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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仙洲冲进李竹玉卧房，不见人影，就顺道追击。
暗道出口便在团防局围墙脚外，紧挨山麓。吴仙洲眼尖，瞥见两条人影飞蹿山林，急忙端枪射击，后面黑影裁下山岩，另一黑影躲入树后还击。
时，屈阳春赶到：“你在此掩护，稳住他，我绕过去。”
屈豹子弓腰由西面急绕而去，连开数枪，将其击毙，凑近一看，正是李竹玉。
吴仙洲悲叹：“当时没能救出学愚，今天总算替他报了悬头之仇。”
天亮时分，居民们终于开门探望，瞥见被抓捕的团丁，欢呼雀跃，整个街道一下子万头攒动。
吴文暄鸣锣收队，范少英一清点，少了两位队员。方针正要派人搜寻，四区农民协会委员李东阳、汪东杰、汪松桥、黄梅成带着秦广钊、廖森林、廖炳炎、杨爱清、李德乾、黎昌斌一班会员用门板抬着两具遗体而来。
刘革非一瞧，乃二十八岁的黎昌汉与三十六岁的刘玉砚牺牲了。黎昌汉原本洪山头会员，刘玉砚则是伸入监利车湾内刘家垸的协会委员，为躲避“清乡”而入游击队。
先锋分队冲近团防局时，惊慌失措的团丁夺门而逃，黎昌汉、刘玉砚紧追不舍，至东面山麓，与敌搏斗，不幸中弹……
汪松桥、黄梅成、汪东杰呼叫会员、农友赶来增援，以木棒、铁锹、充担包围团丁……
李东阳肃然起敬地指着烈士对刘革非、涂国钦、韩步骧、花才周、吴兴庭众人道：“他们是为我们大家报仇除害而死的，我们得好好安葬他们，你们放心吧。”
石首、华容两县暴动队联手铲除塔市驿李竹玉团防，打响荆江南岸秋收暴动第一枪。迎着朝阳，华容队撤离战场，又开始白天分散隐蔽，夜间临时拼凑，突击行动……
石首队兴奋不已，刚撤出街口时，东二区农协会会员杨右阶快马驰来，气喘喘道：“刘礼田抓押了十余农民兄弟……”
李良耀、吴仙洲怒极，率部随杨右阶急返。
回毕家铺时，已是傍晚时分，队员们立即分散就餐后，猛扑袁家铺。
刘礼田，石首县堤工局局长、东二区袁家铺豪绅，乘川军张轩团侵进之际，伙同文天福等土豪，组成了一支二十余人枪的护卫队，借口修护江堤，到处摊粮派款，搜刮民财。
昨天下午，刘礼田将拒交粮款的十余农民关进袁家铺河王庙。
袁家铺，黑瓦屋东三公里处的荆江南岸渡口，民国初年，一袁姓商人在此开铺而名，后逐成小集市，是刘礼田巢穴之一。
农军乘夜返抵袁家铺后，李良耀令吴仙洲部袭击堤工局，屈阳春、易在田部围歼河王庙，解救农友，王开富袭杀文天福人等。
不到半个时辰，三路人马汇合，战绩辉煌：刘礼田、文天福被毙，堤工局被捣毁，农民全部释放，“护卫队”无一人漏网，获枪十余支。
方圆十余里群众欢呼：“农民军，有德性，不放火，不扰民，专打土豪和劣绅，穷人个个都欢迎。”
李良耀与刘革非联手秋收暴动告捷的消息很快飞遍荆江南北，隐伏石首、监利湖汊山丛的熊同寿、蔡玉坤、朱祖光、谢爽臣、李金阶、毛颖拔等纷纷与石首县委联系，并借谢爽臣之母八十大寿之机，在鲇鱼须谢家召开石、华两县边界暴动会议，决定实行农民普遍暴动。
会后，众人以教书、砍柴、摆渡、走亲为掩护，分赴石首、或者两县边界各地，组织各种规模的暴动，暂且不提。
9月13日晚，公安县委交通员孟伯平再次驾临董家台：“鄂西区特委郑公渡军事扩大会议。”
石首县委遂派遣郑家谨、冯世华、张吉阶等人出席。郑公渡乃公安县二区腹地，靠近澧县；澧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派统战委员杨岸、武装委员熊伯范、北四区挨户团队长彭维达参加郑公渡会议。
公安的胡竹铭、覃济川、杨荣祥、樊学赐、邹资生、李经品、徐华钧、章新民、许守愚等出席，县警备队长蒋海风也被邀请与会。蒋海风原先为刘祖丰匪部二爷时与澧县北四区团防局长熊伯范就是盟友，杨岸与熊伯范是密友。他们三人的相遇，预示一场血雨腥风。
江陵的刘植五、李炼青、陈绪桂、李圣文、周保芝、皮瑞麟等人出席。
