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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达五一面居高临下指挥还击，一面向乱军喊话。
这时，一师政治部主任周逸群、一团指导员林空湘以及李明铨等人亦赶到，为避免伤及日本士兵，纷纷向保安军士兵展开政治攻势。像被戳翻了的马蜂窝一样、乱成一团的北兵开始放弃抵抗，副旅长兼团长涂震亚请求谈判。林空湘只带两个人登上无法行驶的江船，说服涂震亚归顺南军。
刘达五和闻讯赶来的贺秦封团刚刚返回大南门，从宜都逃往宜昌的灰色军服的北军周立庭团由小东门——通惠门窜来，陷入南军包围圈，未及开枪，在政治部一班人一顿喊话之后，周立庭乖乖缴械，一些士兵甚至跪地求饶。
北军士兵身上带有不少抢来的银元，个个都有一百来块，贺秦封令士兵缴枪时，士兵们也把银元一并搜缴。
贺龙将俘获、归顺的北军各部编为独立第一旅，旅长涂震亚，令其神速收编、整肃北军，将愿意留下的入编，不愿留下的遣返回家。
当晚，南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为宜昌各军、师，划境分防。
贺龙师沿江分驻滨江路、小南门、一马路、大南门至美孚码头，北临铁路坝一带。
贺龙同时向武汉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部、南昌总司令部电告：“龙督所部于铰日晨抵宜昌。于、阎率残部向襄阳逃窜，卢、张随子惠入川，城内散部，即日肃清，谨此电闻。”
唐生智通电嘉奖贺龙：“贵师迭克要隘名城，严冬从征，各官兵之辛苦可知，于党于国俱足称欣，特电祝贺。”
1926年12月18日早上，南军一师士兵出门一瞧，江滩上、山坡上，到处是溃兵扔下的枪支。战士们纷纷扔掉手中的旧枪，换取地上崭新的枪支。
贺龙闻讯，令战士们亦拾回旧枪。
贺锦斋旅继续清剿防区溃兵，维护秩序；将一路归顺的川军整编为独立第二旅，旅长彭斌，亦令其神速收编、整肃川军。
向子云独立旅整编为独立第三旅。
下午，担负一团团部警卫任务的张应祥班正在值勤，忽然二营营长艾星辉的勤务兵慌慌张张地跑进团部报告，艾营长被卢金山的士兵抓走了。
刘达五一问详情，原来艾营长进城后看中北洋军一匹高大骠悍的蒙古马，硬要强行牵走，反被北洋军扣留。这时，代旅长贺锦斋闻讯赶来，集合部队正要前去解救，艾星辉却牵着大洋马回来了，向贺锦斋、刘达五等人报告事情经过后，抚掌长叹：“唉！卢部尽是好枪，我想缴过来，可惜无人负责！”贺锦斋拍案而起，厉声决断：“你们去缴，我负责！”
这时，师部传令兵吴超令贺锦斋率部前往“大阪洋行”搬枪。
原来，追击至当阳县境的刘燮第二旅进入宜昌城，行至桃花岭，只见日商日清公司“大阪洋行”布满北军士兵，附近驻扎已经被王天培收编为“保安军”独立团，还有被收编的教导师两个团，其枪支好于南军。隔街不远驻扎杨其昌师忌惮其造反，不敢收缴库存枪弹。
刘燮一打听，“大阪洋行”仓库库存卢金山北军大量枪支弹药，由一个营士兵把守，立即报告贺龙。贺龙当即命令全部缴械把守士兵，否则就地消灭。把守的营长企图反抗，被人称“六团长”的贺文选一枪毙命，其余士兵被南军刘燮部气势吓破胆，弃枪告饶。
贺龙令贺锦斋旅赶来后，命柏家厚团警戒被王天培收编的北军教导师两个团，其余各部将“大阪洋行”库存的未启封的蓝光闪闪的“三八式”新枪一万五千余支及全部弹药，搬运至峡州饭店。五团代团长王炳南笑眯眯地对四团长刘超雄道：“我们的贺胡子这下成了‘暴发户’了！”
杨其昌一闻枪响，急忙令旅长戴斗垣（戴金门）、刘树槐在驻地设置工事防守。半天不见敌兵进攻，遂派哨兵前往打探，原来是贺龙师在收缴北洋军的枪械，这才急着把部队拖出来，但为时已晚。附近民众非常痛恨北军，纷纷加入贺龙师搬枪行列，“大阪洋行”仓库为之一空。
