花斗拱，以顶上不固顶，地下不生根的几何可变体系，打破立地不稳的神话，支撑着亚圣殿牢固站立了几百年。殿前廊檐下的八根石柱也各有特色，门两侧的四柱正面雕刻的翼龙栩栩如生，宛如翱翔在云中，大殿四周的二十六根巨型石柱，为明代维修孟庙时所制，或刻宝相牡丹或刻西番莲花，即活泼妖艳又庄严肃穆。

在亚圣殿的后面是“邹国公祠堂”，乃孟庙五楹歇山式“寝殿”，为明弘治十年（公元一四九七年）扩修孟庙时改建，如今成为了祭祀孟子夫人田氏的专祠。从“寝殿”西侧有一小门，通往西路的最后院，即孟庙第五进院落——“焚帛池”院。院内建有清道光十年（公元一八三○年）的“祧主祠”，即孟氏的家庙。祠内存放孟氏大宗户五代以上至二世祖的木制神主牌位，祠后有一处小院，名为“焚帛池”，为祭祀时焚烧祭文所用。千百年来，祭祀的烟火裹着文化的馨香，在这座城市的上空缭绕，让我们时时为生活在孟子故里而骄傲。

如今，穿越历史沧桑，再次瞻仰这修葺了三十八次之多的孟庙，静静体悟其建筑气质与文化内涵，会感觉到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与这座建筑一样长寿而恢宏。

伏羲祭祀巡礼

树高千丈，根在那里？万里江水，源起何处？此乃大多数人在孩童时代常有的疑问，而在懂事成人之后，则关心生命的来龙，穷其一生，总想读懂“生命”这部深刻的大书。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中国人重视饮水思源，慎终追远。从狭义上来讲，无非是通过自己的姓氏追根溯源，了解自己的先祖，记住自己的血缘。从广义上来讲，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祭礼非常关键。中国乃礼仪之邦，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是以事神致福礼。所谓“祭祀之道，自生民以来则有之矣。”祭祀是华夏礼典的一部分，是儒家礼仪中主要部分，很多时候，礼就体现在祭祀之中。

上古祭祀既是民间的民俗行为，又是国家一项重要的政治礼仪制度，有着治理国家和社会教化的功能。翻阅中国历史，越是国势强盛、社会安定的时期，越要通过富有浓厚儒家色彩的礼仪之法，对天、地、祖先等的崇奉、致敬、祭祀来设立和推行人世间的教化，进而达到“礼之所以成天之道，以治人情也”之目的。现今国运昌盛，经济迅猛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中华民族正在悄然复活着寻中华之根、兴中华之魂的文化自信与民族自尊。

习总书记在山东曲阜考察期间，曾开宗明义的表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紧邻曲阜的孟子故里邹城市，在其契机的推动下，大力实施“文化兴市”战略，提升孔孟之乡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邹城市伏羲故里郭里镇的“伏羲文化”，便是其依托人文历史和自然生态两大资源优势，重点打造的文化品牌之一。

