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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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有一只樟木箱子。
小时候经常听父亲讲，这只樟木箱子是他五十年代末在福建伐树几经周折才带回来的。
也许是路途遥远的缘故吧，父亲把这只樟木做的箱子当成了他的宝贝，从我记事起，就一直放在他的床头，平时是谁也不准乱动的。
那是一只没有上漆的白茬箱子，最初可以清晰地看出木质的花纹。后来由于年代的久远，岁月渐渐将这只箱子涂成了灰不溜秋的颜色，于是就看不清它真正的原色了。但是，只要是父亲一打开箱子，浓烈的香樟味便即刻在狭小的空间弥漫开来，好久不会散去。
母亲把父亲的衣服总是叠得整整齐齐的放在箱子里，于是父亲的身上便总是有一种淡淡的香樟味。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把这种淡淡的香樟味大胆地定义为父亲的味道。
早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父亲就是邹县建筑公司的一名合同制工人。从家里到县城有30多里地，由于当时交通不方便，自行车还没普及，来回也只能靠两条腿来完成。所以没有什么事的情况下只能三五天回来一趟，一是带点煎饼咸菜，二是拿点洗换的衣服。
当时村里会建筑活的工匠也就父亲一个人，村子里的乡亲们谁家有翻盖新房子的，那是一定要请父亲回来帮忙的。父亲一辈子认死理，只要他认为对的事，你就是套上八匹大马也拉不回来。父亲虽然脾气不好，但是谁家用着他帮忙没有不行的，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人这一辈子，谁还没有求着人的时候？
记忆中最清楚的是邻居王二叔盖房子的事。那时候乡下生活比较穷，王二叔到了三十多岁才好不容易找了个媳妇。为了娶媳妇东拉西磨地筹齐了盖房子的钱，到了盖房子时候却赶上农忙找不到人。是父亲从建筑公司带回来一帮子同事，用了三个整夜给盖上的新房。当时王二叔家穷得连饭都管不起，父亲就只让他烧了一锅开水，干粮咸菜都是自己带的。
后来我家盖房子的时候，父亲没去惊动乡亲们，他知道大家都是靠挣工分来维持并不富裕的生活不容易，便从单位里找了些平素非常要好朋友来帮忙。但是到了开工那天乡亲们还是不约而同地都聚集到我家新房子的工地上，来的人太多用不了，可是让谁走谁都不走。最后还是父亲偷偷找来队长，让他借口生产队里有农活才调走了一部分劳力。盖好房子后，我在散发着新石灰味的新房子里撒欢，父亲叫住我：“你也老大不小了，有些事要记住，不管是处邻居还是交朋友，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人在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手来拉一把，比什么都强。”
每当父亲从城里回来的时候，也是我最快乐的时候。我总是依偎在父亲身边，任凭那淡淡的香樟味充斥我的鼻端。我就那样静静地听着父亲讲一些外面的新闻和故事，淡淡的香樟味伴着我度过了童年时代最幸福的时光。
记得是7岁那年吧，调皮的我在外面不小心把脚踝崴了，整个脚面子肿得像发面的馒头，疼得我呲牙咧嘴吸冷气。母亲背着我找了村里会拿捏的邻居给我按摩，按摩完那个邻居说，回去找点香樟木，晚上煮上一锅水好好烫一烫，很快就会好的。
回到家，母亲把我安顿好，发狠般盯着这只樟木箱子看了许久，好像这只樟木箱子就是弄伤我脚踝的罪魁祸首。晚上，母亲拿着菜刀左右比划了好长时间，最后在父亲视作宝贝的樟木箱子底下轻轻地刮了一些木屑下来，放在锅里煮成一锅淡褐色的开水，然后就给我烫洗受了伤的脚。蒸腾的热气伴着浓郁的香樟味道，在母亲哗哗的撩水声和母亲慈爱的数落声中我酣然进入了梦乡。
或许是樟木屑确实起了作用，过了两天我又欢蹦乱跳了。
虽然母亲仅仅是在箱子底面轻轻刮了那么几下，后来最终还是被父亲发现了。我大气都不敢出一口，准备承受着一次家庭的强震。当听完母亲的叙说，父亲第一次意外地没有发火，而是仔细地看了看我早已痊愈的脚踝，平静地说：“没事就好，都上小学了，以后别那么毛手毛脚的。”然后，默默卷了一支旱烟，呛人的烟雾把我熏出了眼泪。