贺龙一师纪律严明，待人和气；加之周逸群率各团政治部贺声洋、李明铨、戴独明、李湘民、李际琛等人的宣传鼓动，宜昌民众争前恐后将街道、山坡、房前屋后北军扔下的武器送往峡州饭店。
杨其昌连忙让副师长兼参谋长张我诚将杨森驻宜昌县商会的川军临时司令部包围，缴商团的几百支枪。
王天培闻知，气冲冲地派参谋处长雷应楫质问贺龙：“卢部已被十军收编，你们怎么把他们的枪提了？”
贺龙以硬碰硬：“不收缴北军枪械，难道听其继续造恶？枪是我提了，随你们怎么办。”
王天培恼怒，令其弟王天锡师一部抢先接管征税机关，截获全部税款，秘而不宣。
是役，贺师仅刘燮第二旅阵亡连排长数员、士兵百余人，缴获步枪三千余，连枪百余，机枪五挺，迫击炮三门；俘兵数千名，毙敌团长三名、营长五名、士兵两千余名。
12月18日夜，第八军第二师何键部之刘建绪旅进入宜昌县境。
武汉“总攻鄂西，会战宜昌”的军事会议后，被唐生智任命为“鄂西指挥”的何键将第八军所辖第二师、叶琪第一师、夏斗寅(1886－1951，夏祖荣、夏灵炳、夏金楷，后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等职)鄂军第一师分南北两路西征。
此前，北伐前敌总指挥唐生智令第十五军军长刘佐龙率部西进，阻击直逼汉阳的“川鄂联军”。刘佐龙沿汉水西进，将入侵天门、沔阳的杨森、卢金山 “川鄂联军”之何金鳌、魏楷等部击溃。
北伐军逼近汉阳时，吴佩孚委鄂军第二师师长刘佐龙为湖北省省长、汉黄防御总司令，令其防守汉阳。刘佐龙于9月6日，向南军献城投降，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军长刘佐龙，参谋长范士鸿（1884－1971，范伯衡），政治部主任耿丹，下辖刘鼎甲、陈尧鉴、王桂荣三个师和严敬独立旅、刘伟成混成旅。
刘佐龙率部进入潜江县境后、逼近江陵之沙市，汉水之南“川鄂联军”被击退。
何键遂率部扫荡汉水之北。
叶琪、夏斗寅两师由应城、京山县取道钟祥县，进攻荆门、当阳，从北面直插宜昌。
叶琪师在“国民革命军长江上游先遣军”配合下，率先攻占钟祥县城，然后在“先遣军”向导下，挺进荆门。
1926年5月，共产党当阳县小组组长李超然（1890—1928，李森严、李升陔，后任鄂西区革命委员会总指挥等职）奉湖北地方执行委员会军委书记董用威等人密令，赶赴广州与北伐军总政治部取得联系。其后，李超然率由共产党员陈海涛、李万英等组成的鄂西北伐先遣组，返回当阳，武装举义。
当阳各派头面人物，淯溪区团总卢雅卿、淯溪警察所长刘舒轩、县城巡警队长肖瑞伯、县警备队长冯国屏、流落当阳的四川袍哥首领张丙寅等人，纷纷聚义。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准备，在当阳、远安地域组建一支一千八百余人、一千五百余支枪的人马，统一编为“国民革命军长江上游先遣军”，总司令由参加过辛亥首义并任革命军都督府军务参议的聂豫担任，李超然任参谋长，国民党左派朱绍裔（1886—1971，朱禅服、朱旦、朱遂，生前为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主任委员）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张丙寅、卢雅卿、刘舒轩三个营，另有肖瑞伯率领的刀矛棍棒队。
就在北伐军攻占汉口、汉阳，全力围攻武昌之际，9月22日凌晨，“先遣军”一举攻克当阳县城，活捉县知事程国藩，开监释放被关押的无辜群众，成立国共合作的当阳县革命政府，推选朱绍裔为县知事。
随后，聂豫、李超然率部连克荆门、钟祥两县城。陈海涛则在远安南乡率两千余农民军响应，迫使远安守城之敌投降，活捉荆门县知事毕世彦，赶走钟祥县内天主堂的洋教士，策应南军攻克武昌。
其后，李超然代理司令，率部退守到荆门、钟祥间的山地，与北军对峙月余。
