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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朱德率二十军政治部由“蜀渝”号兵船接进四川，出示由北伐军总司令签署的关于杨森、朱德的委任状。但是，杨森接受委令，却并不就职，仍然挂着五色旗。
一日，杨森在自己的白庄别墅宴请朱德、国民党中央党部军事特派员刘伯承及北伐军总政治部特派人员。
席间，刘伯承对杨森道：“惠公，你的部队番号如此之多，建制庞杂，人却不足二万，不要‘狗吃牛屎——好多'嘛，你把部队好好整顿一下。另外，是否仿效广东办一所军事政治学校啊？”朱德亦趁机劝说杨森迅速整顿部队，把军事政治学校办起来。
杨森欣然接受办校建议，在万县杜家花园，由朱德领导广州军校生协助杨森成立军事政治学校，招收学员八百左右，下设五个大队，大队长分别是文强、熊荫寰、滕代顺、江亚中、谌杰。
朱德见杨森态度不明，居心叵测，遂对杨森严予斥责。广东国民政府限期杨森就职，否则调军予以讨伐。但杨森仍不加理睬，暗中出兵东下，同卢金山组成“川鄂联军”，顺汉水东指，占天门县南之重镇岳家口后，剑指沔阳县之仙桃等要地，直逼汉阳。
不期何金鳌、曾述孔部遭到刘佐龙十五军痛击。杨森不得已，始向朱德表示悔过，特派留学日本的同乡周建侯等代表赴汉，请国民政府宽大既往。
1926年11月21日，宜昌峡江饭店。酒过三巡，杨森带着几分醉意，从身上掏出一纸文书，递给卢金山过目。
卢金山匆匆瞟了一眼，顿时神色大变。原来这是朱德第二次离汉赴万，带给杨森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签署的关于杨森任职的委任状。
卢金山心知肚明，他这次抗击北伐军，全靠杨森为报吴佩孚曾对他有知遇之恩，派大军援鄂鼎力支撑。如今在这欢宴上，杨森用这种方式告知他要改换门庭了。
适时，于学忠从沙市报急：中央陆军暂编第七师师长王都庆昨日病逝沙市。
卢金山顿时惊魂不已，只好表示愿意交出兵权，一旦战局恶化，将携带家眷进川，接受保护。
酒席散后，杨森、朱德一行匆匆赶赴云集路，设在宜昌县商会的川军临时司令部，举行接受国民革命军番号的就职仪式，杨森通电就任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督办之职，朱德通电就任第二十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随即，朱德在杨森部组建国民党第二十军党部，就任常务委员。
但同天，杨森又致电在郑州的吴佩孚示好：“森拟邀卢司令等面商机宜，一讨论及联系就绪，当仍回前方督战。”
吴佩孚当天复电：“川军忠勇可嘉，特任杨森为讨逆联军副总司令兼援鄂军总司令。”杨森秘密急令前线何金鳌、曾述孔部固守阵地，令魏楷、王文隽两个师沿长江前推布防。
朱德闻讯，严加斥责，并决然返川，和杨闇公、刘伯承等成立共产党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策划在四川省泸州、顺庆举行武装暴动，由刘伯承任总指挥，陈毅任政治部主任。
1926年11月尾，吴佩孚敕令阎得胜接任中央陆军暂编第七师师长，副官长刘万春兼独立团团长；同意中央陆军第十八师分设为刘汉三第十八师和杨荫荣暂编第十九师；包括于学忠第二十六师、张福臣第八师、张联陞暂编第五师，共六个师，归属川鄂边防军总司令及长江上游总司令卢金山节制；占有湖北西部广袤山川，而吴佩孚鞭长莫及。
唐生智武汉“总攻鄂西，会战宜昌”军事会议讯及宜昌，鄂西前途萦绕卢金山。
