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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壶东毕业于国立北京法政大学，万县“九五”惨案后援会的组织者，时由汉口返回四川，在宜昌码头转乘等船，然而，宜昌至四川已经被溃退回川的杨森断绝了川鄂轮船交通，妄图给宜昌及武汉施加压力。
闻知吴玉章下榻峡州饭店，孙壶东便前来拜望，见他忙得不可开交，遂留下襄助。
“宜昌码头工人众多而且艰辛，你要多多关心他们，把他们组织起来。”吴玉章一见面孙壶东，就难忘风雪中登岸宜昌时，码头工人们顶风冒雪搬运的情景，不由叮嘱起来。
孙壶东感同身受，毫不犹豫答应之时，徐佑根拜访：“我去搞工人运动。”
孙壶东看见徐佑根头戴瓜皮小帽，身穿棉长衫，套一件青布马褂，俨然一位老翁，已经荡然无存《西陲日报》社长的儒气，不由有些疑虑。
吴玉章却如获至宝，谓徐佑根：“宜昌乃我们四川进出货物的转运地，码头工人特别多，他们深受剥削，生活甚为痛苦。把他们组织起来，可以影响川鄂两省的工人革命，这对我们国民革命，影响巨大。你有汉口工运经验，宜昌的工运措置裕如，但也不可等闲视之。”
徐佑根瞥见吴玉章忙于接见各方人士，而孙壶东也急于翻译电文，遂满心欢喜告辞。
这时，段德昌、贺龙驾到。
早已听说由共产党人组建的周逸群左翼宣传队几乎被贺龙全部挽留，吴玉章自然心生轸恤之情，让贺龙解释《正心报》《益世报》披露的抢劫事件之后，贺龙掏出一份委任状：“袁总指挥委贺某所部为第四路第八师，请特派员定夺。”
吴玉章见贺龙非常诚实、又豪爽，有担当，心里暗暗赞许:“难怪周逸群在贺龙一师如鱼得水！”
由于宜昌重庆断航，烟土交易锐减，邓元成又未能接管宜昌禁烟支处。当晚，吴玉章亲赴云集路与宜昌商会磋议，暂由商会每日借出两千银元予贺龙师伙饷，也借予杨其昌师千余。
宜昌商会让公济钱庄经理王印川如数借出公济钱票，公济钱庄由宜昌十三帮共股，所发行的“公济票”与国民政府的银元、官票共同存在，在宜昌一带最通行。
南军第八、九、十军叶琪、何键、杨其昌、贺龙、王天锡五个师和邓玉麟第一路、唐力臣独立旅以及被收编的刘守仪暂编第二师川兵，“保安军”吴国梁、颜德基教导师等部数万余人，拥挤在小小的宜昌县城及郊外，送走轰轰烈烈的1926年，在天寒地冻中迎来了1927年。
话说元旦这天，段德昌应彭德怀之邀，与米青进入一营驻地，以救贫会为核心秘密成立士兵委员会，由班、排长张荣生、李灿具体负责，修改救贫会章程至六条，通过进行政治教育的口号——吃农民的饭，穿工人的衣，吃饭穿衣是工人农民的，我们要为工人农民服务——并决定以夜校形式举办一营训练班。
因不能在第八军发展共产党员，彭德怀再次要求加入共产党，自然未能如愿。
下午，段德昌、王策明、米青应肖知孝、肖知娣姐妹邀请，莅私立宜昌女子中学校，主持成立宜昌市妇女协会。
宜昌女中，于去年9月公开招生，招收一个初中班、一个补习班，王廷玉、杨古秋毕业，留校任教，李玉英打算还聘请董泽恩、刘全英、张子衡等女子来校任教，准备开设小学班、幼稚班，因为当时很少有小学毕业的女子升入中学。
现在，学生离校，空荡荡的校舍成为李玉英、钟贤钧、贾芳湛、崔惠涵、李一清、李一福、杨崇德、王洁清、王晓常、王晓春、陈振青、陈洁、李德煊、傅敬之、曾昭斌这群同心合意的女子们聚会之所。
推举肖知娣负责市妇女协会，唐玉文、唐玉清、郑修懿、田天芬、谢宜玉辅之。