在攻占钟祥县城战斗中，李超然与第一师秘书长段德昌一见如故。
北路西征军叶琪、夏斗寅两师由李超然、朱绍裔“先遣军”引导，光复荆门后，夏斗寅师主力驻防荆门。
叶琪师攻占当阳之际，由江陵之荆州、沙市溃退的北军于学忠部近万人枪进入当阳县境。两军在当阳城西猫子山一带遭遇，南军在当阳民众支持下，歼灭于学忠所部先头团八百余人枪，继而在长坂坡、玉泉寺、双莲寺一带激战。于学忠见势不妙，率残部夺路北逃而去，叶琪入驻当阳县城。
第二天，叶琪第一师周磐第六团第一营营长彭德怀（1898—1974，1955年元帅）进驻玉泉山。
玉泉山，当阳县城的西南屏障，素享“三楚名山”盛誉，是一座佛教名山。主峰玉泉寺建于东汉末年，隋代改为“玉泉寺”，其大雄宝殿为中国南方最大的一座古建筑，为历代著名的佛教寺院；珍珠泉是中国三大著名珍珠泉之一；玉泉铁塔建造于北宋，是中国现存最高、最重和保存最完好的铁塔；还是关羽显圣处。
玉泉山春天枝叶茂盛，花开遍野；夏季绿树成荫，凉爽宜人；秋时红黄交艳、尽染层林；冬季银装素裹，流溪雪香。
玉泉寺古柏苍劲，银杏叶茂，并蒂莲艳，桂花溢香，修竹翠丛，庄严谧静。
事隔四十余年后，《彭德怀自述》详细地记叙了这次难忘的玉泉途次。
玉泉山地势险要，古柏苍松，部队抵达时，敌人已先一天通过。山上关帝庙规模很大，别有风味，即《三国演义》上所写的关云长显圣处。部队就在该地布置宿营。我和段德昌在关云长塑像前，铺了稻草就宿，相谈甚深，使我得益不少。
段德昌问我对关云长有何感想，我说：“关羽是封建统治者的工具，现在还被统治阶级利用作工具，没有意思。”
段德昌问：“你要怎样才有意思呢？”
我说：“为工人农民服务才有意思。”
段德昌又问：“你以为国民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我答：“现在不是每天都在喊着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实行二五减租吗？我认为应当实行耕者有其田，而不应当停留在二五减租。”
段德昌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也不应当停留在耕者有其田，而应当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由按劳分配发展为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制；共产党是按照这样的理想而斗争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已经实行按劳分配，消灭阶级剥削。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产党员就是要为这样的理想社会奋斗终身。”
段德昌问我：“加入了国民党吗？”
我回答：“没有加入，我不打算加入国民党。”
段德昌问：“为什么？”我说：“你看现在这些人，如唐生智、何键等等，都是军阀大地主，还以信佛骗人；何键、刘铏等还卖鸦片烟，同帝国主义勾结。这些人连二五减租都是要反对的，哪里会革命呢？”
段德昌未答，我问他：“国民党中央党部情形如何？”
段告诉我：蒋介石、胡汉民、孙科、宋子文、戴季陶之流都是些假革命、反革命。
彼此高兴畅谈了约两小时，使我受益不少，当时表示了对他的感谢及内心的敬佩。
到现在，有时还回忆起这次谈话。
段德昌同我谈话有好几次，但以这次最长、最有意义。
段每次谈话，我都在救贫会中传达。
在北伐时，党在第一团的政治影响、思想影响，是经过段德昌之口散布的。
段德昌（1904—1933，后任红六军军长等职），字裕后、裕厚，号魂，生于湖南南洲直隶厅九都山九屋场一贫寒之家，几岁丧母，早年留学日本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草药郎中，长期在外。其祖母一边督促他识字念书，一边请来娘家武师调教。八岁进县城读书时，悟性很高的段德昌就能打拳溜腿、弄枪舞棍。