伏羲文化是中国史前文化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也是国家已启动的“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研究对象。《诗经》鲁颂篇有“保有凫绎，遂荒徐宅”之记载。邹城市西南部的凫山周边有国内最集中、最多的伏羲文化遗存，郭里镇的爷娘庙（羲皇庙遗址）是其中之一。《魏書》（清乾隆武英殿刻本）也有记载“高平二汉属山阳…齊城高平山承雀山伏羲廟方與二漢屬山陽”，其中的高平即是现在的郭里，承雀山伏羲庙即是凫山伏羲庙。为了寻找人类的来路，我们曾沿着爷娘的足迹，拜谒了滕州染山的伏羲庙，微山陈庄的伏羲殿，并了解到各处大同小异的祭祀仪式，最隆重庄严的当属邹城郭里伏羲女娲的祭祀大典。郭里镇伏羲女娲的祭祀选在了农历三月三，据说在过去香火鼎盛时期，每年“三月三”，方圆几百里的群众都会前来伏羲庙进香朝拜,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丁兴旺。三月乃万物萌生、唤醒灵魂的祭祀之月，农历三月三又是轩辕黄帝的诞辰，自古就有在这天祭拜祖先，祁福安康的习俗。而伏羲亦称牺皇、皇羲、太昊,又称青帝，是中国古籍中记载的最早的王，乃三皇之首，百王之先。为人类创世、繁衍生息，他与女娲兄妹成婚，生儿育女，并根据天地万物的变化，发明占卜八卦，创造历法、教民渔猎、驯养家畜、烹饪食物、婚嫁仪式、始造书契、发明陶埙、琴瑟乐器、任命官员等；创立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图腾“龙”，诸多成就贡献，使称王一百一十一年去世后的伏羲，留下了大量神话传说，被后人奉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有关人文始祖的祭祀活动，已绵延千年，历久不衰。伏羲故里郭里镇为打造伏羲文化品牌工程，不惜大手笔投入，在东凫山两麓选址建设占地千亩的伏羲文化产业园区、朝拜广场、伏羲女娲雕像以及朝拜路、停车场等附属设施，并集中全市民间文化学者与非遗保护部门依据东夷文化古籍中的点滴记载，挖掘整理上古祭礼，重拾远古记忆，在伏羲庙遗址上，用乐器·乐谱·祭器与舞步，还原庄重的上古祭礼，并恢复了古庙会，来祭祀我们中华民族的创世始祖，以唤醒华夏儿女对民族文化的向往与崇敬之情，倡导人们守住中华文明的根基。

当以“亲民、惠民、祈福、纳祥”为主题的伏羲祭祀礼乐，在郭里镇爷娘庙遗址上空响起，全球任氏宗亲会代表、中外著名文化学者，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仁人贤达和近万名游客，虔诚的拜倒在爷娘脚下。通过“拜祖祈福仪式、上古仪式、文明社会仪式”等几大祭祀流程，回望来时路，思忖今人心。当本土的中学生有模有样地演绎传统的“六佾舞”、“百兽舞”等古代乐礼时，传统文化便在这庄重感和仪式感中，得以传承。也使置身于此境的我们，在用古老方式向人文始祖表达敬意的同时，带着“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长大成人方是我，合眼朦胧又是谁？”的思索，驻足聆听：鸿蒙初开,天地灵贶。巨野砥平，大河浩荡。东夷肇始……试图从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中，找寻人类来时的路。

颛孙子莫

初识“子莫”俩字，还是少时在《孟子·尽心上》中读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

当时对“子莫执中”这句话，一知半解。再看古人的注释，“子莫”是个人名，事迹及详情无考。也就是说在杨朱墨翟两派学说的矛盾之间，好像另有一派，那就是主张调和论，提出“执中”的子莫。后来随着学识渐长，了解到“执中”乃儒家思想，方觉提出“执中”的子莫，绝非等闲之辈。因为，儒家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诸多方面，都讲究“执中”，孟子原文中的“执中为近之”，就是说已接近于“道”。

相较于杨子的为我，墨子的兼爱，孟子更欣赏子莫“执中”而变通的思想主张。然，孟子又有“执中无权，犹执一也”之说，也就是说如果只知道死板地坚持“执中”，没有变通，那就不是执中，而是“执一”了。中庸之道本来是“执两用中”的，既然只是“执一”，当然也就不是中庸之道了。孔子、孟子的中道讲究的是“执中能权”。权者，权衡，权衡之下，变也，通也。因此，中庸之道是一种古老智慧，其兼两通两，于两里取舍，乃全道，完全道，包有执一，贯通两端，故曰“一以贯之”。由此看来，子莫在儒学先贤中虽然没有多么重要的地位，但就“子莫执中”一语，便引来了众多关注。