任旭主持会议：“省委指责我们两点错误，一是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因此只计算依靠在军事势力上，二是未有坚决领导暴动的决心。我们不能悲观，不能怀疑又怀疑。我们领导的农民革命纯全是群众直接的革命的。暴动必须要有广大的农民群众参加，然后才有成功的希望。农民并不是不要革命，亦不是害怕革命，问题在能否将他们的意识与要求总合起来，成为群众的行动。何况杀土豪劣绅是农民最迫切的要求？如果我们害怕，不敢坚决地领导他们起来行动，他们自然不起来了……”
原来，鄂西区并未如期暴动弥陀寺。
任旭由鄂中回到汉口省委机关第二天，即9月9日，省委接到张计储通过联络站转送来的报告：
希望省委能够命令张兆丰(1890—1930，张献瑞，后任中共顺直省委副书记等职)派二三团人于十四日以前迫近沙市，不然，我们的暴动只有无疑义的失败；很可怜的沙市工运，沙市同志仅张雨早二十余人而异常落后，该县农运，过去又比任何区还要温和，工人和农民普遍的没有暴动兴趣，而且没有得力的指挥者，一个人中什么用？我们也指定了李炼青为工人革命军总司令，陈绪桂为总指挥；以做拜把运动团结群众；其次，我们便是怕当阳方面的力量不足以夹击荆沙，那两团人又不来，那我们就只有放弃荆沙在该区活动，集全力以发展公安一方面的暴动；武装暴动不是儿戏，乃是最激烈的内战，是革命的艺术的具体表现；但是，我们总希望儿戏变为事实……”
附鄂西区暴动计划：
………
维持暴动的胜利，尤难于暴动发动，只有抓着暴动的中心，继续的发展暴动以维持群众的热情。
暴动胜利后，南北两区既全力合取荆沙。
暴动不幸而失败，凡丝毫有利于敌人者尽破坏，使反革命疲于恢复。
暴动失败，集合所有武装上山，或辗转集合鄂湘边界之交以完成一影响湖南之暴动。
暴动指挥机关之组织（另表图表）。
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刚刚从鄂南特委驻地——蒲圻面授暴动机宜归来，几乎同时又接到鄂南特委报告：9月8日晚，鄂南特委蒲圻中伙铺劫车，提前爆发鄂南暴动！
罗亦农当即召集任旭、陈乔年、郑超麟、华林等委员会议，认为张计储报告满纸都是悲观话，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只想依靠军事的力量，说暴动好像是梦想，其所拟的计划，也只是一些空理论，并无具体措施，将影响暴动全局；遂决定再派任旭与巡视员黄鳌（1902－1928，黄昭军、黄钧德、黄半石，后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等职）前来督导，要求公安暴动应造成独立暴动区域，必要时向施鹤一带发展。
共青团湖北省委也派遣建始县籍共产党员张光杰来沙市，建立共青团鄂西区特委，张光杰与徐海如在沙市梅台巷77号设立共青团秘密联络站。
任旭与黄鳌打扮成串乡货郎，于9月11日晨离汉，乘坐小火轮，经夏水，于次日达到沙市联络站——刘赤声与陶元柏夫妻开设的“百兴发”杂货铺。
时，省委派来的罗正品被特委特派长阳、五峰县；曹壮父入当阳，指导当阳暴动；张献三驻宜昌，代理县委书记；鄂西区革命委员会李炼青、李圣文负责江陵，张善孚负责公安；张计储刚从当阳回来，着手完善指挥机构，在鄂西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团下，设立宣传、政治、土地、财政、党务、士兵、镇压反革命、粮食燃料供应委员会以及秘书、军事、参谋、军需、事务五科。
任旭当即出示罗亦农亲自起草的给特委函，张计储展纸一瞧：“十号暴动是中央两湖暴动原定的计划，不能变更，湖北的党如果不在行动中产生出来，依靠这旧的基础，湖北的党就会根本没有。对于本区之行动方向，再次明白指示，如江南之公安、石首，江北之当阳、远安不能同时动作，则须集中全力发展公安、石首、监利以至沔阳一带的暴动，与鄂南连成一气，则势不孤……又告以革命委员会之下不要政治委员会及镇压反革命委员会，因为革命委员会不管政治与镇压反革命，还管什么？对于反革命只是一个杀无赦。”