徐佑根以省党部特派员身份，宣告宜昌市妇女协会诞生。
而此时，返回江南的胡运良鼓动胡清书、艾诗泳、胡清易、陈文先在罗镜滩组建秘密农民协会后，又在点军坡秘密鼓动周铭良、孙家廉、谭克勤、李盛权建立农民协会； 并与共青团谭家河支部书记谭克勤主持成立西乡童子团，团长谭振鹏；妇女协会由肖知娣负责兼管。
然而，宜昌城内，兵士抢劫之事不时发生。
自与四川断航，宜昌商旅维艰，加之兵卒恣劫，宜昌商户哀嚎。
武汉临时联席会议不断收到宜昌状告“九、十两军奸劫暴行事”同时，亦收到吴玉章连续报告到宜昌沿途情状,并称各军正在设法恢复交通，维护商旅；九、十两军给养困难，请就近拨付。
临时联席会议一面呈请总司令核查拨付，一面电令吴玉章就近查复。
身兼宜昌城防司令的王天培接到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关于鄂西九、十两军奸劫暴行”电报后，一面电告武汉临时联席会议，自请查办；一面整肃军纪，电令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的甘凤章、政治部宣传科长胡慎仪等人起草并发布《第十军告本军武装同志书》，号召全军坚决打倒奉系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拥护农工利益，为实现孙中山的遗愿而努力作战；并指派亲信莫连长带领卫戍连队，以城防司令部的大令整天上街巡逻。但是，碰上贺师官兵却找茬，以违反军纪为由，抓去关押，如有反抗，就拉到城外枪毙。
1927年1月3日，傅晋廷与九军参谋长程泽润（程沛民）以宜昌禁烟支处之前收入不足供两军伙食，又向宜昌商会筹款八万元，作该军在宜部队二十日之伙食。
韩慎之、李春澄、蔡云程、但绍芳、刘尊三等人对质特派员：“八万元如何抵借？”
吴玉章谓傅晋廷、程泽润曰：“革命军不能自行筹饷，当由总司令部统一拨付，要借，也只能由财政部负责来借。你们究须军饷多少?”
“月领四千。”傅晋廷脱口而出。
吴玉章乃令接管禁烟查缉处才两天的邓元成设法借拨。看官，这个由禁烟支处改称的禁烟查缉处，实际上是一个鸦片税征收处。
1月4日，王天培向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电请以王德安为宜昌关监督兼交涉员，收回航运管理权，接管宜昌海关，第二天的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第十次会议审核提交财政部核议。
吴玉章接临时联席会议查复电令之际，杨森借用二十军第十三师师长兼川东边防军司令罗觐光密电本，电请吴玉章谈判：愿意恢复交通，改悔错误。
原来，杨森被国民革命军赶出宜昌后，断绝川鄂轮行，满以为武汉妥协，但是，很快感觉与自杀无异，各种税收无法取得，致使粮饷困难，无以为继。
而此时，刘伯承领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三路顺庆兵暴军移入罗觐光防地——开江县驻扎。
为表示诚意，杨森在万县召开军民联欢大会宣布，准允各民主团体自由活动等等。为给刘伯承部活动空间，吴玉章允其所请。
1月5月，近二十艘轮船从万县驶进宜昌码头，宜昌鸦片市场一下子又火爆起来。当晚，吴玉章电告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宜渝交通恢复。
