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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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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18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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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漂,在北京酒店的那些事儿

          《北漂,在酒店的那些事儿》


                                    文/丁小龙



    上世纪90年代末,北京的中介公司就已经到处都是了。荒诞的是,父亲坐在家凭着报纸上的一则经过吹嘘的招聘广告,就把我们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北京。

    当时我十八岁,同去的还有个邻县的少年,叫秀建。他是之前和我在淮安武馆练功的师兄弟。

    那酒店在天安门广场西北方向,坐公交大概十几站的距离。是一家主打南非鲍鱼、燕窝鱼翅的粤菜酒店。我们省了100块钱中介费的原因是在车上认识了个无锡的小伙子,他鬼灵的很,俗话说:会混。几句忽悠,就把中介前台美女手里的用人信息表递给了我们。之后,他带我们去酒吧蹦完迪,便失去联系了。后来我想:如果我们能有他一些鬼灵的本事,北漂也不会混成那样了吧?

    我们在传菜部,要穿蓝色绣花的唐装工作服,不男不女的样子让我们很不舒服。领班是东北的勇哥,他这人,虽然在领导面前善于表现,但私下里对我们还不错。上班每天都要站很久,有次腿都被站得抽筋了,勇哥看出我不像装的,便过来让我把脚尖往上勾,然后使劲不停地捏我肿起了的腿肚,他额头上都出了汗,腿才慢慢舒缓了。对他还存感激的是,他下晚班回到宿舍,会买些烧烤啤酒啥的,把我们从床上叫下来一起吃。他常说:出门在外啊,大家处得好点儿!

    其实那会儿,我是每天忍痛工作的。北漂之前在家时,两脚底就受过伤,这样高强度的久站和来回三层楼梯奔跑传送,确是雪上加霜。就去买了双廉价的“松糕鞋”,虽然大家觉得穿得滑稽,但脚起码好了一点。我们就在二楼的鲍鱼档口站着,闻着厨房烹饪干鲍时独特的香味,肚子有时也跟着“咕咕”地响。没有传菜任务时,也得把身体挺得笔直,那种配送的刀叉很锋利,不小心就割破手,我的右手拇指至今还有条疤痕,可想当初的伤口多深,流了多少的血。

    同事们都是小伙子,五湖四海的,各人性情脾性也不一样。陕西的小张,平时话不多,可一旦说话,你就会感觉他是那种冷淡的人,为人也酸溜小气。当时对他印象坏的就是:那天他走在楼梯里传菜,突然停下来,把装着鱼翅和燕窝的盘子揭开,往里面“吐”地一下,吐点唾沫。我看到了,就瞬间把眼睛和嘴巴张得老大,我惊讶他怎么可以这样?即便大家出身偏远,知道这些菜被大腹便便的客人可能没吃几口就撤下,即便当时每碗鱼翅燕窝雪蛤的价格是我们工资的几倍,也不能做得这样“丢份儿”啊?我刚想发作,但止住了,因为我看到他穿的鞋,那是有个厨师在前天刚扔掉的、还颇好的皮鞋……但是后来,我还是找个时机问他了,他之后也收敛了。

    大家都来自农村家庭,又都是毛头小伙子,猎奇贪吃的心必然有的。南非干鲍的操作程序十分复杂,每头卖价皆在万元以上,看着客人切完一小片、而大部分却没吃的鲍鱼时,觉得确实可惜浪费,就在撤到洗碗间时候,顺手塞到了嘴里……有时,四川的“盐焗鸡”大厨也会把做剩下的、或是稍微放久了的鸡给我们吃,而我们就躲在明档下面,以最快的速度解决掉,然后还不忘向厨师傻笑。还有,那种当年只能在电视里看到的“菠萝包”和“蛋挞”,糕点师每逢要下班的那个点儿,就招呼我们过去,把烤盘里的剩余点心拿出来。当然,这定是要背着厨师长的……

    那时在北京,似乎大家都觉得能说一口正宗的京腔儿话,就是有“地位”的了,毕竟是咱首都呀,有的同事为此还专门在每句话后面多加个“儿”字和“呀”字,这两字在北京话里是多见的。也包括这些逗骂:“嘿!孙子!”、“你丫的!”、“你大爷的!”也被他们模仿得惟妙惟肖。看他们说话时自豪且得意,似乎感到―――他们是真爱北京的,真想扎根下来,想努力工作,想升职加薪,或再离开大宿舍能有条件去外面独住,甚至,甚至是更大的梦想……