“中央《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指示‘如鄂中、鄂西暴动胜利，张兆丰军队须速调至暴动的区域，完成暴动，直攻武汉。鄂西、鄂中暴动如不能成功，则张兆丰的军队，须用各种方法，调往湖南或留在襄枣’。现在，荆沙工人革命军仅二十余人，而刘佐龙收编的别动队则数倍，没有张兆丰支持，江陵如何暴动？”张计储忧虑。
黄鳌浓密的睫毛下闪耀着灰色眼眸：“农协会政权的斗争和土地革命必须革命的武装才能保障其胜利，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使农民接受军事训练，获得武装，这是最严重而紧迫的问题，每一个农民运动者如果没有十二分注意这个问题而给予正确的答复，便等于没有准备农民革命得到胜利。所以，我们要使勇敢的有训练的农协会员有组织地接受军事训练，成为我们暴动的武装力量。”
清朝光绪二十八年三月，黄鳌出生于湖南安福县北乡伏牛山下一农家，八岁时入私塾，十二岁时入县立高等小学校。他读完借来的《说岳全传》后，神往岳飞身跨高头大马、手舞长枪、臂挽雕弓，杀敌卫国，辄削尖一根木棒，系上五颜六色布条，作枪舞弄；又用楠竹做弓，以芭茅杆为矢，用竹片扎一圆圈，挂在树上，练“百步穿杨”之功。每练几天后，把圆圈缩小一点。没有高头大马，他就指牛为马，把邻居的一头大牯牛当马骑。数月后，他能从高处一跃而纵到正在行走的牛背上，惊得大牯牛一阵狂奔。他则做驾马冲锋状，牛停下时，他还在牛背上竖“洋古桩”，引来乡邻一片喝彩。
1920年春，在族人资助下，黄鳌入长沙之湖南省立甲种农业学校，经湖南护法军总司令部参议、同乡林祖涵介绍加入国民党。1921年春，黄鳌转入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附属中学，第二年入湖南群治法政专门学校，任湖南全省学生联合会干事。
1924年春， 在好友叶国素接济下，黄鳌只身广州，报考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为了不名落孙山，黄鳌报名两次，未料一考就中，遂将第二次报名转给过期来的石门同乡郑洞国，不料郑洞国也考中，两人竟同在入伍生二队，一名两人，这就是“黄埔两黄鳌”的故事。
黄鳌极力推崇孙中山国共合作政策，而加入共产党，被留选为周恩来政治部秘书股主任，参加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1925年8月，黄鳌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政治部秘书，参加东征。经李富春、蔡畅夫妻介绍，与长沙籍书香女子周梦素结为伉俪。
北伐战争中，黄鳌协助副党代表李富春鼓舞二军士气、增强战斗力。
宁汉合流后，黄鳌从宜昌离开第二军，被安排入湖北省委供职。
黄鳌对张计储继续开引：“张兆丰同志有坚定的革命意志，潜入国民联军第五军军长方振武部，策划暴动，但是一切皆有变数，我们不能只想依靠外部军事的力量，要相信群众的力量……”
张兆丰出生于河北省磁县彭城，1908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2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又考入陕西陆军讲武堂，五四运动后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列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任国民党直隶省党部执行委员，5月加入共产党，11月到冯玉祥国民军担任旅参谋长，去年9月，随冯玉祥“五原誓师”，援陕建功，被晋升为第五军第三师师长。第三师是一支由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起先锋模范作用、直接受李大钊掌握的部队，战功显赫。宁汉合流后，张兆丰遭冯玉祥通缉；8月，张兆丰奉命与中央军委秘书长王一飞和李富春到鄂豫交界的方振武部策反。