叶镛自四川造访。
1899年出生于四川省乐至县的叶镛在县立高等小学毕业后，因家贫投考河南洛阳中央陆军第三师学兵营学习军事，1924年秋冬间，转入川滇黔建国联军在湖南常德开办的陆军军官学校，随川军熊克武部进入广东，驻于连州，不久，被国民革命军缴械，军官学校部分士官生被接收，编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为入伍生。1926年秋，叶镛毕业，被派往四川，加入专门负责川中军事，由吴玉章、刘伯承、李筱亭为委员的四川特务委员会。
吴玉章急遽打探泸顺举义军近况之后，委托叶镛去武汉以后、向临时联席会议口头报告鄂西巡察情状：
九军、十军初入宜昌，在二马路一带，借名搜索，其中北兵即行抢掠；现驻军任意骚扰，驻扎民房，损坏一切，占据税收机关，向民间筹饷；秭归、巴东等处抽上下轮费，每轮抽五百元；十军由公安驻宜昌，对岸有奸淫情事，沙市、鄂西第一路曾述孔所部向民间勒捐，如抗捐即烧屋捕人；军纪以八军为最好，十五军次之；袁祖铭以黔军名义委宜沙九、十军各部，以黔军各路总指挥名义委贺龙为第四路第八师，委任状已送到，但贺龙接受与否，尚未决定；九、十军驻军伙食，前向商会筹借，自吴玉章同志到后，向禁烟处邓处长会商，每日向商会借四千元作为伙食费；行政方面，除重要位置由九、十两军委人外,余仍为土豪劣绅所把持……顺庆受省党部指挥之黄、秦、杜三部，现受田颂尧、邓锡侯、刘文辉之压迫，退开江，现有枪约四千支，给养、被服完全无着。
1月6月，小寒，贺龙师刘达五第一团朱远华连司务长上街采购，十军城防莫连长卫戍队以其抢劫财物为由，扣留其物品，司务长据理力争，被押至北门外江边枪毙。
刘达五引一团由朱远华连开路，寻卫戍队讨说法。
涂震亚、彭斌瞅见刘达五团拥出营地，亦怂动新编独立一旅、新编独立二旅士兵如斗鸡出笼，涌上街头。
代理旅长贺锦斋传令刘达五返防，集合一旅官兵告诫：“你们上街不要单独行动，要去十几个人一起去，把枪带起，城防部队不惹你，你们不惹他；他们要惹你，你们就打死他们……”
涂震亚、彭斌二旅并非寻卫戍队报仇，而是这难熬苦闷艰辛的日子，趁机打牙祭、劫掠一番财帛；商贾、城民唯恐避之不及。
是时，省党部特派员徐佑根与国民党员柳林香趁雪天正在市党部成立划业工会。划业工人乃日夜穿梭于江中轮船和接驳木船之间、做船上人生意的小划子上的划匠，也有专事粮船转运的“米划子”，还有在长江两岸之间破浪横渡客人的小木船；另一部分比较特殊，他们以船为家，或买卖、或贩运，被称为“水上旅馆”“座船”；宜昌座船蔚为大观，数百人从其业。共推柳林香为划业工会委员长，委员何清修、郑启明、严开松、蔡光洪、杜发海等。
大门被持枪实弹的兵士撞开，飞入刺骨雪片。徐佑根拍案而起：“这里是市党部，划业工会成立会，你们滚出去……”
这帮北兵、川卒反而振振有词，穷形尽相，驱逐工人代表，霸占市党部，将劫掠的食物，横七竖八在会议桌上，围着火炉，狼吞虎咽。
市党部一班人李芳园、张清夫、钟楚生、曾竞先、江昉、王寿桦、曾昭斌全部被驱逐而出。
徐佑根、柳林香无奈，径告吴玉章。吴玉章顿然失色，让徐佑根持亲笔函赴贺龙师驻地，寻副师长刘翼、师参谋长陈图南交涉。时，贺龙、周逸群正在松滋县处理陈震南事件。
陈图南一直不满周逸群，由此衔恨贺龙，正想看共产党周逸群的政治能耐笑话，遂满口应承，却不予制止，并拖宕刘翼出面。
直至黄昏，贺龙接贺锦斋电报，方严厉刘翼收敛两个新编独立旅回营。
徐佑根忿忿不平于吴玉章：“打倒这些假革命，哪有军队革人民之命的？”
