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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9月21日，学生连在烂泥中继续冒雨前行，因为脚板磨破增多，行军速度有所减缓，北进四十余里后，已是傍晚，方才抵达澧水之南刘家河。刘达五下令就地宿营。
次日，北行近十里，学生连抵达澧水南滨。灰暗阴凉的气息在澧水岸边枯叶杂草之间徘徊，不时被河水吹袭着过渡的人们。
澧县县党部筹备处李立新、罗宁、李光文、刘玉舫人等将学生连引入澧县城东“农事试验场”。1902年，湖南巡抚赵尔巽在长沙北门外先农坛旧址设置农事试验场；1906年，清廷批准农工商部在京城西直门外开设农事试验场。在此前后，澧州知州、澧县知事先后在三凰山、洗墨池设蚕桑试验站；在城东设置“农事试验场”，从事粮食、植棉栽培试验研究。
这里，简陋的屋舍坍圮，荒芜的杂草萧条，一没有教室、课桌，二没有床铺、被毯……
刘达五、陈恭、贺声洋立即组织学员寻找木板、砖头、木桩、绳索，搭建床铺、四人同坐的长课桌之类。
9月23日、24日的两天集训，学员就站在操坪上，开始聆听周逸群、刘达五、陈恭、贺声洋的讲话了。
刘达五，清朝光绪六年生于四川会理，幼时家贫，曾做过染房学徒、商家挑夫，深知民间疾苦，1908年加入云南新军，开始行武生涯，1910年加入同盟会，出于对孙中山的崇敬，将本名开达改为“尊三”，字达五，取“尊崇三民主义，达五权宪法”之意。1913年，刘达五任滇军步兵第四团一营营长，并曾一度担任云南讲武堂教官。1917年，北洋政府段祺瑞破坏《临时约法》，刘达五率部为先锋攻克成都后，严禁抢掠，与老板朱梦博结成莫逆之交，升为黔军前敌总指挥部上校参军；1922年与入川旅长贺龙相交。其后，因不满结拜兄弟袁祖铭攻打拥护孙中山的熊克武联军而辞职。四川讨贼之战失败，贺龙移师贵州铜仁县，刘达五获悉后，于1924年初夏，带领长子、幼子、侄儿投奔贺龙，以示义无反顾之心。贺龙很为感动，任命他为旅部上校参军，帮助整顿军队，训练官兵，自此，开始了追随贺龙的革命友情。
刘达五与周逸群共同拟定《讲习所训练计划》。
这时，共产党湖南区委在一番权衡之后，终于配合省党部委派教官贺澍、林空湘（林庸）、许蕴石（许强）、夏曦、李际琛、杨寅、张子清、庹庶务等，抵达澧县城。
但是，澧县等地报考讲习所青年不断涌来，贵立功、杨熙坤、周家顺……被录取为学员。
周逸群、刘达五、陈恭、贺声洋众人率领学生连，进驻县城文庙考棚，张挂“国民革命军第九军一师政治讲习所”之牌，俗称“澧州政治讲习所”。
澧县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洞庭湖西岸；北接湖北松滋县，东连公安、安乡，南襟常德，西抱临澧，其西北拱进石门县东，嵌于澧水下游，是湘西北通往鄂、川、黔的重镇，素有“荆楚要塞、黔川咽喉、九澧门户”之称。
澧县因澧水贯穿全境而得名。南朝梁敬帝元年（555）始置澧州；隋开皇九年，新置澧阳县，隋炀帝年间废澧州，置澧阳郡，唐高祖又改澧阳郡为澧州，澧州治澧阳，唐初辖六县。
元代在澧水流域置澧州路，治澧阳，朱元璋改澧州路为澧州，裁澧阳县入州治，属常德府。
明朝洪武初年，总督肖杰垒土为墙，永乐二年，更土城为砖城，置东、西、南、北、金牛五门。后因多次溃于水患，多次修补、加固，自此“澧州城”成为洞庭湖之澧水流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清朝康熙年间，知州宋永穆置五门。乾隆年间，知州锡尔达领帑增修城垣，下垫石脚，上用砖，又在东门至南门适中处建小南门，共为六门。 同治元年，澧水河水势凶猛，致使城墙溃口数处，城内居民受淹，州牧吴荣清、廷桂先后兴工建造。由蒋锡瑞督工，重修澧州城，加固城墙，新修垛口。