“省委指示不要忽视江北零星的部分的暴动；尚望特别注意湘西之华容、安乡、澧县一带之农民，与之联合，并领导发动其暴动；松滋、枝江、宜昌以至更西有力量的地方都要动作；如力不能攻城，至少须效土匪的办法，二三十人在各乡出没无常，到处杀土豪劣绅，帮助农民抗租。”任旭建议，“应对各县土劣、群众、武装，做一个调查，以便我们决定，不要妄自菲薄。”
“我们指示江陵、公安、当阳县委，正在对全县各区土豪劣绅、武装及来源、能否掌握、多少人能起作用，做详细调查。”张计储申辩，“初步估计，江陵有农民二千人，当阳二三千人，公安有四五千人，能受我们指挥，公安更有二千人可开到各县作战。”
黄鳌转忧为喜：“那就立即召开会议，部署暴动。”
“公安武装尤以二区最强，当在二区再会议布置。”任旭提议。
于是，任旭、黄鳌、张计储、李炼青、李圣文与江陵县委刘植五一班人乔装打扮，分批乘船，南过荆江，沿虎渡河直下，泊船闸口，先行了解六区准备情况。
时，公安县农民自卫团副团长、区协会委员长杨荣祥，区委书记李金生与区协会龚汉清、李文良、李金凤等人正在配合周海波自卫大队袭击傅祖光、钟继斋匪部。
傅祖光、钟继斋原本刘祖丰手下分堂主，溃潜南五洲，以大哥、二哥自居，与谢邦文、谢邦武兄弟狼狈为奸。
那黄鳌本军校生、又喜舞枪弄棒，竟加入“五卿十三生”战队，活捉匪部三哥李大丙，那李金生、李文良亦逮得匪部四哥杨光咀；当即斩杀匪徒于河滩。
谢邦文、谢邦武在自卫队追击中，逃亡沙市。
任旭、黄鳌、张计储等人听取杨荣祥、周海波关于六区武装汇报，一并前往郑公渡——公安二区自卫大队驻地。
次日，即9月14日，郑公渡军事扩大会议上，任旭、黄鳌闻石首、华容联手暴动塔市驿，遂要求公安、江陵两天后，暴动弥陀寺；但是，遭到樊学赐、周之珍、杨荣祥、周海波、李文良等人反对：太仓促；有群众没有枪，因此不敢动作，并建议自卫团暂时不改称“农民革命军”。
张计储也再次强调：武装暴动不是儿戏，乃是最激烈的内战，暴动须精确的计划我们的力量和敌人的力量，要以我少许胜人多许，并乘隙袭击。
任旭认为樊学赐、周之珍、杨荣祥等人乃土豪劣绅同志，尚能听我们的指挥，因决定9月19日开始暴动，并且议决有关暴动事宜：
一、以公安县农民自卫团为主力，配合以公安县各区农协梭镖队，组织一支比较强大的武装，消灭江陵弥陀寺保商团，支援江陵县农民运动；二、成立弥陀寺暴动指挥部，由刘植五、胡竹铭、覃济川等负责；三、制定暴动计划，确立攻打弥陀寺的战斗方案；四、宣布暴动军事纪律，一切缴获归公……
郑公渡军事扩大会议后，张善孚继续留公安督导，张计储刚回到沙市，曹壮父派李炼青之弟李良才从当阳到达特委报告：9月14日夜瓦仓如期暴动。
为落实鄂西特委南平会议“夺取江陵沙市、宜昌”计划，张计储让李良才返回当阳，通报郑公渡会议。
当李良才逆沮漳河，回到当阳时，不仅县北瓦仓、观音两区建立了革命政府，就连县城沮水以北的九子山,煤矿工会委员长、共产党支部书记王中良与农民自卫队队长李昌海领带以鸟枪、大刀和梭镖为武器的队员、会员、矿工刘胜学、陈伯智等数百人随之暴动，东乡淯溪河、县中的慈化区以及当阳城郊也开始响应，向地主豪绅开火。
时，当阳县辖十一区四十八总，北乡为瓦仓、观音两区，西乡乃干巩、双莲两区，南乡是半月、马山两区，东乡是淯溪区、脚东区、河溶区，县中为城区与慈化区。
1927年9月16日，李良才舍舟飞马，直奔县西北傅家湾，一路上，只见胸前佩戴“农民协会会员”红条布符的鸟枪队、大刀队、梭镖队高呼“打倒国民党新军阀”“杀尽土豪劣绅，武装夺取政权”“拥护工农革命政府”“农民革命胜利万岁”，威武雄壮地捉拿土豪劣绅。
过张王庙，李良才远远望见傅家祠堂上空高高飘扬镰斧红旗和犁头红旗，祠堂大门口悬挂的“瓦仓工农革命政府”大红木牌熠熠闪光。空气中散发淡淡的鞭炮味。
人们围在祠堂一侧的高台，审判戴高帽的家伙。
农民自卫团三营营长李时新左臂佩戴红布袖筒，正在审判土豪陈长青、傅立荃、傅代红……，自卫团战士们左胸前佩戴圆形白底蓝边的布符，值岗会场。