那一夜，我睡醒了一觉，父亲还坐在屋子里默默地吸他的旱烟。
父亲不仅是一名建筑工人，在种地上也是一把好手。七十年代的农村不像现在什么都是机械化作业，那个时候耕耙耩扬全靠人工和牛马驴骡。尤其是在麦收打场的时候看父亲扬场那简直就是一种艺术享受。刚刚碾压出的小麦是和麦糠混在一块的，只见父亲双脚站在偌大麦堆一侧，双手端着盛满麦粒的簸箕，奋力迎风向前方抛撒开来，金灿灿的小麦与白色的麦糠落下时已经泾渭分明，于是博得一阵叫好声，不一会跟前便崛起一道金黄的山岭；秋季在完成了耕耙调畦后，看看墒情宜时，就该套上牲口耩麦子了。父亲把木制的耩子稳稳地放在地里，然后在耧斗口用食指和中指试一下高度，便定好了耧。然后熟练地套好牲口，随着一声吆喝便开耧了。父亲耩完的地，耩沟笔直而且非常均匀。最绝的还是在数量上的把握，每亩需要下种10斤，绝对不会超出一两。于是在农忙的时候，当时生产队里总会把他从建筑公司要回来忙几天，帮着打打场或者耙耙地耩耩麦子什么的。而父亲虽然是县建筑公司的工人，但归根结底家还在农村，于是，每当农忙的时候，父亲就会请假在村里呆上十天半个月的，等忙完了农活再去城里上班。
记得那年秋耕，照例回家支援队里生产的父亲不知道什么原因和队长发生了争执，那个时候生产队长在本队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而父亲却不依不饶，据理力争，但是最终真理没有战胜权威，父亲一气之下回了县城。
谁知也就在父亲回到县城那天，生产队里的一头刚买来没多久的黄牛突然惊了，把正在套牲口的队长摔了个四脚朝天。在地上趴了半天，后来队长才感觉到腰不能动了。当时生产队里庄稼把式除了队长就是我父亲，队长摔得不能动了，眼看着还有几天就是秋分了，俗话说，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宜时，这农时耽误不得啊！当时村里没有电话，没办法只好差人去城里建筑公司的工地叫父亲。
父亲风风火火地连夜从城里赶了回来，二话没说便把樟木箱子盖卸了下来，用菜刀狠狠地劈下了好几块木渣，找块毛巾包上便去了队长家。
后来忙完了秋种，队长提了一瓶老白干去我家找父亲喝酒，说了一些感激的话，但是父亲一直铁青着脸不理他。队长尴尬地说：“大哥，还生我的气啊？说实话，今年的秋种多亏了你，不然就耽误了农时；我这腰更多亏了你，不然我真的不知道得到什么时候才能爬起来。”父亲气哼哼地说：“要不是看在你为社员受伤的份上，不看在三秋大忙需要人手的份上，我才不去巴结你呢！”
两个人拌完嘴，便就着母亲炒的青菜萝卜喝上了。
我家有只香樟木的箱子的事不胫而走，于是谁家大人孩子崴了脚，闪了腰，都来要点樟木屑。最初父亲确实有些不舍得，我清晰地记得当时父亲盯着樟木箱子的神情，眼中那种复杂的成份。但是最终还是在他砍过的一面削下几片木渣来慷慨地交给母亲。慢慢地，一个箱子盖便没有踪影了。
光阴荏苒，日子在春华秋实中悄悄地流逝，这只樟木箱子也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渐渐地消减着。
母亲是在她六十九岁那年去世的，那一年我整三十岁。父亲是在母亲去世十一年后的二00八年农历十月初二那天晚上去世的。
在父亲出殡的头天晚上，村里的街坊邻居全来吊唁了。后来妻子告诉我，说她数着呢，东西两头的街坊邻居竟然没拉下一家，来的人数之多，在我们村子里真的是从来没有过的。
事后，我抚摸着父亲遗留下的这个没有了盖子的樟木箱子，嗅着依然散发着的樟木那特有的香气，这香气在我小时候一直认为就是父亲的味道。香气依然，但是我的父亲却和我阴阳相隔了，不知不觉间泪水又一次模糊了我的双眼。我的耳边仿佛又响起了儿时父亲的谆谆教诲，仿佛又看到了我那热心而又严厉的父亲。
现在，依然会有崴了脚或者扭了腰的街坊邻居来我家找樟木，我或者妻子总会热情地拿菜刀刮下一些樟木屑送给他们的。
看着渐渐消减的樟木箱子，我的眼前仿佛浮现出父母的笑脸。我知道，这只樟木箱子总有一天会消失的，但是，它会永远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散发着淡淡的香气，直到永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