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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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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19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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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眼

生长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乡村孩子,童年、少年大多时期是在等待和期盼中度过的。比如眼巴巴盼着杏儿黄梨子熟玉米打浆,急切地等着姐姐身上的花衣服变小脱下来、伸着脖子听着老母鸡从鸡窝里出来“咯咯哒”,一次次掀开门帘盼望客人们吃饭喝酒快些再快些、剩的好吃的多些再多些,公社放电影的大叔的身影早日出现……夏天的夜晚,望着漫山遍野蓊蓊郁郁的板栗树,闻着将五脏六腑浸透了的栗花香,恍恍惚惚睡去,梦境中栗子熟了,哗拉拉落得满地都是,捡呀捡呀总也捡不完。

多年以后,金风送爽板栗成熟时,童年时代的与板栗有关的一系列记忆一次次重生、滋长——

放到现在可能无法想象了,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在父母亲和家人的身体力行下,居然对大部分家务和农活得心应手。小小的身子看不到灶台大锅的深浅、够不到屋外大水缸里的水,就蹬着板凳,硬是做出了一顿顿可供全家人吃的饭菜。对于板栗,这家中的“钱袋子”,从立春后的修剪、开花后的捡拾栗花、晾晒编织火绳、立秋前的割“栗场”、中秋节板栗成熟后捡落地的栗果、栗篷,最后是到家的掰栗子,挑栗子,拿到供销社去卖,整个过程了若指掌。俨然一个过日子的小当家。

秋日的正午,小小的我和父母、姐姐一起去打板栗。

“秋老虎”肆虐,栗树遮不到的地方炙热无比。师范毕业后在县城上班,不谙农活的父亲,笨拙地爬上七八米高的百年老树,挥着四五米长的沉重的竹杆,对着高悬于树梢的数百个栗篷逐个敲打。

一个实实在在的苦力活,其中却有很大的技术含量:必须准确判断出老树的枝杆健硕与否。如否,则有枝干折断摔下树来的危险;敲打时的用力方向也必须正确,如果不对把树码打落,则会影响来年的产量;栗篷浑身是刺,扎进肉里钻心地疼,如果砸中眼睛特别是眼球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我们母女三人齐刷刷一个姿势地仰起头,盯着栗篷落地的方位,唯恐落下一个。

待父亲敲打完半边树,转过身去面向另一边时,我们就赶紧左手提着篮子,右手拿着栗夹子跑过去捡。炎炎烈日之下,我们又渴又累,却必须弯腰曲脊,将弓样的身影从一个山坡移上到另一个山坡上,从一棵树下移到另一棵树下。

母亲个性好强,过日子仔细,山坡上、草丛里、石缝里、未收完的庄稼地里凡是可能落到的地方,母亲都逼我们一遍一遍地搜寻,一个栗子也舍不得丢下。

最后,我们将各自篮子里的栗果栗篷一同倒在父亲放在树下的编篓或是麻袋里,由父亲用独轮车推回家。

拖着被汗水湿透的身体跟在父亲后面,一步也懒得走了,直想着家就在眼前多好。记得有一次,我累到至极,感觉身体早已不是自己的了,与母亲商量休息一会儿,没想到刚坐在地上就头一歪倒地睡着了。

人是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的。多年之后,我常想,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能干什么呢?可能就是在父母的呵护下,坐在钢琴前面,用白嫩的小手触摸音乐艺术,那才是最适宜的。而当时生在农村的我们却要像大人一样承担农活,惮于筋骨之劳,这是不公平却也是公平。因为,弹钢琴的小女孩虽则幸福但也有别样的艰辛,而我们虽则艰辛却也同样有甜蜜高悬于梦中。

从刚入秋板栗坐果时,甜梦便贮存小小的心中了。

每年,父亲将板栗用自行车驮到供销社去卖。回来时,车把上总会挂上几斤肥瘦相间的五花肉,或是金灿灿的泛着油光的油炸饼,有时还会买来几尺好看的花布给我们做衣服。家里充斥着欢声笑语,大人孩子都是一脸幸福满足的笑容。当日晚上,更是过年过节一般,母亲会炖一锅喷香的猪肉粉条,还会将供销社收板栗的大竹筛里漏下不收的小栗子炒了,让我们吃个够。

秋风习习,皓月当空,星河耿耿,虫鸣在耳,更映衬出天地合一,万籁寂然。

母亲将厨房内灶膛的火烧旺,将洗干净的栗子哗拉拉倒入锅里翻炒。灶堂里红色的火舌一舔一舔吞吐着,配合着屋内炕上爷爷旱烟锅的忽明忽灭……

很快,板栗炒熟了,一股甜甜糯糯的香气回旋在夜的上空,打破夜的寂静,直穿过鼻孔冲了脏腑而来。趁热剥开一颗,一颗金黄的光滑的扁圆形的栗仁就跳了出来,放到嘴里,不用怎么嚼,就化了,满口生香,甜蜜绕舌。吃完一颗,再剥另一颗时,口水便会顺着嘴角流出来。常常是肚子饱了圆了,嘴瘾还没过够,恨不得一个人能够长出两个胃。