卢金山在宜昌总司令部召集师、旅、团长于学忠、张福臣、阎得胜、刘汉三、杨荫荣、毛永恩、刘宗仪、马廷福、潘树元、秦建斌、潘善斋、王静修、刘万春、毛先福、马恩田、唐四明、涂震亚、周立庭、拜伟以及刘建章、田礼元、景涌山、李仲豫、叶光祖诸将官会议，商讨鄂西去留。
副总司令于学忠、师长阎得胜、旅长毛永恩、团长毛先福与秦建斌等主张同唐生智决一雌雄；荆宜镇守使刘建章，师长刘汉三、杨荫荣、张福臣，团长涂震亚、周立庭诸人主意媾和；其余不知所出。
会议两天，聚讼不已。卢金山无所适从，不知所为。
“诸位，而今鄂西，吴帅心有余而力不足，唐生智南军气盛，单凭我们难以抵挡。依田某看，鄂西背负四川，应两手准备，一是当与刘湘、杨森结盟，由川军交锋南军；二是缩短防线，咸丰、恩施、利川诸地让与刘湘、杨森，荆州、沙市亦可放弃，由川军曾述孔、王文隽替我们阻挡唐军，我们聚守宜昌、宜都、枝江、松滋一线，西可入川，北能进豫。”第三天，参谋长田礼元见地，“最要紧是，我们暂作中立姿态，所部改称‘保安军’，申言保境安民，对逮捕的政治嫌疑一律释放……”
卢金山得到诸人肯首后，与交涉员魏宗莲、商会会长韩慎之同英国、日本诸宜昌领事波朗特、贵布根交换意见。与英、日领事取得一致意见后，迟迟不见刘湘、杨森表态，卢金山遂偕总司令部副官长景涌山、宜昌军警督察处处长方茂山，赴重庆寻求撑持。
杨逸棠与张清夫随王寿桦、张遗珠、杨空无一批政治嫌疑被释放后，立马谋寻李芳园，商议在文星阁筹组国民党宜昌市党部，由李芳园、曾竞先、钟楚生、张清夫、王寿桦、曾昭斌（女）、江昉七人为筹备委员，李芳园为筹委会执行委员。
张清夫恢复出版《益世报》，宣传国民革命。
而此前，陈恕伯、梅时英、佟士虢、王明琴、胡俊文、王天洪、陈明昕等已经成立了宜昌市党部，王寿琛为执行委员。
杨逸棠乃在离宜前往川东之前，物色黄大祯、刘子泉、刘子和、罗明铎、向泉山、张华甫、佟文正等人乘船，东下武昌，入“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党务干部学校”培训；并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政治部名义，批准原宜昌市党部为国民党宜昌县（临时）党部，由陈恕伯担任执行委员。
逃亡返乡的宜昌上流通讯社社长张任夫也参与市党部活动，与李芳园、张清夫集郭任卿、陈永华码头工人，洪勋、张人瑞、刘松秀、宋文明、胡荣本、唐艺圃、胡时达、王承基、黄祝英、郭池菱（郭三姑）……三师学生上街游行，高呼“打倒军阀”“国民革命万岁”，以响应南军合攻宜昌，保安军视若无睹，不予干涉。众人切盼革命军早日攻占宜昌。
12月11日，周日，不觉深秋夜漫长，清风习习重寒凉。早餐之后，金乌展翅东海上，张任夫走访田礼亨，以探听时势，田礼亨乃保安军参谋长田礼元之弟。
“卢司令与家兄、方处长去四川，仍未归来，宜昌不可一日无主啊？”田礼亨忧虑重重。
张任夫听得此讯，立马告辞，径寻军警督察处李秘书核实。
“我们督察处早已人心惶惶，一两百人的军警哪有心思打仗？”李秘书叫苦不迭。
张任夫马不停蹄，直奔市党部：“督察处军警可以为我所用，城区吴庄儒商团三四百人枪素来敌视北军，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给保安军一个突然袭击，或者与南军里应外合，一举光复宜昌。”
午膳之时，筹委会紧急会议研讨。
曾竞先担忧过于冒险，赔了夫人又折兵。曾昭斌等多数附和：“枪可不是玩的吧？他们凭什么听我们的呢？”
“听说革命军进抵江南宜都，我们不妨派代表通风报讯。”张清夫提议。
“为确保北伐胜利，我们市党部应采取行动，粉碎宜昌保安军、川军。目今，天赐良机，可以一试。”李芳园为之一振。
当场推选李芳园、张清夫、曾竞先、钟楚生、江昉……七位，辍食弃餐，奋袂攘衽，抚剑东顾，乘船直下宜都，南军第十军杨胜治第二十九师陶鼎丞第1团已经占领宜都。