祠堂前地坪上散满鞭炮碎屑，不时零零星星的鞭炮声，击荡空气中的浓浓火药味，回荡在空旷的山谷。
祠堂前壁上，左边张贴红纸布告：工农革命政府主席傅殿云，农民协会委员长胡德山，土地改革局局长傅勤丰，政府委员方振声、王吉三。
右边是鄂西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副团长傅丹湘（1899－1928，傅立桂、傅立贵、傅丹香，后任鄂西挺进大队参谋长等职）激情诗：“党政赤化快如风，长坂坡前逞英雄。万卷波涛正澎湃，炮杀许多老富翁。”
大堂内，鄂西区革命委员会总指挥李超然与总司令曹壮父、鄂西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团长汪效禹（1904－1927，汪疏九）亦左臂佩戴红布袖筒，袖筒上缀黄布五角星，五角星内画有交叉的镰刀和铁锤。
他们正在接见远安县南乡农民自卫团团长曹化慈、副团长周仲规、政治指导员刘宗新派来的王道培分队，由交通员王子明向导给瓦仓农民自卫团送长枪四支、短枪两支，以支援瓦仓暴动。
李超然接过长枪一看，高兴地对曹壮父、汪效禹道：“好枪！”
李超然，光绪十六年七月出生于湖北省当阳县城回水湾一塾师之家，其母勤劳持家，家中兼营客栈，为小康人家。
李超然自幼勤思善辩，光绪卅四年，以优等成绩毕业于当阳县立高等小学堂，之后跟从清末秀才张明轩习读国学。
民国元年，李超然受聘于当阳县观音寺小学校，结识参加过辛亥革命的王益庵。经王益庵启发，李超然逐步认识到：“要拯救中国，必须有千百万人去付诸实现。”
民国二年，李超然应同学罗福祥（1896－1960，罗瑞麟、罗守璞，后任西康省政府秘书等职）之邀约，同弟李明忠、同学肖瑞伯赴四川，考入重庆镇守使熊克武部陆军讲武学堂，毕业后在四川靖国军总司令熊克武部当差遣，后任营长、团长、军官教导团教务长，旅参谋长等职。
民国十一年夏，在四川南充，因师长何光烈企图脱离熊克武部控制，与大小军阀争衡，苛捐杂税，草菅人命，师参谋长李超然与旅长罗福祥联合该部进步官兵，发动倒何“七月兵变”，不久，兵变失败，李超然被贬为四川南部县县佐。罗福祥、李超然与何师之团长秦汉三、杜伯乾同袍，以后一道登上瓦仓暴动舞台。
在南部县，从何光烈部辞文书职的李鸣珂(1899－1930，李韵航、李力农、李钟鸣，后任中共四川省委军事部长等职）发觉李超然出淤泥而不染，不吸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玩女人，而用大量时间和精力于读书和研究社会，和自己一样强烈希望变革现实，遂介绍李超然认识在此组织马克思主义团体的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吴玉章。因此，李超然得以接触《少年》《向导》《阶级斗争》《共产主义ABC》以及《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等一些革命书刊。
1924年春，李超然返乡，在武昌汉阳门广福坊当阳同乡会，拜见辛亥之役老者、曾任军政府参议的聂豫。聂豫对这位后起之秀的同乡非常器重，推荐给共产党汉口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董用威。夏，李超然经董用威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是年8月，共产党武昌地委委员长陈潭秋一班人派遣李超然返回当阳，筹建共产党组织，董用威指派武昌共进中学学生党员李万英（1901－1927，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之营长等职）回乡，协助李超然。