段德昌入长沙商校时，五四运动爆发，在湖南著名的学生运动领袖彭璜的影响下，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被推选为商校学生自治会委员兼出版部长，主编校刊。1921年秋，由易礼容介绍，段德昌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夏，在“青沪惨案南县雪耻会”反帝运动中，段德昌被吸入共产党组织。
1925年11月，段德昌和南县青年喻文彬、刘争、黄克佐、戴天、唐守诚、王振荣等赴广州，考入陆军军官学校，编入入伍生团，次年春，升入第四期步科。时，戴季陶主义者拼凑“孙文主义学会”，抨击共产党，分裂国共合作。共产党人、社青团员则组成“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推军校二期毕业生、留校工作的周逸群为执行委员，与之针锋相对。
段德昌义无反顾入盟“青军会”，开始了与周逸群并肩战斗的历程。
但是，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在军校的对垒，双方拳脚相加，大打出手，司空见惯。贺衷寒与李之龙扭打成团，陈赓拿凳子打李仙洲和胡宗南，孙学会的林振雄拔枪击伤政治部宣传干事李汉藩；尤其周恩来离开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后，双方矛盾不断激化，在血花剧社的一次内斗中，段德昌失手打死一名孙学会成员，以致被蒋介石开除学籍。
1926年4月，周恩来将段德昌介绍到由毛泽东代理理事长，李富春、林伯渠、朱剑凡……理事的“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与傅光夏、孙志豪、武文元、曾希圣、米青、黄克诚、钟石林……同窗共学。6月，段德昌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五团任国民党党代表。
北伐开始后，段德昌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一路出色的工作受总部通报表彰，被誉为“钢科长”。
夏，唐生智第八军进入长沙，原湖南陆军第二师一部改为第八军第一师，调段德昌任其政治部秘书，随军北上。第八军攻克汉阳后，段德昌升任叶琪第一师秘书长，参加围攻武昌战斗。
9月，叶琪师周磐第六团奉命配合叶挺、刘兴部攻打南门，段德昌由六团指导员米青指引在枪林弹雨中将宣传品送至该团一营，营长彭德怀相见恨晚，希望段德昌派人来一营发展共产党组织，并介绍自己加入共产党。但共产党中央局为照顾国共合作，决定暂不在第八军中发展成员，因此，彭德怀的心愿当时没有实现，但段德昌答应了他的政治宣传请求，或送刊物或亲至一营。
夜宿玉泉寺之后，时年22岁的段德昌与28岁的彭德怀两人成为胶漆之交。
玉泉山之战，光复当阳，“国民革命军长江上游先遣军”完成历史使命，司令李超然下令大部分战士上缴武器给南军，返回各乡，继续革命。陈海涛则率农民军引叶琪第一师张超第二团挺进远安。
李超然依依不舍告别新结识的段德昌，去成立共产党当阳县部委员会，暂且不表。
一部分不愿离伍的“先遣军”战士由政治部主任朱绍裔率领，编入叶琪师，向宜昌挺进。
时，南路何键师先锋旅已近宜昌。
何键第二师沿汉水出击，主力刘建绪、危宿钟两旅出天门县城，另一部陶广师罗树甲团攻击天门县南重镇岳家口。
参谋长龚长鲤同前锋罗树甲团击溃岳家口守敌、冲破京山县南多宝湾北军防线，歼敌甚多；何键亲率刘建绪、危宿钟两部占领荆门县南要地沙洋后，刘建绪旅出荆门县南要冲建阳驿，直攻宜昌；危宿钟旅则南阻荆州、沙市溃军。