12月12日，卢金山随杨森、朱德返回夷陵城，时，宜昌四面楚歌、八方受敌，城内蟹慌蟹乱、兵戈抢攘，杨森乃礼送朱德离境，部署撤离。
北伐军入城，宜昌县学生联合会刘镜荣、宜昌市党部筹委李芳园、临时县党部陈恕伯、共青团特支与共产党支部郭新柔带领学生、鼓动各界群众纷纷走上街头，贴标语、送茶水、当向导、供情报、搞运输。
“商埠宜昌，不仅磁、铁、篾、五金等行业很具规模，而且车舆、码头、划业工人庞大，工人应是革命主力啊？”筹备军民联欢会的北伐军政治部代表段德昌提醒市党部。
因而，李芳园聘请辛亥之役时、宜昌反正新军教练官、贫民工厂管教员柳林香以公昌建筑厂工人身份，为市党部工运委员，委托其筹建工会。
柳林香首先在码头、划业、车舆诸行业中，将郭任卿、郭炎臣、陈永华、陈继忠、向鉴莹、朱松年（朱崧年）接纳为国民党员；以隆中路韩慎之、李春澄、蔡云程商会洋楼为工会活动据点。
宜昌军民联欢会筹备紧锣密鼓之际，湖北省党部常务执行委员董用威派遣徐佑根（1893—1927，徐幼庚、徐幼根，后任汉口二区店员总工会工人纠察队队长等职）来宜昌，筹组国民党宜昌党部。
徐佑根，出生于四川成都，1924年自筹资金创办《西陲日报》。1926年2月，根据共产党重庆地委委员刘愿庵与公立成都大学教授李劼人介绍，徐佑根聘成都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教师张秀熟为主笔，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是年4月，徐佑根加入共产党；秋，东下革命重心武汉，投身工人运动；12月初加入国民党。
出乎意料，宜昌县市党部已经运作，三十三岁的徐佑根以省党部委任函，欲接管市党部，遭到李芳园、张清夫、钟楚生以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组建为托言拒绝。李芳园委徐佑根任筹备委员，被徐佑根拒却。这样，双方相持不决。
遵省党部命意旨，徐佑根与省立三师分部接洽，推选廖景坤、孙富远、陈宗培、黄大鹏、汪漱勋等人连夜东下武昌，入省党部党务干部学校学习。
柳林香让徐佑根住进隆中路洋楼，向韩慎之、李春澄商会筹措办公经费。
那柳林香最憎洋人，遂首先在宜昌一等邮局扶立职工会，向副邮务长鲍威尔提出改善待遇、同工同酬、一天干活八小时、加班发加班费之要求，那鲍威尔不容置辩地拒绝接受。
清朝光绪九年，即1883年宜昌海关邮局开业，1897年改称宜昌大清邮界总局，为宜昌创办邮政之始，首期开辟宜昌至重庆步班邮路，沿长江北岸，经归州、巴东、巫山、奉节、云阳、万县、长寿到达重庆，全长近一千公里的峭壁陡崖、涉水绕道邮路，邮程十三天，而邮差艾守正曾十天到达，谓“飞毛腿”。后，开辟宜昌至万县的木船邮划班，由五只邮划行驶增至五十五只，随川江轮运兴起，才日渐式微。
1912年6月邮局迁出宜昌海关，租赁位于海关上首的英商隆茂洋行楼房一栋办公和营业。与海关仅隔水巷子（邮政巷），过河街，即是长江水码头，上至重庆，下至沙市、武汉、上海，除官办轮船招商局经营轮运业务外，还有多家民营公司轮船以及外国的商船、炮艇等，皆可载运邮件。1913年改称宜昌一等邮局，隶属湖北邮务管理署。局长一直由管理署副邮务长洋人充任。
李芳园、柳林香立时聚市党部筹备会曾竞先、钟楚生、张清夫、王寿桦、曾昭斌、江昉诸委员，分头鼓动邮局职工会罢工，收发、包裹、转运、步班各班组首先响应。
鲍威尔闻之默然，无动于衷，双方陷入僵局。
时，唐生智率队莅临宜昌，祝贺大捷。市党部被邀请参与“党部及民众团体组织宜昌善后委员会”，筹备祝捷联欢大会。
