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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燕燕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鲁迅文学院学员

报告文学
2018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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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深山里

我家在城口。

年逾九十的老红军童云,吃力地一笔一划写下对家乡的祝福。永留在发黄纸张上的祝福,与其他珍贵的红色史料一起,收藏在川陕苏区城口纪念馆中。

这座“官衙打板子,全县听得见”的小城,因踞三省门户名“城”、扼四方咽喉称“口”而得此名。这是重庆市第一个打出地方红军旗帜的县、第一个被地方红军解放县城的县、第一个迎来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的县、唯一成建制建立了县、区、乡、村苏维埃政权的革命老区。当年,红四方面军挥师城口,李先念、徐向前、许世友、王维舟、李德生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率部转战城口,留下了不朽的战斗业绩和光辉的革命足迹。身为童养媳的童云,曾是随军长征的500多名城口儿女中的一个,也是最后二十多名幸存者之一。为了理想与信仰走南闯北,大巴山深处的家园却一直是心中的牵挂。

“当年我在城口打过仗,那里的山可真大啊!”李先念曾感叹道。和许多革命老区一样,战争年代,大山是红色力量的屏障和堡垒。在新时代建设发展的进程中,连绵挺拔的大山却成为一道令人望之生畏的障碍——大山隔绝的不仅是交通,阻碍的不止是经济,更有观念与思想。

海拔近2000米的大山上,至今仍然有几百人生活在那里,延续着老辈子的生存方式,在山岩薄田里种植土豆包谷,背着背篓,去密林深处挖掘天麻、重楼等珍贵药材。山民自然明白生生相息的道理,儿子会学着父亲的样子,小心翼翼挖出雨后生长的天麻,然后又仔细地把土回填上。然而大山的馈赠到底有限,越来越多的青山绿水被纳入大巴山自然保护区,甚至某些山林里修条路也是违规的——交通实在是个问题,有的农户住家偏远,要修葺房屋,仅仅运点材料上山便弄坏两个摩托,累死一匹马。2015年国家精准扶贫工作启动以来,对最后的“山民”来说,“下山”的时间已进入倒计时。

同样热爱大山深处生活的,还有来自成都、重庆、西安等大城市的果园农技师,他们来了好几年,已经适应了这里的一切,包括山谷间清新的空气、满眼的林木以及淳朴的民风。但他们却异常渴望一条能更快连通大山与山外的路,以便在大雪封山之时,山谷里产出的鲜嫩甜美的冬草莓之类,能够越过自然的封锁,顺利到达相邻的城市。

这几年,城口人越来越多地谈论高速公路或高铁。

大山的另一边,开县到城口的高速公路正在修建中,预计2022年交付使用。这条全长约129.3公里的高速公路,起于大巴山的陕渝界,止于万开高速赵家互通,全线桥隧比达81%。在城口段,则有90%以上需要在山里打出隧道。

“下雨的话要加倍小心!”一位“城开高速”的施工管理人员警告自己即将深入城口采访的妻子。妻子不以为然,临行甚至没有带一把雨伞。在后来的采访中,她才知道,下雨尤其是下暴雨,在城口是件顶糟糕的事。每逢风雨交加,县里乡里村里都会紧张地值班。2010年,一场灾难性的山体滑坡曾经在城口境内形成一个很大的堰塞湖。

从达州的丘陵山地到城口的高山峻峰,渐渐深入大巴山腹地。在城口,汽车一直绕行盘山公路,一侧是悬崖峭壁,一侧是溪流——时值初夏,自山上潺潺流下的清泉被散落在溪谷的大块石头割碎,再一路闪烁波光前行。对于做社工的大学生志愿者们来说,几个月时间,他们未必能够记清不同路段溪流的名字,尽管它们都有着类似“岚溪”这样好听的名儿;但几个月的时间,已经足以让他们能够与农村大爷亲近地摆家常,自然地接下一双皲裂黝黑的大手递来的小零食。

“四面都被大山包围,你会觉得压抑吗?”年轻的志愿者问当地一位土生土长的基层干部。

“不会,因为我从小生活在这里,早就和大山融为一体。”基层干部回答。

2015年以来,随着返乡创业人群归来的,还有放弃大城市优渥生活、自愿投身扶贫攻坚的“本土人才”。“走村串户、扶助乡亲是我热爱家乡的具体表现形式。”一位89年出生的姑娘说。姑娘三年前辞去了重庆城月薪上万的销售工作,返乡应聘到“本土人才”的岗位,每月只有一千多的工资,自己家里也做着大棚,每天忙得脚不沾地。

“早上三点我就起床,把自家大棚的小菜拖去县城市场,回来刚好接着到村委会上班。忙归忙,充实快乐。”

 

北屏乡隐藏在一段盘山公路的尽头,一大片繁盛静卧山谷之中。沿路弯弯绕绕是曾让志愿者惊喜的欢快的溪水,它一刻不停紧紧跟随。公路起伏之间,零星的几处木质结构农家小楼,门口挂着醒目的牌匾,花台植着蓬勃向上的蜀葵和红火的大丽花,显出一种喜庆的迎客氛围。一晃而过。见者必会惊讶于如此深山竟然也有“农家乐”,疑惑客从何来。但如果肯花上几天时间乡里转转,便会明白今天看见的不过是“一叶”。城口的“农家乐”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叫“森林人家”——这个小县城森林覆盖率达65.3%,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69.6。这样的命名,显然富含“家在深山里”的意味。

“北屏是全县自然条件最好的乡。”从县里来挂职的北屏乡副乡长、太平社区第一书记梁国辉说。

“85后”梁国辉本是个“外乡人”,他生在奉节,2009年从西南大学毕业后来到城口,瘦瘦高高长相清秀颇有书生气。“奉节也到处是山,但到底不像这里——初来时,觉得这里的白天都要短些,或许日光都被大山给遮蔽了。”

2015年国家精准扶贫开始,县里各部门机关都下派人员到村子里担任“第一书记”。与知根知底的村干部不同,“第一书记”的第一课往往是“如何能与村民聊上天”,聊天可是大学问。而村民则希冀县里来的“第一书记”能从“上头”带来一些“稀缺资源”。

“月峰村的第一书记来自县工会,由他牵头,已经荒了多年的幼儿园重新开起来。”梁国辉来自县农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他带来的资源自然与“农业园区”相关。

北屏乡的太平社区,据说,地理位置是“重庆最北端的村庄”。这里的土地呈现出万物生长的活力,虽说早已过了仲春时节。若要看这片村庄的全貌,还得顺着一条蜿蜒向上的水泥道前行爬坡到高处。水泥道两侧,城里人所能认识的作物不多,但大抵可以猜测,该是一些果树之类。许多地里搭着架子,葡萄藤爬满,吊着一串串尚且青涩的果实。等到了高处,站在平台往下望,会发现整个种植瓜果的农业园区呈现出方方正正的样貌。

“喏,右边那一大片是青脆李,3年大苗,已经挂果了,左边那一大片是草莓、蓝莓、葡萄,还有猕猴桃。反正一茬茬轮番上阵,外头来的客人在咱这儿啥都采摘得到。”北屏代忠相乡长说。听说乡里来了采访的“贵客”,代乡长搁下手头的事儿,立刻赶了过来,“酒好也怕巷子深,还是得有人帮着吆喝。”

外来的客人正疑惑“红心猕猴桃”的长相,不想身后竟站着一大棵,牵藤的姿态和掌状的叶片乍一看很像葡萄,一粒粒酒盅大小、还未长成的猕猴桃果就藏在叠叠叶片之中。见众人夸它长得好,太平社区袁锦轩主任还颇有遗憾:“根子这里不该盖块盖子。若根子见阳光,长得更好。”

原来,这片方方正正的农业园区是由村民们手上一块块不规则的土地流转而来的。土地流转前,村民在自家的“一亩三分地”里种点包谷土豆,喂几头猪,土地并没有为村民带来多少收成和效益。零碎的土地如今流转到四个农业公司,签订了十年租用合同,流转土地的村民都在这片园区务工。

“流转土地的租金是600元每亩每年,外加100元分红。老人务工的标准是80元每天,年轻人100元每天,这样下来,勤快的人每年有3—4万收入。最关键的是,这种方式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村闲置劳动力。”代乡长说。

事实上,土地流转这个政策,并非一开始就能让村民接受。“不论一片田是否荒着,它搁在那里,是我的,心里才有底。”一位村民曾说。

把山上居住的村民“请”下山也绝非易事。“乡里在山下为他们建设‘安居工程’,先是想尽一切办法首期搬下来18户。那些留在山上的继续观望,觉得山下的‘有活做、日子不错’,这才陆陆续续又往下搬。”梁国辉说。

城口自古“九山半水半分田”,或许正因如此,村与村之间距离特别短。从太平社区到月峰村,只有短短两三分钟车程。见到月峰村的马支书时,他正带着一个村民骨干查看村里的蘑菇大棚。

“刚收过一茬,所以多半空着,喏,那边香菇有1万多个菌包,瞧瞧,冒了头呢!”马支书精壮黝黑,一副庄稼人的憨厚模样。这片48亩大棚的土地,也是从村民手上流转到集体的。

“种菇的主意最先是村委会拿的。”马支书说。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雨后,林子里朽烂的木头会生出一大堆野生香菇。林子深处,还能找到丛丛叠叠的黑木耳。这些东西要是摘点搁在汤里,鲜得舌头都要掉出来。

“这一切说明咱们这儿适合种蘑菇呀!得天独厚!”马支书很兴奋。去年,他也是带着这股兴奋劲儿跟村民们做推介的,“反正咱这方土地贫瘠,每人就这么几分地,种点土豆包谷也没什么效益,不如盘出来搞个集体经济,种点值钱的东西,大家都来做股东。”

那天的村民大会并没有人立即响应,村民们表情各异。年纪最大的阿公若有所思自言自语:“几十年前搞公社,大家只劳不得,没劲儿,自己承包土地单打独斗,劲儿又太单薄,敢情这样试试,得行?”在外地打工、回家帮忙的小年轻说:“这个想法有意思,要不,我回去再跟家里人商量下?”几个大姐交头接耳:“种点值钱的东西?那还得往里投钱不是?亏了算谁的?”后来,大部分村民还是赞同村委会流转土地种蘑菇的提议。村民们纷纷拿出自己的土地“入股”,也有人拿出几千块钱“入股”,还有一些人依旧持着观望态度。“村里一人一股,共有915.5股。”乡里帮助月峰村联系了农业公司,提供种子及免费的技术指导。

2018年初,月峰村的蘑菇大棚开始运行,有羊肚菌、香菇和灰树花三种菌类。5月份之前,40亩羊肚菌丰收,赚了10来万,村民的创业热情再度高涨。“香菇在生长,冬菇的种子我们已经预定好了。不过,村里事先也约定,每年赢利的20%要用作公益投入。”马支书说。蘑菇大棚背后有一小片金贵的坡田,几个大姐正在忙碌。“那片地也是流转过来的,种‘红小豆’这类经济作物,乡里有补助。和蘑菇大棚一样,务工的都是村民。”

月峰村有一个关于“1+4+X”的计划。

“一”,就是一个集体经济组织;“四”,就是一个食用菌合作社,一个旅游项目合作社,一个“旱改水”合作社以及一个猕猴桃种植合作社;X就是鼓励农户自己做养鸡养羊养蜂等各种产业。

“‘旱改水’这个词儿有点听不懂?咱们改变这里的传统农业,种它150亩红花米(一种新型名贵水稻)、荷花什么的,再搞点插秧节、耕田打耙节……城里人不是喜欢回归自然吗?就到这里来看看!”眼前的庄稼汉子,思想很是与时代接轨。

“往那边山上瞧,看到没有?那片山坡种猕猴桃——都挂果了。”顺着马支书指的方向看去,是临近的一处陡峭山崖,上面满是林木,一旁可见一条蜿蜒的水泥道路。“水务局帮忙供水灌溉,交通局替我们修路,将来城口通了高铁或者高速公路,游客一定‘打涌堂’。”

一切都可以被热爱家乡的人因势利导变得美好。

这种美好在城口随处可见。

比如,没能在月峰村看见传说中美丽的“灰树花”,却有幸在高观乡山脚下的蘑菇大棚看见了极其原生态的菌群——花瓣般娇媚地层叠,镶着显眼的金边。甚至还有长在木架上的花菇,花纹漂亮——当然,最漂亮的还是年轻的女农技师。

 岚天乡星月村的瓜果长廊悬在山腰,已经搭建成形,连普通的柴垛也按照稻草人的模样造型。“岚天的小金瓜实在玲珑好看,那次要不是一只黄狗跑来,我都想顺手在地里摘一个抱走。”服务于河鱼乡的志愿者艳羡地开玩笑。

初夏的格桑花盛开一路。东安乡兴田村的“森林人家”在临近“亢谷景区”的公路边沿线铺开,三层小楼,一色的山里质朴风格。见有人来,微胖的老板娘立即搁下手里那碗鲜香麻辣的老腊肉丝面,然后一脸喜气地迎上前。

 

多年以前,城口的山里开采锰矿、钡矿。因为大山深处丰富的矿藏,一些山里人动了“发一把横财”的心思,再加上外来“淘宝”的商人,随着山谷里一处处工地凸现,青山显出斑秃和缺口,逢刮风下雨,山谷便险象环生。数年休养生息,如今那些破坏过的痕迹已经找不到了。听说,自从彻底关停那些矿场,很长一段时间,城口经济便再无支撑,全靠国家拨款。但青山绿水毕竟是更大的发展“资本”,家在深山里,根在深山里。

去县城的路上,每到一处河段,东安乡的纪委书记都会从车上下来,查看溪流里是否有人非法捕鱼,“这里生长着许多名贵的冷水鱼,都是青山绿水赠与我们的宝贵财富。”禁渔期,高观乡分管农业的委员谢发滔会时不时地沿着河道巡查,见到几个小伙子挽着裤脚立在溪流中似在找什么东西,谢发滔连忙赶去制止,得知只是几个山石爱好者,他才松了口气。

“连抓‘虾爬鱼’也不行,这会不会太‘左’?”

“前些年,捕鱼的多,电鱼毒鱼的都有,搞得溪水里差点鱼的踪迹都没了。这几年算是慢慢恢复,希望有一天活跃的鱼群能再出现在大家眼前。再说,鱼群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能为我们吸引更多的游客。”

听说,高观许多村民都自愿加入“护鱼队”。几年前,他们热衷于捕点河鱼给自家开开“荤”,好吃又不用花钱。

    岚天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街”,“建卡贫困户”胡大哥的老伴曾经一度责怪他轻易答应“从山上搬下来”,“结果下来连吃个小菜都要掏钱买。”但山下确有山下的好处,过去赶个场要花一个小时才能回家,现在身处闹市,交流广泛思想也活泛了。老乡们脱贫致富一片火热,胡大哥看得眼馋心动,便大着胆子拓展起自己的“养蜂事业”,由“两筒”蜜蜂养到“五十多筒”,“没想到好蜂蜜根本不愁没人收”。如今,加上家里年轻人在外打工的收入,每年能有四、五万进账,胡大哥一家已经摘去了贫困户的帽子。见到胡大哥的时候,他正坐在自家小楼前逗弄小孙孙,质朴接地气的家风被做成牌匾挂在门上。

这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街”原本是一片河滩,乡上统一规划新建了街道和房屋,住户大多是像胡大哥这样从山上搬下来的。

“扶贫必须从精神开始。”岚天乡宣传委员谢勋文说,“就像‘搬穷户’这件事,把村民从山上搬下来只是第一步,关键要让他们真正与山下的世界融合。”许多观念的变化是从细微处开始的:山上的密林中习惯了随手扔弃杂物,山下的街道吐痰都是不文明的;山上在旧屋前横根竹竿便随意晾晒衣物,住在山下,把裤衩晾到窗外伸到街边,都是不好看的……

“岚天作为城口这片大山里最小的乡,人口只有3千,盛产核桃、板栗等各种干果,资源丰富,虽然实现了整乡脱贫,但是要走的路还很长。”顿了顿,谢勋文点了点自己的额头,“关键的改变还是在这里。”

当年,岚天乡星月村于村长是带着在外打工多年的辛酸委屈回来的。他和村民苟中海一起,随乡里去了山东大连、重庆周边考察“农家乐”,走了一大圈还是觉得自己家乡好,“咱们的森林、咱们的空气、咱们的水,都是外头没法比的。”于是便动员村民们通过向银行借贷实现“民房改民宿”,但村民们都很犹豫:“咱们这大半辈子都面朝黄土背朝天,就会种点包谷土豆,做点小本生意都不行,那还敢毛起胆子借个几十大万的弄旅馆,客源从哪来?谁稀奇来这深山老林?亏了倾家荡产都还不起!”于村长率先带头干起来,和他一起干的,还有曾经的“小包工头”苟中海。于村长在乡里的帮助下,从农商行借贷了200多万,在自家屋里做起了“森林人家”,慢慢地,也有了从周边前来避暑的客人。

“那些客人来这里都不喝茶水,而要尝尝咱们水龙头里直接出来的山泉,说甜着哩!”苟中海说。

口口相传,城里来的回头客很多,于村长也为自己经营的“森林人家”推出一个微信公众号,“你们来的前一天,几个大巴车才离开。”

看着别人家做得红火,村民也壮着胆子“摸石头过河”。星月村沿路许多雕花木楼正在建设中。而于村长和苟中海等做大的“森林人家”,又为留守家乡的人们提供了务工的机会。

“下一步,我们要想办法引来山泉水流过我们的院子。”苟中海说。

“我已经把儿子叫回来了,返乡经营农家乐,肯定比他在外打工强。”于村长说。

返乡创业的不止于村长的儿子,更多有想法的年轻人也回来了。

岚溪村的“钱棍舞酒店”在场镇里很显眼。

钱棍舞是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钱棍是一种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舞蹈道具。钱棍的一般做法,是由长约三尺的一根竹棍两端嵌上几枚铜钱,再缀以流苏。城口非常盛行钱棍舞。跟秧歌舞一样,钱棍舞也是在一些重要的日子里表达庆祝。人们随着音乐的节拍用钱棍敲击自己的全身关节,使得铜钱发出金玉之响,铿锵有力。钱棍舞跳起来有利于灵活性和协调性的提高,是一项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健身运动。红军时期,钱棍舞还一度成为红军在城口宣传革命道理,撒播革命火种的重要宣传形式之一。

从整体外观到桌椅杯盏再到房间的挂饰,钱棍舞酒店的每个细节都渗透了这种本土文化元素。酒店的女老板,正是一位返乡创业者。她思想活络,前几年曾经在城口其他乡镇通过建房卖房赚了“第一桶金”,当她在岚溪村买地准备再次做“房屋生意”时,岚天乡政府的领导过来做“思想工作”,让她试着“搞旅游产业”。她将信将疑地跟着乡里在外面考察了一大圈,外头“农家乐”火热的经营情形让她彻底坚定了决心。“原本想着把这栋房子墙面刷白就开张,后来又想着怎样才更有特色,哎,越做越精致投入也更大。最后投入450万建酒店,今年才刚开张。”

大山深处,利好的政策与乡土民情传统生活碰撞出无数火花。

过去,山里人手里可用土地少,如果邻居家“越界”种包谷,那么势必会有一场激烈的争吵甚至打斗。如今大家都拿出自己本不能产生太多效益的土地,盘活资源,变“单打独斗”为“组团战斗”,山乡剧变正在悄悄上演。

过去,村里的“综合专干”挨家逐户上门动员村民参加“新农合医保”,村民却说“难道村委会又要收钱来建小金库?”,质疑加抵制。如今,村民们主动到村委会替自家的老人、儿女交钱上“新农合”。“咱们也想通了,辛辛苦苦挣点钱,生场病一进医院啥都没了。既然国家有这个政策,还是要在好着的时候留条后路。”

“妹子呀,你再等下,我把这个歌词再加上一句,对,加上‘撸起袖子加油干’。放心,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教,不识字的也唱得来。”72岁的廖大爷是河鱼乡平溪村的一位“空巢老人”,也是社工钟艺组建的“老人学堂”里的骨干。做过农技员和民办教师的廖大爷,在地里是一把好手,在屋里休息时常常手不释卷。“小钟,下次给咱学堂弄点书,特别是保健类的,你看,我现在每天都按这本册子里讲的来开伙食,还有,每天至少要走九千步……”

河鱼乡政府向重庆扬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购买了服务,“90后”钟艺正是被该中心派出的。

“廖大爷是个典型的农村知识分子,自尊心强有点小傲娇。他算知书达理的。其实,我刚开办‘老人学堂’的时候,碰到过许多让人哭笑不得的事。”钟艺记得,第一次开展活动,有位大妈抖抖索索地问她“参加活动是不是可以领点补贴”,一旁就有老人大声帮腔“是嘛,参加活动误了手头的农活,该有点赔偿”。不过,当社会服务深入人心、老人们感觉“精神有了寄托”,“老人学堂”真正红火起来,偶尔有新来的老人再问起“有没有钱哟”,会被其他老人怼回去:“有哦,多得很,想要钱,各人到地里刨!”