1926年12月19日，何键率刘建绪旅进入宜昌县城后，闻知贺龙将所缴北军武器全部集存峡州饭店，即刻令刘建绪以“鄂西指挥”名义，赶至通惠路分享枪弹，未料把守的贺秦封团以机枪等候。
一路摧枯拉朽北洋军的何键豪气十足，下令刘建绪武力取枪。登时，宜昌城枪声四起。
何键凭借士兵手中苏联赠送的枪支，武力取枪；贺秦封开枪射击。
因为何键师以湖南人为主，而贺龙部也以湖南、贵州兵为主，每人背一顶大斗笠，人称“斗笠兵”。峡州饭店枪战，时人曰“斗笠兵大战”。
何键一瞧这峡州饭店，顿时傻了眼，只见这一组四层戴帽的中西合璧式建筑，全由钢筋水泥建筑而成，仅凭手中枪支根本无法攻入。
1915年宜昌商埠区开辟之初，由宜昌商界头面人物之一、公昌营造厂老板李春澄主持建成的“峡州大旅店”，是宜昌第一家顶级饭店，更是宜昌的地标，1924年正式开业，今年春改名“峡州饭店”，设施完善，档次极高，矗立在宜昌的繁华街道上，颇是气派，成为达官贵人、富商大贾、洋人买办出入之地。
就在相持之时，贺桂如（1897—1929，贺学福，后任红四军一团团长等职）率警卫团增援。
刘建绪旅目睹形势不利，向峡州饭店对面的陶朱路退缩，与贺团隔通惠路对峙。
宜昌《益世报》社长张清夫以通讯员名义向北京《晨报》发文——峡州饭店枪声一响，立刻引爆宜昌城；被缴械、被收编之兵因无饷供给，与进城缴械之兵一道遂乘机抢劫；钱庄、烟土号、绸缎号、海味号、杂货铺等再次被武力洗劫，甚至被大火吞噬成废墟。
何键、王天培等部属以搜索枪械为名，行掠夺之实；叶琪部入城后，部分士兵亦借机发财，城内外各商店住户被劫者大半……宜昌城内一时秩序大乱。
位于宜昌城内的湖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湖北省立第十二中学各学校纷纷提前放假。
贺龙下令各部不许抢夺，否则格杀勿论，并武力把守防区，不许他部侵入。但是，新编涂震亚独立第一旅、彭斌独立第二旅大部分士兵亦趁机抢劫、勒索。
何键遂交涉贺龙，令贺龙全部退出县城，由他的第二师来接管，却碰了个铁钉子。
王天培以贵州心腹杨沛澈取代县知事叶光祖为宜昌县长，改县知事公署改为县政府；委罗天全为榷运局局长，掌控宜昌盐税；派卫戍队进驻禁烟支处，吞并鸦片税；这样，截留宜昌全部税收而耿耿于怀的王天培几次拒绝贺龙拨饷要求后，使得贺师只得临时筹募，以解部队每天支灶开伙的燃眉之急。
出生湘东醴陵县豪族的何键对衣衫杂驳的贺龙农民似的军队却收缴了北军新式武器，念兹在兹，对这支有共产党鼓动的部队，除了分外眼红，就是从心底里仇恨。
何键左右的一批高级幕僚，如行营参谋长王凡生、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凌璋、经理处长汤焕彬、顾问吴凯南（汤焕彬、吴凯南均系何键拜把兄弟）、参谋处长史民、秘书易书竹等人，都是他所倚畀以成其“曾左彭胡（湖南人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在清代被誉为“四大中兴名臣”）事业”的班底，也都是醴陵县的拥有大量土地的豪族。不仅他们的父母或亲戚在故乡被工会、农协会批斗，财产被没收；就连何键的父亲也被绑、殴打，游街示众；军中流传“官兵寄回家的薪饷被农民协会没收分配了”“要实行共产、公妻了”等等。
何键与其旅长联名向武汉前敌总指挥部、“临时联席会议”状告九军、十军“惊溃降卒，制造兵变”；又召集宜昌豪绅巨商，散布贵州军、尤其贺龙纵兵抢劫，并唆使他们派人赴武汉状告。