李万英系当阳东乡脚东总李家寨人，1924年在武昌共进中学由陈潭秋介绍加入共产党，李万英在县东淯溪河联络各界人士之际，李超然在县东南孙家场，由其校友、辛亥肇国后退役归家的郑回澜（1882—1951，后任第六战区挺进军第三纵队支队长等职）协助，召集民众，宣传“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故旧邓子纯、张子松、陶伦琴、朱伯龙、曾维五、杨贞庥、廖春隆（廖春龙）、李艺直（李艺植、李华国）赶赴孙家场，为李超然接风洗尘。李超然趁机大谈：“马克思主义就是爱国主义、救国主义。”
接着，李超然在县城接触当阳教育革新先驱、教育局长朱绍裔，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长王怀之（王佐才）等知识分子，从而与教育局录事罗国玺（1905－1928，罗晓霞、罗佩衡，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等职）认识。
罗国玺出生于北乡观音寺，早年在观音寺小学校后，入淯溪河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校，受校长朱绍裔反封建影响，1919年冬考入襄阳之湖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24年春，罗国玺在襄阳，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萧楚女介绍加入共产党。
这样，在1924年8月，由罗国玺、李超然、李万英三名共产党员开始在当阳传播“马列主义就是中国的救国主义”。
他们在教育界、知识阶层传阅《新青年》《每周评论》《向导》等杂志以及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鲁迅、施存统、高语罕等人撰写的关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帝国主义诸方面著作。
时，山多水多低洼多的当阳洪水泛滥，死人甚众。李超然、罗国玺、李万英联络朱绍裔、王怀之、宋智僧、傅俊伯、吴一麟、金仙樵、金香甫、史彦伯、高拙生（高省三）、雷子贤（雷希颜）数十人，联名通函城区团总苗俊川(苗勃)，要求清算他掌管的社仓账项，以社仓的存余赈济灾民。
那苗俊川平素飞扬跋扈、目空一切， 现在竟然有人太岁头上动土，雷霆大发，一口回绝。
李超然、罗国玺遂成立城区灾民委员会，在县城四门及街巷要口张粘谣贴，揭露苗俊川社仓不清，不肯以社仓存余赈灾，见死不救，号召灾民当群起而攻之。
十多份大字报成为引爆县城的炸弹，苗俊川成为众矢之的，不得不接受清算。
城区灾民们得到救济，李超然名声不胫而走。
9月，国民党湖北省临时党部常务执行委员董用威前往恩施，途经当阳，在李超然家停留，与李超然、罗国玺、李万英等分析当阳形势，依据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确定以“五县边界乡俗改良会”为基础，组织民众，开展革命运动，发展党员，建立共产党组织。
李超然、罗国玺、李万英陪同董用威乘船东下沮漳二水合流处的河溶古镇，落脚于河溶首富儒商贺阶平牵头组建的“情怡俱乐部”，进行革命宣传，鼓励民众组织起来，和衷共济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军阀。
辛亥肇国后，董用威陪伴聂豫回河溶，曾落脚贺阶平宅院。
（时隔四十一年后，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特地造访河溶，过问聂豫、贺阶平后人，并为河溶中学题词、赠联）
“五县边界乡俗改良会”起源于1920年冬，经国文、物理、哲学教员萧楚女启迪，在襄阳之湖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读书的庞万杰、王培灵、方振声、王东平、蔡楚璠（蔡楚藩）等人，分别代表荆门、当阳、远安、钟祥、南漳五县，倡议筹建。