那香、甜、糯的独特味道,终生在我的大脑中萦绕,在我的舌尖上转动。那味道,在我成年后走进全国各大一线城市的号称“糖炒迁西板栗”摊位前满怀希望品尝时没有,在我坐在各种规格的宴会上吃由高级厨师们精心烹制的各种“板栗菜肴”时也没有。

月明如水,星星们在天际眨着眼睛,目睹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带着无比满足幸福的微笑沉沉睡去……

只是,第二天早晨,家中的灶台上总会出现一盆特殊的板栗——炒“虫眼”板栗。

那是母亲在我们吃饱睡去后的后续工作。一颗颗原本完好的板栗,可能由于太甜了,又不打农药,在生长和储存的过程中,会有一种白色的小肉虫来咬,多的咬去半个栗子,少的也要咬掉一个小豁口。

这样的栗子,是没法卖掉的。放到今天,可能就是直接扔掉了。但我的母亲一个也舍不得扔,将它们提前半天用水洗了,泡了,一条条虫子便会自动爬出,盆中不多久就会蠕动一层白花花的东西,胆小的我看了浑身起鸡皮疙瘩,更不说吃。

晚上做梦,无数条密密麻麻的虫子一齐向我爬来,我跑啊跑啊,但怎么也跑不掉。我往左跑,向右跑,向前跑,向后跑,跑到哪它们在哪等我。很快,虫子就将我包围,我的袖管里、裤腿里爬满了虫子,痒痒地难受极了,也害怕极了,凄惶地哭出声来。

多次和母亲建议,倒掉这些“虫眼板栗”。母亲不依,说从来“卖凉席的睡土炕”,总比挨饿强。我不解,梦中的惊惧却越来越强烈,终于趁母亲不注意,偷偷地倒在猪槽里好大一部分,被母亲发现了,狠狠骂了我一顿。我委曲地大哭了起来,眼泪混着鼻涕直哭得要背过气去。

如今,肯定很难找出会因物质损失打骂孩子的父母了。但是,物质匮乏的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物比人贵,母亲没错。但当时的我怎么能够理解呢。我恨母亲,恨她这般节省,恨她把我生在乡下,让我不能像城里姨家的姐弟们那样穿皮鞋,吃小笼包。

待我哭得没了力气,母亲将一个用缝纫机新缝的花布书包挂在我肩上,拍着我的肩膀说,别哭了,走吧,秋假要放完了,学校要开学了,跟着你姐上学去吧,学习好了,考上大学自己挣钱,就不用像妈这样过日子了!

我于是成了全村上学年龄最早的孩子,也是学习最好的孩子,几次代表公社参加县里的学习竞赛拿回头名奖状,公社主管教育的领导亲自给我戴上小红花,奖给我钢笔和硬皮的日记本。

三年级时,村里教我们的民办老师因收入太低养活不了全家人无奈辞职,学校撤并到几里地之外的较大村子的学校,父亲就将我带到了县城的实验小学上学。

再后来,全家都搬到城里,童年历经的一切都似乎渐远渐去。

我开始暗自庆幸,终于成为了城里人,终于逃离了“虫眼板栗”及一切我不喜欢的有关农村的东西。

逃离这一切的我开始无师自通地追求洋气和“小资”,喝咖啡,吃西餐,涂稀有颜色的口红,穿多少也要带点牌子的衣服,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目光直视而不是左顾右盼,试图表明:我是地道的城里人。

但不是。

与朋友们一起,同喝上等乌龙,同吃法宴牛排,同用小勺舀起秘制鱼翅汤,慢慢地送到嘴边,不带任何声响地喝下去。朋友们吃得喝得轻松惬意,谈笑风生,而我却经常沉默不语。

我的目光总是透过眼前的饕餮盛宴看到童年的“虫眼板栗”,那些密密麻麻的白色的小虫子缓缓地爬进我的体内啮咬我,用酥痒和疼痛提醒我:它们是存在的。

我试图把它们清除,试图把它们彻底消灭,但我做不到。它们固执地蛰居在我的体内,仿佛宿命般无法摆脱,逼得我一次次灵魂出窍。哲学上的终极三问不停地叩击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又到哪里去”?总是朋友们的笑声将我拉回现实。我万分沮丧,自己是多么地不合时宜多么地不可救药。

我知道只有放过曾经,才能享受当下。但童年的“虫眼板栗”、“虫眼苹果、“虫眼玉米”……,给我的视觉味觉心灵感官冲击太强大,强大到我无以对抗和放下,强大到毫不费力地就可将我的种种偏见和不能言说的虚荣统统曝晒在阳光之下。

“我是我,我从我而来,我往我而去”。哲人的回答如风如雷在耳际回响。

我终于明白,我们的童年本身,我们不完美的肉身心身,其实也是带了虫眼的,或本身就是“虫眼”。 它是生命的底色抑或生命本身。你无法拒绝更无须摒弃。

“虫眼”,是老天爷的垂青。缺少童话糖果的清苦童年,八岁即像成年人一样咬牙捡完板栗,腰酸腿疼浑身散了架又坚持走到家的经历是一辈子的生活底气。

“咬得菜根,百事可做”——一个人有了这样的底气,是多么幸运多么自足,余生尽情一笔笔从容自重自由地涂抹生活的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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