宜昌商会会长韩慎之，副会长李春澄、刘义记海味号老板刘尊三、泰升广货店业主张绍怡、志成化妆印染作坊经理张剑秋、五金号业主刘寿卿、公济钱庄经理王印川、韩慎康海味号老板韩敬之、均益人力车行老板俞锦堂、邓祥和棉花商号老板邓德夫、福祥袜厂经理董光祥、厚康钱庄老板朱鉴清（朱鉴卿）、通惠路留光照相馆经理彭振清、宜昌县卅四家报关行联合办事处董事长王泉山、源生昌海味杂货号大股东覃吉甫、同春福海味号管事万雅言、鲍祥泰杂货海味号老板鲍礼臣、赵永隆盐号老板赵辅臣、裕丰昌绸布店主蔡云程以及黄大顺钱庄、曹恒茂税号、王日新酱园、陈善夫杂货海味号、王华堂益源正盐号、鼎丰厚绸缎号、黄恒顺油漆号、马正兴杂货号、王恒豫油行、同记花行、寿康漆庄、胡鼎裕酱园、王恒升酱园、朱大顺榨坊老板等人，被何键、王天培等人面命之后，有人不以为然，有人将信将疑，有人义愤填膺。
最后，遭劫严重的刘寿卿等几家商号极力委派李云门、黄恭谦、韩少阶、王信之等人赴省请愿：贵州军队独占战功、争抢地盘、强派捐款、纵兵抢劫，引发“宜昌之变”。
12 月23 日，北伐前敌总指挥唐生智与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龚浩、国民党党代表刘文岛、第八军参谋长曹伯闻、政治部主任彭泽湘、副主任兼秘书长张其雄偕同苏联军事顾问巴甫洛夫（巴罗夫）、奥依尼奇一行数十人，携带大批宣传品，乘轮船抵夷陵城祝贺：令何键师暂移城外；宣布夏斗寅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贺龙部脱离第九军指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五师”，负责鄂西警备；报请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点编委任。
这样，一是安抚贺龙，二是削弱左翼袁祖铭黔军实力，以相互牵制。
宜昌城，滨临长江涌出西陵峡后南渀之东岸，上控巴蜀，下引荆襄，喻为“三峡门户、川鄂咽喉”，“蜀道三千，峡路一线”，为兵家必争之地，白起烧夷、蜀吴夷陵之战，曾经改写历史。
宜昌古称夷陵；东晋时，分夷陵西境，另置宜昌县，寓意在于“祈福分境置县，宜于国运昌盛”；北周时，改为硖州；北宋时，改硖州为峡州；明初，改为夷陵州。
明朝洪武十二年，修筑夷陵古城，筑八门。为便于取水，六个城门沿江一字排开，沿江自北至南是北望门（大北门）、北左门（小北门）、镇川门、中水门、文昌门（小南门）、南藩门（大南门）。同治年间封闭小东门，这样，只有一个大东门通向陆路，是城区通向东乡、北乡的要道。
清朝顺治五年，改夷陵为彝陵；雍正十三年，升彝陵州为宜昌府，改彝陵县为东湖县；夷陵城为府、县治所。
《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宜昌被辟为通商口岸，设立海关，开辟商埠区，正式对外开放，外国迅速侵入宜昌，勘定租界、设领事馆，英、德、美、日各国洋行蜂拥而入，成为鄂西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
一时间，在夷陵城落成的西式洋楼公馆、公寓、堆栈、仓库等具有异国风格的高层建筑群，鳞次栉比，为之服务的西餐馆、波罗馆、网球场比比皆是。
中华民国初年废府、州建制，1912年改东湖县为宜昌县。
中华民国政府和湖北省公署把宜昌作为商埠重点开发建设，1914年成立宜昌县商埠局，局长由省公署直接任命，聘请英国工程技术人员编制《拟修宜昌商埠规划图》，在城外开辟商埠新区。为适应开辟商埠的需要，在通向小南门的另一头拆去一段城墙，改建成“通惠门”，俗称“小东门”，以利于沟通城内与新区的联系。
今年夏，宜昌县商埠局改为“市政督办公署”；这样，宜昌县城——夷陵城区就称为“宜昌市”。
唐生智在各军、师、旅长参加的欢迎仪式上，严肃军纪，慰问部队，以第八军为主布置祝捷联欢会。
1926年12月24日，时年二十七岁、由中共湖北区委书记转任第八军政治部主任的彭泽湘与政治部宣传科长、共产党员熊受暄召集本军驻宜昌第一、第二师政治工作人员会议。