    酒店的服务部,都是不到二十岁、或二十出头的女孩,本身就俊俏,再化点妆,就更好看了。一次,在工作餐休息的当儿,那个大眼睛的叫月春的四川女孩,正托着腮,若有所思地望向窗外,一下子就把我给吸引住了,俗话说“哪个少男不多情?哪个少女不怀春”?男女之慕也是人之常情。当时,我故作大声地吟了一句诗: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易月春”。她姓易,因此我有意把最后三个字念作了她的名字。顿时,身边的同事们听到后,都哄笑打趣、前俯后仰,月春也是羞红着脸,瞪着我,也噗嗤地笑……后来那阵子,我还和同我一起来京的秀建商量,如何做下一步的“追求计划”?可是,事情让人难过的转变了,那是有天傍晚,我去酒店的路上,看到月春从一辆车下来,驾驶座坐的是经常来这儿吃饭的中年胖子,而且,他俩的表情和动作非常暧昧!我的心仿佛跌落了下来,好几天不得开怀。同事柱军说,这样的事很常见,别看她们表面本份,私下里要不和那些高工资的香港大厨去鬼混,要不就被老板客人们“养”着,楼面部的女部长们,有时也和客人在客房部很久很久……哎,说来也是,我们一月的那点钱,真不够她们买衣服和装扮自己,又怎能奢望一场风花雪月的爱恋?……

    北京的地下室很多,有的甚至是地下三层、四层。我们的宿舍在地下一层,平时从楼梯下去时就感到一股潮湿和霉味,而且白天都在走廊和房间里开灯,空气也不清新。百十来号的人挤在十几个房间里,平日连晒衣服都要抢着位置。那狭窄的窗台有几根锈了的铁栏杆,隔着玻璃只有一点点阳光斜进来,我有时居然奇怪地会想起迟志强唱的那首《铁窗泪》。用水也不方便,就一个热水箱,下班晚了,热水被先前的人洗完了,我们就用冷水冲凉(洗澡),就直接在卫生间里冲洗,还不用捏着鼻子。那时隔壁常卖那种康师傅的红烧和香辣牛肉面,记得当时上市也没多久,我们喜欢吃,有时晚班回来饿得慌,馋的厉害,把别人吃到最后的那点汤都端起来喝了!在每次回宿舍的路上,看车来车往,看隔壁高楼里的居民谈笑风生、推杯换盏,我们朝他们看,然后又看前面迎接我们的那条黑深的、似乎不见尽头的巷子,我们低头地走路。

    每个宿舍有一台电视,记忆犹深的是,晚上热播的《凤凰卫视中文台》,几个广告下来,就放映僵尸警匪片:《超能探长》,我们天天追剧,呵呵,追得都到现实里来了。我和秀建还专门坐了好远的车,去西单东边的那个服装批发大市场,找了半天,才找到两件类似主人公穿的那件立领弹力的长款风衣,和那种彩色边框的墨镜。当时秀建比较节俭,而我花钱有点“撒泼”,经常透支和向同事借,他的那件是我买给他的,包括当时很流行的“复古牛仔喇叭裤”。我们就穿着那身衣服,去天安门纪念碑那儿照了好几张相,还寄给了家里。觉得自己酷酷和潮流的样子,是足够我们在同事面前“帅”上一阵子了。秀建也着实调皮,他能不分场合地乱开玩笑,有时走到哪,都突然地“嚯哈”给你几下拳脚表演,或者是翻个跟头,我老骂他说“跟个猴子一样儿!”我甚至以为,我俩这个“大宝二宝”的绰号,也是因他所赐。

    估摸着这样半年左右,总觉得在酒店待着也不是长久的办法,我就在换班休息日的当儿到处寻着其它的工作,比如销售呀、送水呀,都问询过,甚至还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群众演员最多的地方去蹲点儿。那次在北影,我失望地往回走,觉得远远的后边有人在喊,我以为是在喊我,就高兴得转身回头……有一回,在影视公司报名,表演一套拳,把臭鞋子都踢到对方办公桌上去了,当时出的囧,令在场面试的人都啼笑皆非,眼泪鼻涕全都下来了。后来我也没有打电话问询面试的结果……

    这人啊,一旦心思不在一个地方了,就会觉得和大家疏远,工作也就做得懒了。领班勇哥不明原因,严厉的批评我,那天我也是气了,把一筐东西摔到地上,甩出一句:“老子我今天还就是不搬了!”可接下来后悔的是:白天吵架,我们晚上还得要住在一个宿舍的呀,那种感觉真不是滋味,觉得自己是不是真的有些过分了?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看见勇哥喝完了酒,还把秀建蹬掉一半的被子往他身上盖了盖,才回到自己被窝……

    在北京最后那几天,虽然辞职了,我还是没找到别的工作,就暂时还住在大宿舍里,有时领导查房,大家也都瞒了下来。大家关心为什么早早把工作给辞了?我低头不语。勇哥和秀建开解我,并试图帮我联系其它的事,但我当时似乎很想家的感觉,或许是来自北漂的辛酸,更是因为那次领导打算把我提成“领班”,而考察期间,机会被我自己给“糟践”了。后来,大家组织了一场送行宴,那晚,勇哥喝醉了,不停地唉声叹气,拍我的肩膀,秀建也流了眼泪,我也喝吐了。 记得坐火车回到了老家,父亲打开了我的钱包,里面只有皱巴的五块钱……



2018.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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