城墙均用条石、青砖和石灰桐油材料叠砌而成，基脚均用条石，石与石之间，凿有束腰形的深槽，浇上铁水衔接加固。墙体中间填土夯实，设有东、北、小西门、大西门、大南门、小南门共六座城门，门道均为单圆拱，并建有门楼，门楼前护城河上架有吊桥。
1913年废州为县，始称“澧县”，“澧州城”才称“澧县城”，因在澧水之北，又名“澧阳城”，俗称“澧城”。
澧州文庙，始建于宋代，明朝初期迁建，距今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其建筑布局形同故宫，南北中轴线上自南往北依次是头门、状元桥、棂星门、大成门、大成殿、崇圣祠六进，所有建筑被高大宫墙环绕，布局严谨，廊廊相通、檐檐相连、气势恢宏、富丽堂皇。自明清以来，庙宇经过十多次重建和维修，至今依然屹立。
陈恭、贺声洋与周逸群同属广州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
陈恭于1905年9月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1924年10月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同年底加入共产党，参加东征、讨伐陈炯明，以出色的宣传和讲演能力，多次受到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称赞。1926年初，陈恭任国民政府海军局政治部秘书，后任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秘书长，1926年7月参加北伐。
贺声洋，又名沉洋，出生于湖南安福县西乡官渡桥，祖辈务农，1924年加入国民党，由驻粤湘军总司令谭延闿保荐考入广州军校一期后，率先加入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并加入共产党，参加两次东征，1925年11月任叶挺独立团第二营营长，来宣传队前，在第九军任少校营长、副团长。
政治讲习所进驻文庙，因陋就简，搭建床铺、课桌……开学。
讲习所内设训练处、教务部、政治科、事务部等机构。因严仁珊事务繁多，讲习所实际上由周逸群负全责。
林空湘、许蕴石为政治科正、副科长，二人都是共产党员，他们既善于做组织工作，又会诗、文、画、唱，是博学多通的人才。
事务部主任陈朴五兼讲习所秘书，夏曦协助严仁珊处理讲习所务。
湖南衡山人贺澍为总教官。苏联中山大学毕业生李际琛、广州军校四期生刘道盛和直隶天津人杨寅为政治教官，夏曦亦兼之。湖南益阳人、湖南讲武堂毕业生张子清（1902—1930，张涛、张寿山，后任红五军参谋长等职）为军事教官、兼学生连连长，陈恭、贺声洋兼军事教官；庹庶务为武术教官。
连长张子清首先分编班排以及学习组，让罗统一、姚玉清、李光庭、梁聚五、陈寿山诸学员前去事务部，找陈朴五领取军装。
“怎么是士兵服呢？” 有学员疑问，“我们不是要当军官的吗？”
“腰皮带？也不是斜皮带？难道我们也是混个兵痞子？”又有附和的声音。
周逸群听得张子清反应后，于第二日早操集合时宣讲：“贺师长规定我们讲习所学员一律系腰皮带，穿士兵服，这是我们开办政治讲习所的目的，是为了适应国民革命的需要，培养革命的领导力量；而这种领导人员只有通过严格的训练，刻苦的学习，具备了吃苦耐劳的本领，才能肩负起艰巨的革命重任；绝不是一进讲习所就当官，我们这里不是培养当官做老爷的地方；如果有谁不满意的，可以申请退学；我们决不勉强……”