第一师秘书长段德昌、宣传科长宋家国，团政治指导员米青、顾仲起，第二师政治部党务科长张知非、宣传科长王策明与团政治指导员钟石林、宋家侣、黄舜知、冯又村、郑步鸾等十数人与会。
会议指定段德昌、王策明等参与“党部及民众团体组织宜昌善后委员会”。
次日，南军代表熊受暄、顾仲起、段德昌、米青、王策明等共产党人，宜昌县学生联合会刘镜荣、王廷玉、王明琴，共青团代表胡运良与肖知孝、肖知娣姐妹，共产党宜昌县第二小学支部书记郭新柔及党员郑良品（郑修端）、郑修懿（郑修宜、郑修益）等教师代表，国民党宜昌临时县党部陈恕伯、梅时英、佟士虢，宜昌市党部筹备会李芳园、张清夫、钟楚生，工人代表柳林香、郭任卿，妇女代表曾昭斌、贾芳湛，商民代表曾竞先等人，组成“宜昌善后委员会”，聚于云集路商会对面一师政治部，筹备明天的祝捷联欢大会。
宜昌国共组织滥觞于湖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省立三师、宜昌三师）。
去年8月，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钱介磐闻知汉口致忠中学原校长、国民党员冼百言的辅德中学聘约已满，遂推荐其至宜昌，担任省立三师教务主任。
临行，省党部常务执行委员董用威与钱介磐嘱令冼百言在北军驻扎的宜昌秘密筹备宜昌市党部。
广东南海县人冼百言(1891－1978，冼伯言、冼震，生前为湖北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在武昌中华大学期间，和同窗恽代英、梁绍文、附属中学国文教员黄负生创建武昌最早的新文化运动社团——互助社；1920年入董用威、倪季端等创办的武汉中学；1921年7月与恽代英、林育英、林育南、李书渠、郑遵芳（郑南宣）、李求实、唐际盛、易礼容、萧人鹄等人，在黄冈县白羊山脚下的浚新小学成立共存社——被誉为中国农村唯一的、最早的、也是最后的共产主义小组，1925年春，由钱介磐荐入国民党，7月当选为省党部监察委员。
冼百言在江汉关码头登上逆江而行宜昌的“其丰”号江轮时，省党部候补执行委员祖山竹亦乘船西上。“其丰”号由1923年筹建的美商捷江轮船公司航次汉口至宜昌。
湖南籍共产党员祖山竹原为河南信阳豫南中学英文教员，与教务主任秦君侠、体育教员仝子春组成共产党支部，领导学潮，避来武汉，协助董用威、宛希俨筹办《楚光日报》。
共产党武汉地委书记彭泽湘、国民委员会书记董用威与宣传委员钱介磐指派祖山竹以国民党英文教员身份，去宜昌发轫共产党组织。
冼百言、祖山竹肩负各自使命，同船共溯，正好赶上位于宜昌县城内东正街文昌宫及旧县学宫的省立三师秋季开学。
“同学们，如今中国社会各种时弊之严重，触目惊心，同样送丧，富人棺椁厚，亲朋影从；贫者席卷土埋，无葬身之地，爰何发生差异?是有阶级存在。阶级消灭了，人人才平等。”冼百言教国文、哲学。
来自当阳县的佟文正与张人瑞、巴东的黄大祯、宜昌的罗明铎、宜都的江崇本、公安的邱鸿锡、兴山的刘子泉与宋天林等学生下课后，围着冼百言义愤填膺，冼百言遂引导他们深更半夜阅读《道枢》《武汉星期评论》《光华学报》《学生周刊》《国民新报》《政治周报》诸刊，首先将佟文正登记为国民党员，接着，由佟文正牵引黄大祯、张人瑞、罗明铎、宋天林、江崇本、刘子泉加入国民党。
继而，冼百言嘱咐他们分头行动，将学生会的各班代表大都吸收为国民党员：当阳的慎家驺、洪勋、徐葆元、董文飞，枝江的张子明、吴先孔、胡伯温，公安的邱宏锡，荆门的潘荣西、王明勋，宜昌的郭新柔、陈明昕（陈明析）、魏士榜，秭归的韩方宝、刘光汉，远安的陈树屏、田传发、盛殷昌、王芳型，长阳的何光影、覃祥钟，巴东的武道生、谭嗣廷、黄艺圃，松滋的赵承先、熊映观、邹永典、杨治金，兴山的朱全山，石首的李箴夫(李玉阶)。
省立三师创办于1914年7月，汪吉六、高国英先后任校长，附属小学主任王善乾（王体之），招收来自鄂西巴东、兴山、秭归、远安、当阳、枝江、宜都、长阳、五峰十余县之学生。
