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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贺龙三姐夫谷青云病愈，遂主动卸旅长职，与贺英等带百余人枪返乡，保境安民。
贺英告别贺龙：“你只管大胆干，在外面不行就回湘西去，乡亲们会支持你的。”
被编遣的独立第四团团长肖隆汉重返湖南辰溪县龙头庵肖家寨堡家中，1935年冬，贺龙率红二军团过境时，拥有良田万余亩的肖隆汉作为辰溪首富，大力资助，解红军战士燃眉之急。1938年8月，辰溪县第一个共产党支部在龙头庵肖隆汉亲家、大地主米贤松米氏宗祠开始活动。1945年4月12日开始，肖隆汉父子救助陈纳德“飞虎队”抗日英雄吴其轺，每天设“百鸡宴”款待，直至他伤愈离开。
同时，肖隆汉率民众抗日自卫团联乡大队，在龙潭战役最惨烈之际，奋勇出击，砍杀日寇，协助国军大捷。1949年3月开始在米氏宗祠、肖家祠堂组建人民解放军“湘西纵队”，司令员是肖隆汉独立四团营长陈策。
1950年，土改工作队将肖隆汉父子押至沅水河滩枪杀，三天后，贺龙担保信送达。
2005年芷江和平节，88岁的吴其轺及家人来龙头庵寻找当年救命恩人肖隆汉父子，怅然而返。
斯时，南方国民政权实际的两个中心——拥有两湖的武汉唐生智集团与占有粤赣闽的南昌蒋介石集团的军队却在不断扩编之中。
就在大年初一，唐生智给自己的湘系所部以新年礼物——第八军扩编为三个军：
原第一、二师扩编成第三十五军，何键任军长，下辖叶琪、周磐为正、副师长的第一师，刘建绪第二师，陶广第三师；原第四师和教导师扩编为第三十六军，刘兴为军长，下辖廖磊第一师、唐哲明第二师、周维寅第三师；原第三师重新扩编为第八军，唐生智、李品仙任正、副军长，下辖张国威、李云杰、吴尚第一、二、三师。
何键部署自己的醴陵嫡系陶广师进驻沙市接防，以监视曾述孔独立第十三师；自领醴陵帮刘建绪师撤离宜昌，入驻湘西北。
而鄂军第一师夏斗寅在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包惠僧（1894—1979，包复贵、包悔生、包德芬、包贵三、包桂酸、包道亨，后任国军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国务院参事等职）到达荆门后，聘请荆门沙洋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一期生李松琳（1891－1949，李松林、李粹山、李翠山，后任国军第六十六师参谋长等职）为师部主任参谋，率改编的独立第十四师于正月初一，从荆门出发，移防宜昌，开始整训队伍。
1月11日，夏斗寅在荆门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直属总司令部，摆脱唐生智第八军节制，急于寻得武汉方面认可，遂连续电请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委派包惠僧前来就任师党代表。
而忙得焦头烂额的邓演达正重用包惠僧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筹备主任。
去年11月底，夏斗寅参加唐生智在武汉召开的“总攻鄂西，会战宜昌”军事会议后，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秘书、湖北政务委员会委员李汉俊商榷党代表。
李汉俊乃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顾问、对夏斗寅有提拔之恩的李书城之弟，推荐包惠僧，夏斗寅辄未假思索，托李汉俊请包惠僧这个黄冈县人去主持夏师政治工作。
“现在，真正属于湖北人的军队只有夏斗寅这一个师，我们应该帮助他，把这个师整饬好，这样，我们湖北人在国民革命中才有真正作用。”李汉俊劝包惠僧。
