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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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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19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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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的东街

瓦蓝或灰白的天,在这条街的上空,只露出一列小纸条宽,且毛边极不规整,像是随手撕下的那种。凹下去的多是些老房子。房子有些年代,土墙,黑瓦,木门,小木窗,屋里黑泥地,加上采光不好,显得黑咕隆咚。这就是县城唯一没被拆迁、改造的街道,原来称东街,现在叫老东街。在楼房越建越高、马路越扩越宽的现代都市建筑格局中,东街仿佛是县城的一截阑尾。

东街有多老,我不知道,但它曾经的光鲜模样,倒依稀记得一二。孩提时代生活在孔垄,本地人以孔垄为界把包括孔垄在内的南部区域划为“下乡”,县城在孔垄的北边,下乡人把进县城叫“上县”。上县已让小伙伴们欣羡不已,何况上的还是东街,他们都知道我家亲戚住在东街。小孩眼里的东街不似现在这样逼窄,实际上那时的东街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是县城主要街道之一。“鸡毛换灯草”那个货郎挑的大草筐,打开盖,六边形的格子里放满了五花八门的小玩意,什么皮筋、头花、发卡、望花筒、小文具等等,那些东西东街全有得卖,货郎没有的东街也有。这还不算,东街口上,有一座几百年历史的古塔,古塔旁边是黄梅戏剧院,戏院对面是以古塔命名的饭店。都是人爱扎堆的热闹地方。可以说,七十年代的东街,是县城的文化活动中心。

如同一朵花,一个人,东街从盛年,走向衰老。

走在东街,恍惚走在儿时的孔垄的街上。鞋店里手工棉鞋拖鞋鞋垫,摆成圆形一层层往上摞,咋一看,以为是大花笋;竖在门口红纸黑字写着“算命、收吓”的木牌,虽然不见头戴小圆帽、架一副小圆黑眼镜的算命先生,但我想只要走进屋,算命先生立马会被人搀扶着从房间出来;一双泡得发白的手在大脚盆里吭哧吭哧地搓洗着衣服;坐在大门口墙边的小背靠椅上,双手操在袖笼里咪缝着眼晒太阳的老人……只差没人唤我小名。

隔三差五地,我在晚饭后总要到东街走一走。华灯初上,正是东街一天的气味最为浓郁之时。劳作的人们都回来了,一盏挨一盏的昏黄灯光,渗出门窗的同时,一不留神把屋里氤氲的汗味也散发出来了。路面上湿湿的,黏黏的,想必是泼过了洗过米、菜、碗的水,这些味道在蛛网似的逼仄的上空,久久不散,混合,发酵,形成东街特有的味道。呼吸着这特有的味道,感觉也变得奇妙起来,仿佛回到小时候的家,小炭炉上坐着汩汩作响香气扑鼻的沙罐,家人围坐一起,就像围坐在蓝烟、白雾与黄光交织的帐帷中。

炭火熄灭。父母遁去。我的世界从此变得空荡和冷清。

然而,走进东街,却让我重新置身在一种温暖的包围中。

空手走进东街,回来时手里必是拎满一袋装有馄饨或饺子,再不就是菜粑、棕子或鱼面之类。让我拎这些东西的,是我的二姨。二姨自嫁到县城就住在二姨父祖传的老屋里。老屋不临街,宽不过四米,却有二十多米长,还带一个两步就走到底的四方方的小院,在左右房屋的夹击下,老屋宛若一根瘦黄瓜。怎么说城里的黄瓜也值钱,有它,二姨一家才算是响当当的、货真价实的城里人。如今四十年过去了,所有的亲戚都离开了弹丸小镇在大城市里安了家,再不济也在县城拥有了豪华舒适的大房子,反观城里人二姨的家,无论怎么给老屋翻新加层,墙面地面贴上白亮的瓷砖,可因地形、格局的限制,总给人一种过时老土之感。尽管如此,二姨夫妇作为城里人的荣耀丝毫未减。在他们心目中,老城关人才是真正县城人,就像那些百年老字号,“老”是正宗,是底蕴,是高贵,二姨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既然住进了老屋,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老屋的女主人,居住其中就得有些不同于乡镇的派头和风范。