 

穷则思变。深山里从来不乏探索者和奋斗者。

河鱼乡平溪村,当过村支书的冯乾坤在自家“森林人家”院子里养了两条大狗,一黑一白,都足有一人长,看上去十分吓人,却很听主人招呼。

“来这里的人都开着车停院里。有两条大狗替他们看着,他们放心些。”70岁的冯乾坤又高又瘦,一脸精明,“对了,那边山坡上是我流转过来的几亩地,种了桃子、李子、苹果,年年丰收。这些果子,住在我这儿的客人可以随意采摘、免费品尝,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老冯家实在,我夏天都来过好几回了。他那个包月的桌餐伙食开得好。一句话,大方,会做生意!”一位正在院子里帮着修建李树枝条的客人说。

“森林人家”是冯乾坤二十年来做的“第三单”生意。

城口盛产肉质鲜美的羽毛漆黑的“山地鸡”,河鱼乡的“山地鸡”养殖在全县首屈一指,而冯乾坤早在2006年就成了当地的养殖大户,并带动着周边农户都养了鸡。当年在政府支持下,路修到了每个村组,就是为了“山地鸡”的产销。最多的时候,冯乾坤养了8000多只鸡,纯利润16万多。

当初,冯乾坤是靠着自己开碎石机做砖,才辛辛苦苦赚到第一桶金的。听说他要把钱都拿去养鸡,村民们都在背地里叫他“癫子”。

“那时人不富裕,农村偷鸡摸狗的多,山里野兽也常常会偷吃,所以大家觉得养鸡这行当只赔不赚。”冯乾坤说。他那时做支书,决心要做个“带头致富的”,“信不信由你们,晚了可不要怪我没提醒。”

事实上,养鸡这条道儿真的不好走。刚起步时,没有孵化器,养在半山腰的母鸡们自己孵出600多只小鸡,冯乾坤乐得合不拢嘴,才高兴了几天,因为没有及时给小鸡打防疫针,几天时间,600多只小鸡死得一个不剩。后来,好不容易成了规模,却因为鸡群里混入患了“鸡霍乱”的病鸡,疫情很快传播,半大的鸡死了1200多只,直接损失八万元,“还好,我提前买了保险,获赔了五万元。”说到这里,冯乾坤有些自得。

一天,有村民急匆匆地跑到屋里告诉他:“老冯,你山上的鸡遭了!”他搁下手里的活计,拔腿就跑,上山一看,遍地都是没了脑袋的死鸡,少说也有两百只。再一查看,分明是山里的野猫做的孽。山高林密,这种比寻常家猫大两倍,性子凶猛又诡异的野兽比比皆是。

“我用狼夹打野猫,抓到过好几只。能害鸡的东西,除了野猫,还有山鹰,我就找了火枪来打。”那时的山里人环保意识和法制意识都不强,常常一不留神就触犯了法律。因为这支火枪,冯乾坤被人告发,判了三年“监外执行”。

“现在野猫山鹰金贵着呢,咱保护都来不及,再也不干那些糊涂事了。”冯乾坤笑呵呵地说。

几年之间,平溪村342户人家都养起了山地鸡。很快,“供过于求”,村子里的鸡不再像当初那么“能赚钱”了。在“养鸡行当”出现拐点之前,脑筋活络的冯乾坤已经盯上了新兴的“旅游服务”。2012年,他把自家的“民房”改成“民宿”,做起了“森林人家”。2013年,一年的纯利就达到十七八万。

无论是在岚天、河鱼或是东安,关于“森林人家”的兴盛发达,都会让人生出许多疑问。因为在这样的深山里,有的改变很难,需要决心,更需要有人下定决心。

东安镇紧邻亢谷景区的兴田村,有着最为集中、生意最好的“森林人家”。目前,全村173户人有127户都做“农家乐”。村支书龙明安回忆的一段往事,似乎为颇多疑问找到了答案。

2008年以前,兴田村不通公路,沿着曲曲折折的山路去趟东安场镇,一个单面就是3个小时,来回需要整整一天。

“村民甚至吃不上大米,因为兴田是种不了水稻的,要吃大米必须从场镇背回来,太费劲。所以大多数时候,村民只吃自家地里出产的土豆包谷。”村里原本居住着639人,到2007年村里快通公路的时候,村里人都几乎跑光了,只剩下近两百个老弱妇孺,“抬眼一看,尽是挂在山间摇摇欲坠的土坯房。”

2010年,原东安乡党委书记、现任城口县副县长的张国进提议要做“旅游扶贫”,得到了乡里一致赞同。与之相应,兴田村做的第一个改变是“人居环境”。仅仅是“拆猪圈”便大费周章,“肮脏味重的猪圈与舒适干净的森林人家是一对矛盾,必须有舍才有得。”起先,村里集中将猪圈迁移到一个隐蔽的地方,后来“农家乐”渐成气候,村民找到能赚钱的“主业”,也就不再把精力耗费在零零散散养猪上了。“现在,我们做农家乐用的猪肉都从其他村子收购,这样也促成别人做规模的养殖业。到底各有所长。”

2011年,张国进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在重庆组织了几批前来旅游观光的客人。客人们先是坐火车到达州万源,东安乡再专门找车把他们接过来。这一来一去,显然做的是“赔本生意”。

“那时,我们只有一个想法,让城里人知道我们这个地方的存在。”

不同的声音也始终存在。在开门迎接首批客人前,龙明安的叔爷、兴田村老村长就反复告诫张国进:“张书记啊,不要一时头脑发热,有些活儿贸然接不得啊,咱们没有这经验和能力,牌子砸了不得了!”老人家有老人家的顾虑,好在一切顺利。到了2012年,客源渐渐多了起来,“原生态”就是最好的一块招牌。当然,仅仅靠客人之间“口口相传”远远不够,乡政府多次派人到重庆观音桥商业街、达州中心地带去散发旅游传单。

为了寻求更多的支持,2012年下半年,张国进带着乡上一队人跑山西、跑武汉、跑河北、跑上海,跑兴田村村民务工经商的地方,想要将遍布全国各地的村民骨干们召集回来。龙明安之前就在武汉当了多年“包工头”,张国进的第一站恰好是武汉。

“咱家乡有变化了,你愿意再回来看看吗?我们可以一起做很多事。”张国进说。

“嗯!”片刻犹豫,龙明安答应了。他跟着张国进回了阔别多年的家乡。

2012年年底,东安乡政府牵头开了“乡贤会”。这群“在外头见过世面、经过风浪”的返乡骨干90%都认可乡里“一门心思搞旅游”的想法。从2013年开始,早年“穷跑了”的乡亲们开始陆续回家。龙明安作为其中的“佼佼者”,他的“森林人家”如今一次性可接待150人,年营业额100万元以上。

山里人倔强,也会用倔强为自己重开一片天地。

见到51岁的王举祥,是在北屏乡新民社区一片竹林深处的小楼里。他腼腆中带着微笑,“我是个犯过错误的人。”对于一个本心善良憨厚的人来说,曾经的服刑经历是心上难以磨灭的一块疤。王举祥32岁锒铛入狱,2014年从监狱归来,妻离子散,甚至“连一双筷子也没有”。“你是我们的村民,年纪也大了,我们应当照顾你。”新民社区的干部对他说。社区考虑到他的困难,特地为他准备了一套廉租房。

“谢谢,我不要,我自己有手有脚,一切可以重新开始。”王举祥拒绝了。这颇有些出人意料。

“是条汉子!”王举祥的骨气令社区干部们动容。

“一穷二白”的王举祥成为当地的“建卡贫困户”。因为过去的经历,他走在村子里总是感觉战战兢兢,然而,乡亲们遇见他依旧上前寒暄,一切并无异样。“吃过大亏”的王举祥不愿再出门打工,决心创业。县农委会的杜主任与他“结对子”,为他出谋划策“搞点养殖业”。过去印在他身上的污点,让银行不敢贸然贷款给他,原北屏乡党委书记便以自己的名义替他作担保,这样拿到了养殖的启动资金。王举祥利用流转到的6.5亩土地养山地鸡,又在屋后的河坝放养清水鸭。他一个人照管2000只鸡和400多只鸭子,他后来娶的妻子则独立照管五六桌“柴火鸡”生意。

“无论春夏秋冬,我每天不到五点起床,为客户送去宰杀洗净的鸡鸭,雷打不动。”今年上半年,他已经卖掉了1500只鸡,纯利润有两三万。依靠自己的勤劳和乡里的支持,王举祥2015年便脱去了“建卡贫困户”的帽子。

“对于生活,我充满感恩。”王举祥说。

 

我们留在家乡,我们的“原生态”产品要怎样走出去?

43岁的城口“电商达人”范中福正通过微店、“淘宝”、“网上村庄”销售特色腊猪头。朋友圈里,配上几张正在手扒软糯喷香的猪头肉的动图,外搭不成型的打油诗一首——

还记得妈妈的味道吗?每逢过年煮猪头总想吃一口。那时吃的不多,总要等到过年才吃。去年炕的正宗土猪,还有几个,需要的下单——半边猪头腊嘎嘎,核桃拱嘴猪牙巴,放入锅中来煮耙(pa),捞出直接用手拔,那个味道想妈妈。全国各地邮到家,半边猪头四十八。

不到半天时间,腊猪头的订单一抢而空。

范中福做的是“回头客”生意。这些年,“森林人家”日渐红火,县里常常组织“板栗节”、“刨猪节”等活动,范中福积极地把自己从农户手中收到的“原生态土货”给游客展示,请他们免费品尝,让他们不知不觉地“爱上山货”,“回家的时候提上一大包,吃完又会在网上或者微信找我订货。”

2015年,县扶贫办组织20多个人到重庆培训,其中就有做了多年农货销售的范中福。当时,有个老师在推介“网上村庄”时,特别讲到有一种销售方式是通过游客到游览地线下购买,首先满足“后备箱”功能,然后再把产品放在网上实现后续购买。范中福听了很兴奋,在东安乡政府支持下,他做起了“线下体验”和“线上销售”。在收购“土货”的过程中,他还培植了一批专门为他供货的山里人。“山里产什么我就收什么。秋季收蜂蜜,农户一次卖400斤赚2、3万,远远超过他们平时零敲碎打卖一点。”

范中福有4000多个微信好友,微店叫做“亢谷老范”。范中福做“微商”并不讨人嫌,他不干那种“点对点硬推”的事儿,而是默默地发些朋友圈,再配几句打油诗,就像卖那些腊猪头一样。“收蜂蜜、收天麻啦,我会在朋友圈发些照片,让我的熟客们知道老范在干啥,如果想要这些货就可以马上联系我。”

范中福会亲自监督“土货”质量,但因为所销售的农产品缺乏“规范统一”,会引起一些争执,“有很多技术和细节,我们做电商的没有把握住,有时还会无意坑了老朋友们。”

有一年,山里的猕猴桃丰收,他收购了一批,以18.8元每斤的超低价包邮,“两天就走了三四百单”。由于“没有果蔬运输保鲜经验”,所有的果品他都简单包装。邮寄的半道上,猕猴桃在箱子里已经软烂了。结果,他不断接到快递员打来的电话:“不好了,你那个箱子底下直渗水。”老客户们打开箱子,也被眼前的情景惊得目瞪口呆。那批猕猴桃基本“全军覆灭”。耿直的范中福坚持要把钱都退给大家,可老客户们都说“算了,你也不容易”,连他发去的退款“微信红包”别人也不愿收。

“至今我都不敢发鲜果。还是有很多经验值得总结。”范中福说。

东安乡沙湾村的另一位“电商达人”李天平,则主要利用微店做名贵中药材生意,他建了80多个群,销售重楼、党参等。“重楼这类近千元一斤的贵重中药材,过去都在山里挖,所谓‘靠山吃山’,容易破坏环境而且产量也小。收集种苗以后人工养殖,无论长势还是药效都不比野生的差。”

东安乡人和社区的“85后”黄毅,毕业于重庆工程学院,如今在家乡做着阿里巴巴旗下“农村淘宝”物流配送。“钱赚不了多少,主要是服务。”

几年前,乡村40岁以上的村民大多只信任实体店,既弄不懂“淘宝”也不信任“淘宝”,觉得网上的东西太“虚”。黄毅手把手地帮助村民在“淘宝”上买东西。为了方便老年人选货,他还特地在店面墙上挂了一个60英寸的屏幕来显示“货物细节”。几次下来,村民们发现从网上买的东西和实体店买的并无差别,还“物美价廉”,便开始习惯网购。现在,常常有年纪大的村民拿着新买的智能手机过来,请黄毅帮忙安装“淘宝”APP。

“‘下行’配送渠道已经通畅,但‘上行’向外销售农产品其实颇有难度。”黄毅说。在这点上,他的看法与范中福、李天平有所不同。几天前,一位外地网友跟黄毅讲,城口在网上卖的那些几十元一斤的山珍绝对是假的,“真正的山珍哪有那么便宜”,“如果不是假的,那你拿认证出来”。黄毅也确实拿不出那些货真价实“山珍”的认证。

黄毅觉得,目前“山货”外销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第一个是农产品缺乏“标准化”,农户生产的几块腊肉、几罐蜂蜜之间,大小、色泽、质地都有差异,且不说容易引发争议,最要命的是缺乏质量认证、没有公司化规模经营就进不了“天猫”,最多只能停留在“淘宝”,小打小闹。有的产品很金贵,比如岩耳,需要在悬崖边挂绳采摘,风险大产量小,也出不来效益。第二个是山里交通状况差,出货总会晚个一天两天。第三个是山里的东西虽然纯属“原生态”,但知名度很低,“就像城口家家户户都做老腊肉,能规模化生产的却只有‘赵孝春’。”

“如果能尽快开通一条高铁或高速公路,那我们的冬草莓一定会有很好的销量。”来自成都的农业技术员老张说。天气凉爽,他正在北屏乡太平社区指导几个村民给生长旺盛的草莓苗浇水。老张到大巴山深处已经3年了。“我喜欢这里,空气清新、民风淳朴、老百姓热情。这里的水土非常滋养,瞧瞧,那边废了的房子阳台没人照管,植物照样能长小脸盆大的叶子伸出头来。”老张来之前,这里只种3—5月采收的春草莓,他来了以后,这里开始大面积种植12月—次年3月采收的冬草莓,“但冬草莓少数供游客采摘,大部分都只育苗卖苗。因为红彤彤的冬草莓在大雪封山的季节是出不去的,很可惜。”但老张相信,未来一定会有一条通向远方的捷径,他准备再拓展土地继续种植草莓。

与老张抱着同样期待的,还有重庆开州人章兵。他做园林景观规划设计,之前在河鱼乡承接农耕博物馆工程时爱上了大山。于是拿出“老本”,在山谷中流转了5亩地、投资560万,建了一个名为“遇见三十一涧”的“农耕酒店”。

“为什么叫三十一涧?青山绿水,而且城口刚好在北纬三十一度。”章兵说,“这里的每个窗口都可以直接取景外面的青山,形成自然的风景画。除了看景,客人还可以在酒店体验农事活动。”但章兵也认为,在交通尚不太好、客源并不稳定的情况下经营这样一个“上档次”的“特色酒店”是件冒险的事。“不过青山绿水毕竟是最大的招牌,‘绿色旅游’迟早销路火爆,未来可期。”

“点子”颇多的岚天乡宣传委员谢勋文闲暇之余,总是喜欢跳跳“钱棍舞”,虽然动作还不算纯熟,“这就是文化呀!”谢勋文一直认为,要营销好旅游,一定要把文化之魂贯穿始终,牢牢把握“山水之城·美丽之地”目标定位,努力打好“人文”牌、“乡村”牌,让传统文化“活”在当下,把发展旅游与振兴乡村结合起来,把田园风光、秀美乡村变成聚宝盆。