果然，两个满脸困惑、委屈的学员出列，申请退学，周逸群当即批准其离开文庙；接着又有三个感到挣扎、无助、失落的学员以伤病为由，被批准退学。
等了一会，再没有出列者，周逸群遂鼓励大家：“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自卑、迷失、挫败，可是，面对未来又无比的坚韧、自信、坚持、奔跑；才不会在寒冬迷失在墙角啃石头般的黑馒头，因为，尽管革命的道路还很长，只要我们共同努力，革命一定会成功……”
这样，讲习所学员在用砖头与木板搭成、或者用木桩、木板捆绑而成的长课桌边，四人一桌，有的则站在后面，开始了上午三小时的政治课学习：《中山主义大纲》《社会主义大纲》《资本论入门》《世界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哥达纲领批判》《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等等。
下午则进行三小时的军事课程学习，包括三个方面：小教程——《步兵操典》《阵中要务令》《射击教程》；大教程——战略战术、战斗指挥，步、骑、炮、工各兵种协同作战，防空、兵器、修筑掩体；操演式教程——野外演习、实弹射击，夜间紧急集合等训练。
晚上，学员们召开讨论会，每周一至二次民主生活会，检查军纪军风；有时上街开展宣传活动；更多则是晚饭后，开展文娱活动。
李际琛教唱《国际歌》，林空湘、许蕴石教唱《工农兵大联合歌》《国民革命歌》，陈恭、贺声洋教唱《陆军军官学校校歌》，周逸群则教唱《少年先锋》：“走上前去呵，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辟自己的路。勇敢上前，坚定脚步，要高举少年的旗，我们是工人和农人的少年先锋队，我们是工人和农人的少年先锋队……”
学员们情绪饱满、士气高昂。
夏曦传达共产党湖南区委意见：同意贺龙请求，将宣传队骨干成员编配为一师各级政治工作人员：周逸群任一师政治部主任，袁裕、李明铨、李湘民、赵伯华（1902－1941，唐英、唐荫，后任新四军第五十一团参谋长等职）、贵州松桃籍戴独明（1904—1937，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三师政治部主任等职）等到各团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开始在一师营以下的官兵中发展党员。
依据湖南区委指示，左翼宣传队一部分配合九军、十军北伐，另派一部分深入地方，发展党团组织，开展支援北伐军活动。但是，实际上，左翼宣传队几乎全部被贺龙慰留其部，只少部分入澧县地方，开展活动。
周逸群打算再指派宣传队员杨杰卿等人，筹组澧县国共两党县级组织，以配合南军北伐。
早在去年秋，湘区委通过省党部派留学比利时后回国的共产党员罗宁和常德地委委派的省立二师学生党员李立新，到澧县县城和津市活动。罗宁的公开身份是澧县县立中学校长。他与李立新首先在津市吸收刘玉舫、施建白加入共产党。
今年3月，李立新建立共产党津市小组，李立新、刘玉舫先后担任组长。随后，他们又在新洲和澧县中学发展党员。应澧县渡口小学教师刘仲宣函邀，常德二师学生、共产党常德特支委员许和钧回到渡口，会同回家的长沙兑泽中学学生党员邱干丞，吸收党员十九人。一天晚上，由许和钧主持，在贵锦兴粮食糕点磨坊仓库，召开入党宣誓大会，建立中共渡口支部，邱伯岳任书记。到6月，增补杨维翰、刘仲宣为委员，分别负责组织、宣传工作。期间，严正谊、杨道瑞、张鹤楼、刘士宝、张峻（张俊、张二徐）等学生党员从常德等地陆续回县。
8月初，经共产党常德地委同意，建立澧县支部，书记李立新，委员李光文、张运载，成员有罗宁、杨岸、施建白等。