二姨嫁到城里最先起变化的是说话。我们下乡地势平坦,说话也声调平平,上乡随着地势递增,说话的声调也像峰谷一样起伏跌宕,同样一句话,上乡人说起来生动有趣得多。我很想弄清二姨拿腔拿调的原因。有一次,紧紧盯住回娘家的二姨的嘴巴看,还真看出了名堂。二姨说话时嘴巴张得要比原来大,想必是上下拖长的声调加大了她舌头的活动范围。窍门找到了,我也说起了上乡话。姨们察觉出了,拿二姨打趣,说你这么快忘本不算,还带坏了小孩。二姨看着我,眉眼笑成了两道彩虹,就连那笑都跟原来不同。二姨的变化,搞得我们几个小屁孩,一时竟以长大后能到县城工作生活作为人生最高理想。自然,是在我们亲眼目睹亲身经历过城里人的生活后。

那时谁到二姨家当差或作客,都会一蹦三尺高。虽说物质短缺,二姨总会想方设法尽显城里人的阔绰,要不然二姨父会把脸拉成驴脸给她看。我记忆最深的是丝瓜鸡蛋汤,似乎那是每次必不可少的一道菜,绿茵茵的丝瓜和黄灿灿的蛋花浮在白底大花碗中,比起外婆装在洋钵里的汤好看又好吃。吃完饭,二姨还会变戏法似地拿出一些稀罕东西,如糖葫芦、水煮花生,碰到剧院有戏,还会送小孩进去看热闹,大人们则以不喜欢看戏为由在外面溜达。

稍大点我才知道,二姨是倾尽所有款待我们,谁知道在我们走后,她家得吃多少顿咸菜萝卜才能填平那几顿所造成的财政赤字。她家和东街一样,貌似繁华热闹,可基本上是供外来人享乐的。

而今,二姨老了,和东街一起老了,可她到老也没忘自己是城里人。对同居一城的亲戚,她像东道主似的操心,不管哪家有事,出力流汗的,她总比别人多。就拿我说吧,女儿都二十多了,照理说我都一成年人的妈,可自从公公婆婆和父亲母亲(二姨的大姐大姐夫)去世后,二姨念叨我“无父无母”,时常嘱咐这叮咛那的。实在插不上手,便在我家的口味上翻花样,她知道我在“吃”上动手能力较差。明明煞费苦心,电话里偏说她家老少爷们“要换口味,不留神做多了,你拿些去吧”。我到二姨家拿“不留神的”的那一份时,早已被打包装袋,眼瞅着鼓鼓囊囊的袋子,心想二姨得费多少神啊。二姨得空时就和我唠嗑几句,没空就粗声粗气地叫我赶紧拿回家放进冰箱,语气仿佛是帮她带走她家的一袋垃圾。我提起袋子,心安理得地转身出门,就像是闺女上娘家一样。二姨说过,姨妈姨妈,姨也是妈。倘若我假模假式客套几句,岂不太生分。再说,二姨家笼罩的气氛中,根本没有那些套话的立足之地。

走在东街的次数多了,发现这条街不光是街道窄,铺面少,就连这街上的人也多有不同。我在民营街住过十年,那时街道两边,都是刚刚兴建的独幢小洋楼,整天见到的是些忙忙碌碌的邻居,他们(包括我在内)脚步匆匆,总像是去赶集,永远也赶不完的集;后来搬到人民大道,沿街一个店面连着一个店面,一路上都是满面春风笑靥如花的人,那份热情倒让人诚惶诚恐;有时,也散步到宽敞的僻静的街道,一扇扇高大、森然的大门,如一张张披金戴银的富贵的脸,与人有千里之隔。而东街,人们脚步轻闲,不徐不疾,神态平和,看上去就知道那是历经风雨后的云淡风轻,一种自给自足的惬意与安祥。透过半掩的门窗,一眼“窥视”到屋内,简朴的家居,恬淡的主人,那短促的一瞥,却在我心里构筑了一幅宁静的居家图。原来东街人早已明白,大道至简才是最精致的人生。

是的,东街的繁华、浮艳,随着戏院的迁徙,和有着凌云壮志人士的离去,一去不返。如今的东街,新房老宅参差不齐。老宅多半是空屋。新房也是相对老房而言,仍属朴实无华。我常常想那些老宅的主人,他们现在在哪?必是在东街之外有了更好的房子,为什么还要在颓废的街上留下破旧的老房呢?原因在于(除了个别心思缜密的),他们舍不下这条街道弥漫出的浓浓的人情味和生活气息。这是其他街道所没有的。因为东街住着的都是诸如我二姨这样的人。

慢慢地,我会携带三瓜两枣走进东街,似乎那样更应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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