 

 

我家在城口。

年逾九十的老红军童云,吃力地一笔一划写下对家乡的祝福。永留在发黄纸张上的祝福,与其他珍贵的红色史料一起,收藏在川陕苏区城口纪念馆中。

这座“官衙打板子,全县听得见”的小城,因踞三省门户名“城”、扼四方咽喉称“口”而得此名。这是重庆市第一个打出地方红军旗帜的县、第一个被地方红军解放县城的县、第一个迎来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的县、唯一成建制建立了县、区、乡、村苏维埃政权的革命老区。当年,红四方面军挥师城口,李先念、徐向前、许世友、王维舟、李德生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率部转战城口,留下了不朽的战斗业绩和光辉的革命足迹。身为童养媳的童云,曾是随军长征的500多名城口儿女中的一个,也是最后二十多名幸存者之一。为了理想与信仰走南闯北,大巴山深处的家园却一直是心中的牵挂。

“当年我在城口打过仗,那里的山可真大啊!”李先念曾感叹道。和许多革命老区一样,战争年代,大山是红色力量的屏障和堡垒。在新时代建设发展的进程中,连绵挺拔的大山却成为一道令人望之生畏的障碍——大山隔绝的不仅是交通,阻碍的不止是经济,更有观念与思想。

海拔近2000米的大山上,至今仍然有几百人生活在那里,延续着老辈子的生存方式,在山岩薄田里种植土豆包谷,背着背篓,去密林深处挖掘天麻、重楼等珍贵药材。山民自然明白生生相息的道理,儿子会学着父亲的样子,小心翼翼挖出雨后生长的天麻,然后又仔细地把土回填上。然而大山的馈赠到底有限,越来越多的青山绿水被纳入大巴山自然保护区,甚至某些山林里修条路也是违规的——交通实在是个问题,有的农户住家偏远,要修葺房屋,仅仅运点材料上山便弄坏两个摩托,累死一匹马。2015年国家精准扶贫工作启动以来,对最后的“山民”来说,“下山”的时间已进入倒计时。

同样热爱大山深处生活的,还有来自成都、重庆、西安等大城市的果园农技师,他们来了好几年,已经适应了这里的一切,包括山谷间清新的空气、满眼的林木以及淳朴的民风。但他们却异常渴望一条能更快连通大山与山外的路,以便在大雪封山之时,山谷里产出的鲜嫩甜美的冬草莓之类,能够越过自然的封锁,顺利到达相邻的城市。

这几年,城口人越来越多地谈论高速公路或高铁。

大山的另一边,开县到城口的高速公路正在修建中,预计2022年交付使用。这条全长约129.3公里的高速公路,起于大巴山的陕渝界,止于万开高速赵家互通,全线桥隧比达81%。在城口段,则有90%以上为隧道。

“下雨的话要加倍小心!”一位“城开高速”的施工管理人员警告自己即将深入城口采访的妻子。妻子不以为然,临行甚至没有带一把雨伞。在后来的采访中,她才知道,下雨尤其是下暴雨,在城口是件顶糟糕的事。每逢风雨交加,县里乡里村里都会紧张地值班。2010年,一场灾难性的山体滑坡曾经在城口境内形成一个很大的堰塞湖。

从达州的丘陵山地到城口的高山峻峰,渐渐深入大巴山腹地。在城口,汽车一直绕行盘山公路,一侧是悬崖峭壁,一侧是溪流——时值初夏,自山上潺潺流下的清泉被散落在溪谷的大块石头割碎,再一路闪烁波光前行。对于做社工的大学生志愿者们来说,几个月时间,他们未必能够记清不同路段溪流的名字,尽管它们都有着类似“岚溪”这样好听的名儿;但几个月的时间,已经足以让他们能够与农村大爷亲近地摆家常,自然地接下一双皲裂黝黑的大手递来的小零食。

“四面都被大山包围,你会觉得压抑吗?”年轻的志愿者问当地一位土生土长的基层干部。

“不会,因为我从小生活在这里,早就和大山融为一体。”基层干部回答。

2015年以来,随着返乡创业人群归来的,还有放弃大城市优渥生活、自愿投身扶贫攻坚的“本土人才”。“走村串户、扶助乡亲是我热爱家乡的具体表现形式。”一位89年出生的姑娘说。姑娘三年前辞去了重庆城月薪上万的销售工作,返乡应聘到“本土人才”的岗位,每月只有一千多的工资,自己家里也做着大棚,每天忙得脚不沾地。

“早上三点我就起床,把自家大棚的小菜拖去县城市场,回来刚好接着到村委会上班。忙归忙,充实快乐。”

 

北屏乡隐藏在一段盘山公路的尽头,一大片繁盛静卧山谷之中。沿路弯弯绕绕是曾让志愿者惊喜的欢快的溪水,它一刻不停紧紧跟随。公路起伏之间,零星的几处木质结构农家小楼,门口挂着醒目的牌匾,花台植着蓬勃向上的蜀葵和红火的大丽花,显出一种喜庆的迎客氛围。一晃而过。见者必会惊讶于如此深山竟然也有“农家乐”,疑惑客从何来。但如果肯花上几天时间乡里转转,便会明白今天看见的不过是“一叶”。城口的“农家乐”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叫“森林人家”——这个小县城森林覆盖率达65.3%,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69.6。这样的命名,显然富含“家在深山里”的意味。

“北屏是全县自然条件最好的乡。”从县里来挂职的北屏乡副乡长、太平社区第一书记梁国辉说。

“85后”梁国辉本是个“外乡人”,他生在奉节,2009年从西南大学毕业后来到城口,瘦瘦高高长相清秀颇有书生气。“奉节也到处是山,但到底不像这里——初来时,觉得这里的白天都要短些,或许日光都被大山给遮蔽了。”

2015年国家精准扶贫开始,县里各部门机关都下派人员到村子里担任“第一书记”。与知根知底的村干部不同,“第一书记”的第一课往往是“如何能与村民聊上天”,聊天可是大学问。而村民则希冀县里来的“第一书记”能从“上头”带来一些“稀缺资源”。

“月峰村的第一书记来自县工会,由他牵头,已经荒了多年的幼儿园重新开起来。”梁国辉来自县农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他带来的资源自然与“农业园区”相关。

北屏乡的太平社区,据说,地理位置是“重庆最北端的村庄”。这里的土地呈现出万物生长的活力,虽说早已过了仲春时节。若要看这片村庄的全貌,还得顺着一条蜿蜒向上的水泥道前行爬坡到高处。水泥道两侧,城里人所能认识的作物不多,但大抵可以猜测,该是一些果树之类。许多地里搭着架子,葡萄藤爬满,吊着一串串尚且青涩的果实。等到了高处,站在平台往下望,会发现整个种植瓜果的农业园区呈现出方方正正的样貌。

“喏,右边那一大片是青脆李,3年大苗,已经挂果了,左边那一大片是草莓、蓝莓、葡萄,还有猕猴桃。反正一茬茬轮番上阵,外头来的客人在咱这儿啥都采摘得到。”北屏代忠相乡长说。听说乡里来了采访的“贵客”,代乡长搁下手头的事儿,立刻赶了过来,“酒好也怕巷子深,还是得有人帮着吆喝。”

外来的客人正疑惑“红心猕猴桃”的长相,不想身后竟站着一大棵,牵藤的姿态和掌状的叶片乍一看很像葡萄,一粒粒酒盅大小、还未长成的猕猴桃果就藏在叠叠叶片之中。见众人夸它长得好,太平社区袁锦轩主任还颇有遗憾:“根子这里不该盖块盖子。若根子见阳光,长得更好。”

原来,这片方方正正的农业园区是由村民们手上一块块不规则的土地流转而来的。土地流转前,村民在自家的“一亩三分地”里种点包谷土豆,喂几头猪,土地并没有为村民带来多少收成和效益。零碎的土地如今流转到四个农业公司,签订了十年租用合同,流转土地的村民都在这片园区务工。

“流转土地的租金是600元每亩每年,外加100元分红。老人务工的标准是80元每天,年轻人100元每天,这样下来,勤快的人每年有3—4万收入。最关键的是,这种方式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村闲置劳动力。”代乡长说。

事实上,土地流转这个政策,并非一开始就能让村民接受。“不论一片田是否荒着,它搁在那里,是我的,心里才有底。”一位村民曾说。

把山上居住的村民“请”下山也绝非易事。“乡里在山下为他们建设‘安居工程’,先是想尽一切办法首期搬下来18户。那些留在山上的继续观望,觉得山下的‘有活做、日子不错’,这才陆陆续续又往下搬。”梁国辉说。

城口自古“九山半水半分田”,或许正因如此,村与村之间距离特别短。从太平社区到月峰村,只有短短两三分钟车程。见到月峰村的马支书时,他正带着一个村民骨干查看村里的蘑菇大棚。

“刚收过一茬,所以多半空着,喏,那边香菇有1万多个菌包,瞧瞧,冒了头呢!”马支书精壮黝黑,一副庄稼人的憨厚模样。这片48亩大棚的土地,也是从村民手上流转到集体的。

“种菇的主意最先是村委会拿的。”马支书说。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雨后,林子里朽烂的木头会生出一大堆野生香菇。林子深处,还能找到丛丛叠叠的黑木耳。这些东西要是摘点搁在汤里,鲜得舌头都要掉出来。

“这一切说明咱们这儿适合种蘑菇呀!得天独厚!”马支书很兴奋。去年,他也是带着这股兴奋劲儿跟村民们做推介的,“反正咱这方土地贫瘠,每人就这么几分地,种点土豆包谷也没什么效益,不如盘出来搞个集体经济,种点值钱的东西,大家都来做股东。”

那天的村民大会并没有人立即响应,村民们表情各异。年纪最大的阿公若有所思自言自语:“几十年前搞公社,大家只劳不得,没劲儿,自己承包土地单打独斗,劲儿又太单薄,敢情这样试试,得行?”在外地打工、回家帮忙的小年轻说:“这个想法有意思,要不,我回去再跟家里人商量下?”几个大姐交头接耳:“种点值钱的东西?那还得往里投钱不是?亏了算谁的?”后来,大部分村民还是赞同村委会流转土地种蘑菇的提议。村民们纷纷拿出自己的土地“入股”,也有人拿出几千块钱“入股”,还有一些人依旧持着观望态度。“村里一人一股,共有915.5股。”乡里帮助月峰村联系了农业公司,提供种子及免费的技术指导。

2018年初,月峰村的蘑菇大棚开始运行,有羊肚菌、香菇和灰树花三种菌类。5月份之前,40亩羊肚菌丰收,赚了10来万,村民的创业热情再度高涨。“香菇在生长,冬菇的种子我们已经预定好了。不过,村里事先也约定,每年赢利的20%要用作公益投入。”马支书说。蘑菇大棚背后有一小片金贵的坡田,几个大姐正在忙碌。“那片地也是流转过来的,种‘红小豆’这类经济作物,乡里有补助。和蘑菇大棚一样,务工的都是村民。”

月峰村有一个关于“1+4+X”的计划。

“一”,就是一个集体经济组织;“四”,就是一个食用菌合作社,一个旅游项目合作社,一个“旱改水”合作社以及一个猕猴桃种植合作社;X就是鼓励农户自己做养鸡养羊养蜂等各种产业。

“‘旱改水’这个词儿有点听不懂?咱们改变这里的传统农业,种它150亩红花米(一种新型名贵水稻)、荷花什么的,再搞点插秧节、耕田打耙节……城里人不是喜欢回归自然吗?就到这里来看看!”眼前的庄稼汉子,思想很是与时代接轨。

“往那边山上瞧,看到没有?那片山坡种猕猴桃——都挂果了。”顺着马支书指的方向看去,是临近的一处陡峭山崖,上面满是林木,一旁可见一条蜿蜒的水泥道路。“水务局帮忙供水灌溉,交通局替我们修路,将来城口通了高铁或者高速公路,游客一定‘打涌堂’。”

一切都可以被热爱家乡的人因势利导变得美好。

这种美好在城口随处可见。

比如,没能在月峰村看见传说中美丽的“灰树花”,却有幸在高观乡山脚下的蘑菇大棚看见了极其原生态的菌群——花瓣般娇媚地层叠,镶着显眼的金边。甚至还有长在木架上的花菇,花纹漂亮——当然,最漂亮的还是年轻的女农技师。

 岚天乡星月村的瓜果长廊悬在山腰,已经搭建成形,连普通的柴垛也按照稻草人的模样造型。“岚天的小金瓜实在玲珑好看,那次要不是一只黄狗跑来,我都想顺手在地里摘一个抱走。”服务于河鱼乡的志愿者艳羡地开玩笑。

初夏的格桑花盛开一路。东安乡兴田村的“森林人家”在临近“亢谷景区”的公路边沿线铺开,三层小楼,一色的山里质朴风格。见有人来,微胖的老板娘立即搁下手里那碗鲜香麻辣的老腊肉丝面,然后一脸喜气地迎上前。

 

多年以前,城口的山里开采锰矿、钡矿。因为大山深处丰富的矿藏,一些山里人动了“发一把横财”的心思,再加上外来“淘宝”的商人,随着山谷里一处处工地凸现,青山显出斑秃和缺口,逢刮风下雨,山谷便险象环生。数年休养生息,如今那些破坏过的痕迹已经找不到了。听说,自从彻底关停那些矿场,很长一段时间,城口经济便再无支撑,全靠国家拨款。但青山绿水毕竟是更大的发展“资本”,家在深山里,根在深山里。

去县城的路上,每到一处河段,东安乡的纪委书记都会从车上下来,查看溪流里是否有人非法捕鱼,“这里生长着许多名贵的冷水鱼,都是青山绿水赠与我们的宝贵财富。”禁渔期,高观乡分管农业的委员谢发滔会时不时地沿着河道巡查,见到几个小伙子挽着裤脚立在溪流中似在找什么东西,谢发滔连忙赶去制止,得知只是几个山石爱好者,他才松了口气。

“连抓‘虾爬鱼’也不行,这会不会太‘左’?”

“前些年,捕鱼的多,电鱼毒鱼的都有,搞得溪水里差点鱼的踪迹都没了。这几年算是慢慢恢复,希望有一天活跃的鱼群能再出现在大家眼前。再说,鱼群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能为我们吸引更多的游客。”

听说,高观许多村民都自愿加入“护鱼队”。几年前,他们热衷于捕点河鱼给自家开开“荤”,好吃又不用花钱。

    岚天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街”,“建卡贫困户”胡大哥的老伴曾经一度责怪他轻易答应“从山上搬下来”,“结果下来连吃个小菜都要掏钱买。”但山下确有山下的好处,过去赶个场要花一个小时才能回家,现在身处闹市,交流广泛思想也活泛了。老乡们脱贫致富一片火热,胡大哥看得眼馋心动,便大着胆子拓展起自己的“养蜂事业”,由“两筒”蜜蜂养到“五十多筒”,“没想到好蜂蜜根本不愁没人收”。如今,加上家里年轻人在外打工的收入,每年能有四、五万进账,胡大哥一家已经摘去了贫困户的帽子。见到胡大哥的时候,他正坐在自家小楼前逗弄小孙孙,质朴接地气的家风被做成牌匾挂在门上。

这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街”原本是一片河滩,乡上统一规划新建了街道和房屋,住户大多是像胡大哥这样从山上搬下来的。

“扶贫必须从精神开始。”岚天乡宣传委员谢勋文说,“就像‘搬穷户’这件事,把村民从山上搬下来只是第一步,关键要让他们真正与山下的世界融合。”许多观念的变化是从细微处开始的:山上的密林中习惯了随手扔弃杂物,山下的街道吐痰都是不文明的;山上在旧屋前横根竹竿便随意晾晒衣物,住在山下,把裤衩晾到窗外伸到街边,都是不好看的……

“岚天作为城口这片大山里最小的乡,人口只有3千,盛产核桃、板栗等各种干果,资源丰富,虽然实现了整乡脱贫,但是要走的路还很长。”顿了顿,谢勋文点了点自己的额头,“关键的改变还是在这里。”

当年,岚天乡星月村于村长是带着在外打工多年的辛酸委屈回来的。他和村民苟中海一起,随乡里去了山东大连、重庆周边考察“农家乐”,走了一大圈还是觉得自己家乡好,“咱们的森林、咱们的空气、咱们的水,都是外头没法比的。”于是便动员村民们通过向银行借贷实现“民房改民宿”,但村民们都很犹豫:“咱们这大半辈子都面朝黄土背朝天,就会种点包谷土豆,做点小本生意都不行,那还敢毛起胆子借个几十大万的弄旅馆,客源从哪来?谁稀奇来这深山老林?亏了倾家荡产都还不起!”于村长率先带头干起来,和他一起干的,还有曾经的“小包工头”苟中海。于村长在乡里的帮助下,从农商行借贷了200多万,在自家屋里做起了“森林人家”,慢慢地,也有了从周边前来避暑的客人。

“那些客人来这里都不喝茶水,而要尝尝咱们水龙头里直接出来的山泉,说甜着哩!”苟中海说。

口口相传,城里来的回头客很多,于村长也为自己经营的“森林人家”推出一个微信公众号,“你们来的前一天,几个大巴车才离开。”

看着别人家做得红火,村民也壮着胆子“摸石头过河”。星月村沿路许多雕花木楼正在建设中。而于村长和苟中海等做大的“森林人家”,又为留守家乡的人们提供了务工的机会。

“下一步,我们要想办法引来山泉水流过我们的院子。”苟中海说。

“我已经把儿子叫回来了,返乡经营农家乐,肯定比他在外打工强。”于村长说。

返乡创业的不止于村长的儿子,更多有想法的年轻人也回来了。

岚溪村的“钱棍舞酒店”在场镇里很显眼。

钱棍舞是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钱棍是一种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舞蹈道具。钱棍的一般做法,是由长约三尺的一根竹棍两端嵌上几枚铜钱,再缀以流苏。城口非常盛行钱棍舞。跟秧歌舞一样,钱棍舞也是在一些重要的日子里表达庆祝。人们随着音乐的节拍用钱棍敲击自己的全身关节,使得铜钱发出金玉之响,铿锵有力。钱棍舞跳起来有利于灵活性和协调性的提高,是一项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健身运动。红军时期,钱棍舞还一度成为红军在城口宣传革命道理,撒播革命火种的重要宣传形式之一。

从整体外观到桌椅杯盏再到房间的挂饰,钱棍舞酒店的每个细节都渗透了这种本土文化元素。酒店的女老板,正是一位返乡创业者。她思想活络,前几年曾经在城口其他乡镇通过建房卖房赚了“第一桶金”,当她在岚溪村买地准备再次做“房屋生意”时,岚天乡政府的领导过来做“思想工作”,让她试着“搞旅游产业”。她将信将疑地跟着乡里在外面考察了一大圈,外头“农家乐”火热的经营情形让她彻底坚定了决心。“原本想着把这栋房子墙面刷白就开张,后来又想着怎样才更有特色,哎,越做越精致投入也更大。最后投入450万建酒店,今年才刚开张。”

大山深处,利好的政策与乡土民情传统生活碰撞出无数火花。

过去,山里人手里可用土地少,如果邻居家“越界”种包谷,那么势必会有一场激烈的争吵甚至打斗。如今大家都拿出自己本不能产生太多效益的土地,盘活资源,变“单打独斗”为“组团战斗”,山乡剧变正在悄悄上演。

过去,村里的“综合专干”挨家逐户上门动员村民参加“新农合医保”,村民却说“难道村委会又要收钱来建小金库?”,质疑加抵制。如今,村民们主动到村委会替自家的老人、儿女交钱上“新农合”。“咱们也想通了,辛辛苦苦挣点钱,生场病一进医院啥都没了。既然国家有这个政策,还是要在好着的时候留条后路。”

“妹子呀,你再等下,我把这个歌词再加上一句,对,加上‘撸起袖子加油干’。放心,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教,不识字的也唱得来。”72岁的廖大爷是河鱼乡平溪村的一位“空巢老人”,也是社工钟艺组建的“老人学堂”里的骨干。做过农技员和民办教师的廖大爷,在地里是一把好手,在屋里休息时常常手不释卷。“小钟,下次给咱学堂弄点书,特别是保健类的,你看,我现在每天都按这本册子里讲的来开伙食,还有,每天至少要走九千步……”

河鱼乡政府向重庆扬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购买了服务,“90后”钟艺正是被该中心派出的。

“廖大爷是个典型的农村知识分子,自尊心强有点小傲娇。他算知书达理的。其实,我刚开办‘老人学堂’的时候,碰到过许多让人哭笑不得的事。”钟艺记得,第一次开展活动,有位大妈抖抖索索地问她“参加活动是不是可以领点补贴”,一旁就有老人大声帮腔“是嘛,参加活动误了手头的农活,该有点赔偿”。不过,当社会服务深入人心、老人们感觉“精神有了寄托”,“老人学堂”真正红火起来,偶尔有新来的老人再问起“有没有钱哟”,会被其他老人怼回去:“有哦,多得很,想要钱,各人到地里刨!”