会后，段德昌随肖知孝、肖知娣姐妹来到南门正街青砖瓦房的肖文美刻字店，印刷宣传品。“肖文美”是店主，还有一个小儿子肖知忠，也是进步学生。
肖知娣，这位美丽开朗、思想进步的宜昌姑娘，先后就读于宜昌崇实女校、九字学校，1924年就在进步教师的影响下与姐姐肖知孝、弟弟肖知忠一起，印刷、散发反帝反北洋军阀的传单，参加游行集会，成为了宜昌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
筹备会上，充满革命激情的肖知娣一眼瞟见年轻英俊的国民革命军军官段德昌，便暗生情窦，被段德昌的演说深深吸引。
会后，与会代表分头行动，准备明天的军民大会。
肖知娣主动承担宣传品印刷任务，邀请段德昌一同前来监督刷制。
店主肖文美听说用于军民联欢会、庆祝北伐胜利，遂按照段德昌要求，立即制模，和儿女们分两班，轮流晚餐、赶制。
入更时分，郭新柔、郑良品、郑修懿、胡运良、贾芳湛等人率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将印好的标语分头粘贴宜昌街巷。其后，段德昌同王策明、米青、顾仲起、钟石林等人将其余宣传品运往城外铁路坝会场。
1926年12月26日平明，第八军叶琪、何键两个师主力，夏斗寅师代表，邓玉麟第一路，第九军杨其昌、贺龙两个师与第十军王天锡师及唐力臣、周光焕独立旅，三万余人，在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龚浩、第八军参谋长曹伯闻统一指挥下，进入铁路坝广场，举行军民联欢祝捷大会。
“宜昌善后委员会”号召的各界代表与自发前来的民众七万余人，使沉寂荒废的山坪沸腾起来。
据传，王天培为向唐生智指挥的第八军显示自己的实力，特将吴国梁、颜德基、潘善斋教导一、二、三师，雷应楫教导团、唐四明独立团、樊松甫炮兵团，以及刘守仪暂编第二师全部调入铁路坝校阅，而只安排叶琪、何键部主力，以昭示与第八军抗衡之势。
大会由前敌总指挥部党代表刘文岛、第十军党代表周仲良、宜昌市党部筹备会执行委员李芳园共同主持；一同推举前敌总指挥唐生智、政治部主任彭泽湘、宜昌临时县党部陈恕伯、商会代表韩慎之、学界代表郭新柔、工人代表柳林香、妇女代表贾芳湛、商民代表曾竞先、学生代表刘镜荣、农民代表陈本金组成主席团，唐生智为主席。
主席团各代表演说之后， 第九军军长彭汉章与党代表、彝族人安健（安舜卿），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副军长高冠吾、参谋长傅晋廷、党代表周仲良、政治部主任甘凤章以及叶琪、何键诸驻军师长也相继发表祝捷讲演。
大会通过“宜昌善后委员会”拟定的《五项提案》之后，决议由顾仲起、段德昌、王策明召集征求人民意见负责人会议；由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助理、共青团员卓子魁（卓立）与宋家侣、钟石林召集调查组人员会议；由前敌总指挥部代表、四川金堂籍共产党员刘贯之与第八军政治部党务科长张知非以及宋家国、胡超吾等召集组织民众会。
段德昌、梅时英、郭任卿负责组织的大会宣传队，振臂领呼口号：打倒假革命！巩固革命势力基础！拥护总理三民政策！实行农工政策！国民革命成功万岁！
佟士虢、胡俊文、张清夫、王寿桦、郑良品、郭炎臣、朱松年、向鉴莹、王天洪、杨生民、王廷玉、杨古秋、崔惠涵、肖知孝、肖知娣、郑修懿、曾昭斌一批国共党员、共青团员，与南军宣传科成员散发肖文美刻字店印刷的革命传单。
会后，潘善斋教导三师杨正坤、赵茂修、庞梦源各团开赴宜都驻防，与会民众在宜昌城内提灯游行，欢呼胜利！