时，主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实际校务的包惠僧因与总司令蒋介石、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驻汉代表张国焘意见相左，正想离开军校，遂与邓演达商量。
“那个杂凑的队伍，出息不大，你何必去蹚这浑水呢？ 武汉需要你做的事很多啊？” 邓演达不解。
包惠僧道：“这是湖北人的一支军队，我有责任把它搞好啊？”
邓演达遂递给包惠僧一本夏斗寅师的编制报册：“这个师可用之人不多，你最好先去看看，了解了解官兵素养、装备配置、战斗力强弱，是否有改造的希望。如果有点希望，你就暂时去整训、整训，将来再补充武器，扩大编制，让湖北军人为北伐军建功立业，这对于国家统一大业，倒也有些意义。”
安排军校校务后，包惠僧前去鄂北应山——夏斗寅防地视察。
夏斗寅专门为包惠僧举行隆重的欢迎阅兵式，陪同参观营房，检查内务，了解将官军事、政治素养。
包惠僧通过族叔、军需处长包彦承(包彦臣)与黄冈同乡万耀煌等人摸清了夏师真底，当包惠僧得知万耀煌、晏勋甫（晏成猷）、张森、卢本棠（卢本堂）、潘祖信、夏鼎新、叶蓬、王亚翘、邱松、游昆等主要团、营、连长均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更坚定出山信心。
夏斗寅于清朝光绪十二年初，出生于湖北麻城县东八区民风剽悍的大山区夏家垸一贫苦家庭，早年丧父亡母，赖祖父母抚育。他体格魁梧，臂力过人，喜交游，不喜读书种田，十五岁时，随族兄浪迹武昌，入鄂督张之洞创办的半工半读湖北武备学堂，因人高马大而加入湖北新军，担任标队官。
1908年，夏斗寅加入共进会，参加武昌首义，担任湖北陆军第一师工兵营营长。南北议和后，夏斗寅被裁撤回家，找到在麻城县知事衙门当警备队长的好友，请给他在警备队补上一个名字，以从执行衙役任务中得到原告和被告人的好处，而安排差事是需要进贡的。
穷困潦倒的夏斗寅在县衙门口长板凳上吃睡一个月后，周伙夫提醒他：“夏先生，你还是趁早另找出路吧，这里是不会有你的位置的。”
夏斗寅叹息道：“老兄，我现在不名一文，回家都不成，更不要说奔波他乡呀？”
周伙夫遂租了一床棉被，到当铺当了两串钱，送给夏斗寅作盘费。
夏斗寅谢过周伙夫，由同乡张森介绍，前往山西大同，投奔镇守使、同乡孔庚任排长、连长，不久孔庚受阎锡山排挤，夏斗寅也被解职回鄂，直奔被麻城和黄安人垄断棉花和土布生意的沙市，倚靠“黄州帮”开茶馆，结果茶馆倒闭，贩卖棉花，又血本无归。
瓦灶绳床的夏斗寅见驻扎荆州的荆宜镇守使石星川招兵买马，就补报姓名，由班长而排长。
是时，其外甥万维起从兵荒马乱的稻田中捡拾湖北官钱局一皮箱钞票，夏斗寅以之将闲散在荆州、沙市的黄安、麻城籍青年募入自己名下，充实班底，擢升为工兵营连长，任掌旗官，人称“皮包将军”，出任新兵训练总监。
1917年，石星川率部参加护法战争，在荆沙宣布独立，不久却被湖北督军王占元击溃。而夏斗寅则牢牢握掌一连人马，南渡长江，击溃土匪蔡俱优部，缴获四百人枪，沿途收纳石星川溃散旧部数百人，所部扩至七百余人。
为了掌控部队，夏斗寅将班长张木阶赌博赢得的三四百串钱借作行军伙食费，避免骚扰百姓，驻扎在澧州津市。
时，溃入湘北的各路人马共推驻常德的湘西防务督办李书城为鄂军总司令，收编夏部为第二梯团。次年，李书城将所部统编为“鄂军团”，由夏斗寅指挥。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夏斗寅投奔湘军总司令赵恒惕。正在买马招军的赵恒惕喜出望外，即委夏斗寅为鄂军司令，卫戍长沙。
站稳脚跟后，夏斗寅除派人回到麻城家乡拉人当兵、尽量设法扩充兵力外，函请正住北京的张森，大量邀请在湘的鄂籍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扩充所部。
1921年驱逐鄂督王占元战争爆发，赵恒惕兼任援鄂军总司令，将夏斗寅部改编为湖北自治军混成旅，李柱中、方殿甲分为第一、二团团长，张森为教导营营长，以夏鼎新、王亚翘、叶蓬、游昆、邱松等人充任营、连长。