 

穷则思变。深山里从来不乏探索者和奋斗者。

河鱼乡平溪村,当过村支书的冯乾坤在自家“森林人家”院子里养了两条大狗,一黑一白,都足有一人长,看上去十分吓人,却很听主人招呼。

“来这里的人都开着车停院里。有两条大狗替他们看着,他们放心些。”70岁的冯乾坤又高又瘦,一脸精明,“对了,那边山坡上是我流转过来的几亩地,种了桃子、李子、苹果,年年丰收。这些果子,住在我这儿的客人可以随意采摘、免费品尝,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老冯家实在,我夏天都来过好几回了。他那个包月的桌餐伙食开得好。一句话,大方,会做生意!”一位正在院子里帮着修建李树枝条的客人说。

“森林人家”是冯乾坤二十年来做的“第三单”生意。

城口盛产肉质鲜美的羽毛漆黑的“山地鸡”,河鱼乡的“山地鸡”养殖在全县首屈一指,而冯乾坤早在2006年就成了当地的养殖大户,并带动着周边农户都养了鸡。当年在政府支持下,路修到了每个村组,就是为了“山地鸡”的产销。最多的时候,冯乾坤养了8000多只鸡,纯利润16万多。

当初,冯乾坤是靠着自己开碎石机做砖,才辛辛苦苦赚到第一桶金的。听说他要把钱都拿去养鸡,村民们都在背地里叫他“癫子”。

“那时人不富裕,农村偷鸡摸狗的多,山里野兽也常常会偷吃,所以大家觉得养鸡这行当只赔不赚。”冯乾坤说。他那时做支书,决心要做个“带头致富的”,“信不信由你们,晚了可不要怪我没提醒。”

事实上,养鸡这条道儿真的不好走。刚起步时,没有孵化器,养在半山腰的母鸡们自己孵出600多只小鸡,冯乾坤乐得合不拢嘴,才高兴了几天,因为没有及时给小鸡打防疫针,几天时间,600多只小鸡死得一个不剩。后来,好不容易成了规模,却因为鸡群里混入患了“鸡霍乱”的病鸡,疫情很快传播,半大的鸡死了1200多只,直接损失八万元,“还好,我提前买了保险,获赔了五万元。”说到这里,冯乾坤有些自得。

一天,有村民急匆匆地跑到屋里告诉他:“老冯,你山上的鸡遭了!”他搁下手里的活计,拔腿就跑,上山一看,遍地都是没了脑袋的死鸡,少说也有两百只。再一查看,分明是山里的野猫做的孽。山高林密,这种比寻常家猫大两倍,性子凶猛又诡异的野兽比比皆是。

“我用狼夹打野猫,抓到过好几只。能害鸡的东西,除了野猫,还有山鹰,我就找了火枪来打。”那时的山里人环保意识和法制意识都不强,常常一不留神就触犯了法律。因为这支火枪,冯乾坤被人告发,判了三年“监外执行”。

“现在野猫山鹰金贵着呢,咱保护都来不及,再也不干那些糊涂事了。”冯乾坤笑呵呵地说。

几年之间,平溪村342户人家都养起了山地鸡。很快,“供过于求”,村子里的鸡不再像当初那么“能赚钱”了。在“养鸡行当”出现拐点之前,脑筋活络的冯乾坤已经盯上了新兴的“旅游服务”。2012年,他把自家的“民房”改成“民宿”,做起了“森林人家”。2013年,一年的纯利就达到十七八万。

无论是在岚天、河鱼或是东安,关于“森林人家”的兴盛发达,都会让人生出许多疑问。因为在这样的深山里,有的改变很难,需要决心,更需要有人下定决心。

东安镇紧邻亢谷景区的兴田村,有着最为集中、生意最好的“森林人家”。目前,全村173户人有127户都做“农家乐”。村支书龙明安回忆的一段往事,似乎为颇多疑问找到了答案。

2008年以前,兴田村不通公路,沿着曲曲折折的山路去趟东安场镇,一个单面就是3个小时,来回需要整整一天。

“村民甚至吃不上大米,因为兴田是种不了水稻的,要吃大米必须从场镇背回来,太费劲。所以大多数时候,村民只吃自家地里出产的土豆包谷。”村里原本居住着639人,到2007年村里快通公路的时候,村里人都几乎跑光了,只剩下近两百个老弱妇孺,“抬眼一看,尽是挂在山间摇摇欲坠的土坯房。”

2010年,原东安乡党委书记、现任城口县副县长的张国进提议要做“旅游扶贫”,得到了乡里一致赞同。与之相应,兴田村做的第一个改变是“人居环境”。仅仅是“拆猪圈”便大费周章,“肮脏味重的猪圈与舒适干净的森林人家是一对矛盾,必须有舍才有得。”起先,村里集中将猪圈迁移到一个隐蔽的地方,后来“农家乐”渐成气候,村民找到能赚钱的“主业”,也就不再把精力耗费在零零散散养猪上了。“现在,我们做农家乐用的猪肉都从其他村子收购,这样也促成别人做规模的养殖业。到底各有所长。”

2011年,张国进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在重庆组织了几批前来旅游观光的客人。客人们先是坐火车到达州万源,东安乡再专门找车把他们接过来。这一来一去,显然做的是“赔本生意”。

“那时,我们只有一个想法,让城里人知道我们这个地方的存在。”

不同的声音也始终存在。在开门迎接首批客人前,龙明安的叔爷、兴田村老村长就反复告诫张国进:“张书记啊,不要一时头脑发热,有些活儿贸然接不得啊,咱们没有这经验和能力,牌子砸了不得了!”老人家有老人家的顾虑,好在一切顺利。到了2012年,客源渐渐多了起来,“原生态”就是最好的一块招牌。当然,仅仅靠客人之间“口口相传”远远不够,乡政府多次派人到重庆观音桥商业街、达州中心地带去散发旅游传单。

为了寻求更多的支持,2012年下半年,张国进带着乡上一队人跑山西、跑武汉、跑河北、跑上海,跑兴田村村民务工经商的地方,想要将遍布全国各地的村民骨干们召集回来。龙明安之前就在武汉当了多年“包工头”,张国进的第一站恰好是武汉。

“咱家乡有变化了,你愿意再回来看看吗?我们可以一起做很多事。”张国进说。

“嗯!”片刻犹豫,龙明安答应了。他跟着张国进回了阔别多年的家乡。

2012年年底,东安乡政府牵头开了“乡贤会”。这群“在外头见过世面、经过风浪”的返乡骨干90%都认可乡里“一门心思搞旅游”的想法。从2013年开始,早年“穷跑了”的乡亲们开始陆续回家。龙明安作为其中的“佼佼者”,他的“森林人家”如今一次性可接待150人,年营业额100万元以上。

山里人倔强,也会用倔强为自己重开一片天地。

见到51岁的王举祥,是在北屏乡新民社区一片竹林深处的小楼里。他腼腆中带着微笑,“我是个犯过错误的人。”对于一个本心善良憨厚的人来说,曾经的服刑经历是心上难以磨灭的一块疤。王举祥32岁锒铛入狱,2014年从监狱归来,妻离子散,甚至“连一双筷子也没有”。“你是我们的村民,年纪也大了,我们应当照顾你。”新民社区的干部对他说。社区考虑到他的困难,特地为他准备了一套廉租房。

“谢谢,我不要,我自己有手有脚,一切可以重新开始。”王举祥拒绝了。这颇有些出人意料。

“是条汉子!”王举祥的骨气令社区干部们动容。

“一穷二白”的王举祥成为当地的“建卡贫困户”。因为过去的经历,他走在村子里总是感觉战战兢兢,然而,乡亲们遇见他依旧上前寒暄,一切并无异样。“吃过大亏”的王举祥不愿再出门打工,决心创业。县农委会的杜主任与他“结对子”,为他出谋划策“搞点养殖业”。过去印在他身上的污点,让银行不敢贸然贷款给他,原北屏乡党委书记便以自己的名义替他作担保,这样拿到了养殖的启动资金。王举祥利用流转到的6.5亩土地养山地鸡,又在屋后的河坝放养清水鸭。他一个人照管2000只鸡和400多只鸭子,他后来娶的妻子则独立照管五六桌“柴火鸡”生意。

“无论春夏秋冬,我每天不到五点起床,为客户送去宰杀洗净的鸡鸭,雷打不动。”今年上半年,他已经卖掉了1500只鸡,纯利润有两三万。依靠自己的勤劳和乡里的支持,王举祥2015年便脱去了“建卡贫困户”的帽子。

“对于生活,我充满感恩。”王举祥说。

 

我们留在家乡,我们的“原生态”产品要怎样走出去?

43岁的城口“电商达人”范中福正通过微店、“淘宝”、“网上村庄”销售特色腊猪头。朋友圈里,配上几张正在手扒软糯喷香的猪头肉的动图,外搭不成型的打油诗一首——

还记得妈妈的味道吗?每逢过年煮猪头总想吃一口。那时吃的不多,总要等到过年才吃。去年炕的正宗土猪,还有几个,需要的下单——半边猪头腊嘎嘎,核桃拱嘴猪牙巴,放入锅中来煮耙(pa),捞出直接用手拔,那个味道想妈妈。全国各地邮到家,半边猪头四十八。

不到半天时间,腊猪头的订单一抢而空。

范中福做的是“回头客”生意。这些年,“森林人家”日渐红火,县里常常组织“板栗节”、“刨猪节”等活动,范中福积极地把自己从农户手中收到的“原生态土货”给游客展示,请他们免费品尝,让他们不知不觉地“爱上山货”,“回家的时候提上一大包,吃完又会在网上或者微信找我订货。”

2015年,县扶贫办组织20多个人到重庆培训,其中就有做了多年农货销售的范中福。当时,有个老师在推介“网上村庄”时,特别讲到有一种销售方式是通过游客到游览地线下购买,首先满足“后备箱”功能,然后再把产品放在网上实现后续购买。范中福听了很兴奋,在东安乡政府支持下,他做起了“线下体验”和“线上销售”。在收购“土货”的过程中,他还培植了一批专门为他供货的山里人。“山里产什么我就收什么。秋季收蜂蜜,农户一次卖400斤赚2、3万,远远超过他们平时零敲碎打卖一点。”

范中福有4000多个微信好友,微店叫做“亢谷老范”。范中福做“微商”并不讨人嫌,他不干那种“点对点硬推”的事儿,而是默默地发些朋友圈,再配几句打油诗,就像卖那些腊猪头一样。“收蜂蜜、收天麻啦,我会在朋友圈发些照片,让我的熟客们知道老范在干啥,如果想要这些货就可以马上联系我。”

范中福会亲自监督“土货”质量,但因为所销售的农产品缺乏“规范统一”,会引起一些争执,“有很多技术和细节,我们做电商的没有把握住,有时还会无意坑了老朋友们。”

有一年,山里的猕猴桃丰收,他收购了一批,以18.8元每斤的超低价包邮,“两天就走了三四百单”。由于“没有果蔬运输保鲜经验”,所有的果品他都简单包装。邮寄的半道上,猕猴桃在箱子里已经软烂了。结果,他不断接到快递员打来的电话:“不好了,你那个箱子底下直渗水。”老客户们打开箱子,也被眼前的情景惊得目瞪口呆。那批猕猴桃基本“全军覆灭”。耿直的范中福坚持要把钱都退给大家,可老客户们都说“算了,你也不容易”,连他发去的退款“微信红包”别人也不愿收。

“至今我都不敢发鲜果。还是有很多经验值得总结。”范中福说。

东安乡沙湾村的另一位“电商达人”李天平,则主要利用微店做名贵中药材生意,他建了80多个群,销售重楼、党参等。“重楼这类近千元一斤的贵重中药材,过去都在山里挖,所谓‘靠山吃山’,容易破坏环境而且产量也小。收集种苗以后人工养殖,无论长势还是药效都不比野生的差。”

东安乡人和社区的“85后”黄毅,毕业于重庆工程学院,如今在家乡做着阿里巴巴旗下“农村淘宝”物流配送。“钱赚不了多少,主要是服务。”

几年前,乡村40岁以上的村民大多只信任实体店,既弄不懂“淘宝”也不信任“淘宝”,觉得网上的东西太“虚”。黄毅手把手地帮助村民在“淘宝”上买东西。为了方便老年人选货,他还特地在店面墙上挂了一个60英寸的屏幕来显示“货物细节”。几次下来,村民们发现从网上买的东西和实体店买的并无差别,还“物美价廉”,便开始习惯网购。现在,常常有年纪大的村民拿着新买的智能手机过来,请黄毅帮忙安装“淘宝”APP。

“‘下行’配送渠道已经通畅,但‘上行’向外销售农产品其实颇有难度。”黄毅说。在这点上,他的看法与范中福、李天平有所不同。几天前,一位外地网友跟黄毅讲,城口在网上卖的那些几十元一斤的山珍绝对是假的,“真正的山珍哪有那么便宜”,“如果不是假的,那你拿认证出来”。黄毅也确实拿不出那些货真价实“山珍”的认证。

黄毅觉得,目前“山货”外销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第一个是农产品缺乏“标准化”,农户生产的几块腊肉、几罐蜂蜜之间,大小、色泽、质地都有差异,且不说容易引发争议,最要命的是缺乏质量认证、没有公司化规模经营就进不了“天猫”,最多只能停留在“淘宝”,小打小闹。有的产品很金贵,比如岩耳,需要在悬崖边挂绳采摘,风险大产量小,也出不来效益。第二个是山里交通状况差,出货总会晚个一天两天。第三个是山里的东西虽然纯属“原生态”,但知名度很低,“就像城口家家户户都做老腊肉,能规模化生产的却只有‘赵孝春’。”

“如果能尽快开通一条高铁或高速公路,那我们的冬草莓一定会有很好的销量。”来自成都的农业技术员老张说。天气凉爽,他正在北屏乡太平社区指导几个村民给生长旺盛的草莓苗浇水。老张到大巴山深处已经3年了。“我喜欢这里,空气清新、民风淳朴、老百姓热情。这里的水土非常滋养,瞧瞧,那边废了的房子阳台没人照管,植物照样能长小脸盆大的叶子伸出头来。”老张来之前,这里只种3—5月采收的春草莓,他来了以后,这里开始大面积种植12月—次年3月采收的冬草莓,“但冬草莓少数供游客采摘,大部分都只育苗卖苗。因为红彤彤的冬草莓在大雪封山的季节是出不去的,很可惜。”但老张相信,未来一定会有一条通向远方的捷径,他准备再拓展土地继续种植草莓。

与老张抱着同样期待的,还有重庆开州人章兵。他做园林景观规划设计,之前在河鱼乡承接农耕博物馆工程时爱上了大山。于是拿出“老本”,在山谷中流转了5亩地、投资560万,建了一个名为“遇见三十一涧”的“农耕酒店”。

“为什么叫三十一涧?青山绿水,而且城口刚好在北纬三十一度。”章兵说,“这里的每个窗口都可以直接取景外面的青山,形成自然的风景画。除了看景,客人还可以在酒店体验农事活动。”但章兵也认为,在交通尚不太好、客源并不稳定的情况下经营这样一个“上档次”的“特色酒店”是件冒险的事。“不过青山绿水毕竟是最大的招牌,‘绿色旅游’迟早销路火爆,未来可期。”

“点子”颇多的岚天乡宣传委员谢勋文闲暇之余,总是喜欢跳跳“钱棍舞”,虽然动作还不算纯熟,“这就是文化呀!”谢勋文一直认为,要营销好旅游,一定要把文化之魂贯穿始终,牢牢把握“山水之城·美丽之地”目标定位,努力打好“人文”牌、“乡村”牌,让传统文化“活”在当下,把发展旅游与振兴乡村结合起来,把田园风光、秀美乡村变成聚宝盆。