吴玉章至被翻箱倒箧的市党部，杯盘狼藉，不忍直视，震怒之余，查询党务，方知徐佑根仍未接管市党部，乃聚李芳园、钟楚生、张清夫诸同志晓以利害：“省党部为一省党的最高机关，县市党部当隶属之。你们筹组的市党部尽管为第二十军政治部杨同志出来组织，八军到后，其政治部亦承认之，但是未报请省党部核准，则属投机。因为你们筹组的市党部隶属不清，就不能依照党的意志切实执行，就会挟意见，分畛域，争权利，前途堪虞，一般土豪劣绅、地痞讼棍，就混入党籍，曲解党义，以图私利……”
李芳园闻知，遂答应交出全市党员名册。
吴玉章返峡州饭店时，临时县党部陈恕伯、佟士虢、梅时英、胡俊文、王天洪，市妇女协会肖知娣、唐玉文、郑修懿、田天芬以及商会众人已经等候多时，状告九军、十军兵士乘混乱之机，骚扰其所。
于是，“贺龙等摧残党部及革命团体”之电报雪片飞入武汉，自1月10日始连续数次成为武汉临时联席会议议案。
鉴于此次事发于十军城防卫戍队与贺龙师冲突，吴玉章乃召集八、九、十军，独立十五师、临时县党部、县政府、宜昌关等主脑商定，合组联合稽查处，由湖北省政务委员会核派的宜昌县警察局长杨经曲（1884—1951，杨澧，后任新四军五师一纵司令员等职）任处长，以免纷乱，而稳定宜昌秩序。
杨经曲出生于湖北省武昌县，早年就读于武昌府师范学堂、湖北高等巡警学校，在存古学堂读书时与董用威同窗，参加辛亥之役后，于1914年在上海加入中华革命党，1926年夏北伐福建、江西、河南，冬，任湖北省财政厅总务科长，经省党部董用威推荐来宜。
杨经曲联合稽查处接管宜昌治安后，吴玉章如释重负，当即电告武汉：“鄂西任务将毕,于数日内来汉复命。”
何键乃于1月7日特地发表启事：“键奉命出征鄂西，业已驻宜昌，师行所至，对于地方民财各政谨遵，层峰明令，绝不干预，亦不保荐一人，凡我知交故旧，幸谅苦衷，习以转荐之役相屠，尤请不必远道来宜，空劳跋涉，特此声明，诸希鉴察。”
1月8日，北伐前敌总指挥部指派政训团抵达宜昌，整顿八军军纪。
第八军政治部主任彭泽湘、宣传科长熊受暄与军事股长顾仲起等五人及宣传员十数人携带《告民众书》《告农民书》《告将士书》等传单和标语各数万张，各种文件、章程和书籍，各千余份，经沙市，抵宜昌；召集叶琪、何键两师政治宣传人员联席会议。
第一师秘书长段德昌、宣传科长宋家国、党务科长胡超吾，第二师政治部主任凌璋、宣传科长王策明、党务科长张知非以及团政治指导员米青、钟石林、袁建、黄舜知、冯又村、郑步鸾等数十人联席会议。
会议主席彭泽湘作报告，会议讨论之后，王策明接着报告宜昌的社会、行政、文化、人民团体、旧派势力等情形。彭泽湘强调各部加强政治宣传。
会后，彭泽湘政训团与段德昌、王策明等人出席宜昌县妇女协会成立大会，会长贾芳湛，副会长崔惠涵、傅敬之，委员王天民、王道珍、张祥青、杨韵篁等。
1月9日，程泽润、傅晋廷接彭汉章、王天培从南昌总司令部电：九、十两军调赴长江下游。
程、傅二人入峡州饭店商榷吴玉章开拔费，商定九、十两军由禁烟处筹付十四万元。当晚，禁烟查缉处处长邓元成喜报吴玉章：“共征得烟税二十几万银元。”
吴玉章即令：“拨出十四万给九、十两军，以便其部能迅速开拔。”
1月11日，腊月初八，贺龙、周逸群自松滋返宜。贺龙作出应变：收缩部队，令刘燮旅刘超雄、王炳南、贺文选三个团移师松滋休整，其余各部移防铁路坝，靠后山扎营，加强警戒。师部设在欧式两层车站洋楼。
而被王天培收编的保安军教导师马高、枪好，以为贺师被赶出夷陵城，不时向贺师炫耀、挑衅。