肖耀南督鄂后，改编驻湘夏部为湖北第二混成旅，补充枪支，扩充张森教导营为第三团，每月给夏部拨款五万元，赵恒惕每月给款二万元，江西督军方本仁系湖北人，亦每月给夏部拨款五万元。夏斗寅邀请在湘军何耀祖部任参谋的万耀煌为参谋长。
1926年初，湘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驱逐湖南督军赵恒惕，坐观形势后，夏斗寅决定投靠唐生智，却被赵恒惕所部叶开鑫、陈嘉谟等击溃。第二混成旅分裂，夏斗寅、万耀煌被结拜兄弟方殿甲带头逼迫离部，先居武昌，后移居上海。
方殿甲接任旅长后，改投叶开鑫。参谋长张森联络部属秘密反对方殿甲，率领五个营投靠唐生智。
唐生智接受广州国民政府改编后，委任夏斗寅为鄂军第一师师长，以促使对手叶开鑫部鄂军混成旅反水。
夏斗寅赴广州谒蒋介石等人后，驰衡阳宣誓就职，招纳两股旧部，辖万耀煌第一团、晏勋甫第二团、张森第三团，以江瑞煌为师参谋长，由于晏勋甫尚为唐生智指挥部参谋处长，团务由卢本棠代理。
当时在湖南参加北伐各军之旗帜印信，均改称为国民革命军，已取消地方军番号，俾易统一意志，集中力量，而唐生智竟然令夏斗寅仍冠以“鄂军”字样，虽经请求改称，亦不允准。其实，唐生智对于夏斗寅及部属与赵恒惕、叶开鑫关系颇深，极为芥蒂。
迨第七军抵湘，该军将领胡宗铎、陶钧等，系湖北人，与夏斗寅往还，唐生智起疑，始自冠以第八军番号。为控制夏部，唐生智令其编为北伐前敌总指挥部预备队，随之行为。
夏斗寅鄂军第一师一路北进，由嘉鱼县过长江，与何键师占领汉阳后，继续北进，经安陆、应山，占领鄂豫交界平靖关，一路招降纳叛，扩编江瑞煌第四团，将沔阳刘绳武自卫团收编为第五团，佘式谷接替参谋长，但是，没有得到唐生智编制。
包惠僧赶回武汉，向邓演达汇报后，邓演达当即电请蒋介石委任包惠僧为第八军鄂军第一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蒋介石正愁如何将包惠僧挤出武汉分校，因为军校国民党右派金亦吾、左铎、陈子勋诸黄埔弟子，大闹分校后，状告共产党包惠僧打压国民党。
蒋介石很快复电照准包惠僧出任夏师党代表。
包惠僧于清朝光绪二十年出生于湖北黄冈县东乡巴水河畔包家畈一小康之家，五岁入私塾。随着家中不断添人进口，加上豪绅欺压，其父包存嘉屡涉讼案，家道渐至中落。在表伯陈汝田资助下，包惠僧开始了新学新知地滋养，在黄州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受黄冈四杰熊十力、李仲揆（李四光）、刘子通、吴昆影响，崇拜孙中山、宋教仁、黄兴等革命者。
辛亥之役后，包氏族人聚集祠堂中元祭祖。祭祀过后，豪绅们鱼贯就座豪饮，穷人们肃立两侧，不得入席。包惠僧直冲包家畈房长包泽梦，指着两边站立者，厉声道：“他们都是包家后人，为何不能入席？倘若祖宗黄泉有知，一定怨气冲天，杀尽你们这帮劣绅！”包泽梦亦扬声恶骂，包惠僧从门旮旯操起一条扁担，砸得包泽梦东躲西藏，包惠僧再顺势一扫神龛牌位后，左推右挡，从包围圈中杀向大门，被旁边闪出的一条壮汉拖出大门，逃进王家衖，族兄包复召把包惠僧交给媳妇熊氏掩藏后，转身奔铺屋嘴熊氏娘家搬援兵。
包泽梦不甘忍气吞声，叫齐包家畈族人，包抄王家衖，扬言活埋包惠僧。
“你们哪个看见包复贵躲在我屋里？哪个敢进我的门，今天我就和他拼了！”那熊氏正在孕珠之际，操起一把菜刀，挡住门口。
这时，熊氏族人大批赶到，包家人只好怏怏不乐地收兵。
熊氏叫出包惠僧：“给你三贯铜钱，赶快溜之大吉、远走高飞吧！”
包惠僧谢别临危不惧、拔刀相助的兄嫂，浪迹武昌。
1915年，包惠僧考入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于1917年夏提前毕业，被派往一师附小任教。是年冬，他同乡人燕大明回上巴河国民小学教书，被林化成、李品三等乡霸以革命乱党撵走，再次流落武汉，以写稿谋生，为《武汉国民新报》《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公论日报》《正义日报》等报馆特约记者。