 

 

我家在城口。

年逾九十的老红军童云,吃力地一笔一划写下对家乡的祝福。永留在发黄纸张上的祝福,与其他珍贵的红色史料一起,收藏在川陕苏区城口纪念馆中。

这座“官衙打板子,全县听得见”的小城,因踞三省门户名“城”、扼四方咽喉称“口”而得此名。这是重庆市第一个打出地方红军旗帜的县、第一个被地方红军解放县城的县、第一个迎来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的县、唯一成建制建立了县、区、乡、村苏维埃政权的革命老区。当年,红四方面军挥师城口,李先念、徐向前、许世友、王维舟、李德生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率部转战城口,留下了不朽的战斗业绩和光辉的革命足迹。身为童养媳的童云,曾是随军长征的500多名城口儿女中的一个,也是最后二十多名幸存者之一。为了理想与信仰走南闯北,大巴山深处的家园却一直是心中的牵挂。

“当年我在城口打过仗,那里的山可真大啊!”李先念曾感叹道。和许多革命老区一样,战争年代,大山是红色力量的屏障和堡垒。在新时代建设发展的进程中,连绵挺拔的大山却成为一道令人望之生畏的障碍——大山隔绝的不仅是交通,阻碍的不止是经济,更有观念与思想。

海拔近2000米的大山上,至今仍然有几百人生活在那里,延续着老辈子的生存方式,在山岩薄田里种植土豆包谷,背着背篓,去密林深处挖掘天麻、重楼等珍贵药材。山民自然明白生生相息的道理,儿子会学着父亲的样子,小心翼翼挖出雨后生长的天麻,然后又仔细地把土回填上。然而大山的馈赠到底有限,越来越多的青山绿水被纳入大巴山自然保护区,甚至某些山林里修条路也是违规的——交通实在是个问题,有的农户住家偏远,要修葺房屋,仅仅运点材料上山便弄坏两个摩托,累死一匹马。2015年国家精准扶贫工作启动以来,对最后的“山民”来说,“下山”的时间已进入倒计时。

同样热爱大山深处生活的,还有来自成都、重庆、西安等大城市的果园农技师,他们来了好几年,已经适应了这里的一切,包括山谷间清新的空气、满眼的林木以及淳朴的民风。但他们却异常渴望一条能更快连通大山与山外的路,以便在大雪封山之时,山谷里产出的鲜嫩甜美的冬草莓之类,能够越过自然的封锁,顺利到达相邻的城市。

这几年,城口人越来越多地谈论高速公路或高铁。

大山的另一边,开县到城口的高速公路正在修建中,预计2022年交付使用。这条全长约129.3公里的高速公路,起于大巴山的陕渝界,止于万开高速赵家互通,全线桥隧比达81%。在城口段,则有90%以上为隧道。

“下雨的话要加倍小心!”一位“城开高速”的施工管理人员警告自己即将深入城口采访的妻子。妻子不以为然,临行甚至没有带一把雨伞。在后来的采访中,她才知道,下雨尤其是下暴雨,在城口是件顶糟糕的事。每逢风雨交加,县里乡里村里都会紧张地值班。2010年,一场灾难性的山体滑坡曾经在城口境内形成一个很大的堰塞湖。

从达州的丘陵山地到城口的高山峻峰,渐渐深入大巴山腹地。在城口,汽车一直绕行盘山公路,一侧是悬崖峭壁,一侧是溪流——时值初夏,自山上潺潺流下的清泉被散落在溪谷的大块石头割碎,再一路闪烁波光前行。对于做社工的大学生志愿者们来说,几个月时间,他们未必能够记清不同路段溪流的名字,尽管它们都有着类似“岚溪”这样好听的名儿;但几个月的时间,已经足以让他们能够与农村大爷亲近地摆家常,自然地接下一双皲裂黝黑的大手递来的小零食。

“四面都被大山包围,你会觉得压抑吗?”年轻的志愿者问当地一位土生土长的基层干部。

“不会,因为我从小生活在这里,早就和大山融为一体。”基层干部回答。

2015年以来,随着返乡创业人群归来的,还有放弃大城市优渥生活、自愿投身扶贫攻坚的“本土人才”。“走村串户、扶助乡亲是我热爱家乡的具体表现形式。”一位89年出生的姑娘说。姑娘三年前辞去了重庆城月薪上万的销售工作,返乡应聘到“本土人才”的岗位,每月只有一千多的工资,自己家里也做着大棚,每天忙得脚不沾地。

“早上三点我就起床,把自家大棚的小菜拖去县城市场,回来刚好接着到村委会上班。忙归忙,充实快乐。”

 

北屏乡隐藏在一段盘山公路的尽头,一大片繁盛静卧山谷之中。沿路弯弯绕绕是曾让志愿者惊喜的欢快的溪水,它一刻不停紧紧跟随。公路起伏之间,零星的几处木质结构农家小楼,门口挂着醒目的牌匾,花台植着蓬勃向上的蜀葵和红火的大丽花,显出一种喜庆的迎客氛围。一晃而过。见者必会惊讶于如此深山竟然也有“农家乐”,疑惑客从何来。但如果肯花上几天时间乡里转转,便会明白今天看见的不过是“一叶”。城口的“农家乐”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叫“森林人家”——这个小县城森林覆盖率达65.3%,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69.6。这样的命名,显然富含“家在深山里”的意味。

“北屏是全县自然条件最好的乡。”从县里来挂职的北屏乡副乡长、太平社区第一书记梁国辉说。

“85后”梁国辉本是个“外乡人”,他生在奉节,2009年从西南大学毕业后来到城口,瘦瘦高高长相清秀颇有书生气。“奉节也到处是山,但到底不像这里——初来时,觉得这里的白天都要短些,或许日光都被大山给遮蔽了。”

2015年国家精准扶贫开始,县里各部门机关都下派人员到村子里担任“第一书记”。与知根知底的村干部不同,“第一书记”的第一课往往是“如何能与村民聊上天”,聊天可是大学问。而村民则希冀县里来的“第一书记”能从“上头”带来一些“稀缺资源”。

“月峰村的第一书记来自县工会,由他牵头,已经荒了多年的幼儿园重新开起来。”梁国辉来自县农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他带来的资源自然与“农业园区”相关。

北屏乡的太平社区,据说,地理位置是“重庆最北端的村庄”。这里的土地呈现出万物生长的活力,虽说早已过了仲春时节。若要看这片村庄的全貌,还得顺着一条蜿蜒向上的水泥道前行爬坡到高处。水泥道两侧,城里人所能认识的作物不多,但大抵可以猜测,该是一些果树之类。许多地里搭着架子,葡萄藤爬满,吊着一串串尚且青涩的果实。等到了高处,站在平台往下望,会发现整个种植瓜果的农业园区呈现出方方正正的样貌。

“喏,右边那一大片是青脆李,3年大苗,已经挂果了,左边那一大片是草莓、蓝莓、葡萄,还有猕猴桃。反正一茬茬轮番上阵,外头来的客人在咱这儿啥都采摘得到。”北屏代忠相乡长说。听说乡里来了采访的“贵客”,代乡长搁下手头的事儿,立刻赶了过来,“酒好也怕巷子深,还是得有人帮着吆喝。”

外来的客人正疑惑“红心猕猴桃”的长相,不想身后竟站着一大棵,牵藤的姿态和掌状的叶片乍一看很像葡萄,一粒粒酒盅大小、还未长成的猕猴桃果就藏在叠叠叶片之中。见众人夸它长得好,太平社区袁锦轩主任还颇有遗憾:“根子这里不该盖块盖子。若根子见阳光,长得更好。”

原来,这片方方正正的农业园区是由村民们手上一块块不规则的土地流转而来的。土地流转前,村民在自家的“一亩三分地”里种点包谷土豆,喂几头猪,土地并没有为村民带来多少收成和效益。零碎的土地如今流转到四个农业公司,签订了十年租用合同,流转土地的村民都在这片园区务工。

“流转土地的租金是600元每亩每年,外加100元分红。老人务工的标准是80元每天,年轻人100元每天,这样下来,勤快的人每年有3—4万收入。最关键的是,这种方式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村闲置劳动力。”代乡长说。

事实上,土地流转这个政策,并非一开始就能让村民接受。“不论一片田是否荒着,它搁在那里,是我的,心里才有底。”一位村民曾说。

把山上居住的村民“请”下山也绝非易事。“乡里在山下为他们建设‘安居工程’,先是想尽一切办法首期搬下来18户。那些留在山上的继续观望,觉得山下的‘有活做、日子不错’,这才陆陆续续又往下搬。”梁国辉说。

城口自古“九山半水半分田”,或许正因如此,村与村之间距离特别短。从太平社区到月峰村,只有短短两三分钟车程。见到月峰村的马支书时,他正带着一个村民骨干查看村里的蘑菇大棚。

“刚收过一茬,所以多半空着,喏,那边香菇有1万多个菌包,瞧瞧,冒了头呢!”马支书精壮黝黑,一副庄稼人的憨厚模样。这片48亩大棚的土地,也是从村民手上流转到集体的。

“种菇的主意最先是村委会拿的。”马支书说。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雨后,林子里朽烂的木头会生出一大堆野生香菇。林子深处,还能找到丛丛叠叠的黑木耳。这些东西要是摘点搁在汤里,鲜得舌头都要掉出来。

“这一切说明咱们这儿适合种蘑菇呀!得天独厚!”马支书很兴奋。去年,他也是带着这股兴奋劲儿跟村民们做推介的,“反正咱这方土地贫瘠,每人就这么几分地,种点土豆包谷也没什么效益,不如盘出来搞个集体经济,种点值钱的东西,大家都来做股东。”

那天的村民大会并没有人立即响应,村民们表情各异。年纪最大的阿公若有所思自言自语:“几十年前搞公社,大家只劳不得,没劲儿,自己承包土地单打独斗,劲儿又太单薄,敢情这样试试,得行?”在外地打工、回家帮忙的小年轻说:“这个想法有意思,要不,我回去再跟家里人商量下?”几个大姐交头接耳:“种点值钱的东西?那还得往里投钱不是?亏了算谁的?”后来,大部分村民还是赞同村委会流转土地种蘑菇的提议。村民们纷纷拿出自己的土地“入股”,也有人拿出几千块钱“入股”,还有一些人依旧持着观望态度。“村里一人一股,共有915.5股。”乡里帮助月峰村联系了农业公司,提供种子及免费的技术指导。

2018年初,月峰村的蘑菇大棚开始运行,有羊肚菌、香菇和灰树花三种菌类。5月份之前,40亩羊肚菌丰收,赚了10来万,村民的创业热情再度高涨。“香菇在生长,冬菇的种子我们已经预定好了。不过,村里事先也约定,每年赢利的20%要用作公益投入。”马支书说。蘑菇大棚背后有一小片金贵的坡田,几个大姐正在忙碌。“那片地也是流转过来的,种‘红小豆’这类经济作物,乡里有补助。和蘑菇大棚一样,务工的都是村民。”

月峰村有一个关于“1+4+X”的计划。

“一”,就是一个集体经济组织;“四”,就是一个食用菌合作社,一个旅游项目合作社,一个“旱改水”合作社以及一个猕猴桃种植合作社;X就是鼓励农户自己做养鸡养羊养蜂等各种产业。

“‘旱改水’这个词儿有点听不懂?咱们改变这里的传统农业,种它150亩红花米(一种新型名贵水稻)、荷花什么的,再搞点插秧节、耕田打耙节……城里人不是喜欢回归自然吗?就到这里来看看!”眼前的庄稼汉子,思想很是与时代接轨。

“往那边山上瞧,看到没有?那片山坡种猕猴桃——都挂果了。”顺着马支书指的方向看去,是临近的一处陡峭山崖,上面满是林木,一旁可见一条蜿蜒的水泥道路。“水务局帮忙供水灌溉,交通局替我们修路,将来城口通了高铁或者高速公路,游客一定‘打涌堂’。”

一切都可以被热爱家乡的人因势利导变得美好。

这种美好在城口随处可见。

比如,没能在月峰村看见传说中美丽的“灰树花”,却有幸在高观乡山脚下的蘑菇大棚看见了极其原生态的菌群——花瓣般娇媚地层叠,镶着显眼的金边。甚至还有长在木架上的花菇,花纹漂亮——当然,最漂亮的还是年轻的女农技师。

 岚天乡星月村的瓜果长廊悬在山腰,已经搭建成形,连普通的柴垛也按照稻草人的模样造型。“岚天的小金瓜实在玲珑好看,那次要不是一只黄狗跑来,我都想顺手在地里摘一个抱走。”服务于河鱼乡的志愿者艳羡地开玩笑。

初夏的格桑花盛开一路。东安乡兴田村的“森林人家”在临近“亢谷景区”的公路边沿线铺开,三层小楼,一色的山里质朴风格。见有人来,微胖的老板娘立即搁下手里那碗鲜香麻辣的老腊肉丝面,然后一脸喜气地迎上前。

 

多年以前,城口的山里开采锰矿、钡矿。因为大山深处丰富的矿藏,一些山里人动了“发一把横财”的心思,再加上外来“淘宝”的商人,随着山谷里一处处工地凸现,青山显出斑秃和缺口,逢刮风下雨,山谷便险象环生。数年休养生息,如今那些破坏过的痕迹已经找不到了。听说,自从彻底关停那些矿场,很长一段时间,城口经济便再无支撑,全靠国家拨款。但青山绿水毕竟是更大的发展“资本”,家在深山里,根在深山里。

去县城的路上,每到一处河段,东安乡的纪委书记都会从车上下来,查看溪流里是否有人非法捕鱼,“这里生长着许多名贵的冷水鱼,都是青山绿水赠与我们的宝贵财富。”禁渔期,高观乡分管农业的委员谢发滔会时不时地沿着河道巡查,见到几个小伙子挽着裤脚立在溪流中似在找什么东西,谢发滔连忙赶去制止,得知只是几个山石爱好者,他才松了口气。

“连抓‘虾爬鱼’也不行,这会不会太‘左’?”

“前些年,捕鱼的多,电鱼毒鱼的都有,搞得溪水里差点鱼的踪迹都没了。这几年算是慢慢恢复,希望有一天活跃的鱼群能再出现在大家眼前。再说,鱼群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能为我们吸引更多的游客。”

听说,高观许多村民都自愿加入“护鱼队”。几年前,他们热衷于捕点河鱼给自家开开“荤”,好吃又不用花钱。

    岚天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街”,“建卡贫困户”胡大哥的老伴曾经一度责怪他轻易答应“从山上搬下来”,“结果下来连吃个小菜都要掏钱买。”但山下确有山下的好处,过去赶个场要花一个小时才能回家,现在身处闹市,交流广泛思想也活泛了。老乡们脱贫致富一片火热,胡大哥看得眼馋心动,便大着胆子拓展起自己的“养蜂事业”,由“两筒”蜜蜂养到“五十多筒”,“没想到好蜂蜜根本不愁没人收”。如今,加上家里年轻人在外打工的收入,每年能有四、五万进账,胡大哥一家已经摘去了贫困户的帽子。见到胡大哥的时候,他正坐在自家小楼前逗弄小孙孙,质朴接地气的家风被做成牌匾挂在门上。

这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街”原本是一片河滩,乡上统一规划新建了街道和房屋,住户大多是像胡大哥这样从山上搬下来的。

“扶贫必须从精神开始。”岚天乡宣传委员谢勋文说,“就像‘搬穷户’这件事,把村民从山上搬下来只是第一步,关键要让他们真正与山下的世界融合。”许多观念的变化是从细微处开始的:山上的密林中习惯了随手扔弃杂物,山下的街道吐痰都是不文明的;山上在旧屋前横根竹竿便随意晾晒衣物,住在山下,把裤衩晾到窗外伸到街边,都是不好看的……

“岚天作为城口这片大山里最小的乡,人口只有3千,盛产核桃、板栗等各种干果,资源丰富,虽然实现了整乡脱贫,但是要走的路还很长。”顿了顿,谢勋文点了点自己的额头,“关键的改变还是在这里。”

当年,岚天乡星月村于村长是带着在外打工多年的辛酸委屈回来的。他和村民苟中海一起,随乡里去了山东大连、重庆周边考察“农家乐”,走了一大圈还是觉得自己家乡好,“咱们的森林、咱们的空气、咱们的水,都是外头没法比的。”于是便动员村民们通过向银行借贷实现“民房改民宿”,但村民们都很犹豫:“咱们这大半辈子都面朝黄土背朝天,就会种点包谷土豆,做点小本生意都不行,那还敢毛起胆子借个几十大万的弄旅馆,客源从哪来?谁稀奇来这深山老林?亏了倾家荡产都还不起!”于村长率先带头干起来,和他一起干的,还有曾经的“小包工头”苟中海。于村长在乡里的帮助下,从农商行借贷了200多万,在自家屋里做起了“森林人家”,慢慢地,也有了从周边前来避暑的客人。

“那些客人来这里都不喝茶水,而要尝尝咱们水龙头里直接出来的山泉,说甜着哩!”苟中海说。

口口相传,城里来的回头客很多,于村长也为自己经营的“森林人家”推出一个微信公众号,“你们来的前一天,几个大巴车才离开。”

看着别人家做得红火,村民也壮着胆子“摸石头过河”。星月村沿路许多雕花木楼正在建设中。而于村长和苟中海等做大的“森林人家”,又为留守家乡的人们提供了务工的机会。

“下一步,我们要想办法引来山泉水流过我们的院子。”苟中海说。

“我已经把儿子叫回来了,返乡经营农家乐,肯定比他在外打工强。”于村长说。

返乡创业的不止于村长的儿子,更多有想法的年轻人也回来了。

岚溪村的“钱棍舞酒店”在场镇里很显眼。

钱棍舞是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钱棍是一种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舞蹈道具。钱棍的一般做法,是由长约三尺的一根竹棍两端嵌上几枚铜钱,再缀以流苏。城口非常盛行钱棍舞。跟秧歌舞一样,钱棍舞也是在一些重要的日子里表达庆祝。人们随着音乐的节拍用钱棍敲击自己的全身关节,使得铜钱发出金玉之响,铿锵有力。钱棍舞跳起来有利于灵活性和协调性的提高,是一项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健身运动。红军时期,钱棍舞还一度成为红军在城口宣传革命道理,撒播革命火种的重要宣传形式之一。

从整体外观到桌椅杯盏再到房间的挂饰,钱棍舞酒店的每个细节都渗透了这种本土文化元素。酒店的女老板,正是一位返乡创业者。她思想活络,前几年曾经在城口其他乡镇通过建房卖房赚了“第一桶金”,当她在岚溪村买地准备再次做“房屋生意”时,岚天乡政府的领导过来做“思想工作”,让她试着“搞旅游产业”。她将信将疑地跟着乡里在外面考察了一大圈,外头“农家乐”火热的经营情形让她彻底坚定了决心。“原本想着把这栋房子墙面刷白就开张,后来又想着怎样才更有特色,哎,越做越精致投入也更大。最后投入450万建酒店,今年才刚开张。”

大山深处,利好的政策与乡土民情传统生活碰撞出无数火花。

过去,山里人手里可用土地少,如果邻居家“越界”种包谷,那么势必会有一场激烈的争吵甚至打斗。如今大家都拿出自己本不能产生太多效益的土地,盘活资源,变“单打独斗”为“组团战斗”,山乡剧变正在悄悄上演。

过去,村里的“综合专干”挨家逐户上门动员村民参加“新农合医保”,村民却说“难道村委会又要收钱来建小金库?”,质疑加抵制。如今,村民们主动到村委会替自家的老人、儿女交钱上“新农合”。“咱们也想通了,辛辛苦苦挣点钱,生场病一进医院啥都没了。既然国家有这个政策,还是要在好着的时候留条后路。”

“妹子呀,你再等下,我把这个歌词再加上一句,对,加上‘撸起袖子加油干’。放心,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教,不识字的也唱得来。”72岁的廖大爷是河鱼乡平溪村的一位“空巢老人”,也是社工钟艺组建的“老人学堂”里的骨干。做过农技员和民办教师的廖大爷,在地里是一把好手,在屋里休息时常常手不释卷。“小钟,下次给咱学堂弄点书,特别是保健类的,你看,我现在每天都按这本册子里讲的来开伙食,还有,每天至少要走九千步……”

河鱼乡政府向重庆扬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购买了服务,“90后”钟艺正是被该中心派出的。

“廖大爷是个典型的农村知识分子,自尊心强有点小傲娇。他算知书达理的。其实,我刚开办‘老人学堂’的时候,碰到过许多让人哭笑不得的事。”钟艺记得,第一次开展活动,有位大妈抖抖索索地问她“参加活动是不是可以领点补贴”,一旁就有老人大声帮腔“是嘛,参加活动误了手头的农活,该有点赔偿”。不过,当社会服务深入人心、老人们感觉“精神有了寄托”,“老人学堂”真正红火起来,偶尔有新来的老人再问起“有没有钱哟”,会被其他老人怼回去:“有哦,多得很,想要钱,各人到地里刨!”