王炳南团部撤离南正街陈善夫大宅院，五小姐陈洁年方十八岁，谓指导员赵伯华：“我也想参加革命，你能不能介绍我革命呢？”
“部队要开拔了，若有机会，我一定帮你找，到时候，我写信通知你。”赵伯华出生于湖南零陵县一贫农家庭，自幼寄养在伯父家中，1925年离家南下广州，在国民党政治讲习班学习后，参加周逸群左翼宣传队。
陈洁深情地送别赵伯华：“我也要像你一样推翻这个封建社会……”
贺师在铁路坝营地严加岗哨 战士们呆在营房里很少出去，各连队昼夜轮班在驻地后面山头警戒。贺龙命令官兵：“凡来犯者，坚决抗击！”
次日，吴玉章召见贺龙，将刚刚收悉的《汉口民国日报》递给贺龙：“松滋县长陈震南是你任命的吧？”
贺龙接过《汉口民国日报》，标题为“政委会电令松滋县长/释放县党部执行委员▲并拟查办该县长”报道，跃入眼帘：
“第九军先入宜昌，所有宜属各县县长，该军悉数委人充任，以久于行伍者骤膺民政,故其一切措施，难免乖语，松滋县长陈震南，亦系该军委派，日前因某项事故，与该县党部冲突，该县长竟将县党部执行委员曾子粹、罗子玉二人，擅行拘捕，经该县党部派代表来省请愿，政务委员会，业已电令该县长，从速将执行委员释放，并向各代表称，对该县长，将实行查办，云。 ——民国十六年一月六日”
仔细看了看报道后，贺龙连忙谓吴玉章：“这是我的失误，先是刘燮旅部业已进驻松滋，就近处理，释放党部执委，后又委副师长刘翼前去处置，并电请湖北省政务委员会邓演达主席重新委任县长。后，我亲往视事，省府委派张家鼎业已接任县长。我昨日方回，绝不能破坏团结，搞错革命对象。”
“宜昌市党部及革命团体惨遭贵师所部摧残……”吴玉章十分严肃。
“我与周逸群主任昨日至市党部致歉，并赔偿所有损失。”贺龙抢过话头，“新收编的川旅、北兵均未及时整饬，祸及夷陵百姓，罪在贺某。贺某将撤销涂震亚新编独立一旅编制，彭斌新编独立二旅予以解散，并通电声明，请树人先生过目。”
“查新编之独立一、二旅官兵不纯，违反军纪，常有发生，业经派部将两旅完全解散。所有该旅名义取消，其佩戴符号作废，特令通知，以防假冒。”吴玉章接过一瞧，方露出喜色。
送走贺龙，吴玉章让孙壶东向武汉临时联席会议连发两电，报告鄂西及四川情形：鄂西民政、财政，非军事有办法，不得收统一之效；此次我军到宜昌后，竟发生劫夺情事，非彻底查办，根本解决，尤不足以挽回我革命军名誉；迭与蒋总司令、唐总指挥电商已有具体办法，所需军费由宜埠筹拨；兹九、十两军已奉令开赴武昌及鄂东一带，其伙饷开拔费及鄂西财政事宜，已规定三项办法，于本日函知王总指挥天培通知各该军、师照办……
第十军与第八军、第九军为筹措军饷又发生矛盾，第九军杨其昌第二师辖戴斗垣、刘树槐、沈久成三个旅，分别以湘兵、黔卒为主；闻将开赴鄂东改编，伙饷又短缺，刘树槐酝酿哗变。
何键急遣秘书易书竹报告吴玉章。吴玉章当即挥毫一涵，使孙壸东以他的秘书身份去会何键，派出部队警戒，预防变乱。
“吴老师，这是一种军事行动，我怎么能去向何键提出，最好您亲自去。”孙壸东感到兹事体大，不愿意去。
吴玉章付诸一笑，晤会何键后，躬往杨其昌师驻地处置。
吴玉章刚返回峡州饭店，徐佑根汇报：明天成立宜昌市总工会。
柳林香划业工会、朱松年匹头业工会、李柏林建筑工会、程松文店员工会与简修亭、余达三、袁东初轿舆工会成立后， 徐佑根着手筹建市总工会，而宜昌码头工人两千余人，还有零散工千余人，为宜昌工人数之冠。
徐佑根以省党部特派员身份，与柳林香、郭任卿首先深入帮派林立的码头。