子莫到底何许人也？当我站在邹城市香城镇的莫亭村村口，凝望文化墙上关于颛孙子莫的简介时，首先想起了以上所说的“子莫执中”。这个因纪念子莫而得名的莫亭村，虽早已不见御祭林和东大西小的两处亭阁，但它建村于北宋末年的史实本身，就藏了太多的秘密，等待今人去探索。查史料得知，东汉赵岐称“子莫”为“鲁之贤人也”。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子莫考》考证，颛孙子莫为鲁人，系子张之子也，亦称申详。邹城乡土文化研究者候祥菲有考证，颛孙子张是孔门弟子中有影响的人物，被后世称为“八儒之首”、“子张儒”，人称其有“亚圣之德”。因其在邹讲学授徒，其后人迁邹，邹人为其建有子张祠。还有就是广为流传的“叶公好龙”实乃子张所讲。据西汉刘向《新序·杂事》记载，子张听说鲁哀公喜欢人才，也就大老远去求见，但是，等了七天也没有见到鲁哀公，于是托哀公的仆人将叶公好龙的故事讲给哀公听。再有就是据清康熙五十四年《邹县志》载：邹县东南五十里大莫亭，北宋末年建村，系颛孙子莫故里，有先贤申祥故里之称。颛孙子莫，为鲁之贤者，子张之子。子张即颛孙师，字子张，春秋时陈国人，后来到鲁国去拜孔子为师。

据说，莫亭是子莫死后的林地（墓地）。整个林地占地十余亩，林门前建石人、石羊、石虎各二，用以守林。林内墓群林立有序，墓内结构仿人间生活习俗，房舍建筑一应俱全。林东西两边建大小亭两座，用以看护墓地，东大西小，东大亭取名为大莫亭，西小亭取名为小莫亭。宋时某皇帝曾到子莫墓地亲自拜祭，故此林又称御祭林。清未大学士康有为曾来此游览，为莫亭题词“先贤申祥故里”。现题词碑刻已遗失。文革时多处建筑、墓碑遭破坏，石人头被砍掉，仅存躯干高约两米，石虎被黄土埋没至今没有找到，石羊保存较为完好，高约一米，身长约两米，花纹精细。一九九六年，邹城市文物局将御祭林石人躯干、石羊移至文物馆收藏。

如果说诸多文物尚不可佐证子莫是鲁人，单就颛孙姓氏的来由，以及在鲁的分布也足以为证。《风俗通》和《尚友录》记载，颛孙氏是春秋时代的陈国公族，推算起来，上古圣君虞舜妫姓的后裔颛孙，从陈国到晋国去做了官，其后世子孙“以王父字为氏”而姓了颛孙，称颛孙氏，颛孙氏得姓至今已有二千六百多年的历史。据祖籍邹城峄山镇留驾庄颛孙广鑫考证，复姓“颛孙”是留驾庄村的大姓氏，北宿镇的西故下村、太平镇孙庙村和秦河村，也有不少颛孙姓人。最大的聚集地、也是颛孙姓的根在邹城北宿镇后万村，全村千余人几乎都姓颛孙。山东颛孙姓人的分布以邹城为圆心，大概有四五千人，在山东境内的汶上、兖州等地也有颛孙姓人居住。

关于颛孙氏，史上还有一对联“陈国簪缨之后，孔门游夏之俦。”上联说明了颛孙氏的来历，下联说的则是颛孙氏的名人---春秋时代的孔门弟子颛孙师子张。子张之子申详，申详长子钟，请学于申详。申详对其教导说“吾闻子思之告白也，夫之教必始于诗书终于礼乐，而曲乐不与焉。”这番话简明扼要地说明了教化与礼乐两者之间的关系，与孔子的礼乐观是一脉相承的。申详次子鼎那一脉传至第六十六代延宗，德配衍圣公之女，一时传为佳话。颛孙氏自子张之后，更是先贤辈出，逐渐繁衍成一个有着儒学传统的家族。颛孙氏族谱记载的“家训”总目为：“宽宏处世，忠厚为本；勤俭廉正，耕读效国”。

如今，颛孙子莫已远，颛孙后人繁盛，颛孙氏族的“家训”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后世子孙，以及子莫故里的人民。走进莫亭村，随便听一老者讲古，便能感受到这片土地上厚重悠久的文化底蕴。

 砸书院

在古齐国流行着一则齐景诗“砸书院”的故事。说起齐景诗，北齐人满脸自豪又言语谦恭，这延续了出自清·道光年间齐氏家谱中的齐氏族训，族训中首要一条就是：读书尚礼，交财尚义，毋致骄慢啬吝,有玷家声。齐氏家族以家族辈分排名作为家训来勉励后辈不忘先祖、积极向善，忠厚传家，诗书流泽。