 

穷则思变。深山里从来不乏探索者和奋斗者。

河鱼乡平溪村,当过村支书的冯乾坤在自家“森林人家”院子里养了两条大狗,一黑一白,都足有一人长,看上去十分吓人,却很听主人招呼。

“来这里的人都开着车停院里。有两条大狗替他们看着,他们放心些。”70岁的冯乾坤又高又瘦,一脸精明,“对了,那边山坡上是我流转过来的几亩地,种了桃子、李子、苹果,年年丰收。这些果子,住在我这儿的客人可以随意采摘、免费品尝,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老冯家实在,我夏天都来过好几回了。他那个包月的桌餐伙食开得好。一句话,大方,会做生意!”一位正在院子里帮着修建李树枝条的客人说。

“森林人家”是冯乾坤二十年来做的“第三单”生意。

城口盛产肉质鲜美的羽毛漆黑的“山地鸡”,河鱼乡的“山地鸡”养殖在全县首屈一指,而冯乾坤早在2006年就成了当地的养殖大户,并带动着周边农户都养了鸡。当年在政府支持下,路修到了每个村组,就是为了“山地鸡”的产销。最多的时候,冯乾坤养了8000多只鸡,纯利润16万多。

当初,冯乾坤是靠着自己开碎石机做砖,才辛辛苦苦赚到第一桶金的。听说他要把钱都拿去养鸡,村民们都在背地里叫他“癫子”。

“那时人不富裕,农村偷鸡摸狗的多,山里野兽也常常会偷吃,所以大家觉得养鸡这行当只赔不赚。”冯乾坤说。他那时做支书,决心要做个“带头致富的”,“信不信由你们,晚了可不要怪我没提醒。”

事实上,养鸡这条道儿真的不好走。刚起步时,没有孵化器,养在半山腰的母鸡们自己孵出600多只小鸡,冯乾坤乐得合不拢嘴,才高兴了几天,因为没有及时给小鸡打防疫针,几天时间,600多只小鸡死得一个不剩。后来,好不容易成了规模,却因为鸡群里混入患了“鸡霍乱”的病鸡,疫情很快传播,半大的鸡死了1200多只,直接损失八万元,“还好,我提前买了保险,获赔了五万元。”说到这里,冯乾坤有些自得。

一天,有村民急匆匆地跑到屋里告诉他:“老冯,你山上的鸡遭了!”他搁下手里的活计,拔腿就跑,上山一看,遍地都是没了脑袋的死鸡,少说也有两百只。再一查看,分明是山里的野猫做的孽。山高林密,这种比寻常家猫大两倍,性子凶猛又诡异的野兽比比皆是。

“我用狼夹打野猫,抓到过好几只。能害鸡的东西,除了野猫,还有山鹰,我就找了火枪来打。”那时的山里人环保意识和法制意识都不强,常常一不留神就触犯了法律。因为这支火枪,冯乾坤被人告发,判了三年“监外执行”。

“现在野猫山鹰金贵着呢,咱保护都来不及,再也不干那些糊涂事了。”冯乾坤笑呵呵地说。

几年之间,平溪村342户人家都养起了山地鸡。很快,“供过于求”,村子里的鸡不再像当初那么“能赚钱”了。在“养鸡行当”出现拐点之前,脑筋活络的冯乾坤已经盯上了新兴的“旅游服务”。2012年,他把自家的“民房”改成“民宿”,做起了“森林人家”。2013年,一年的纯利就达到十七八万。

无论是在岚天、河鱼或是东安,关于“森林人家”的兴盛发达,都会让人生出许多疑问。因为在这样的深山里,有的改变很难,需要决心,更需要有人下定决心。

东安镇紧邻亢谷景区的兴田村,有着最为集中、生意最好的“森林人家”。目前,全村173户人有127户都做“农家乐”。村支书龙明安回忆的一段往事,似乎为颇多疑问找到了答案。

2008年以前,兴田村不通公路,沿着曲曲折折的山路去趟东安场镇,一个单面就是3个小时,来回需要整整一天。

“村民甚至吃不上大米,因为兴田是种不了水稻的,要吃大米必须从场镇背回来,太费劲。所以大多数时候,村民只吃自家地里出产的土豆包谷。”村里原本居住着639人,到2007年村里快通公路的时候,村里人都几乎跑光了,只剩下近两百个老弱妇孺,“抬眼一看,尽是挂在山间摇摇欲坠的土坯房。”

2010年,原东安乡党委书记、现任城口县副县长的张国进提议要做“旅游扶贫”,得到了乡里一致赞同。与之相应,兴田村做的第一个改变是“人居环境”。仅仅是“拆猪圈”便大费周章,“肮脏味重的猪圈与舒适干净的森林人家是一对矛盾,必须有舍才有得。”起先,村里集中将猪圈迁移到一个隐蔽的地方,后来“农家乐”渐成气候,村民找到能赚钱的“主业”,也就不再把精力耗费在零零散散养猪上了。“现在,我们做农家乐用的猪肉都从其他村子收购,这样也促成别人做规模的养殖业。到底各有所长。”

2011年,张国进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在重庆组织了几批前来旅游观光的客人。客人们先是坐火车到达州万源,东安乡再专门找车把他们接过来。这一来一去,显然做的是“赔本生意”。

“那时,我们只有一个想法,让城里人知道我们这个地方的存在。”

不同的声音也始终存在。在开门迎接首批客人前,龙明安的叔爷、兴田村老村长就反复告诫张国进:“张书记啊,不要一时头脑发热,有些活儿贸然接不得啊,咱们没有这经验和能力,牌子砸了不得了!”老人家有老人家的顾虑,好在一切顺利。到了2012年,客源渐渐多了起来,“原生态”就是最好的一块招牌。当然,仅仅靠客人之间“口口相传”远远不够,乡政府多次派人到重庆观音桥商业街、达州中心地带去散发旅游传单。

为了寻求更多的支持,2012年下半年,张国进带着乡上一队人跑山西、跑武汉、跑河北、跑上海,跑兴田村村民务工经商的地方,想要将遍布全国各地的村民骨干们召集回来。龙明安之前就在武汉当了多年“包工头”,张国进的第一站恰好是武汉。

“咱家乡有变化了,你愿意再回来看看吗?我们可以一起做很多事。”张国进说。

“嗯!”片刻犹豫,龙明安答应了。他跟着张国进回了阔别多年的家乡。

2012年年底,东安乡政府牵头开了“乡贤会”。这群“在外头见过世面、经过风浪”的返乡骨干90%都认可乡里“一门心思搞旅游”的想法。从2013年开始,早年“穷跑了”的乡亲们开始陆续回家。龙明安作为其中的“佼佼者”,他的“森林人家”如今一次性可接待150人,年营业额100万元以上。

山里人倔强,也会用倔强为自己重开一片天地。

见到51岁的王举祥,是在北屏乡新民社区一片竹林深处的小楼里。他腼腆中带着微笑,“我是个犯过错误的人。”对于一个本心善良憨厚的人来说,曾经的服刑经历是心上难以磨灭的一块疤。王举祥32岁锒铛入狱,2014年从监狱归来,妻离子散,甚至“连一双筷子也没有”。“你是我们的村民,年纪也大了,我们应当照顾你。”新民社区的干部对他说。社区考虑到他的困难,特地为他准备了一套廉租房。

“谢谢,我不要,我自己有手有脚,一切可以重新开始。”王举祥拒绝了。这颇有些出人意料。

“是条汉子!”王举祥的骨气令社区干部们动容。

“一穷二白”的王举祥成为当地的“建卡贫困户”。因为过去的经历,他走在村子里总是感觉战战兢兢,然而,乡亲们遇见他依旧上前寒暄,一切并无异样。“吃过大亏”的王举祥不愿再出门打工,决心创业。县农委会的杜主任与他“结对子”,为他出谋划策“搞点养殖业”。过去印在他身上的污点,让银行不敢贸然贷款给他,原北屏乡党委书记便以自己的名义替他作担保,这样拿到了养殖的启动资金。王举祥利用流转到的6.5亩土地养山地鸡,又在屋后的河坝放养清水鸭。他一个人照管2000只鸡和400多只鸭子,他后来娶的妻子则独立照管五六桌“柴火鸡”生意。

“无论春夏秋冬,我每天不到五点起床,为客户送去宰杀洗净的鸡鸭,雷打不动。”今年上半年,他已经卖掉了1500只鸡,纯利润有两三万。依靠自己的勤劳和乡里的支持,王举祥2015年便脱去了“建卡贫困户”的帽子。

“对于生活,我充满感恩。”王举祥说。

 

我们留在家乡,我们的“原生态”产品要怎样走出去?

43岁的城口“电商达人”范中福正通过微店、“淘宝”、“网上村庄”销售特色腊猪头。朋友圈里,配上几张正在手扒软糯喷香的猪头肉的动图,外搭不成型的打油诗一首——

还记得妈妈的味道吗?每逢过年煮猪头总想吃一口。那时吃的不多,总要等到过年才吃。去年炕的正宗土猪,还有几个,需要的下单——半边猪头腊嘎嘎,核桃拱嘴猪牙巴,放入锅中来煮耙(pa),捞出直接用手拔,那个味道想妈妈。全国各地邮到家,半边猪头四十八。

不到半天时间,腊猪头的订单一抢而空。

范中福做的是“回头客”生意。这些年,“森林人家”日渐红火,县里常常组织“板栗节”、“刨猪节”等活动,范中福积极地把自己从农户手中收到的“原生态土货”给游客展示,请他们免费品尝,让他们不知不觉地“爱上山货”,“回家的时候提上一大包,吃完又会在网上或者微信找我订货。”

2015年,县扶贫办组织20多个人到重庆培训,其中就有做了多年农货销售的范中福。当时,有个老师在推介“网上村庄”时,特别讲到有一种销售方式是通过游客到游览地线下购买,首先满足“后备箱”功能,然后再把产品放在网上实现后续购买。范中福听了很兴奋,在东安乡政府支持下,他做起了“线下体验”和“线上销售”。在收购“土货”的过程中,他还培植了一批专门为他供货的山里人。“山里产什么我就收什么。秋季收蜂蜜,农户一次卖400斤赚2、3万,远远超过他们平时零敲碎打卖一点。”

范中福有4000多个微信好友,微店叫做“亢谷老范”。范中福做“微商”并不讨人嫌,他不干那种“点对点硬推”的事儿,而是默默地发些朋友圈,再配几句打油诗,就像卖那些腊猪头一样。“收蜂蜜、收天麻啦,我会在朋友圈发些照片,让我的熟客们知道老范在干啥,如果想要这些货就可以马上联系我。”

范中福会亲自监督“土货”质量,但因为所销售的农产品缺乏“规范统一”,会引起一些争执,“有很多技术和细节,我们做电商的没有把握住,有时还会无意坑了老朋友们。”

有一年,山里的猕猴桃丰收,他收购了一批,以18.8元每斤的超低价包邮,“两天就走了三四百单”。由于“没有果蔬运输保鲜经验”,所有的果品他都简单包装。邮寄的半道上,猕猴桃在箱子里已经软烂了。结果,他不断接到快递员打来的电话:“不好了,你那个箱子底下直渗水。”老客户们打开箱子,也被眼前的情景惊得目瞪口呆。那批猕猴桃基本“全军覆灭”。耿直的范中福坚持要把钱都退给大家,可老客户们都说“算了,你也不容易”,连他发去的退款“微信红包”别人也不愿收。

“至今我都不敢发鲜果。还是有很多经验值得总结。”范中福说。

东安乡沙湾村的另一位“电商达人”李天平,则主要利用微店做名贵中药材生意,他建了80多个群,销售重楼、党参等。“重楼这类近千元一斤的贵重中药材,过去都在山里挖,所谓‘靠山吃山’,容易破坏环境而且产量也小。收集种苗以后人工养殖,无论长势还是药效都不比野生的差。”

东安乡人和社区的“85后”黄毅,毕业于重庆工程学院,如今在家乡做着阿里巴巴旗下“农村淘宝”物流配送。“钱赚不了多少,主要是服务。”

几年前,乡村40岁以上的村民大多只信任实体店,既弄不懂“淘宝”也不信任“淘宝”,觉得网上的东西太“虚”。黄毅手把手地帮助村民在“淘宝”上买东西。为了方便老年人选货,他还特地在店面墙上挂了一个60英寸的屏幕来显示“货物细节”。几次下来,村民们发现从网上买的东西和实体店买的并无差别,还“物美价廉”,便开始习惯网购。现在,常常有年纪大的村民拿着新买的智能手机过来,请黄毅帮忙安装“淘宝”APP。

“‘下行’配送渠道已经通畅,但‘上行’向外销售农产品其实颇有难度。”黄毅说。在这点上,他的看法与范中福、李天平有所不同。几天前,一位外地网友跟黄毅讲,城口在网上卖的那些几十元一斤的山珍绝对是假的,“真正的山珍哪有那么便宜”,“如果不是假的,那你拿认证出来”。黄毅也确实拿不出那些货真价实“山珍”的认证。

黄毅觉得,目前“山货”外销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第一个是农产品缺乏“标准化”,农户生产的几块腊肉、几罐蜂蜜之间,大小、色泽、质地都有差异,且不说容易引发争议,最要命的是缺乏质量认证、没有公司化规模经营就进不了“天猫”,最多只能停留在“淘宝”,小打小闹。有的产品很金贵,比如岩耳,需要在悬崖边挂绳采摘,风险大产量小,也出不来效益。第二个是山里交通状况差,出货总会晚个一天两天。第三个是山里的东西虽然纯属“原生态”,但知名度很低,“就像城口家家户户都做老腊肉,能规模化生产的却只有‘赵孝春’。”

“如果能尽快开通一条高铁或高速公路,那我们的冬草莓一定会有很好的销量。”来自成都的农业技术员老张说。天气凉爽,他正在北屏乡太平社区指导几个村民给生长旺盛的草莓苗浇水。老张到大巴山深处已经3年了。“我喜欢这里,空气清新、民风淳朴、老百姓热情。这里的水土非常滋养,瞧瞧,那边废了的房子阳台没人照管,植物照样能长小脸盆大的叶子伸出头来。”老张来之前,这里只种3—5月采收的春草莓,他来了以后,这里开始大面积种植12月—次年3月采收的冬草莓,“但冬草莓少数供游客采摘,大部分都只育苗卖苗。因为红彤彤的冬草莓在大雪封山的季节是出不去的,很可惜。”但老张相信,未来一定会有一条通向远方的捷径,他准备再拓展土地继续种植草莓。

与老张抱着同样期待的,还有重庆开州人章兵。他做园林景观规划设计,之前在河鱼乡承接农耕博物馆工程时爱上了大山。于是拿出“老本”,在山谷中流转了5亩地、投资560万,建了一个名为“遇见三十一涧”的“农耕酒店”。

“为什么叫三十一涧?青山绿水,而且城口刚好在北纬三十一度。”章兵说,“这里的每个窗口都可以直接取景外面的青山,形成自然的风景画。除了看景,客人还可以在酒店体验农事活动。”但章兵也认为,在交通尚不太好、客源并不稳定的情况下经营这样一个“上档次”的“特色酒店”是件冒险的事。“不过青山绿水毕竟是最大的招牌,‘绿色旅游’迟早销路火爆,未来可期。”

“点子”颇多的岚天乡宣传委员谢勋文闲暇之余,总是喜欢跳跳“钱棍舞”,虽然动作还不算纯熟,“这就是文化呀!”谢勋文一直认为,要营销好旅游,一定要把文化之魂贯穿始终,牢牢把握“山水之城·美丽之地”目标定位,努力打好“人文”牌、“乡村”牌,让传统文化“活”在当下,把发展旅游与振兴乡村结合起来,把田园风光、秀美乡村变成聚宝盆。