宜昌城上码头为古城码头、土码头，而城南海关一带为洋人建设的洋码头，帆樯如林、首尾相接，连绵江岸数十里。
上码头有北门顺治力行、镇川门江西帮、杨泗庙码头背篓帮、镇江阁大码头箩筐帮等等，徐佑根在镇江阁首先确立古码头（上码头）工会，由刘明达、谢伯平、陈宏章等人主导；再进入洋码头，而洋码头工人职种则复杂得多。
随着洋码头逐渐形成，原川汉铁路筑路工人包工头郭家典招揽闲散人员，出面组织搬运业务，为招商局及川江轮船公司服务，积累财富。其第四子郭任卿（郭幺胡子）曾随熊克武入川，官至团长，“二次革命”反袁失败后，重回宜昌；与三兄长子郭炎臣包揽招商局码头与海关码头一带所有土特产、华商洋货搬进、运出业务，形成“郭家码头”，并在东门外修一条小街“郭家巷”。
郭家码头一帮襄阳人在盐局码头专揽川盐、淮盐搬运，不涉及其他搬运，是为“襄阳帮”，张云卿领头。
汉阳人陈永华带领一帮乡民，以太古、怡和洋码头为中心，一直到内地会码头，形成汉阳帮码头，包揽洋船外货运进、运出业务。
两家码头，平分洋码头秋色，分别以“华商”“洋货”搬运为主，繁衍“上陈下郭”两大家族。
尤其枯水季节，洋轮无法靠岸，必须小船江心装卸转运，来自武穴县的一帮壮汉由陈耀峰、陈炳记招兵买马，形成洋码头江心装卸脚力行，以太古、怡和洋码头为据点，是为“武穴邦”；与“汉阳邦”相辅相成，被外人视为陈永华“陈家帮”。
原川汉铁路筑路工人祝允友、祝昆山叔侄与孝感县乡人在郭家码头发迹后，吸收黄陂县农民，给郭家码头提交出让费后，在三北轮埠公司码头，承揽业务，形成三北“黄孝邦”码头。祝允友，排行老二，为人厚道，被称为“二稀饭”；祝昆山能说惯道，为“黄孝邦”帮主。
徐佑根决定分别设立洋码头（下码头）、驳业（轮驳装卸、轮驳理货、轮栈理货）两个工会。
洋码头工会由郭炎臣、陈永华、吴宝亭、祝允友、张云卿组成委员会；驳业工会由陈耀峰、陈炳记负责。
实际上，这些人全部是把头或者夫头，靠中间抽成发家，但也不乏仁者，如祝允友；郭任卿、郭炎臣叔侄也能替工人说话。
同时，组建码头工人纠察队，队长向鉴莹。
而人数众多，近千人的宜昌车夫的处境十分艰辛。车夫到车行租车，除了押金、高额租金，还有保人礼、排班礼、储蓄金等等名目繁多的盘剥，甚至被殴打、关黑房，蚊虫叮咬。
民国初年，北正街益源正（益元正）商号老板王华堂筹办人力车行，滞留宜昌的原川汉铁路包工头、汉口人俞锦堂（喻锦堂）与汉阳人曾玉生、鄂州人周炳臣等一同入股，从汉口购买人力木轮车二十辆，成立“均益车行”，股东们推举俞锦堂、曾玉生为正、副经理，开始在城内营业。
为打开局面，各股东家属和车行职员乔装改扮为乘客，由农夫、轿夫、划业工改行的车夫左手持一铜铃，摇铃开道，以此宣传，招揽生意。至1921年，均益车行拥车二百五十多辆。
宜昌人姜小峰在东门外木桥街，集资开设“道康车行”，以城外为经营范围，因为各城门高高的石门坎成为车辆天然隔栏，两家车行遂各自地盘，相安无事。
自洋码头日渐兴旺后，俞锦堂眼红道康车行，即在城外湖堤街设“普益”分行，以分一杯羹；姜小峰不甘示弱，也于城内设分行。但因城门坎受阻，乘客进出城门必须换乘。均益车行为争得城外利益，向县长杨沛澈提出拆掉城门石门坎，而县政府以城墙设施为御示修筑，藉口无上峰指令，不可擅自拆除。俞锦堂遂请洪帮龙头王红谦出面说项。
时，徐佑根、柳林香将车夫陈继忠、杨生民（杨国泽）、朱孟洲、李慧民、王玉山（王雨山）等人接纳为国民党员，成立人力车（车夫）工会，委员长陈继忠。