其后，省立二师学生党员杨杰卿、李光文（1906—1932，李广闻，后任石门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等职）与李立新等人奉命，考入北伐军左翼宣传队。
李立新，生于湖南慈利县西乡三官寺一清苦农家，小学毕业后，其父母卖掉田产，换来几十块光洋送他去省立二师继续深造，家里几个小弟妹有时不得不去讨米为生。李立新读书勤奋，思想进步，1922年加入社青团，1923年转为共产党员，先后担任社青团、共产党省立二师支部书记与社青团常德地委委员。1925年，在震惊全省的省立二师“械斗”学潮中，他与省立第二女师派赴省城请愿的女生代表严文德一起领导学潮，并取得斗争胜利。共同的革命斗争使他俩感情日深，最后结为夫妻。
1925年秋，受湖南区委指派，李立新来澧县从事革命活动，成为津、澧唯一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严文德进入津市九澧贫民工厂。
李立新与李光文随周逸群重返澧县后，和罗宁（1899—1926，罗贻荣，后为北伐军某部政治部主任）等人首先在津市教师、工人、店员中发展党员，成立共产党津市支部，推李立新为书记，李光文等为委员，有党员十四人。
津市共产党员以国民党员身份，与设津市的澧县第一区党部唐伯涛、鲁德裕、张权（张经三）、彭正喜（彭仲仁）等人合作，开办“大同医院”，倾全力接收治疗北伐军伤病员，后来，杨其昌师长题赠“大同医院”匾额，以表谢意。
接着，李立新、李光文、罗宁、刘玉舫与国民党员唐伯涛、孟体仁、张权、张峻一道，设国民党澧县党部筹备处，以罗宁为筹备处主任，策划澧县民众欢迎南军北伐大会。
9月5日上午十时，澧州城公园侧大操坪，军民联欢大会。
头门扎大牌楼一座，上书“澧县民众欢迎革命军北伐大会”，其他各门亦写各项对联，操坪中搭高台一座，宽约二丈有余，中竖旗杆，交叉中华民国国旗、国民党党旗，台上悬挂孙中山遗像，两旁悬以联语，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事先由县党部筹备处财务委员张峻雇工布置而成。
至十一时许，左翼代总指挥、党代表吕超，独立第二师师长贺耀祖，第九军贺龙、杨其昌两师长以及其他各旅、团、营长官，进入会场时，澧县各团体——县立中学、女子师范及高等小学、国民学校等二十余校，县党部各区、印刷工会……三十余团体及民众，二万余人，将大操坪及公园一带，拥挤得全无隙地，为空前未有之盛会。
大会主持张峻宣布开会，李立新首先报告开会宗旨，团体代表胡廓度致欢迎词……
《（长沙）大公报》以“澧县民众欢迎国民革命军北伐大会之盛况”为题，报道吕超讲话：“各位同志、各位同胞：今天是澧县民众大联合，欢迎革命军，兄弟奉国民政府命令，担任党代表任务，今天趁奉盛会，谨代表国民政府及军队感谢盛意。今天的欢迎，是欢迎革命军北伐，我们现在要明瞭这次北伐的意义，才知道我们以后应该做什么，即是除旧立新。革命不是从今天才有的，自汤武到现在都是一样，我们现在需要的革命，是求自由平等，因为北军的卖国政府作恶多端，人民没有觉悟，没有一致起来反抗，故十余年痛苦日益加紧，无幸福之可言……是因为我们没有唤起民众，没有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原故。因此，在总理遗嘱上，很明白的告诉我们以后的策略，故此后我们当分工合作，工农学商兵应当站在一条战线上，如我们军人打前线，请各位同胞作后援，以求早日达到总理三民主义。”
接着师长贺龙激情澎湃：“今天，承各界同胞、同志欢迎，非常感谢，但是，此次北伐，是关系为我们民众解除痛苦，打倒卖国主义及专横的军阀，实行三民主义与军民合作。我们军队不日直下荆沙，会师武汉，当以头颅热血拼命奋斗，不取得荆沙，决不转身。”