唐生智向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电报鄂西军事：袁祖铭称有两师三旅，实只三千余人，将来是否在湘西不动，或至鄂西，均宜注意；鄂西问题乃在革命旗帜下的能否服从党义问题；袁祖铭为人，不能认识本党主义，且有英雄思想；贵州军队能耐苦，但纪律不佳，如在湘西，山地险阻，颇难解决；张联陞在湘阴一带，已委为独立第九师长，彼要求如不能发足军饷时，须准其收鸦片捐，已允其所请；鄂西一旦解决，鄂北更容易矣。
令段德昌惊喜万分的是，他在主席台上的浓浓的湖南口音，引来了他在广州军校的挚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主席周逸群，还有贺声洋、袁裕、李明铨、戴独明、刘道盛等校友。这是他们自8月在长沙分别后的宜昌重逢。
他们在宽旷而沸腾的铁路坝席地而坐，畅谈别后经历与他们信仰的共产主义未来。
“听说你们的贺胡子师长非常了得，很受百姓欢迎，你们这些臭皮匠是不是也沾光了？”段德昌笑问。
“贺胡子是中山政策的积极拥护人，他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旗帜举得最高。”周逸群道，“可惜，贺胡子的日子不好过啊，全师已断饷多时了，总部只是断断续续一点军饷，我们的左翼总指挥袁祖铭坐收常德、澧县，根本就没有管过我们师，王天培又霸占了宜昌税款，九军杨其昌的日子也不好过。”
李明铨道：“我们现在仅靠松滋的凑饷与宜昌百姓的捐赠维持。”
“你们师改属总司令部，等总部点编后，可能会改善。”段德昌提议，“走，见见你们的贺胡子师长去。”
贺龙一见段德昌，大声道：“人才，共产党就是出人才；你今天的气势盖过唐总指挥啊！”
段德昌连忙道：“贺师长刚才的慷慨陈词，犹在耳边，‘这次革命军北伐，是要打倒北洋军阀及其走狗，我全师将士，决不辜负各界父老兄妹的咐托，一定按照总理遗嘱，再接再厉，努力奋斗，扫清妖氛，统一南北，使全国同胞，都过上幸福生活’……”
“北伐战争是要打土豪劣绅、打军阀、打外国强盗的，是谋求中国统一的，这正合我的心意，所以，我的部队参加了北伐战争。我以前的想法太狭隘了，以为劫富济贫就等于革命，现已经懂得，要想大家富裕，不容许少数人发财，必须依靠大家的力量，只依靠个人或少数人的力量是做不到的，我的思想是让大家一起富裕。”
“实现由按劳分配发展为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大家就真正一起富裕了，”段德昌回答说，“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贺龙让副师长刘翼、行营参谋长陈淑元指挥队伍回防，自和周逸群、段德昌等人前往峡州饭店畅谈。这三位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在宜昌第一次相聚相识了。
第二天，即1926年12月27日，贺龙全师在铁路坝举行检阅，重新编发枪支。
士兵手里的“老套筒”“九子连”换成清一色的“汉阳造”“三八式”新式步枪。
当晚，贺龙召集心腹贺文慈、李云卿、覃辅臣等人道：“当前局势诡异，唐总指挥并没有解决我们粮饷，何键、王天培又卡我们脖子，听说我们的蒋总司令要在南昌建立指挥中心，国民党左派、右派明争暗斗，争权夺利。我们必须有自己的后方，以防万一。现在正好有一批枪，我想让你们运回桑植，和香姑大姐一起发展武装，巩固后方。”
时，湖南各团体通电反对袁祖铭屯居湘西北。
袁祖铭十二军进驻常德、澧县一带，把持财政、截留税款，擅委官吏，招兵买马，成为以湖南为后方根据地的唐生智心腹之患，唐生智遂欲利用贺龙与何键、王天培的矛盾，牵制袁祖铭，使袁祖铭黔系内讧；而蒋介石又想利用袁祖铭牵制日益强大的唐生智湘系。
