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箱拌着泥土香

药箱伴着泥土香

          宋福恒                                 

 风靡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电影《春苗》，遵循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塑造了春苗敢于和腐朽愚昧的恶势力作斗争、热忱为人民服务的形象，歌颂了农村赤脚医生这一新生事物。春苗只是一个典型，让历史定格到那个年代，多少位鲜活的赤脚医生呼之欲出:上海市川沙县汇镇公社的王桂珍、湖南省长阳县榔坪镇杜家村的覃祥官……我家乡内蒙古凉城县天成乡井尔村的段文柱当之无愧于这一行列。

段文柱是农民的儿子，初中毕业后回村参加生产劳动，20多岁带着乡亲们的重托到县卫生局举办的培训班学习。一年后，回村当了赤脚医生。他从小精明，又肯用功，没几年时间，就成了全科医生。扎针拨罐开处方，输液注射动手术，样样精通。村里的大人小孩头疼脑热、肚涨腹泻、风寒感冒、着凉闪腰、生疮长疙瘩、跌打伤筋骨，招之即来，及时诊治。他视患者如父母子女，医病症似春雨润物，深得十里八村乡亲们的信赖。

记得我儿子六岁时，刚过年，半夜突然发病。坐卧不安，浑身发烧。脸色渐渐变白，双手紧攥，一蹬腿昏过去。口水流出，不省人事。全家人惊得目瞪口呆，束手无策。父亲在地上转了几个圈，忙跑出门，妹妹随后追出去。父女俩一前一后摸黑向段文柱家跑去，引得全村一阵狗叫。父亲连滚带爬气喘吁吁来到段文柱大门口，正要叫门，段文柱已挎了药箱走出来。原来，他已养成习惯，村里狗吠，估计出现了危重病人，总要穿好衣服，出门打探情况。他看到我父亲和妹妹，连话都没说，大步向我家走来。

进了屋，放下药箱，就忙着诊断病情。把脉、量体温、观察脸色、掰开眼皮用手电照了照瞳孔，把听诊器伸到心脏部位仔细倾听。一阵忙碌后，抬起头对全家人说:“不要紧，这是小儿急惊疯，退了烧就没事了。”他接过妻怀中的孩子，平放到炕上。取出针管，装好药，给孩子打了两针。又打开针包抽出十几根银针，蜻蜓点水般扎到孩子身体相应的穴位上，不时拧一拧。同时让妻子用热毛巾捂孩子的前额，不停地擦拭全身。经过一阵抢救，孩子的脸色渐渐恢复原样，呼吸也均匀了。这时天色大亮，妻忙着下地为他做早饭。段文柱伸手摸摸孩子的头，给孩子盖好被子，留下口服的药片，仅收了药费，跳下地背了药箱就走。全家人前拦后拽，也没有留住。

 段文柱走村入户，全心全意为村民治病，没有吃过乡亲们一顿饭、喝过患者一盅酒。凡是自己能治疗的从不推辞。要是遇到危重病人，不管多忙，总要亲自护送到外地的大医院。

 那是初春二月，备耕工作深入展开，生产队组织社员在饲养院翻粪。会计高万斤为了提高工效，准备用防雹弹头炸翻粪堆。他在家里剥炮弹时，炉火引爆了弹头。一声巨响，高万斤倒在血泊中。此时，段文柱正给卧病在床的母亲输液。他闻迅后，立即赶往出事地点，马上进行抢救。止血、消毒、修剪伤口、包扎，等处置妥当后，太阳已经落山。他摧促队长赶快套车，连夜送高万斤到四十余里的丰镇县医院治疗。他来不及回家看看正在输液的母亲，随车前往。一路上，在颠簸的马车上，精心护理病人：打止痛针、盖被子、喂水、处理伤口出血。二月的夜晚，寒气逼人，他衣服单薄，等到了医院，冻得浑身麻木，站不起身来。他硬是迈动如椽的双腿，奔跑在丰镇县医院的各个窗口。挂号、交款、找大夫、交待病情、商讨治疗方案。一切安排妥当，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匆匆返回村子。 

等回到家时，妈妈的输液瓶已挂了一天一夜。那时，输液治病在农村刚开始。他为了推开这一先进医疗方法，用治疗母亲的病作范例，来说服乡亲们。他的父亲从来没有见过这阵势，别说拔输液针头。液体早己滴尽，只好双手捏紧输液管，阻断回流的血液，等他回来处理。这一等就是二十几个小时，多危险啊！

 那年月，赤脚医生没有编制，不发工资，属亦农亦医。他们一边劳动，一边出诊。虽说大队设有合作医疗室， 段文柱从没坐室看过病。入户看病没有补助，大队只给记工分。家庭收入不及普通社员，可段文柱从没因生活拮据分过心。他爬山涉水采集草药，省吃俭用购买学习资料，把自身当模具练习针灸，天阴下雨外出寻师学艺。他一心扑在农村合作医疗事业上，不断提高自己的医疗技术，想方设法减轻病人的经济负担， 尽最大努力为村民服务。是毛泽东“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指示忠实的践行者，是父老乡亲贴心的炕头医生。

正是由王桂珍、覃祥官、段文柱这些人，成就了赤脚医生这一新生事物，撑起了乡村医疗事业的半边天。他们别袖头绾裤筒，身背药箱，手握锄头镰刀，一年四季奔波在田间村户。虽然赤脚医生的医疗器械仅一只药箱一包银针，可他们扎根农村，积极贯彻党的医疗政策，防病治病，为乡亲们的身心健康日夜操劳。

就是这些人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乡亲们有了招之即来的自己的医生。《春苗》影片主题曲的一句歌词就是那时赤脚医生的真实写照，“千家万户留脚印，药箱拌着泥土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