于是，全场鼓掌如雷，并三呼“贺师长万岁”。
“今天，承各位同志、同胞欢迎，革命军是很抱愧的，因为我们军队与人民合作打倒军阀正是天职。帝国主义是很虐待我们的，我们理应打倒吴佩孚，因为他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只知私人利益，不顾亡国灭族，所以我们才北伐。不过，还希望各界同胞赶快联合起来，作为我们北伐的后盾。”杨其昌师长鼓动道。
贺耀祖在众人催促下亦云；“今天对于革命的事情，已经党代表、各师长报告，无容鄙人再赘。本师此次到澧，驱逐北军，对于孙总理三民主义极端服从。此后，我们当以全副精神为民众谋幸福，来继续打倒帝国主义，达到真正自由平等，希望各位同胞，赶快组织起来，以作革命军后盾。”
其余各团体代表演说，直至下午四时，始摄影、振铃散会。
1926年9月10日，澧县女界联合会筹备主任贺毓玉，在县党部筹备处，召开八十多人参加的会议，宣告成立澧县女界联合会，公推贺毓玉任主席。
县女联下设组织、宣传、文娱、财务四股，分别由杨卜珍、李子贞、黎崇喜、石圣春、莫申范、王章玉、张群兰等负责。
9月11日，李立新带领津市支部一班人，组织上万名市民，在万寿宫后坪举行欢送国民革命军北伐大会。
李立新在会上致欢送辞，号召津市各界同胞慷慨解囊，支援北伐军。
彭汉章、贺龙、杨其昌、贺耀祖等将领出席大会并讲话。津市各界民众听说给贺龙军队捐赠，不到三天，就筹集银元十万元和一大批军需物资。
早在1924年12月，贺龙率部击溃唐荣阳的军队，进驻澧县。任澧州镇守使期间，贺龙上马督军，下马扶民，深得民心。在津市，他重振“九澧贫民工厂”，广纳失业青年和流落街头无家可归的穷人六百余人，进厂做工，创办半日学校，教工人文化知识和专业技术；减税赈灾，安抚民众；张贴告示，明令取缔各种苛捐杂税，只收特税（鸦片税），减轻民众负担；设立钱粮柜，收缴囤积的粮食，赈济因“三月不雨”而饱受旱灾的灾民，搭设赈济台，发放救济口粮；设立公卖处，平粜从滨湖各地采购的粮食给贫民；整顿金融秩序，严饬军纪，严肃查处滥发“市票”的豪绅，取缔纷乱的各种纸币，规范纸币发行办法，使混乱的金融市场恢复正常秩序；支持民众爱国义举，发电报给上海、长沙的工人学生，声援其罢工罢课并赠大洋三千块，资助受难的工人；对日本、英国驻汉领事馆针对津市人民反帝爱国行动进行的无理指责，给予有力驳斥。
澧县东一区之津市，地处澧水入湖口，傍澧水、滨洞庭，九澧流域水运枢纽、最大的物资集散地，享有“银窝子”之美誉。
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列强的资本家根据《内港行轮章程》，将轮船开进津市港，在澧水沿岸租赁栈房和码头，相继通过代理人插足津市市场。美孚火油有限公司、英美烟草公司、英国亚细亚煤油有限公司，英国“太古”“怡和”及日本日清株式会社、三井洋行、戴生昌轮船公司，德国爱理司洋行、“胜家公司”，美国施美洋行、“合义洋行”等涌入津市。以致洋行林立，大量倾销洋货，大肆收购农副土特产品。津市成为列强们在湘西北地区进行经济掠夺的主要据点。同时，津市的商品经济因此受到刺激而迅速发展，到民国初年，津市人口逾两万人，已成为湘鄂边境近二十个县的物资集散中心，拥有各类店铺七百余家，手工业帮会十余个。
“九省杂处”之津市，构成与众迥异的独特天地。商会头面人物多系商界腰缠万贯的大户，且与政界、军界显要联袂，不仅是维护商界利益的集团，也是左右津市局势的显赫势力。此时的津市商界不但在湘鄂边境地区和九澧一带独占鳌头，并在全省颇富声誉，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兵家筹措粮草、掠夺钱物之必选之地。