1919年，包惠僧参加五四运动，肄业于国立北京大学文学系，回武昌后，结识黄冈同乡、同样为外勤记者的陈潭秋。
1920年1月29日，包惠僧到天津，采访前往省公署请愿的男女代表——私立南开大学学生周恩来、直隶省立第一中学学生于兰渚、直隶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学生张若名与毕业生郭隆真四人，从此开始与周恩来的友谊。
2月5日，包惠僧回汉，以新闻记者身份结识来汉讲学的陈独秀，两人相见恨晚。9月下旬，包惠僧和董用威、陈潭秋、刘伯垂、张国恩等成立“武汉共产党支部”，被公推为支部书记，11月，包惠僧兼任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董用威一次在写给他信中，将“悔生”写成“惠僧”，自此改成现名。
靠稿费谋生的包惠僧采访位于武昌的利群书社，与恽代英、林育南、李书渠、廖仁衡等人邂逅相识。
1921年5月，包惠僧由上海转广州，陈独秀委派包惠僧和陈公博作为广州代表，出席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包惠僧与张国焘、李宝森诸同志组建中国劳动组书记中央部、编辑《劳动周刊》；10月间，包惠僧仍回武汉任地委书记兼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组织汉口租界人力车夫罢工。
1922年7月，包惠僧与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教员、江苏高邮人夏松云婚后，一起赴北京，在李大钊领导下，秘密组织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参与组织二七大罢工，被选为共产党北京区委委员兼秘书。
1923年10月，包惠僧回任共产党武汉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这时，包惠僧与张国焘之间的矛盾发展到公开冲突。张国焘出身江西萍乡的官绅世家，自有高人一等的傲态，在落拓不羁的包惠僧眼里，张国焘自私自利、自高自大、公私不分，只会坐在上海租界房子里指挥别人；而共产党内能领导包惠僧的只有陈独秀一人，因而，包惠僧自然也就不理会张国焘的指示。
作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的张国焘哪能容忍下级的无视，遂向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状告包惠僧，要求开除包惠僧党籍，当然被陈独秀阻止了。
偏执的包惠僧始终认为党内存在一个“张国焘小组织”，甚至把矛头指向其他同志，以致伤害不少人，不明智地过多树敌，为他的人生迷途埋下隐患。
1924年5月，共产党汉口地委机关遭军警侦破，包惠僧被派往广州，经李大钊介绍加入国民党，被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部长戴季陶安排为中央党部党员干部训练班委员，兼任广东大学师范部教员，未几兼任铁甲车总队政治教官等职。
1925年3月，因周恩来率黄埔军校教导团和一部学生军东征，包惠僧临时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与党代表廖仲恺合作密切，支持周逸群负责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活动；后出任由陆军军官学校教导团改编的党军何应钦第一旅钱大钧第三团党代表，再转任由党军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王柏龄第三师党代表，驻防东莞。中山舰事件后，包惠僧被解职。