1923年春，“收回旅大”“反对二十一条”和“抵制日货”运动波浪宜昌，日商班轮营业清淡，而怡和、太古、招商三家公司之货运顿觉拥挤。
4月12日，宜昌各界两万多人冒着大雨，在商会大操场举行响应反对“二十一条”的示威集会，掀起抵制日货高潮，宣布成立“宜昌外交后援会”，实行对日经济绝交。
宜昌县商会正、副会长韩慎之（韩大升）、李春澄号召消费国货、抵制日货，决定于三日内将所有日货尽行销毁。
会后，宜昌三师学生刘子泉、郭新柔、向泉山、慎家驺、张人瑞、黄亚先、廖景坤、谭儒念、鲁有棋、熊映观、邹永典、杨治金、吴先孔、胡少衢百余人，在学生会王典章（1902—1928，王西尧，后为中共江陵县委委员）、梁子厚、张华甫、黄大祯、附小教员孙富远学长等人带领下，与湖北省第九区夷陵中学（彝陵中学）刘子和、美华书院易吉光、华英中学谢宏恩、宜昌私立商业中学的李勋带领的同学们一道，游行、演说。
刘子和请回学长王均予（1905—1978，王大权、王达夫，后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等职）担任演讲员。
王均予出生于宜昌县城一贫民之家，十一岁时入县立模范高等小学校，与易吉光（1903—1983，易司伦、易朴、易辅臣，后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等职，1951年被开除党籍）同窗，1920年春升入四年制夷陵中学，秋季，因父、兄相继病逝，家境困难，只好半贸半读，1922年秋，又因母亲病逝，被迫退学。
易吉光祖籍宜都县安福寺，其父早年来宜昌以抬轿子为生，逐渐经营轿舆业，人称“易家轿行”，后在内地会街经营杂货店，买卖海味、白糖、煤油等，顾客多为船员、码头工人，与王均予隔街对住。
《上海民国日报》副刊上《“二七”工仇》在宜昌传阅，王均予为之一愤，加入外交后援会演讲股。
4月26日，宜昌各公团派出代表，参加外交后援会会议。
商会会长韩慎之主持大会，报告该会的宗旨“抵制日货，实行对日经济绝交”，并演说旅大租借历史及否认“二十一条”之大要，劝告“我同胞热忱爱国，须同心协力，不要五分钟的热度”。
与其兄经营“裕丰昌”绸布店和“裕康祥”钱庄的商会副会长蔡云程（蔡芸臣、蔡先尽）号召全行业：“情愿枵腹．也不再办日货。” 绸缎业代表李云门发言：“绸缎行业中日货占十之二，今后不以日货营业，不再办劣货，已电沪、汉，停止日货来源。”
商会会董但绍芳宣诵《外交后援会草案》后，公推韩慎之为宜昌外交后援会名誉会长，省立三师校长高子衡任会长，禁烟查缉处长马绍文、交际处王子权任副会长，宜昌县学生会会长王寿桦（王雄）为总办，下设评议股、总务股、编辑股、调查股、文书股，蔡云程为评议股股长；省立三师有百余人加入该会。
高子衡宣布：外交后援会即日起开始办公，与日本的棉花交易正式解约，进口棉花均不能进港。
日侨棉花同业会接到宜昌外交后援会急电后，即通知各同业暂时停装。
萧廉臣（肖廉臣）、王春庭、王信臣、孙耀亭在宜昌白衣庵街于两年前创建森茂肥皂厂，生产“无敌牌”肥皂，这时应时推出“爱国牌”肥皂，在每块商标包装纸的反面，均印上百余字的宣传文字“自华洋通商，日货日甚，中国要强盛，就要自尊自立，要爱国，要使用国货……”，因而“爱国牌”肥皂颇为畅销。
民众憎恨资本帝国，自发地抵制而多不愿用洋货，土布业兴旺一时。
人们争相到白衣庵街宜人组织机厂购买布料。该厂为宜昌第一家纺织厂，由黎阴三（黎发槐）发起，与张协臣、黎万卿、高元占、高宏坤、高元坛等人合资于1905年开办，已拥有铁木织布机近30台，不仅能纺织和印染对子布、印花布，还能织二尺二寸宽的细白布、条花布和格子花布，时人号曰“洋布”，畅销宜昌县内外。
时，高宏坤在北正街开办的高万顺机坊，用洋纱织成白洋布，也推销市内外，销路日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