贺龙师在唐生智眼里不过是一位由“土匪”起家，分投于川黔地方军阀的“土军阀”队伍。因此，唐生智只是让何键驻防东门外，就匆匆前往沙市劳军，返回武汉。
贺文慈、李云卿、覃辅臣纷纷赞成。
次日，贺、李、覃氏挑选大庸、桑植籍精壮战士十几人，租用两艘大木船，将换下来的一万余支旧枪全部装船，顺长江东下，经松滋河，转澧水，运回桑植。
至松滋县城时，将部分重伤员移交松滋临时县长陈震南安置。
抵达澧县县城时，由负责师部留守的警卫营营长、湖南桑植县白族人谷梅武（1900—1936，谷伏，后任红三军独立团团长等职）给政治讲习所学员每人配发步枪一支，一并补配李权、龙瓒新兵补充团枪支。
时，讲习所政治教官武文元、夏曦等人已经返回长沙，与郭亮、李维汉、潘福岩等人组织成立湖南省总工会纠察总队，武文元任队长、潘福岩任副队长，夏曦等为总工会执行委员，郭亮为执行委员长。
12月底，贺龙刚吃完晚餐，正要出去，再次拜访宜昌宿儒张子恒之女婿刘先登（1888－1947，刘尚之，后为北京大学医学院教授），邀请他随部就任上校军医。刘先登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由南京鼓楼医院回家探亲。
这时，叶琪师秘书长段德昌匆匆忙忙赶来，拉着贺龙往城西赶：“汉口特派员树人先生来了。”
贺龙停下脚步疑问道：“是唐总指挥的代表，还是蒋总司令的僚客？ ”
“吴先生是同盟会老会员，也是共产党人，是汉口联席会议派来的。”
贺龙一听是共产党人吴玉章（1878－1966，吴永珊、吴树人，后为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立马迈步，踏开雪地前行。
这时，警卫团长贺桂如带着贺学传警卫排赶来护送；刚走不远，贺春轩、贺学栋、副官向石宇和秘书长向劲遒等人也快马追来。贺龙便让贺学传警卫排返回待命。
段德昌带领贺龙直奔县城核心通惠路、吴玉章下榻的峡州饭店。
吴玉章，四川省嘉定府荣县人，1906年加入同盟会，1917年在北京创办留法俭学预备学校，选送留法学生近两千人，周恩来、邓小平、王若飞、陈毅、聂荣臻、赵世炎、蔡和森、张申府等留法学生，都成为中国革命的栋梁。1920年领导四川“自治运动”，1922年到1924年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组织马克思主义团体；1925年在北京，经赵世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后奉陈独秀、王若飞之命前往广州与国民党中央取得联系后，以国民党中央驻四川省“党部筹备员”身份，赶赴重庆，与杨闇公、李筱亭、萧华清、陈达三等组建国民党四川省临时党部，并介绍刘伯承加入共产党。
1926年 1月，国民党“二大”秘书处秘书长吴玉章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7月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
北伐武汉后，吴玉章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四川特派员身份，助刘伯承等人泸顺举义。
就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武汉途中，蒋介石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移驻南昌后，要求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驻南昌。