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派包惠僧去莫斯科学习，到达上海后，包惠僧要求让妻子夏松云一齐去，没有得到中央执行委员会答应，包惠僧却认为是“张国焘小组织”捣鬼。
1926年9月，包惠僧进入北伐军占领的武汉，将周恩来的介绍信交给邓演达。邓演达正却人手，就任命他为武汉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未几，派他筹办政治训练班。
11月初，邓演达、董用威、郭沬若、陈公博、王法勤、李汉俊和包惠僧等十五人组成招考委员会，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招生，邓演达等人忙于迁都诸事务，由包惠僧代理军校校务。
而以金亦吾、左铎、陈子勋为首的孙文主义学会者，聚会要挟包惠僧未遂后，以“黄埔同学会武汉分会”名义报告蒋介石：“共产党压迫国民党员，邓演达包庇共产党，包庇包惠僧；包惠僧重用私人，把持校务……”
眼见第八军其他师不断扩编，夏斗寅也急于整军扩编，遂急不可耐地要包惠僧下车视事，而包惠僧却被身兼数职的邓演达留在武汉行营协理，等待军校人事揭晓。
交卸于顾孟余、张治中、恽代英等人后，包惠僧又被邓演达留住，会晤即将来汉的蒋介石，消释双方误会，并与唐生智辞行。
夏斗寅则按捺不住在荆门防地，代替包惠僧提前发表就职通电。
临行，包惠僧致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报告自己行期，陈独秀复信指示包惠僧同共产党湖北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张国焘接洽。因对张国焘有成见，包惠僧则没有禀报张国焘，偕黄埔军校三期共产党秘书张获百直接赴任荆门。
时值丙寅虎年尾，夏斗寅为包惠僧举行盛大欢迎会后，谈论扩编事项。
风闻第八军其他主力师将扩编为军，夏斗寅也想当军长，而包惠僧却以为不可操之过切：“首先，你的师刚刚改编为独立十四师，不宜一蹴即至；其次，你的兵员只有一万左右，距离军还很远；再次，你战功鲜少，不足以服人；第四，你同总司令部、总指挥部各方面关系尚浅，尤其与唐生智抵牾。所以，为今之计，当不务空名，遵养待时，蓄势而发。”
夏斗寅一阵思索后，点头称是。
包惠僧想起辞别行营时，邓演达的吩咐“夏灵炳这个师改属总司令部后，你去加强整训，将来要调到前方作战，暂时按甲种师编制，其后视情况考虑扩编”，遂谓夏斗寅：“我们把队伍整理好后，我尽可能帮你疏通人事关系，争取械饷、编制。”
夏斗寅一阵感动，连连点头。
次日，夏斗寅、包惠僧召集营以上官佐，专门商讨整编事宜。
经过两天会商，决定全师仍然编为四个正规团，副师长万辉煌兼第一团团长，副团长潘祖信代理团务，第二团团长晏勋甫，由卢本棠代理团长，张森、佘式谷分任第三、四团团长，一个补充团，团长刘绳武；另立姚德安工兵营、涂直炮兵营、汪柏奇辎重营，全师一万两千余人。
江瑞煌仍任师参谋长，参谋处长叶蓬、副官长周崇新、副官处长李希白、军需处长包彦承、军法处长李襄平，军医处长孙梦超、军械处长张达五、秘书长刘秉初、高级参谋金巨堂与李松琳。
时维1927年1月30日，包惠僧即与夏斗寅联名报请武汉行营核编，请领步枪三千支，酌发机关枪、火炮等械器；包惠僧单独给邓演达致函，请他特别关照，却没有知照前敌总指挥部，致使后来惹出矛盾。
邓演达按照包惠僧函，划拨夏斗寅师苏联赠送的枪支弹药。
至2月27日，夏斗寅始收到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处公布的团长以上姓名，独立十四编制被正式确认。
当包惠僧政治部以李书渠为组织科长、杨宁为宣传科长组建完成之后，夏斗寅麾指独立十四师于2月2日、丁卯兔年正月初一，迎风冒雪开赴宜昌。
夏斗寅师部于怀远路，包惠僧政治部设于云集路商会对面——原八军一师政治部。