军阀割据，兵灾频繁，干戈不息，直军、湘军、鄂军、川军等各路人马或驻防，或过境，都要在津市招兵纳粮，派捐要饷，市面无有宁日，百姓不堪其累。
贺龙驻澧州东门一带的收编队伍第六梯团，勒索商贩、强占民家、敲诈百姓，贺龙遂将其包围缴械。团长田鸿钧早年曾随贺龙在泥沙夺枪，参加过湘西暴动，与贺龙是老关系，后来投靠唐荣阳。贺龙入湘，田鸿钧又倒戈投贺，助贺龙击败唐荣阳。但田鸿钧纵容部属勒索商人、欺压百姓，贺龙仍坚决将该团缴械。田鸿钧率部顽抗被击毙，所属部队被解散，可惜，营长罗效之拖枪逃回湘西。
贺龙立即宣布三条军纪：一、不准拉夫，请民工要付钱；二、不准私入民宅；三、不准拿老百姓的东西；若违反，从严惩处，直至枪毙。
贺龙一系列的抚民爱民行动，赢得津市民众的拥护。
此时贺龙率南军一师克澧县后，特派副官聂佐泉担任九澧贫民工厂厂长，并改名“九澧平民工厂”，贺龙告诫聂佐泉：“要和工人讲平等，我们不是骑在工人脑壳上的大老板。”
李立新开始筹建津市总工会，以筹备处主任身份，主持成立九澧平民工厂工会，选聂佐泉为负责人，另有工人刘天职、何子林、严文德等辅之。
贺龙视察平民工厂，询问生产情况，鼓励工人努力学习，搞好生产，提高技术。
得知北伐军挥师北上，九澧平民工厂工会号召工人组织起来，日夜加班生产，为北伐军赶织了八千双军袜、绑腿和大批军毯、被褥，还特地为贺龙织了两双很厚的毛袜。
9月13日6时，驻津澧北伐军官兵三万余人在总指挥行营参谋长刘翼经指挥下，开始进入澧县城南门外大草坪，举行北伐誓师大会，李立新代表澧县各界人民致欢送词。七时半，左翼军党代表、代总指挥吕超庄严宣读誓词后，贺龙等各位将领及来宾代表相继登台发表即兴演讲。
贺龙师将士人人佩戴“革命军，不要钱，不怕死”臂章，灰旧制服，草鞋、绑腿，独子枪，甚至一些马刀、梭镖，但是精神抖擞，英姿勃勃。
接着，南军左翼主力，在民众支持与欢送中，开赴湖北前线。
贺龙师谷青云旅、杨其昌师沈久成（沈恒先）旅，作为先锋部队，率先向北军王都庆师发动攻击。
9月15日，贺龙下令严仁珊政治讲习所、贺桂如警卫团和秦光远（1890—1940，秦声扬，后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二师师长等职）独立第三团，由常德、桃源集中澧县，作为后备部队，准备开赴前线。
政治讲习所移驻澧州城时，县党部筹备处李光文、罗宁、刘玉舫、张峻等人迅速发动民众为学员捐赠物品，李立新到津市洋行，收购几盏煤气灯，赠送讲习所，这样，学员们于夜间在煤气灯下，就自习、活动了。
9月26日，国民党澧县县党部在原县议会驻所成立，选举产生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罗宁任常务执行委员，共产党人严振亚、张权、唐伯涛、张峻分别为组织、文书、宣传、财务执行委员，刘玉舫、熊伯范为候补执委，李立新、孟庆暄等三人为监察委员。
国民党湘西党务办公厅专员王基永与秘书许和钧出席大会，阐扬反帝反封建之民主革命，传达湖南省党部发布的《关于湖南农民运动实施纲要》和《关于农民运动的决议案》，以及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九月扩大会议《关于开展农民运动》之精神，号召组织全县农民革命，以从事政治、经济斗争。
同日，第十军军长王天培率部从常德抵澧，转向湖北公安，准备进攻沙市。第九军军长彭汉章坐镇津市，为左翼各部筹备军需。
但此时，公安前线，战事激烈，伤员接连不断送回津市“大同医院”。贺龙第二旅旅长贺敦武等人壮烈牺牲。团长贺锦斋临危受命为代旅长，“烂额焦头皆不顾，短刀相接看谁雄”，率敢死队冲入敌阵，大败北军。而杨其昌部营长王懋兴临阵逃亡，被解除军职后，私藏五支手枪，带着蓝万春等人，潜回川东，占山为王。