1926年12月5日，国民党中央正式宣布中央党部和政府停止在广州办公，各机关工作人员分批前往武汉。作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吴玉章连忙前往武汉，投入搬迁。
12月13日，汉口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大楼，为应对蒋介石要求，不致使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权力中断，在苏联首席顾问鲍罗廷的提议下, 到汉的部分国民政府委员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孙科、徐谦、宋庆龄、邓演达、董用威、吴玉章、唐生智、蒋作宾、宋子文、陈友仁、叶楚伧等，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由徐谦任主席，行使中央最高职权。
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忙于限制蒋介石军事独裁、提高党权，支持工农运动之时，宜昌告捷后，驻军争抢地盘、截留税款、纵兵抢劫、强派捐款，引发兵变，引起“临时联席会议”关注。
时，唐生智电报鄂西战况，请派员接收克复地民政、财政。
12月17日，在武汉临时联系会议第三次会议会上，由邓演达提议，吴玉章被委派为中央特派员，赴鄂西视察党务、军事及社会情况，并促进民政、财政之统一，特派经费一千元。
但是，一时无船宜昌。
吴玉章出席12月24日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第七次会议，商议唐生智从宜昌电告鄂西近况诸案：
据个人观察，沙、宜一带军队名目甚多，纪律不甚良好，似此以暴易暴，非民众所需要；军队所用别动队临时名称已改为正式，人数不全，只有千余人、数百人，亦称师旅者；不得已乃召集军事会议，情形业已报告中央；应解除人民痛苦，使其不可如军阀之奸掠，兵杂饷项，又无规定；兵贵精、不贵多，不能以暴易暴，革命非专赖兵力，民众力量尤大，政府对于民众军队，当有威信；宜、沙方面，号称有五万多兵，实无此数，现有教导师，名义太多，结果即有伙食亦无办法，且已发现筹款劫掠情事；军队若无纪律，便不算得力量；财政若无办法，又失民众信用，殊违吾人革命本旨；在宜所开军民联欢会，有高呼打倒假革命运动口号，县及区党部尚有军队革人民之命等语；前次已电请中央维持，至军队请饷，无册考查，不能规定办法，请各委员同志讨论；附带报告敌人情况，只有一师除缴械收编外，不过几千人，并无力量。
邓演达发言：宜昌各处请运米去，应请归鄂西案一并办理；本席以为应请孙科同志与商会交涉，由中央电唐总指挥与吴玉章同志协商一切；沿途注意运米前去，否则民间已无粮食；一面答复宜昌各处来电，表示中央已知民间疾苦，近已设法办理；本席以为财政部及省委员一同与吴同志前去更好。
徐谦主席：由中央联席会议电唐总指挥，关于军民财政之统一，就近与吴特派员协商，并设法制止军队奸劫行为。
吴玉章：关于鄂西文电，请秘书处抄录一份，以便带去；本席自受中央会议派后，因近四、五日无船，不知何时可开，有船即去，不知总部有船否？有则更快。
邓演达继续：九、十两军在宜昌有奸掠强抢情事，中央应去电；闻宜昌军队纪律不十分好，请他查明报告，语气不要很重，使他们晓得中央知有此事。
蒋作宾：叫他们就近制止。
徐谦：一面电唐制止，一面查明报告惩办。
邓演达：此系前几天报告，现在或者较好，亦未可定。
12月27日，吴玉章方辞行临时联席会议，偕广州军校政治部原宣传科长、政治教官张效翼（张晓飞）启程，财政部长宋子文推荐邓元成随行，担任财政部宜昌禁烟查缉处处长，负责财务税收。