一入新师部，夏斗寅接总指挥部通电：第八军扩编为三个军。
五味杂陈的夏斗寅当即着包惠僧整训部队。
次日始，包惠僧在师、团、营、连各级成立国民党组织；改善行政管理，废除对士兵的体罚；进行政治军事教育，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同时，设法将全师的给养由原来每月的十二万元增加到十五万元，保证给士兵按月发饷。
兔年正月初一，也是宜昌商会最忙碌之日，韩慎之、蔡云程、但绍芳、俞锦堂、刘寿卿、马文轩、李春澄、刘尊三、傅玉山……这些宜昌城的财主们敏锐洞察出市党部在左右着宜昌权柄，因而市党部成为他们请托营私的猎物，大年初一拜谒市党部委员们，成为他们新年要事；令他们些许遗憾的是黄大祯无影无踪，其实，黄大祯正是为了躲避，特地去省立三师给沈维鲁诸先生拜年。
而第十军唐四明独立团与第九军二师林祥营共计千余士兵从昨日除夕争抢“武陵丸”日轮，相持至今日午时，日本驻宜领事贵布根不得不再次冒雪江岸，从中调解。
“武陵丸”号终于在夏斗寅进驻夷陵城的号角声中，从宜昌码头起航，驶向汉口。
第十军杨胜治第二十九师从巴东经宜昌于2月14日顺江东下，自此，第十军方全部撤离鄂西地区。
当晚，三十五军第一师正、副师长叶琪、周磐以东道主之谊，宴请夏斗寅、包惠僧、万耀煌、江瑞煌、叶蓬、李襄平、刘秉初、潘祖信、卢本棠、张森、佘式谷、刘绳武诸将官。
那潘祖信，号诚之，1889年出生于宜昌县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参加过武昌辛亥之役。
在四名卫兵保护下，搭乘军车，刚刚到任的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安徽寿县人胡萍舟（1902—1991，胡允恭、胡邦宪，后任共产党山东省委书记、福建师范学院院长等职）在觥筹交错中，警心想起共产党湖北区委军委书记聂荣臻的话，“叶琪反共坚决，夏斗寅可能是湖北反共势力的代表，他们是危险人物”。
时，吴玉章接武汉“联席会议” 主席徐谦急电：蒋介石强烈要求撤去鲍罗廷苏联首席顾问职务，蒋介石登天的梯子可是鲍罗廷给搬来的啊，怎么会这样呢？
早在1 月12日下午，蒋介石到达武汉，试图说服汉方迁都南昌，受到数万人参加的大会欢迎，有民众当场质问他：为什么违抗中央迁都汉口的决定？为什么无理扣留中央委员？蒋介石被问得张口结舌，面红耳赤。接着，鲍罗廷讲话：要依靠人民群众，反对个人独裁，提高党权，发扬民主。
鲍罗廷是孙中山聘请的顾问，廖仲恺被刺杀后，为了抑制汪精卫行政权，鲍罗廷一锤定音，赋予蒋介石军事权。现在，为了强化汉方党权，必须抑制蒋介石军事指挥权。
鲍罗廷对蒋介石的一意孤行感到愤怒，欢迎宴会上，他要求蒋介石尊重武汉方面的意见，并讲：西方一个古代的专制君王听不进他人意见，不许大臣们讲话，大臣反驳说“只有狗是不会说话的”。
蒋介石对此不敢当面驳斥，但觉得被喻为专制君王是受到莫大的侮辱，非常委屈，并将此上升到外国人对中国人污蔑的高度，遂生与鲍罗廷不共戴天之心：“席间受辱被讥，生平之耻，无踰于此。”“几欲自杀，为何革命而欲受辱至此？”
尽管鲍罗廷乃苏联与共产国际的代表，全部援华物质的中介者，但实为武汉“联席会议”的后台，蒋介石决定驱逐鲍罗廷以除后患。
不辞而别，回到南昌后，蒋介石几经运作，向徐谦强烈发声：“鲍尔廷最近之行动，徒使国人丧失人格，倍增压迫，与其主义完全相反，国人有知，应驱而逐之……使政府与党部能运用自由也。”
武汉“联席会议” 各执己见，莫衷一是。
吴玉章闻讯，立即修改秘书孙壶东起草的《吴玉章致国民政府、中央党部、蒋介石》电报，随即发出，报告“鄂西视察之经过”后，准备返汉事宜。
次日，即1927年2月4日，正月初三晡时，夷陵数夜玉龙寒，剩喜漫天飞玉蝶。
城南江岸滑坡码头，万头攒动，彩旗飞扬，歌声震天。
黄大祯、罗明铎领唱：“工农学兵，工农学兵，大联合！大联合！打倒帝国主义……”
市总工会柳林香、刘明达、郭任卿组织的鼓乐队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将雪花击飞。