齐姓源自齐国古都临淄。姜氏自太公始，经西周、春秋时期，传位三十一代，治齐达六七百年之久，史称姜齐。出生于清代的齐景诗，祖上世代为儒士乡绅。乃“学德”辈以后的“景继”辈，取名为景诗，可见名字中被赋予了“学习、修身”等特别含义与期待。齐景诗五岁便可作诗，十四岁时一手好文已名扬全县，十六岁时参加县试，却因才学之外的因素而屡试不中，最后只得以写文卖文为生。到底是什么因由，让才华横溢的齐景诗在求取功名的路上如此尴尬？北齐村民俗文化展览馆内，有对北齐乡贤齐景诗的简介，其中提到了清朝科举腐败，齐景诗怒砸书院的故事。

怒砸书院为哪般？这还得从书院说起。古老的书院体系自唐代初年始，到清末退出历史舞台，在中国存在了千余年。诞生初期，饱含理想主义热情的读书人，希望把书院经营成一方净土。宋代的程朱理学、明代王湛心学、清代的乾嘉朴学，都与书院息息相关。然而，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理想往往让步于现实。书院兴起之初，生存和发展的经费，皆依赖于学田或靠私人捐赠。随着南宋时期书院的日益兴盛，书院经费的来源仅靠学田与捐赠，已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许多支撑不了的民办书院，便逐渐被官方“收编”。当官府开始给书院划拨经费田产时，书院没有理由不接受。遗憾的是，如此一来，虽然办学经费不愁了，书院却不可避免地沦为了科举的附庸。官府支持书院，各级官员则闻风而动，从元代中后期一直到清代，其书院山长（负责人）由朝廷或地方政府委任，或派员出任，他们是朝廷命官，纳入官制系统，便有了滋生腐败的温床。

清朝的科举腐败，史上多有记载。较大的科场案就有三起，分别为顺治十四年的丁酉科场案、康熙五十年的辛卯科场案和咸丰八年的戊午科场案。此三案，如今读来也不免引人感慨。感慨之余，又不由从学过的课文《儒林外史》里，那落魄文人匡超人因无奈充当枪手、卖“艺”求生一节，联想到清朝与科举制相伴而生的“枪替”，也就是今天所说替考的“枪手”。有载曰“试之日，冒名代进，或旁生假手，或借人外助，多非其实。”，再有就是古齐国的蒲松龄，于康熙四十七年，以长诗《历下吟》，将考试中的辛酸屈辱、录取中的种种弊端以及考官的骄横贪腐等，尽情道出。

生于崇祯十三年，于顺治十七年应乡试未中，从此屡试不中，却以《聊斋志异》名垂千古的蒲松龄，与齐景诗到底有没有交集，无考。齐景诗有没有当过枪手亦不知，只听被访到的齐氏族人齐方溪老人说，但凡购买齐景诗文章备考者，无不一举夺冠。齐景诗百思不得其解，后受人点拨，方知要想高中，需得给那主考官、副考官等送银子方可，否则考一辈子也中不了，何况又摊上邹县王县令这个贪功好财的主考官。齐景诗一听不由怒火中烧，如他家境之贫，温饱尚不可得，哪有余钱上下打点，倒要找他理论一番。于是气冲冲跑到书院质问那主考官王县令，为何买文章的人能中，作文章的人反而不中？王县令一见事情不妙，就想拂袖而去，齐景诗便围着书案去追，无奈眼睁睁看那王县令在小吏的护卫下乘轿而去。齐景诗一怒之下，便把书院的桌椅给砸了个稀烂。那王县令自知理亏，也不追究。在普遍腐败的大清朝，此等小案也反映不到上头去，齐景诗也只得一腔愤慨，自叹读书无用。

令齐景诗没想到的是，砸书院的事情发生以后，他在十里八乡的威望比往日更盛。乡人都敬重他有志气、有胆魄。谁家有红白喜事能请到齐景诗，方为荣耀；私塾学堂能请到齐景诗，便能教出有出息的学生；但凡有打架斗殴者，皆不报官，请了齐景诗便能调解得双方满意……一时间，齐景诗的名望愈来愈响，和他同代应考的学子出于钦佩之情，还根据他的经历编排了一曲戏，戏名就叫《砸书院》，并成立了戏班子，请来荡山的王增云教唱。此戏当时很火，直到北齐村和大莫亭村合为高级社时，还有传唱。