1月13日下午，城区各工会责任人集于文星阁，党部李芳园诸委员协助，成立宜昌市总工会委员会。 柳林香向商会筹措五千银圆交给徐佑根，作为总工会活动经费。
第八军政治部段德昌、米青、王策明，独立十五师宣传队周逸群、贺声洋、李明铨，第九军政治部主任安健、秘书长靳经纬、宣传科长廖绍湘（廖泽南、廖涤新），第十军政治部甘凤章、胡慎仪，作为军方代表莅临祝贺。
中央特派员吴玉章宣告市总工会成立，推举徐佑根为委员长，副委员长柳林香、郭任卿，委员陈继忠、朱松年、郭炎臣、向鉴莹、刘明达、陈耀峰，向鉴莹兼任工人纠察队队长。
张清夫《益世报》、穆子斌《正心报》专题报道。
1月14日，王天培、彭汉章偕南昌总司令部点编委员——原五省联军师长周凤岐、黄埔一期生蒋鼎文等人同回宜昌，推选军参谋长傅晋廷、参军孟绍濂、副官长周耿光、第28师参谋长宋时俊、第29师副师长周汝显、第30师参谋长吴东湖、教导师一师参谋长涂传德、二师参谋长郑文伟、三师参谋长胡德渊诸将官组成第十军点编委员会。
第十军须点编后始开拔，故而东下移防推迟。
吴玉章约见王天培，王天培由随身副官黎锦江、秘书长甘凤章、党代表周仲良等陪同赴约。
王天培、彭汉章、杨其昌与吴玉章早在四川时就相识，他们加入国民革命军，是吴玉章代表广东国民政府接洽的。
吴玉章问王天培：“宜昌抢劫事件及近日摧残党部，不只贺龙新编旅参与啊？你是前敌总指挥……”
“弟于昨夜赶至，极力镇抚，并将查获之不法军民分别处决，”王天培自责道，“弟未能先事预防，良用抱疚……”
接着，王天培请求严查制造事端的贺龙逆军，归还之前抢夺之枪支。
“贺龙之事，‘联席会议’自会处理。”吴玉章命令，“军队不得干涉民政、财政，你立即撤走驻守禁烟支处、榷运局这些征收机关的卫戍队，由政府派员接管，你的军饷由商会借支；你所任命的县长、海关、公安各门官员，也由政府派员接事。”
王天培满口答应，却暗里稽延。
晚，贺龙偕周逸群等人拜会吴玉章，感谢筹措的伙饷，解了燃眉之急；并商谈北伐形势和救国救民之方。
临别，周逸群悄悄对吴玉章道：“贺龙不同于其他军队领导人，他是一个一心为民众谋活路的人。他有政治信仰，一心要把自己的部队打造成一支仁义之师，为此付出了不懈地努力，一路走来，非常艰辛。这样的将才，这样的军队，我们一定要保护。”
吴玉章会心一笑，心中了然。
接着，吴玉章走访黄大顺花纱布店和钱庄掌柜黄调元、 报关行联合办事处董事长王泉山等人，去南门正街、东门外正街、北正街、鼓楼街、镇川门、中水门一带调查；然后，直接进入何键、王天培、彭汉章所部，了解军情。
吴玉章吃了一惊，何键军队中盛行消灭贺龙师之偏激。
吴玉章当即警策何键后，召集十军党代表周仲良、政治部主任甘凤章，九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安健、秘书长靳经纬等人强调落实各军布告、团结合作。
为避免被八军、十军夹击，吴玉章立即电报汉口，请示把贺龙师所在的第九军亦调离宜昌：“人民极盼将该军他调。”
话说铁路坝西南面一带是大东门居民的菜园，原驻扎的卢金山一、两个团的“北大汉”被收编为第十军教导二师后，瞅准王天培十军与贺龙师的矛盾，常与贺师官兵摩擦，不时挑衅。
武器精良、身高体魁的北军，对于败在个头矮小，手持毛瑟枪、独子枪、九子连土造武器而又衣衫混杂的南军手下实不甘心，如今贺龙师全部换配新枪，深感威胁，伺机逃跑。
1927年1月17日午后，补给不足的“北大汉”教导二师冒着纷飞大雪，突然向江边开发，将滨江路洗劫一番后，准备乘船逃跑。