赴鄂西代表团曹壮父、庄开熙、张逸凡、符向一，宜昌县总工会王燮、徐佑根、向鉴莹，市总工会柳林香、郭任卿、刘明达，临时县党部陈恕伯、佟士虢、梅时英，市党部筹委佟文正、黄大祯、罗明铎，青年协会胡运良、刘镜荣、杨永年，宜昌县农民协会卢渊、杨甫、吴定臣、陈本金，妇女协会贾芳湛、肖知娣、崔惠涵、傅敬之、唐玉文，宜昌商会韩慎之、李春澄、蔡云程、张剑秋、黄调元，共产党特支郭新柔、胡少衢、李芳园，县政府夏隆基、杨树芬、杨经曲、高岗石以及司法委员会胡海鲲、交涉署王德安、禁烟处邓元成，童子团刘朕铮、张家祥、刘忠祺，鼓动宜昌城乡五万余人，聚集下铁路坝，举行春节军民同乐大会。
独立十四师政治部包惠僧、李书渠、张获百、杨宁，第三十五军第一师政治部胡萍舟、段德昌、胡超吾，作为军方代表，陪同中央特派员吴玉章与会同乐。
主席团执行主席曹壮父报告会由后，特派员符向一发表主旨演说：“各界同胞们，国民革命是要我们民众自己实际来干的，现在是我们民众实际参加革命最重要的时期，国民革命军扶助一切民众运动的发展，拥护民众利益和自由，援助国民革命军，才能巩固国民革命的基础…… ”
符向一，光绪二十八出生于广东省琼山县冯官园一贫农家庭，由叔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做小生意支助其读书。1920年秋，符向一考入设于海口的广东省立第六师范学校——海南岛五四运动的先锋阵地；1924年秋考入上海东华大学，与乡人许侠夫、陈秋辅（陈秋补）等创办《琼崖讨邓月刊》；1925年加入共产党， 参加五卅运动，与王文明、罗文淹、叶文龙、陈垂斌、黄昌炜、郭儒灏、周逸（周德一）组织琼崖新青年社，出版《琼崖新青年》
去年元月中旬，符向一随国民革命军渡海，讨伐邓本殷，先后担任共青团琼崖特支书记、共青团琼崖地委委员、琼崖农运办事处书记等职。
北伐开始后，他作为广东省农民协会代表，随军北上，宣传并发展两湖农民组织；攻克武汉后，受湖北省党部农民部所派，张国恩、张朗轩、刘季良、郭树勋、江子麟、陆沉、陈荫林、赵蓉生、董贤钰、张学武组成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
“过去历史有很多事实足以警告我们，必得我们民众一致努力，实际参加，才能由这次北伐胜利，发展中国的革命势力，进而建筑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打倒军阀，召集国民会议，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独立，解除全国人民的痛苦。工人、农友、学生、商人及一切革命的民众同胞们，集合起来，援助国民革命军北伐，发展我们国家的革命势力！国民革命成功万岁！民众利益万岁！”因为符向一明日返汉，参与筹备全省农民代表大会，所以，这实际上是符向一告别宜昌的演说。
总指挥佟文正发令游行。
二十余条龙灯，蚌壳精、采莲船各十余个，化装人员百余人，各种花灯、乐器汇成浩浩荡荡的人流，转一马路，沿南湖边至通惠路，经顺成东路、半头街，出大南门至招商码头宜昌市政会，一路游玩，声势赫赫，热闹一时。
沿途居民们纷纷提出鞭炮燃放，拿起铁镲、铜钹加入游行队伍。
徐佑根、向鉴莹工人纠察队引领高呼口号的民众，冒雪提灯游行。
叶琪则曰：“要齐心协力地完成革命大业，后方则须巩固，这种空喊口号、整天游行的过火行为必须制止。”夏斗寅表示赞同。
叶琪因脚伤前往武昌住院，2月4日，代师长周磐在宜昌禁烟查缉处再领四万元开拔费，率部开赴湘西。秘书长段德昌告别新婚燕尔的新娘肖知娣，随三十五军一师师部进驻常德城，戴吉阶第一团第一营营长彭德怀随之进驻慈利县城，派副官崔子奇操练农民自卫队。
当晚，宜昌县商会与市党部、临时县党部、总工会在峡州饭店设宴款待夏斗寅独立十四师官佐，并为吴玉章、符向一饯行。