 

 

我家在城口。

年逾九十的老红军童云,吃力地一笔一划写下对家乡的祝福。永留在发黄纸张上的祝福,与其他珍贵的红色史料一起,收藏在川陕苏区城口纪念馆中。

这座“官衙打板子,全县听得见”的小城,因踞三省门户名“城”、扼四方咽喉称“口”而得此名。这是重庆市第一个打出地方红军旗帜的县、第一个被地方红军解放县城的县、第一个迎来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的县、唯一成建制建立了县、区、乡、村苏维埃政权的革命老区。当年,红四方面军挥师城口,李先念、徐向前、许世友、王维舟、李德生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率部转战城口,留下了不朽的战斗业绩和光辉的革命足迹。身为童养媳的童云,曾是随军长征的500多名城口儿女中的一个,也是最后二十多名幸存者之一。为了理想与信仰走南闯北,大巴山深处的家园却一直是心中的牵挂。

“当年我在城口打过仗,那里的山可真大啊!”李先念曾感叹道。和许多革命老区一样,战争年代,大山是红色力量的屏障和堡垒。在新时代建设发展的进程中,连绵挺拔的大山却成为一道令人望之生畏的障碍——大山隔绝的不仅是交通,阻碍的不止是经济,更有观念与思想。

海拔近2000米的大山上,至今仍然有几百人生活在那里,延续着老辈子的生存方式,在山岩薄田里种植土豆包谷,背着背篓,去密林深处挖掘天麻、重楼等珍贵药材。山民自然明白生生相息的道理,儿子会学着父亲的样子,小心翼翼挖出雨后生长的天麻,然后又仔细地把土回填上。然而大山的馈赠到底有限,越来越多的青山绿水被纳入大巴山自然保护区,甚至某些山林里修条路也是违规的——交通实在是个问题,有的农户住家偏远,要修葺房屋,仅仅运点材料上山便弄坏两个摩托,累死一匹马。2015年国家精准扶贫工作启动以来,对最后的“山民”来说,“下山”的时间已进入倒计时。

同样热爱大山深处生活的,还有来自成都、重庆、西安等大城市的果园农技师,他们来了好几年,已经适应了这里的一切,包括山谷间清新的空气、满眼的林木以及淳朴的民风。但他们却异常渴望一条能更快连通大山与山外的路,以便在大雪封山之时,山谷里产出的鲜嫩甜美的冬草莓之类,能够越过自然的封锁,顺利到达相邻的城市。

这几年,城口人越来越多地谈论高速公路或高铁。

大山的另一边,开县到城口的高速公路正在修建中,预计2022年交付使用。这条全长约129.3公里的高速公路,起于大巴山的陕渝界,止于万开高速赵家互通,全线桥隧比达81%。在城口段,则有90%以上为隧道。

“下雨的话要加倍小心!”一位“城开高速”的施工管理人员警告自己即将深入城口采访的妻子。妻子不以为然,临行甚至没有带一把雨伞。在后来的采访中,她才知道,下雨尤其是下暴雨,在城口是件顶糟糕的事。每逢风雨交加,县里乡里村里都会紧张地值班。2010年,一场灾难性的山体滑坡曾经在城口境内形成一个很大的堰塞湖。

从达州的丘陵山地到城口的高山峻峰,渐渐深入大巴山腹地。在城口,汽车一直绕行盘山公路,一侧是悬崖峭壁,一侧是溪流——时值初夏,自山上潺潺流下的清泉被散落在溪谷的大块石头割碎,再一路闪烁波光前行。对于做社工的大学生志愿者们来说,几个月时间,他们未必能够记清不同路段溪流的名字,尽管它们都有着类似“岚溪”这样好听的名儿;但几个月的时间,已经足以让他们能够与农村大爷亲近地摆家常,自然地接下一双皲裂黝黑的大手递来的小零食。

“四面都被大山包围,你会觉得压抑吗?”年轻的志愿者问当地一位土生土长的基层干部。

“不会,因为我从小生活在这里,早就和大山融为一体。”基层干部回答。

2015年以来,随着返乡创业人群归来的,还有放弃大城市优渥生活、自愿投身扶贫攻坚的“本土人才”。“走村串户、扶助乡亲是我热爱家乡的具体表现形式。”一位89年出生的姑娘说。姑娘三年前辞去了重庆城月薪上万的销售工作,返乡应聘到“本土人才”的岗位,每月只有一千多的工资,自己家里也做着大棚,每天忙得脚不沾地。

“早上三点我就起床,把自家大棚的小菜拖去县城市场,回来刚好接着到村委会上班。忙归忙,充实快乐。”

 

北屏乡隐藏在一段盘山公路的尽头,一大片繁盛静卧山谷之中。沿路弯弯绕绕是曾让志愿者惊喜的欢快的溪水,它一刻不停紧紧跟随。公路起伏之间,零星的几处木质结构农家小楼,门口挂着醒目的牌匾,花台植着蓬勃向上的蜀葵和红火的大丽花,显出一种喜庆的迎客氛围。一晃而过。见者必会惊讶于如此深山竟然也有“农家乐”,疑惑客从何来。但如果肯花上几天时间乡里转转,便会明白今天看见的不过是“一叶”。城口的“农家乐”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叫“森林人家”——这个小县城森林覆盖率达65.3%,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69.6。这样的命名,显然富含“家在深山里”的意味。

“北屏是全县自然条件最好的乡。”从县里来挂职的北屏乡副乡长、太平社区第一书记梁国辉说。

“85后”梁国辉本是个“外乡人”,他生在奉节,2009年从西南大学毕业后来到城口,瘦瘦高高长相清秀颇有书生气。“奉节也到处是山,但到底不像这里——初来时,觉得这里的白天都要短些,或许日光都被大山给遮蔽了。”

2015年国家精准扶贫开始,县里各部门机关都下派人员到村子里担任“第一书记”。与知根知底的村干部不同,“第一书记”的第一课往往是“如何能与村民聊上天”,聊天可是大学问。而村民则希冀县里来的“第一书记”能从“上头”带来一些“稀缺资源”。

“月峰村的第一书记来自县工会,由他牵头,已经荒了多年的幼儿园重新开起来。”梁国辉来自县农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他带来的资源自然与“农业园区”相关。

北屏乡的太平社区,据说,地理位置是“重庆最北端的村庄”。这里的土地呈现出万物生长的活力,虽说早已过了仲春时节。若要看这片村庄的全貌,还得顺着一条蜿蜒向上的水泥道前行爬坡到高处。水泥道两侧,城里人所能认识的作物不多,但大抵可以猜测,该是一些果树之类。许多地里搭着架子,葡萄藤爬满,吊着一串串尚且青涩的果实。等到了高处,站在平台往下望,会发现整个种植瓜果的农业园区呈现出方方正正的样貌。

“喏,右边那一大片是青脆李,3年大苗,已经挂果了,左边那一大片是草莓、蓝莓、葡萄,还有猕猴桃。反正一茬茬轮番上阵,外头来的客人在咱这儿啥都采摘得到。”北屏代忠相乡长说。听说乡里来了采访的“贵客”,代乡长搁下手头的事儿,立刻赶了过来,“酒好也怕巷子深,还是得有人帮着吆喝。”

外来的客人正疑惑“红心猕猴桃”的长相,不想身后竟站着一大棵,牵藤的姿态和掌状的叶片乍一看很像葡萄,一粒粒酒盅大小、还未长成的猕猴桃果就藏在叠叠叶片之中。见众人夸它长得好,太平社区袁锦轩主任还颇有遗憾:“根子这里不该盖块盖子。若根子见阳光,长得更好。”

原来,这片方方正正的农业园区是由村民们手上一块块不规则的土地流转而来的。土地流转前,村民在自家的“一亩三分地”里种点包谷土豆,喂几头猪,土地并没有为村民带来多少收成和效益。零碎的土地如今流转到四个农业公司,签订了十年租用合同,流转土地的村民都在这片园区务工。

“流转土地的租金是600元每亩每年,外加100元分红。老人务工的标准是80元每天,年轻人100元每天,这样下来,勤快的人每年有3—4万收入。最关键的是,这种方式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村闲置劳动力。”代乡长说。

事实上,土地流转这个政策,并非一开始就能让村民接受。“不论一片田是否荒着,它搁在那里,是我的,心里才有底。”一位村民曾说。

把山上居住的村民“请”下山也绝非易事。“乡里在山下为他们建设‘安居工程’,先是想尽一切办法首期搬下来18户。那些留在山上的继续观望,觉得山下的‘有活做、日子不错’,这才陆陆续续又往下搬。”梁国辉说。

城口自古“九山半水半分田”,或许正因如此,村与村之间距离特别短。从太平社区到月峰村,只有短短两三分钟车程。见到月峰村的马支书时,他正带着一个村民骨干查看村里的蘑菇大棚。

“刚收过一茬,所以多半空着,喏,那边香菇有1万多个菌包,瞧瞧,冒了头呢!”马支书精壮黝黑,一副庄稼人的憨厚模样。这片48亩大棚的土地,也是从村民手上流转到集体的。

“种菇的主意最先是村委会拿的。”马支书说。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雨后,林子里朽烂的木头会生出一大堆野生香菇。林子深处,还能找到丛丛叠叠的黑木耳。这些东西要是摘点搁在汤里,鲜得舌头都要掉出来。

“这一切说明咱们这儿适合种蘑菇呀!得天独厚!”马支书很兴奋。去年,他也是带着这股兴奋劲儿跟村民们做推介的,“反正咱这方土地贫瘠,每人就这么几分地,种点土豆包谷也没什么效益,不如盘出来搞个集体经济,种点值钱的东西,大家都来做股东。”

那天的村民大会并没有人立即响应,村民们表情各异。年纪最大的阿公若有所思自言自语:“几十年前搞公社,大家只劳不得,没劲儿,自己承包土地单打独斗,劲儿又太单薄,敢情这样试试,得行?”在外地打工、回家帮忙的小年轻说:“这个想法有意思,要不,我回去再跟家里人商量下?”几个大姐交头接耳:“种点值钱的东西?那还得往里投钱不是?亏了算谁的?”后来,大部分村民还是赞同村委会流转土地种蘑菇的提议。村民们纷纷拿出自己的土地“入股”,也有人拿出几千块钱“入股”,还有一些人依旧持着观望态度。“村里一人一股,共有915.5股。”乡里帮助月峰村联系了农业公司,提供种子及免费的技术指导。

2018年初,月峰村的蘑菇大棚开始运行,有羊肚菌、香菇和灰树花三种菌类。5月份之前,40亩羊肚菌丰收,赚了10来万,村民的创业热情再度高涨。“香菇在生长,冬菇的种子我们已经预定好了。不过,村里事先也约定,每年赢利的20%要用作公益投入。”马支书说。蘑菇大棚背后有一小片金贵的坡田,几个大姐正在忙碌。“那片地也是流转过来的,种‘红小豆’这类经济作物,乡里有补助。和蘑菇大棚一样,务工的都是村民。”

月峰村有一个关于“1+4+X”的计划。

“一”,就是一个集体经济组织;“四”,就是一个食用菌合作社,一个旅游项目合作社,一个“旱改水”合作社以及一个猕猴桃种植合作社;X就是鼓励农户自己做养鸡养羊养蜂等各种产业。

“‘旱改水’这个词儿有点听不懂?咱们改变这里的传统农业,种它150亩红花米(一种新型名贵水稻)、荷花什么的,再搞点插秧节、耕田打耙节……城里人不是喜欢回归自然吗?就到这里来看看!”眼前的庄稼汉子,思想很是与时代接轨。

“往那边山上瞧,看到没有?那片山坡种猕猴桃——都挂果了。”顺着马支书指的方向看去,是临近的一处陡峭山崖,上面满是林木,一旁可见一条蜿蜒的水泥道路。“水务局帮忙供水灌溉,交通局替我们修路,将来城口通了高铁或者高速公路,游客一定‘打涌堂’。”

一切都可以被热爱家乡的人因势利导变得美好。

这种美好在城口随处可见。

比如,没能在月峰村看见传说中美丽的“灰树花”,却有幸在高观乡山脚下的蘑菇大棚看见了极其原生态的菌群——花瓣般娇媚地层叠,镶着显眼的金边。甚至还有长在木架上的花菇,花纹漂亮——当然,最漂亮的还是年轻的女农技师。

 岚天乡星月村的瓜果长廊悬在山腰,已经搭建成形,连普通的柴垛也按照稻草人的模样造型。“岚天的小金瓜实在玲珑好看,那次要不是一只黄狗跑来,我都想顺手在地里摘一个抱走。”服务于河鱼乡的志愿者艳羡地开玩笑。

初夏的格桑花盛开一路。东安乡兴田村的“森林人家”在临近“亢谷景区”的公路边沿线铺开,三层小楼,一色的山里质朴风格。见有人来,微胖的老板娘立即搁下手里那碗鲜香麻辣的老腊肉丝面,然后一脸喜气地迎上前。

 

多年以前,城口的山里开采锰矿、钡矿。因为大山深处丰富的矿藏,一些山里人动了“发一把横财”的心思,再加上外来“淘宝”的商人,随着山谷里一处处工地凸现,青山显出斑秃和缺口,逢刮风下雨,山谷便险象环生。数年休养生息,如今那些破坏过的痕迹已经找不到了。听说,自从彻底关停那些矿场,很长一段时间,城口经济便再无支撑,全靠国家拨款。但青山绿水毕竟是更大的发展“资本”,家在深山里,根在深山里。

去县城的路上,每到一处河段,东安乡的纪委书记都会从车上下来,查看溪流里是否有人非法捕鱼,“这里生长着许多名贵的冷水鱼,都是青山绿水赠与我们的宝贵财富。”禁渔期,高观乡分管农业的委员谢发滔会时不时地沿着河道巡查,见到几个小伙子挽着裤脚立在溪流中似在找什么东西,谢发滔连忙赶去制止,得知只是几个山石爱好者,他才松了口气。

“连抓‘虾爬鱼’也不行,这会不会太‘左’?”

“前些年,捕鱼的多,电鱼毒鱼的都有,搞得溪水里差点鱼的踪迹都没了。这几年算是慢慢恢复,希望有一天活跃的鱼群能再出现在大家眼前。再说,鱼群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能为我们吸引更多的游客。”

听说,高观许多村民都自愿加入“护鱼队”。几年前,他们热衷于捕点河鱼给自家开开“荤”,好吃又不用花钱。

    岚天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街”,“建卡贫困户”胡大哥的老伴曾经一度责怪他轻易答应“从山上搬下来”,“结果下来连吃个小菜都要掏钱买。”但山下确有山下的好处,过去赶个场要花一个小时才能回家,现在身处闹市,交流广泛思想也活泛了。老乡们脱贫致富一片火热,胡大哥看得眼馋心动,便大着胆子拓展起自己的“养蜂事业”,由“两筒”蜜蜂养到“五十多筒”,“没想到好蜂蜜根本不愁没人收”。如今,加上家里年轻人在外打工的收入,每年能有四、五万进账,胡大哥一家已经摘去了贫困户的帽子。见到胡大哥的时候,他正坐在自家小楼前逗弄小孙孙,质朴接地气的家风被做成牌匾挂在门上。

这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街”原本是一片河滩,乡上统一规划新建了街道和房屋,住户大多是像胡大哥这样从山上搬下来的。

“扶贫必须从精神开始。”岚天乡宣传委员谢勋文说,“就像‘搬穷户’这件事,把村民从山上搬下来只是第一步,关键要让他们真正与山下的世界融合。”许多观念的变化是从细微处开始的:山上的密林中习惯了随手扔弃杂物,山下的街道吐痰都是不文明的;山上在旧屋前横根竹竿便随意晾晒衣物,住在山下,把裤衩晾到窗外伸到街边,都是不好看的……

“岚天作为城口这片大山里最小的乡,人口只有3千,盛产核桃、板栗等各种干果,资源丰富,虽然实现了整乡脱贫,但是要走的路还很长。”顿了顿,谢勋文点了点自己的额头,“关键的改变还是在这里。”

当年,岚天乡星月村于村长是带着在外打工多年的辛酸委屈回来的。他和村民苟中海一起,随乡里去了山东大连、重庆周边考察“农家乐”,走了一大圈还是觉得自己家乡好,“咱们的森林、咱们的空气、咱们的水,都是外头没法比的。”于是便动员村民们通过向银行借贷实现“民房改民宿”,但村民们都很犹豫:“咱们这大半辈子都面朝黄土背朝天,就会种点包谷土豆,做点小本生意都不行,那还敢毛起胆子借个几十大万的弄旅馆,客源从哪来?谁稀奇来这深山老林?亏了倾家荡产都还不起!”于村长率先带头干起来,和他一起干的,还有曾经的“小包工头”苟中海。于村长在乡里的帮助下,从农商行借贷了200多万,在自家屋里做起了“森林人家”,慢慢地,也有了从周边前来避暑的客人。

“那些客人来这里都不喝茶水,而要尝尝咱们水龙头里直接出来的山泉,说甜着哩!”苟中海说。

口口相传,城里来的回头客很多,于村长也为自己经营的“森林人家”推出一个微信公众号,“你们来的前一天,几个大巴车才离开。”

看着别人家做得红火,村民也壮着胆子“摸石头过河”。星月村沿路许多雕花木楼正在建设中。而于村长和苟中海等做大的“森林人家”,又为留守家乡的人们提供了务工的机会。

“下一步,我们要想办法引来山泉水流过我们的院子。”苟中海说。

“我已经把儿子叫回来了,返乡经营农家乐,肯定比他在外打工强。”于村长说。

返乡创业的不止于村长的儿子,更多有想法的年轻人也回来了。

岚溪村的“钱棍舞酒店”在场镇里很显眼。

钱棍舞是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钱棍是一种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舞蹈道具。钱棍的一般做法,是由长约三尺的一根竹棍两端嵌上几枚铜钱,再缀以流苏。城口非常盛行钱棍舞。跟秧歌舞一样,钱棍舞也是在一些重要的日子里表达庆祝。人们随着音乐的节拍用钱棍敲击自己的全身关节,使得铜钱发出金玉之响,铿锵有力。钱棍舞跳起来有利于灵活性和协调性的提高,是一项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健身运动。红军时期,钱棍舞还一度成为红军在城口宣传革命道理,撒播革命火种的重要宣传形式之一。

从整体外观到桌椅杯盏再到房间的挂饰,钱棍舞酒店的每个细节都渗透了这种本土文化元素。酒店的女老板,正是一位返乡创业者。她思想活络,前几年曾经在城口其他乡镇通过建房卖房赚了“第一桶金”,当她在岚溪村买地准备再次做“房屋生意”时,岚天乡政府的领导过来做“思想工作”,让她试着“搞旅游产业”。她将信将疑地跟着乡里在外面考察了一大圈,外头“农家乐”火热的经营情形让她彻底坚定了决心。“原本想着把这栋房子墙面刷白就开张,后来又想着怎样才更有特色,哎,越做越精致投入也更大。最后投入450万建酒店,今年才刚开张。”

大山深处,利好的政策与乡土民情传统生活碰撞出无数火花。

过去,山里人手里可用土地少,如果邻居家“越界”种包谷,那么势必会有一场激烈的争吵甚至打斗。如今大家都拿出自己本不能产生太多效益的土地,盘活资源,变“单打独斗”为“组团战斗”,山乡剧变正在悄悄上演。

过去,村里的“综合专干”挨家逐户上门动员村民参加“新农合医保”,村民却说“难道村委会又要收钱来建小金库?”,质疑加抵制。如今,村民们主动到村委会替自家的老人、儿女交钱上“新农合”。“咱们也想通了,辛辛苦苦挣点钱,生场病一进医院啥都没了。既然国家有这个政策,还是要在好着的时候留条后路。”

“妹子呀,你再等下,我把这个歌词再加上一句,对,加上‘撸起袖子加油干’。放心,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教,不识字的也唱得来。”72岁的廖大爷是河鱼乡平溪村的一位“空巢老人”,也是社工钟艺组建的“老人学堂”里的骨干。做过农技员和民办教师的廖大爷,在地里是一把好手,在屋里休息时常常手不释卷。“小钟,下次给咱学堂弄点书,特别是保健类的,你看,我现在每天都按这本册子里讲的来开伙食,还有,每天至少要走九千步……”

河鱼乡政府向重庆扬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购买了服务,“90后”钟艺正是被该中心派出的。

“廖大爷是个典型的农村知识分子,自尊心强有点小傲娇。他算知书达理的。其实,我刚开办‘老人学堂’的时候,碰到过许多让人哭笑不得的事。”钟艺记得,第一次开展活动,有位大妈抖抖索索地问她“参加活动是不是可以领点补贴”,一旁就有老人大声帮腔“是嘛,参加活动误了手头的农活,该有点赔偿”。不过,当社会服务深入人心、老人们感觉“精神有了寄托”,“老人学堂”真正红火起来,偶尔有新来的老人再问起“有没有钱哟”,会被其他老人怼回去:“有哦,多得很,想要钱,各人到地里刨!”