然而，于齐景诗来说，虽然名声在外，也终难安抚内心沧桑。他教有四方学子，惟不让自己的后代读书识字。旁人问起，他只是淡然一笑，家人不解，他便叹“书生百无一用，倒不如放牛割草来得实惠。”于是继齐景诗之后，他这一支人便淡薄了知识学习，不再追求功名，但礼仪道德、家风家训却无一日怠惰。身为齐景诗第五代后人的齐世湖，乃北齐村现任支书，虽然从小没读书，却连任支书多年，把北齐村治理得既有古风古韵，又不失现代风范。

现今北齐村的诸多光环本文不再梳理，但就村委会大厅墙上的牌板，便可观一角而窥全貌。只见牌板中的北齐社区行为规范：为人谦和一点，每天学一点/胸怀大一点，脾气少一点/帮人多一点，理由少一点……如此简洁朴素却又深藏为人之道的文字，与齐氏族谱相辅相成，使得建于北宋元年的北齐村，在科学发展的同时，仍然延续着齐氏家族的上古遗风，若齐景诗泉下有知，亦应慰心含笑了。

拉魂腔

拉魂腔是“泗州戏”的旧称，又叫枊琴戏，是地地道道的鲁南地方戏，在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一带流传了几百年，在山东的临沂、滕州和江苏的徐州一带又被称为“周鼓子”。据《山东省文化艺术志》记述：柳琴戏形成于清代嘉庆、道光年间。至今在鲁南一带还流传着一段名为“四大香”的顺口溜：“绿豆米饭、羊肉汤，旱烟锅子、拉魂腔。”

拉魂腔最初在邹城郭里镇的传播，是缘于五厘村一个通晓音律、酷爱文艺的张秀才。张秀才早期家里很穷，靠和父亲唱门乞讨为生，他根据画上的琵琶仿造出柳叶琴（俗称土琵琶）作伴奏，借鉴柳子戏的“山坡羊”、“耍孩”等民间小调，以及运河号子和其他地方剧种的营养，演变形成了早期的柳琴调。随着腔调的不断丰富、创新，既有南音的柔美婉转，又有北音的粗狂豪放，以其丰富的花腔和独有的拖腔翻高而拉魂动魄。往往是枊琴一响，再加上戏曲的锣鼓点子、唱腔表演，令听者流连痴迷，就像把魂给勾了去一样，当时流传下来 “拉魂腔一来，跑掉了绣鞋；拉魂腔一走，睡倒了十九”。这些民谣，如今郭里镇上点年岁的人依然知道，至于当初为什么会给它取名拉魂腔，在郭里镇还流传一段精彩有趣的故事呢。

据五厘村的孙普平、孙普荣等几位七十多岁的拉魂腔老艺人讲，拉魂腔剧目非常丰富，有传统剧目二百二十一个，其中本戏、折子戏一百八十个，连台本戏四十一个。柳琴戏的早期剧目基本上是反映民间生活的两小戏、三小戏，代表性剧目有《七装》、《小书馆》等；小戏有《陈士铎喝面叶》、《双拐》、《单拐》、《打干棒》、《小姑贤》等；大戏有《四告》、《点兵》、《吕蒙正赶斋》、等；连台本戏有《回龙传》、《白玉楼》、《三反》、《五反》、《孟丽君》等。可以说是当时在民间的受欢迎程度超过任何剧种，曾经有“不听拉魂腔，酒肉都不香”的说法。他们之所以喜欢唱，也缘于听的人多，他们从二十来岁就唱拉魂腔，师承微山那边的张师父，一直唱到现在，在解放前他们村有个拉魂腔戏班子，最鼎盛的时候曾在大队里包场，四县合唱。孙普平在最早的时候他们还能唱小旦，现在年纪一大，小旦的嗓音出不来了，遗憾的是这小旦的腔调要失传。说到这里，孙普平遗憾地清清嗓子说，唱戏的都是人来疯，一看下面坐满了观众，那就越唱越带劲儿，越唱越动情。