南门外正街邓宝卿独资商铺“王万镒”、李云门合资商铺“其昌祥”、祝治臣合资商铺“谦吉祥”、游衡堂合资商铺“积成昌”、周玉堂独资商铺“协盛佩”……惨遭抢劫。
贺龙接报，当即令师参谋长陈图南紧急集合队伍，下达围歼令。
当湖南辰溪县首富团长肖隆汉（?—1950，后为辰溪县民众抗日自卫团大队长）率独立四团与贵州松桃县苗族团长欧百川带领的独立二团最先赶到奎星楼码头江滩时，一、二千人的教导师灰色军服保安兵已经布满宽阔的江滩，正在登船，附近百姓纷纷躲进商铺、杂货店、茶肆、酒楼。
肖隆汉与欧百川（1894—1970，欧廷芳，欧学海，后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等职）分东西两边，居高临下开火，保安兵捧头鼠窜、四散逃命，没有被打死的跪在雪地求饶。
停泊在江岸的兵舰、洋轮、座船纷纷鸣笛离岸，逃避枪弹。
当贺桂如警卫团赶来增援时，“北大汉”保安兵已经全部被缴械。
时，学院街震声钟表店主吴远孝见平日趾高气扬的“北大汉”被气势逼人的贺龙兵降服，遂指引贺桂如缴获“北大汉”拴在洋行仓库的十几匹高头大马。
贺桂如将被抓来养护战马的老百姓付薪遣散，让士兵看管。
附近老百姓闻是贺龙兵，说话很和气，公平地与老百姓打交道，纷纷和贺师士兵交谈，帮助拣运枪支、供送热水。
然而，奎星楼码头的枪声再一次引响宜昌城。
八、九、十军收编的北军、川兵最先寻机勒索茶肆、打劫旅店、抢夺商铺、敲诈酒楼，甚至攻占税收机关、钱庄；贺龙独立师解散的新编独立旅，还未遣散的士兵闻风而动，汇入掠夺行列、甚至奸污妇女；皆无视宜昌联合稽查处。十军城防卫戍队以搜索抢匪为名，亦肆行掠夺，并与教导师保安兵在城内枪战。
北正街曾佑旃独资匹头铺“德厚祥”，鼓楼街蔡佑斋独资商铺“裕丰厚”、刘义耕独资布铺“允康同”、范玉阶合资商铺“华昌隆”，二架牌坊蔡云程独资绸店“裕丰昌”、刘代耕独资商铺“兴盛协”、蔡铁铮独资绸庄“泰升祥 ”、崔润之独资匹头号“崔润记”……损失惨重。
宜昌城内外，一时大乱，呼叫声、枪声与风雪交织。
县警察局长杨经曲遣联合稽查处兵士返回原部求援。
贺龙辄麾指贺锦斋旅包抄新编独立旅遣散之兵，押解出城，分次遣散。
未几，贺锦斋旅亦东下枝江县江北董市、江口一带休整。
适值王天培陪同周凤岐携带第十军点编委员会临宜都城，点验教导三师，并出席由军政治部与宜都县公署、县党部合办的军民联合大会。
闻宜昌之变，王天培责令副军长高冠吾与其弟、第二十八师师长王天锡：“极力镇抚士卒，将查获之罪魁祸首分别处决。”
第十军驻宜昌主力王天锡师大多是来自贵州的侗族、苗族子弟，辖罗秉权、裴公度、杨朝钦、周志群四个团，还有工兵营、炮兵营。吴国梁教导师辖三个教导团，分别由贵州松桃人罗启疆、田现瑞、毛崇模任团长，毛崇模团驻守江陵；而颜德基教导师、刘守仪暂编第二师主要是川兵、北洋兵。
高冠吾出动军部执法大队，随王天锡师裴公度主力团分途制止抢劫，捉拿顽抗者，就地处决，方才止住暴乱。
而此时，吴玉章在峡州饭店接共产党重庆地委军委书记杨闇公密电：陈兰亭贪恋泸州每月十万元巨额盐税与袁部团长皮德锐内讧，不愿开赴顺庆整编，陈毅、陈达三等先后督促俱无效；顺庆孤立无援，余部突围川东杨森防区；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刘伯承星夜赴泸整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