9月25日 贺龙派朱参谋将贺敦武、罗忠义等人遗体送澧县。
9月29日，卢金山向南军致电输诚。其后，伤亡严重的贺龙师回澧县休整补充。
一近澧州城，贺龙远远眺见在北门口迎接他的周逸群、刘达五和罗宁、李立新等县党部一行人，连忙跳下马，和他们紧紧拥抱。
民众及各团体代表鞭炮齐鸣，击鼓吹号，洋洋盈耳，欢迎贺师凯旋。
令贺龙意外的是一个干瘦身材、鼻梁上架一副高度近视眼镜的夏曦竟然也在人群中当他得知夏曦是湖南区委委派讲习所的政治教官时，贺龙一把抱住夏曦：“太好了，讲习所有你这样老资格的共产党，一定胜过老蒋的那个广州军校。”
夏曦不苟言笑，给人一种古板严肃的感觉。
贺龙、夏曦、周逸群，这三位后来成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就这样第一次在澧州城相会了。
更令贺龙兴奋不已的是：报考讲习所的新兵现在已经超过三千人，除讲习所招录一个连外，其余全部愿意投奔贺龙一师。
“了不起的成绩，过去军阀招兵，一靠钱，二靠绳。我们过去招兵靠乡土情谊、善待民众。现在我们招兵，讲革命道理，工农大众起来了，一个钱不花，农友把年轻力壮的子弟送来了，政治工作太重要了！” 贺龙十分赞赏，当即令训练处处长刘达五、参谋长陈图南、行营参谋长刘翼、副参谋长陈淑元、讲习所总教官贺澍等人，配合周逸群与教导团团长毛景周政训三千新兵，然后补充到各团连队。
回驻澧城，贺龙含泪哽咽，为北伐壮烈牺牲的将士召开隆重的追悼会，由军乐队致哀。
贺龙对贺敦武夫人翁淑馨（1906—1986）说：“大哥牺牲，失掉我的一只左臂。你们难过，我也难过。”
周逸群劝慰：“旅长为革命牺牲，虽死犹荣，人民大众会永远记住他，务望节哀！”
贺龙又表示：“虽然我们牺牲很大，但是打破了吴佩孚的如意算盘，稳住了北伐军的左翼，支援了中路军，保住了武汉，我们的人没有白死。大哥的牺牲，也是值得的。”
随即，一师副官长、大庸县土家族人、贺龙结拜兄弟覃辅臣派遣连长覃子斌领队将贺敦武一批壮士遗体送回桑植、大庸安葬。
罗忠义遗体则由其同乡挚友罗婆生护送，由水路乘船逆沅江西上，运回家乡贵州铜仁芭蕉冲安葬。
贺龙视察政治讲习所。
连长张子清正在给学员讲前方士兵的英勇事迹：“我们有的战士被敌人打断了双手，仍然勇往直前，使顽敌丧胆。战士们为什么这般勇敢呢？是因为他们在家里短吃少穿，贫病交加，无法生存，而来参加革命，战士们把部队动作自己的家，因此，打起仗来，不避斧钺，勇往直前，杀身成仁……”。
看见贺龙进来，张子清下令“立正”。贺龙面带笑容地示意大家坐下，询问学习生活，有什么要求。
“报告师长，我们一个班只发几条破枪，轮流使用……”来自贵州省省溪县、二十三四岁的学员姚元忠跟随贺龙转战一年有余，率先站起来提意见。
“北洋兵有的是枪，有本事的就从他们那里去夺过来。现在，大家就要练好这个本事……”
“报告师长，同学们发的斗笠，下身常被雨水打湿，不能不发雨衣？”出生于湖南省石门县陈家湾的陈寿山（1902－1929，陈忠猛，后任工农革命军第六军副军长等职），考入讲习所前在家乡设馆授徒。
贺龙望见木板砖头拼置的课桌，学员们还穿着单衣，神情凝重，示意陈寿山坐下后，道：“革命形势是发展的，一切都会慢慢解决。想当年，刺杀谭延闿未就，我被抓坐牢。窄狭、湿冷、阴暗的土房只有送饭的小窗口透进一线光亮，唯有缝隙里爬进爬出的蚂蚁为伴，我一度心灰气馁。但是，我一看到小小蚂蚁尚有出路，难道我贺云卿不如蚂蚁？于是坚定了信念、汇聚了力量。如今我们一师又增添了你们，就更加来劲了，我们一起好好干吧……”
贺龙对学员们精神状态大为称赞；但同时认为教官太少、目前只能培训一个连学员，远远不够各连队的需求。贺龙决定扩大培训规模，拟设一军事训练班，以培养校官，再设一学兵营，以周逸群为营长，大规模培养士尉，提高基层指挥者素养。贺龙请严仁珊再次赴长沙向共产党湖南区委请示。