副师长万耀煌、参谋长江瑞煌、师参谋夏德崇（夏斗寅之子）、 副官长周崇新、副官处长李希白、军需处长包彦承、钱粮军需章亚雄、伙食采买詹映南、军法处长李襄平、军医处长孙梦超、军械处长张达五以及潘祖信、卢本棠、张森、佘式谷、刘绳武团长；独立营长姚德安、汪柏奇与政治部主任包惠僧、组织科长李书渠、宣传科长杨宁、秘书张获百诸同仁，均受邀与会。
膀大腰粗的夏斗寅在参谋处长叶蓬、秘书长刘秉初、警卫员屈善芳、参谋夏德株、副官丁泰山簇拥下，满脸堆笑地和众人一一招呼。
“贵师粗布军服，很大一部兵士仍着草鞋，却没有扰骚市民，配得上革命军之称谓。”吴玉章称赞夏斗寅军纪。
“这都是包党代表政治部的功劳。”夏斗寅大为兴奋，“夏某奉命驻扎沙宜，唯命是听，不敢怠慢，打倒军阀，革命无止。我师部及一、二团均驻宜昌、当阳，严防川鼠出川，三、四、五团当进驻巴东、秭归、兴山、宜都、江陵驻地，拱卫宜昌，确保鄂西安全……”
酒过三巡，夏斗寅接受宜昌商会捐助之后，谓吴玉章：“本部有馈饷烦费之难，请特派员返汉后，枉驾说项……”
吴玉章在理顺鄂西驻军、民政、财政、党务、政务诸事务后，于2月5日奉电离宜回汉。临行，吴玉章让孙壶东带信给杨森，希望杨森发电支援泸州义军总指挥刘伯承。
宜昌县政府、市党部、总工会、妇女协会、商会、驻军数千人，在南门外码头举行欢送大会。
佟文正、黄大祯主持会议，恭请吴玉章告别演说。
欢送大会通过议案后，数千人整队欢送吴玉章、符向一至一马路江边，沿途口号、鞭炮如雷，欢声震动。
江轮在依依惜别中缓缓离岸，那送别之人，何止挨山塞海？
吴玉章在江轮上，完成给武汉“联席会议”和南昌总司令部的《关于调查鄂西军队劫夺暴行事报告书》。
符向一直奔武昌，在省党部农民部参加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于2月10日的第一次会议，被选为统计科长。
“这不是鲍罗廷个人的去留问题，这是蒋介石对中央、对政府的蔑视。我们一定不能让步!”吴玉章、邓演达的主张，得到“联席会议”采纳，对蒋介石的这一无理要求不予理睬。
2月9日，徐谦、邓演达、吴玉章、孙科、顾孟余组成“五人行动委员会”，作为汉方领导机关，发表宣言：反对独裁、实行民主、提高党权、扶助农工、迎汪复职。
蒋介石则步步紧逼武汉。
第四军第十师师长陈铭枢与唐生智原本是保定军校毕业的“保定系”。攻克武昌后，倾向蒋介石的陈铭枢所部扩编为第十一军，因而渐与唐生智矛盾。
蒋介石趁机任陈铭枢为武汉卫戍总司令；彭汉章被唐生智拘禁后，蒋介石则将其属杨其昌第二师主力划归陈铭枢部，借此分化保定帮，警戒唐生智；并缩编贺龙师；部署换帖兄弟李宗仁移驻汉口之北的孝感县，监视汉方。
与此同时，蒋介石派遣黄埔同学会渗入各地驻军，以拉拢收买。
蒋介石派四川威远县人、黄埔一期毕业生曾扩情(1894—1983，曾朝笏、曾慕沂，后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等职)带领几个黄埔生前去荆州，出任曾述孔师党代表，以同乡关系，将曾述孔拉入蒋介石麾下。
唐生智则令何键于2月10日拂晓乘轮率陶广师水陆进驻江陵，准备围剿倒向蒋怀的独立十三师。蒋介石听得风声，急令曾扩情逃离。
2月15日，即农历正月十四清晨，唐生智下令何键、陶广指挥所部突然袭击曾述孔部，双方在沙市便河发生激战，死伤数百人，便河两岸民房弹痕累累。荆州城内旧府衙门、左卫衙门、高等小学、右卫衙门、参将衙门等曾述孔师驻军处经过一番按量，独立十三师孟浩然、周绍轩两旅请降，其余被何键所部缴械，曾述孔被押送汉口。
贺龙电令驻松滋的杨百福骑兵团、澧州政治讲习所、师部留守所部开赴鄂城。
团长杨百福接贺龙电令后，领一营留松滋。
独立十五师教导团降为连编制，团长毛景周被贺龙、周逸群派往程潜第六军任参谋处处长，后任第十六军少将参谋长，1936年任黔桂抗日救国军第四纵队司令，1937年任贵州省参议会议员，1949年12月向人民解放军贵州省军区报到，并奉命争取国民党将领投诚，1951年9月被捕，1952年1月于关押中病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