吴玉章一进宜昌城，只见满街是荷枪实弹的士兵游荡，有些士兵竟草鞋在雪地里，民居多被进驻，市面极形不安。这些杂装士兵必不是苏俄装备的第八军，吴玉章一打听，果真是主要来自贵州的九、十军。
第八军师旅团一般配备有共产党人为主的政治部，唐生智严令其驻扎城外，自然扰民极少；九、十军中，只有贺龙师配备周逸群宣传队，故军纪相对很差，而十军又掌控了宜昌政府、财政、民政大权。唐生智看准了这一点，让九、十黔军居于城内，引起民愤，从而通过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及中央特派员，借总司令之手，藉口将其调防，分割与湘西袁祖铭的唇齿之倚，巩固湘鄂两省地盘。八军二师师长何键对于驱逐湘鄂境内黔军，当然卖力。
唐生智与何键鼓动的宜昌商界不停状告黔军，致使“鄂西九、十两军之暴行”成为武汉临时联系会议连续议案。
吴玉章刚刚住进宜昌市峡州饭店，何键领师参谋长龚长鲤、行营参谋长王凡生，旅长刘建绪、危宿钟等人闻讯而来，名为接风，实则拿出几份《正心报》《益世报》给吴玉章过目，请求严惩纵兵掠夺宜昌的第九、第十军，遣散黔军。
何键一行刚刚离开，由宜昌十三帮为主成立的宜昌商会一伙人接踵而至，请求特派员揪出真凶，赔偿损失；调离驻军，地方不堪重负；并请阻止第九军军长彭汉章及其所辖杨其昌、毛鸿翔、廖湘芸各师开拔来宜：“该军旗帜复杂，行为荒谬，若不早为防止，后患何堪设想？”
当晚，吴玉章冒雪至十军司令部，让邓元成接管宜昌禁烟支处。时，军长王天培与彭汉章随唐生智东下南昌，参与蒋介石在南昌召开的军务善后会议，讨论军制及军政大计，并商订长江下游作战计划；由军参谋长傅晋廷代管。
傅晋廷满口答应交出民、财两政，并撤离县政府人员；同时，叫苦不迭：“本军自川而黔而湘而鄂，转战而来，皆自就地筹饷，却饷项缺乏，困难实甚。目今十军数万人马，饷项无着，坐等总部拨付，在总部未决定办法前，特派员不能饿死士兵吧？唯禁烟支处可解我军燃眉之急啊？”
经再三交涉，傅晋廷始勉强于一月一日交禁烟支处与专员邓元成。
当晚，吴玉章接武汉电，委派他为特派员，赴川调解军中争端，遂嘱川北邻水县籍共产党人张效翼先行回川，去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工作。
张效翼在宜昌喜逢广州军校青年军人联合会周逸群、段德昌、贺声洋、戴独明诸旧识后，前往四川，暂且按下。
话说八军一师秘书长段德昌和周磐团第一营营长彭德怀趁着雪天，探讨修改救贫会章程、对兵士政治教育诸问题。
段德昌、彭德怀对贺龙处境非常揪心，却又无能为力。这日，段德昌辞别彭德怀，闷闷不乐进城，入南正街肖文美刻字店，肖知娣早就准备好了晚餐，等待段德昌。这时，肖知忠兴冲冲闯进来，告知大家，中央党部特派员莅临宜昌，接管禁烟支处，要成立总工会、县党部……
“难怪今天我们南正街的财主、地主豪绅们全都往峡州饭店钻。”肖知娣若有所悟。
南正街，宜昌市最繁华的商业老街，几乎囊括了开银行、当铺、银楼、商号、店铺的巨富们，宜昌老字号雄踞南正街及周边；而新开通的通惠路则是达官贵人、富商大贾、洋人买办出入之地，逐渐成为宜昌新的商业繁华街道。
段德昌恍然大悟，三下五除二拔了几口饭，没给肖知娣拿出油纸伞的机会，把自己消失在街头雪雾里，直奔峡州饭店。段德昌拜会吴玉章后，出门坐了黄包车，直奔贺师驻地。
当段德昌、贺龙一行抵达峡州饭店时，吴玉章私人秘书孙壶东（1901－1986，孙沙瀚，身前为四川省政协常委）已在门口迎候，四川黔江人孙壶东望见贺龙是一位魁梧结实、又精明强干的人，怎么也不像先前听闻的湘西山大王做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