左翼代总指挥吕超电请总司令部解除其代总指挥职权，获得同意，赴长沙述职。
周逸群让随贺部回澧的杨杰卿筹组共产党澧县县部委员会，同李立新、李光文、罗宁等人配合开展工作，以保障南军左翼后方基地——澧县。
10月，共产党常德地委调派《湘西民报》助理、常德县城共产党员杨鉴堂为工运特派员，抵达澧县，与李立新主持成立九澧重镇——津市总工会。
因九澧平民工厂产业工人集中，推选厂长聂佐泉任津市总工会委员长，施建白为副委员长。总工会设文书、妇女、组织三部，刘天职、严文德、施建白为部长，何子林为工人纠察队队长，邹子辉为劳动童子团团长。接着，九澧平民工厂成立产业工会，缝纫业、船业、香业等二十一个行业工会相继成立。
同时，新洲亦成立工会办事处，主任姜宏章，组织委员余叶新，工人纠察队队长杨前之。不久，大堰垱亦成立工会委员会，谭吉勋为委员长，谭吉玉为工人纠察队队长。至此，全县工会会员近千人。
10月10 日，讲习所学员一边演出革命新剧，一边募捐。贺龙闻之，特地前往捐献，并在募捐簿上写着：“贺龙捐洋拾元整。”
在学员们提灯游行晚会之时，杨杰卿、李光文、杨鉴堂、曹志民与省党部农运特派员周荣森、詹骏良、张鹤楼、向坤、黄琢之（黄大器）等人成立澧县农民协会筹备处。
进入1926年11月，共产党澧县县部委员会正式成立，杨杰卿任书记，李光文为组织部长兼农民部长，张运载任宣传部长，杨鉴堂任工人部长，杨岸任民运部长，周荣森、曹志民、李光森（李光生）、张权、何君勉、鲁启黎、李立新等为委员。
其后，原属共产党常德地委领导、分别以李立新、邱伯岳、谭振湘、金尧章为书记的津市、渡口、大堰垱、澧兰等支部，转拨澧县县部委领导，时有党员百余名。
共产党澧县县部委成立后，首要任务就是组织民众支援北伐，以地方革命运动配合左翼南军行动。
就在共产党澧县县部委员会成立之际，湖南区委拒绝了贺龙决定扩大军队培训规模的请求。湖南区委军事部认为：左翼宣传队完全在贺处，贺部已由本党同志为之开办了政治讲习所，而区委已经没有教官可派遣了。因各地急需人才，湖南区委军事部将政治教官杨寅、军事教官张子清等人调往他处，建议贺龙找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调派教官。
贺龙遂请独立旅原旅长唐秉渊出面，专程前往湖南省党部，寻找军事、政治人才。
贺龙与周逸群一合计，决定先结束讲习所一期培训，将教官、学员分配到部队各团连。由陈恭代所长，俟省党部派员后，再行开学。
时，澧县全县工人代表大会与全县农民代表大会于1926年11月12日同时召开。
宣告成立澧县总工会，委员长杨鉴堂，秘书李干（李振东），曹志民、李光森、龙均泉、龚伦荣、王振业分别为组织、宣传、财务、调查、纠察委员。其前后，全县建立缝纫、印刷、木业、铁业、篾业、理发等行业工会，会员一千余。是月，成立澧县工人纠察队，王振业兼任队长，工人纠察队共六十余人，有枪三十余支，还有梭镖、马刀等武器。白天劳动，晚上巡逻。
全县农民代表在县城西门三凰山宣告成立澧县农民协会，选举周荣森任执行委员长，詹骏良、杨杰卿任副委员长，周寄修任秘书长，张景雅、李光文、杨岸、周小春、贺毓玉分别任组织、宣传、民事、青年、女联部长，夏熙缉任儿童团长，陈敦华任财务部长。
同时，中共澧县县部委、国民党县党部依据周逸群建议，在县农协驻地举办农民运动讲习班，然后将学员分派全县各地。为加强对农民运动的有效领导，澧县农民协会决定在全县东、南、西、北、中五路行政区，分别设立办事处，挑选党员骨干作为县农协特派员，分赴各路办事处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