 

穷则思变。深山里从来不乏探索者和奋斗者。

河鱼乡平溪村,当过村支书的冯乾坤在自家“森林人家”院子里养了两条大狗,一黑一白,都足有一人长,看上去十分吓人,却很听主人招呼。

“来这里的人都开着车停院里。有两条大狗替他们看着,他们放心些。”70岁的冯乾坤又高又瘦,一脸精明,“对了,那边山坡上是我流转过来的几亩地,种了桃子、李子、苹果,年年丰收。这些果子,住在我这儿的客人可以随意采摘、免费品尝,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老冯家实在,我夏天都来过好几回了。他那个包月的桌餐伙食开得好。一句话,大方,会做生意!”一位正在院子里帮着修建李树枝条的客人说。

“森林人家”是冯乾坤二十年来做的“第三单”生意。

城口盛产肉质鲜美的羽毛漆黑的“山地鸡”,河鱼乡的“山地鸡”养殖在全县首屈一指,而冯乾坤早在2006年就成了当地的养殖大户,并带动着周边农户都养了鸡。当年在政府支持下,路修到了每个村组,就是为了“山地鸡”的产销。最多的时候,冯乾坤养了8000多只鸡,纯利润16万多。

当初,冯乾坤是靠着自己开碎石机做砖,才辛辛苦苦赚到第一桶金的。听说他要把钱都拿去养鸡,村民们都在背地里叫他“癫子”。

“那时人不富裕,农村偷鸡摸狗的多,山里野兽也常常会偷吃,所以大家觉得养鸡这行当只赔不赚。”冯乾坤说。他那时做支书,决心要做个“带头致富的”,“信不信由你们,晚了可不要怪我没提醒。”

事实上,养鸡这条道儿真的不好走。刚起步时,没有孵化器,养在半山腰的母鸡们自己孵出600多只小鸡,冯乾坤乐得合不拢嘴,才高兴了几天,因为没有及时给小鸡打防疫针,几天时间,600多只小鸡死得一个不剩。后来,好不容易成了规模,却因为鸡群里混入患了“鸡霍乱”的病鸡,疫情很快传播,半大的鸡死了1200多只,直接损失八万元,“还好,我提前买了保险,获赔了五万元。”说到这里,冯乾坤有些自得。

一天,有村民急匆匆地跑到屋里告诉他:“老冯,你山上的鸡遭了!”他搁下手里的活计,拔腿就跑,上山一看,遍地都是没了脑袋的死鸡,少说也有两百只。再一查看,分明是山里的野猫做的孽。山高林密,这种比寻常家猫大两倍,性子凶猛又诡异的野兽比比皆是。

“我用狼夹打野猫,抓到过好几只。能害鸡的东西,除了野猫,还有山鹰,我就找了火枪来打。”那时的山里人环保意识和法制意识都不强,常常一不留神就触犯了法律。因为这支火枪,冯乾坤被人告发,判了三年“监外执行”。

“现在野猫山鹰金贵着呢,咱保护都来不及,再也不干那些糊涂事了。”冯乾坤笑呵呵地说。

几年之间,平溪村342户人家都养起了山地鸡。很快,“供过于求”,村子里的鸡不再像当初那么“能赚钱”了。在“养鸡行当”出现拐点之前,脑筋活络的冯乾坤已经盯上了新兴的“旅游服务”。2012年,他把自家的“民房”改成“民宿”,做起了“森林人家”。2013年,一年的纯利就达到十七八万。

无论是在岚天、河鱼或是东安,关于“森林人家”的兴盛发达,都会让人生出许多疑问。因为在这样的深山里,有的改变很难,需要决心,更需要有人下定决心。

东安镇紧邻亢谷景区的兴田村,有着最为集中、生意最好的“森林人家”。目前,全村173户人有127户都做“农家乐”。村支书龙明安回忆的一段往事,似乎为颇多疑问找到了答案。

2008年以前,兴田村不通公路,沿着曲曲折折的山路去趟东安场镇,一个单面就是3个小时,来回需要整整一天。

“村民甚至吃不上大米,因为兴田是种不了水稻的,要吃大米必须从场镇背回来,太费劲。所以大多数时候,村民只吃自家地里出产的土豆包谷。”村里原本居住着639人,到2007年村里快通公路的时候,村里人都几乎跑光了,只剩下近两百个老弱妇孺,“抬眼一看,尽是挂在山间摇摇欲坠的土坯房。”

2010年,原东安乡党委书记、现任城口县副县长的张国进提议要做“旅游扶贫”,得到了乡里一致赞同。与之相应,兴田村做的第一个改变是“人居环境”。仅仅是“拆猪圈”便大费周章,“肮脏味重的猪圈与舒适干净的森林人家是一对矛盾,必须有舍才有得。”起先,村里集中将猪圈迁移到一个隐蔽的地方,后来“农家乐”渐成气候,村民找到能赚钱的“主业”,也就不再把精力耗费在零零散散养猪上了。“现在,我们做农家乐用的猪肉都从其他村子收购,这样也促成别人做规模的养殖业。到底各有所长。”

2011年,张国进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在重庆组织了几批前来旅游观光的客人。客人们先是坐火车到达州万源,东安乡再专门找车把他们接过来。这一来一去,显然做的是“赔本生意”。

“那时,我们只有一个想法,让城里人知道我们这个地方的存在。”

不同的声音也始终存在。在开门迎接首批客人前,龙明安的叔爷、兴田村老村长就反复告诫张国进:“张书记啊,不要一时头脑发热,有些活儿贸然接不得啊,咱们没有这经验和能力,牌子砸了不得了!”老人家有老人家的顾虑,好在一切顺利。到了2012年,客源渐渐多了起来,“原生态”就是最好的一块招牌。当然,仅仅靠客人之间“口口相传”远远不够,乡政府多次派人到重庆观音桥商业街、达州中心地带去散发旅游传单。

为了寻求更多的支持,2012年下半年,张国进带着乡上一队人跑山西、跑武汉、跑河北、跑上海,跑兴田村村民务工经商的地方,想要将遍布全国各地的村民骨干们召集回来。龙明安之前就在武汉当了多年“包工头”,张国进的第一站恰好是武汉。

“咱家乡有变化了,你愿意再回来看看吗?我们可以一起做很多事。”张国进说。

“嗯!”片刻犹豫,龙明安答应了。他跟着张国进回了阔别多年的家乡。

2012年年底,东安乡政府牵头开了“乡贤会”。这群“在外头见过世面、经过风浪”的返乡骨干90%都认可乡里“一门心思搞旅游”的想法。从2013年开始,早年“穷跑了”的乡亲们开始陆续回家。龙明安作为其中的“佼佼者”,他的“森林人家”如今一次性可接待150人,年营业额100万元以上。

山里人倔强,也会用倔强为自己重开一片天地。

见到51岁的王举祥,是在北屏乡新民社区一片竹林深处的小楼里。他腼腆中带着微笑,“我是个犯过错误的人。”对于一个本心善良憨厚的人来说,曾经的服刑经历是心上难以磨灭的一块疤。王举祥32岁锒铛入狱,2014年从监狱归来,妻离子散,甚至“连一双筷子也没有”。“你是我们的村民,年纪也大了,我们应当照顾你。”新民社区的干部对他说。社区考虑到他的困难,特地为他准备了一套廉租房。

“谢谢,我不要,我自己有手有脚,一切可以重新开始。”王举祥拒绝了。这颇有些出人意料。

“是条汉子!”王举祥的骨气令社区干部们动容。

“一穷二白”的王举祥成为当地的“建卡贫困户”。因为过去的经历,他走在村子里总是感觉战战兢兢,然而,乡亲们遇见他依旧上前寒暄,一切并无异样。“吃过大亏”的王举祥不愿再出门打工,决心创业。县农委会的杜主任与他“结对子”,为他出谋划策“搞点养殖业”。过去印在他身上的污点,让银行不敢贸然贷款给他,原北屏乡党委书记便以自己的名义替他作担保,这样拿到了养殖的启动资金。王举祥利用流转到的6.5亩土地养山地鸡,又在屋后的河坝放养清水鸭。他一个人照管2000只鸡和400多只鸭子,他后来娶的妻子则独立照管五六桌“柴火鸡”生意。

“无论春夏秋冬,我每天不到五点起床,为客户送去宰杀洗净的鸡鸭,雷打不动。”今年上半年,他已经卖掉了1500只鸡,纯利润有两三万。依靠自己的勤劳和乡里的支持,王举祥2015年便脱去了“建卡贫困户”的帽子。

“对于生活,我充满感恩。”王举祥说。

 

我们留在家乡,我们的“原生态”产品要怎样走出去?

43岁的城口“电商达人”范中福正通过微店、“淘宝”、“网上村庄”销售特色腊猪头。朋友圈里,配上几张正在手扒软糯喷香的猪头肉的动图,外搭不成型的打油诗一首——

还记得妈妈的味道吗?每逢过年煮猪头总想吃一口。那时吃的不多,总要等到过年才吃。去年炕的正宗土猪,还有几个,需要的下单——半边猪头腊嘎嘎,核桃拱嘴猪牙巴,放入锅中来煮耙(pa),捞出直接用手拔,那个味道想妈妈。全国各地邮到家,半边猪头四十八。

不到半天时间,腊猪头的订单一抢而空。

范中福做的是“回头客”生意。这些年,“森林人家”日渐红火,县里常常组织“板栗节”、“刨猪节”等活动,范中福积极地把自己从农户手中收到的“原生态土货”给游客展示,请他们免费品尝,让他们不知不觉地“爱上山货”,“回家的时候提上一大包,吃完又会在网上或者微信找我订货。”

2015年,县扶贫办组织20多个人到重庆培训,其中就有做了多年农货销售的范中福。当时,有个老师在推介“网上村庄”时,特别讲到有一种销售方式是通过游客到游览地线下购买,首先满足“后备箱”功能,然后再把产品放在网上实现后续购买。范中福听了很兴奋,在东安乡政府支持下,他做起了“线下体验”和“线上销售”。在收购“土货”的过程中,他还培植了一批专门为他供货的山里人。“山里产什么我就收什么。秋季收蜂蜜,农户一次卖400斤赚2、3万,远远超过他们平时零敲碎打卖一点。”

范中福有4000多个微信好友,微店叫做“亢谷老范”。范中福做“微商”并不讨人嫌,他不干那种“点对点硬推”的事儿,而是默默地发些朋友圈,再配几句打油诗,就像卖那些腊猪头一样。“收蜂蜜、收天麻啦,我会在朋友圈发些照片,让我的熟客们知道老范在干啥,如果想要这些货就可以马上联系我。”

范中福会亲自监督“土货”质量,但因为所销售的农产品缺乏“规范统一”,会引起一些争执,“有很多技术和细节,我们做电商的没有把握住,有时还会无意坑了老朋友们。”

有一年,山里的猕猴桃丰收,他收购了一批,以18.8元每斤的超低价包邮,“两天就走了三四百单”。由于“没有果蔬运输保鲜经验”,所有的果品他都简单包装。邮寄的半道上,猕猴桃在箱子里已经软烂了。结果,他不断接到快递员打来的电话:“不好了,你那个箱子底下直渗水。”老客户们打开箱子,也被眼前的情景惊得目瞪口呆。那批猕猴桃基本“全军覆灭”。耿直的范中福坚持要把钱都退给大家,可老客户们都说“算了,你也不容易”,连他发去的退款“微信红包”别人也不愿收。

“至今我都不敢发鲜果。还是有很多经验值得总结。”范中福说。

东安乡沙湾村的另一位“电商达人”李天平,则主要利用微店做名贵中药材生意,他建了80多个群,销售重楼、党参等。“重楼这类近千元一斤的贵重中药材,过去都在山里挖,所谓‘靠山吃山’,容易破坏环境而且产量也小。收集种苗以后人工养殖,无论长势还是药效都不比野生的差。”

东安乡人和社区的“85后”黄毅,毕业于重庆工程学院,如今在家乡做着阿里巴巴旗下“农村淘宝”物流配送。“钱赚不了多少,主要是服务。”

几年前,乡村40岁以上的村民大多只信任实体店,既弄不懂“淘宝”也不信任“淘宝”,觉得网上的东西太“虚”。黄毅手把手地帮助村民在“淘宝”上买东西。为了方便老年人选货,他还特地在店面墙上挂了一个60英寸的屏幕来显示“货物细节”。几次下来,村民们发现从网上买的东西和实体店买的并无差别,还“物美价廉”,便开始习惯网购。现在,常常有年纪大的村民拿着新买的智能手机过来,请黄毅帮忙安装“淘宝”APP。

“‘下行’配送渠道已经通畅,但‘上行’向外销售农产品其实颇有难度。”黄毅说。在这点上,他的看法与范中福、李天平有所不同。几天前,一位外地网友跟黄毅讲,城口在网上卖的那些几十元一斤的山珍绝对是假的,“真正的山珍哪有那么便宜”,“如果不是假的,那你拿认证出来”。黄毅也确实拿不出那些货真价实“山珍”的认证。

黄毅觉得,目前“山货”外销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第一个是农产品缺乏“标准化”,农户生产的几块腊肉、几罐蜂蜜之间,大小、色泽、质地都有差异,且不说容易引发争议,最要命的是缺乏质量认证、没有公司化规模经营就进不了“天猫”,最多只能停留在“淘宝”,小打小闹。有的产品很金贵,比如岩耳,需要在悬崖边挂绳采摘,风险大产量小,也出不来效益。第二个是山里交通状况差,出货总会晚个一天两天。第三个是山里的东西虽然纯属“原生态”,但知名度很低,“就像城口家家户户都做老腊肉,能规模化生产的却只有‘赵孝春’。”

“如果能尽快开通一条高铁或高速公路,那我们的冬草莓一定会有很好的销量。”来自成都的农业技术员老张说。天气凉爽,他正在北屏乡太平社区指导几个村民给生长旺盛的草莓苗浇水。老张到大巴山深处已经3年了。“我喜欢这里,空气清新、民风淳朴、老百姓热情。这里的水土非常滋养,瞧瞧,那边废了的房子阳台没人照管,植物照样能长小脸盆大的叶子伸出头来。”老张来之前,这里只种3—5月采收的春草莓,他来了以后,这里开始大面积种植12月—次年3月采收的冬草莓,“但冬草莓少数供游客采摘,大部分都只育苗卖苗。因为红彤彤的冬草莓在大雪封山的季节是出不去的,很可惜。”但老张相信,未来一定会有一条通向远方的捷径,他准备再拓展土地继续种植草莓。

与老张抱着同样期待的,还有重庆开州人章兵。他做园林景观规划设计,之前在河鱼乡承接农耕博物馆工程时爱上了大山。于是拿出“老本”,在山谷中流转了5亩地、投资560万,建了一个名为“遇见三十一涧”的“农耕酒店”。

“为什么叫三十一涧?青山绿水,而且城口刚好在北纬三十一度。”章兵说,“这里的每个窗口都可以直接取景外面的青山,形成自然的风景画。除了看景,客人还可以在酒店体验农事活动。”但章兵也认为,在交通尚不太好、客源并不稳定的情况下经营这样一个“上档次”的“特色酒店”是件冒险的事。“不过青山绿水毕竟是最大的招牌,‘绿色旅游’迟早销路火爆,未来可期。”

“点子”颇多的岚天乡宣传委员谢勋文闲暇之余,总是喜欢跳跳“钱棍舞”,虽然动作还不算纯熟,“这就是文化呀!”谢勋文一直认为,要营销好旅游,一定要把文化之魂贯穿始终,牢牢把握“山水之城·美丽之地”目标定位,努力打好“人文”牌、“乡村”牌,让传统文化“活”在当下,把发展旅游与振兴乡村结合起来,把田园风光、秀美乡村变成聚宝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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