直唱得邻村的大姑娘小媳妇都来五厘村跑，这天一个临村小大嫂因丈夫出门做小卖买未归，她看着人家都老早的吃完了饭往戏场子里赶，她却还没忙活完。听见五厘村头那枊琴和梆子声一响，她心里急得火烧火燎，一手抱起床上正在睡觉的孩子，一手抄起小板凳就往戏场里赶，正听到精彩处，忽然听见孩子哭闹，她急忙掏出乳头要堵孩子的嘴，这才发现她怀里抱的是个长南瓜，根本不是小孩儿。她心下一惊，心想准是刚才抄近路过西瓜地时被瓜秧绊倒后，她抱错了，这会儿孩子得在西瓜地里哭成了啥样啊！这戏可再也听不下去了，她起身往西瓜地里跑。急慌慌来到绊倒她的那棵西瓜秧前，那有什么小孩子，是她家的花枕头静静地在那儿躺着。她急忙丢下南瓜，抱起枕头疯也似的往家跑，开门一看，孩子在床上睡得正香。人们知道小媳妇为了去看戏如此丢魂儿，就说这拉魂腔能绊倒小大嫂。

讲完这个小故事，老艺人们弹起枊琴、敲起梆子，唱了段《俞宽贩马》和《小隔帘》。那苍老遒劲的嗓音，时而如泣如噎的倾诉，婉约入心；时而若慷慨悲歌的咏叹，高亢入云；刹那间，那种岁月的洗礼，那种人生的悲欣、那种生活的酸甜，还有那种无法言传的历史况味……让人百般感慨涌上心头。这在鲁西南数代人血脉里传承浸润的文化遗存无可替代，郭里镇这妩媚多情的“拉魂腔”继孙普平他们之后还有没有传承人？郭里的文化站长说，拉魂腔已申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下一步将在独山小学开设音乐课堂，根据地方特色，开发编撰课程，专教拉魂腔。如此说来，在不久的将来，“拉魂腔”依旧会响彻在郭里镇的村村巷巷。

王粲与驴鸣

当再次行走在王粲故里，渴望听到驴鸣的念头尤为强烈，可走遍山阳郡高平县（今邹城郭里一带）的街道巷陌，偶见卧在墙脚悠然反刍的老牛，却未见驴之影踪，又何谈驴鸣？再看看同行的一干文人，悄悄揣测这些人中谁的性情能像王粲一样爱好驴鸣？又肯学之？观察了一圈，未敢发问。毕竟时代不同了，当代文人虽也不失个性，不失才华，却很难再如王粲般悲壮卓绝。如今的官员虽也有能文，且与文人感情甚笃成为至交者，恐也再难如曹丕般亲率众文士为其送葬，并念其生前有爱听驴鸣、学驴叫之好，在王粲的墓前说：“仲宣平日最爱听驴叫，让我们学一次驴叫，送他入土为安吧！”随即率先模仿起驴叫。于是，一场以声彻四野的驴鸣悼其亡灵的特殊葬礼，成了文学史上的千古绝唱。

那么，只活了四十一岁的才子王粲，又凭什么能得曹丕如此厚爱，能让曹植为其作《王仲宣诔》？当然除了文学才能，还有政治韬略。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赞誉王粲为“七子之冠冕”。所谓“七子”，乃建安时期的一群才子 ——王粲、孔融、徐干、陈琳、阮瑀、应玚、刘桢，而王粲不仅名列七子，还是其中成就较大的一个，曾与曹植并称“曹王”。在那人才辈出的东汉，建安文字冲破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禁条，各种政治思想开始活跃，思想的解放表现在人的觉醒，特别是文人的觉醒，一定程度上带动了繁荣昌盛的文化局面，涌现出了“三曹”、“七子”、蔡琰、杨修等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最重要的是从建安十三年到建安二十二年的十年间，王粲在邺城结识了建安文坛的另一位领袖人物曹植。曹植和曹丕倡导发起的“南皮之游”，可谓盛况空前，曹丕在《与吴质书》中，曾深情地回忆：“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从这段描写中，我们可以知晓，南皮之游主要是“读书论学，弹琴博弈，调筝弄笳，更重要的是吟诗作赋，抒情写心。在这浓厚文学氛围中，王粲独树一帜的五言诗，以其文辞优美、深情缅邈的“仲宣之体”活跃整个建安文坛，也对后世文学产生很大影响。他创作的《初征》、《登楼赋》、《槐赋》、《七哀诗》等作品，乃建安时代抒情小赋和诗歌的代表作。写有“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诗句的《七哀诗》，是最早反映汉末战乱的优秀诗篇。

在政治才能上，王粲因劝降刘琮投曹有功，又在曹操建立魏国的过程中表现突出，深得曹操重用。被曹操任命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军师祭酒、侍中等，并凭着深厚的儒学和礼教功底，参与制定魏国朝仪，草创典章制度，充分体现了山阳王氏家学的渊源。又因其博闻强记、才学超众，得以跟随曹操南征北战，服务于军国大事，其间也有根据从军感慨和征途见闻创作的诗赋，以及得以传世的《从军诗》。当年的王粲可谓红极一时，只是可惜天不假年，在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王粲再次随军出征，在次年春天返回邺城的途中病逝。由于王粲在魏国功勋卓著，又与曹家私交深厚，他的英年早逝令同好文学的曹家兄弟伤怀不已，也才有了以驴鸣送葬的传奇。

驴鸣之于王粲，绝非笑谈，而是一个真性情才子的可爱标签。翻开《世说新语》，其中的《伤逝》篇就记载了王粲与孙楚学驴叫的史实。现代人一定难以理解，王粲与孙楚都是生活在魏晋时期的上层人物，又都才高八斗、名噪一时，为何会放下身价、不顾颜面的喜欢学驴叫呢?而驴这种牲畜，其叫声不甚动听，给人的印象又那么蠢笨，但关于“驴文化”，史上却有许多美谈。《宋高僧传》记载：唐末的普化禅师“尝与临济玄公相见。乃对之以之驴鸣。旁侍无不哂笑。”，而在佛学典籍《传灯录》中却记载了有关普化禅师在义玄面前学驴鸣，引导义玄开悟的禅宗公案。禅师还有颂语说：“一个驴鸣两个贼，堪与诸方为轨则。正贼草贼不须论，大施门开无塞塞。”翻看史料，未见王粲和孙楚与佛家的渊源，只说王粲心情好的时候爱学驴叫，叫后则才思泉涌，佳作迭出。孙楚在西晋王济死的时候，前去吊唁，哀伤哭过，对着灵床说：“您素来喜欢我学驴叫，今天再给您学一学。”于是放声大叫。或许，正是魏晋文人的这种率真旷达，再加上两人孤傲、狂放、怪诞、不羁的性格，才是他们敢于学驴叫，且热爱学驴叫的根源所在。而自古以来，文人有时被说成文能载道，有时又被说成文人无行，文人无状。所谓无状，不管是位高权重之人对文人不屑计较的一种搪塞之词，亦或是世人对文人的一种宽容，诸如王粲学驴鸣之类的文坛逸闻趣事，都没必要追根溯源，但“驴鸣”藏四声的说法，不得不说是汉字音韵史上一个惊人的发现。

古人为诗为赋讲究声韵，“平、上、去、入”是“四声”最为根本的音调，因此，也就有人说，王粲、孙楚等人均以文、赋闻名于世，想必定于“四声”下了不少苦功，不排除“师驴”的可能。当代书法家启功先生在北师大讲到汉语音韵时，也说过，在那绵长的驴叫声里，有着文字学家赖以生存的四声，而注意到汉字有四声，大概是汉魏时期的事情。王粲活着的时候爱听驴鸣学驴叫，大概是发现了驴的叫声有“四声”。他还说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和陆志韦先生，也都有与他持相同看法，说着，启功先生还当着数百名学生的面，学了一声驴叫。

却原来，驴子这“欧啊———欧啊———欧啊”的仰天长鸣，有四声在里边，有音律在里边，还有寓意在里边。也难怪众文友在王粲墓前学驴叫寄哀思的瞬间，就已经注定千古流传。遗憾的是，如今既便行走在王粲故里，也难再寻驴之踪迹。在交通日益发达的今天，养驴的少了，骑驴行走者就更难觅。那抑扬顿挫的驴鸣也留在了那渐行渐远的乡愁里，停在了古人的趣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