王培灵（1899－1981，王培林、王德树、王荣东、王瀛东，后任湖北省孝感专署人民医院院长等职）起草《乡俗改良会宣言》《乡俗改良会章程》，经萧楚女修订：反对封建迷信，捣毁鬼神塑像；反对复验红契，打倒土豪劣绅；反对妇女缠足，提倡婚姻自由；反对虐待妇女，提倡男女平等；反对吸食鸦片，反对坐轿子；反对读《四书》《五经》，提倡白话文；抵制英日货，不坐外国船……
1921年底，庞万杰、贾云程、李焕然代表荆门，王培灵、罗国玺、李时鲜、汪效禹代表当阳，方振声、胡士林代表远安，王东平、王和阶、王正为钟祥代表，南漳代表蔡楚璠、王玉书，在当阳县北端与南漳、远安、荆门、钟祥插花交错之地——方家口（1951年由荆门划属远安）主持召开荆、当、远、南、钟五县边界乡俗改良会成立大会。
此地背负大山，面临溪水，是小秦沟与西秦沟两水汇合之处，山清水秀，绿树葱郁。方氏族人在此繁衍生息，清末科考附生方德修设馆授徒，以积蓄购置土地，渐为一方首富。
从方德修塾馆走出的学徒们选择这里聚会。
这些代表们大都出生于五县交错、争议地带，不仅现在，就是当时，也很难分清他们自己的县属，但是，后来受瓦仓革命影响，大多成为当阳革命骨干。
李时新、李勋臣（李勋成）、李炼青、李良才、萧立卿（肖立青）、皮元良、杨序东、杨序贤、周景颐等两百余人，签名成为会员。会后，乡俗改良会会员分赴各县，以书写标语对联、集会演讲、编写传唱《妇女放足歌》等不同形式展开活动。
当阳北乡瓦仓、观音和东乡淯溪区率先成立改良会，收缴瓦仓豪绅汪扬、汪云深鸦片、烟枪，捣毁烟馆、神庙、牌位，踢翻瓦仓区团总汪和廷宴席，成立天足会，规定女孩放脚。
话说出生瓦仓区老观窝的李时鲜（李顺举）、汪效禹、方振声自踢翻瓦仓区团总汪和廷大肆操办的宴席后，带领一队乡俗改良会会员，高唱“工农兵联合起来”，再上石马槽，清查汪和廷苛捐杂税账目。
平日里狂妄自大、仗势欺人的汪和廷破口大骂清查队，李时鲜怒火中烧，飞起一脚，将账桌踹翻。汪效禹呼叫汪文化、方振声、傅丹湘、汪立讯（汪立训）、傅恒之（1901－1928，傅立权，后任中共当阳县委代理书记等职）、黄冠柏（1900－1933，黄正明、黄光柏、黄冠白、黄官伯、黄学敏，后任红三军独立师参谋长等职)一班会员包围汪和廷，高呼“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
汪和廷见硬拼难以脱身，遂转怒求饶，答应免除今年税捐，并将团总一职交予傅宗说(傅谨斋)，以规避账目被查。
李超然决定统一当阳县各区的乡俗改良会，遂与罗国玺、李万英邀聚当阳籍会员李时鲜、汪效禹、傅恒之、方振声、傅子和（傅正琮）、李炼青、李良才、涂相荣（涂新斋）、周美臣、李勋臣诸人，推选各区代表于1925年春成立“当阳县乡俗改良会”，公举李超然担任全县乡俗改良会会长，罗国玺、李时鲜、汪效禹、傅恒之等为副会长。
县知事、武昌人程国藩在中央陆军卢金山第十八师驻县城的昊景长工兵连九十余人协力下，执行湖北省财政厅指令，花样百出增加捐税，每包食盐加税两元，合原价为四元；凡持有田亩屋宇及不动产已税或未税的契约，一律交官复验，加盖印章，每张需缴费两元等等；以弥补军阀混战造成的财政空虚。
李超然、罗国玺、李时鲜、汪效禹人等率领乡俗改良会员组成宣讲队，分赴四乡宣传鼓动，张贴标语：“反对贪官污吏”“反对盐斤加价”“反对复验红契”“打倒财政厅长黎澍!”“反对北洋军阀！”
民众燃放鞭炮，欢迎乡俗改良会。
“你等出言不轨，全县为你们疯狂，尤其淯溪、瓦仓各区，被你们乡俗改良会折腾成了火药桶。”面对不断高涨的反对北洋军的声势，程国藩这位清末举人鼻子上冒烟，威胁前来县公署给改良会注册的李超然、罗国玺、李时鲜、汪效禹，“如再逾越常规，将酿成流血！”
“知事大人莫非想与民为敌？”李超然反问。
李时鲜、汪效禹、罗国玺从各自口袋中掏出一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之类小册子向程国藩昭示。程国藩顿时唯唯诺诺，既恨又怕，瞄了一下关于当阳县乡俗改良会成立的呈词，批道：“所请各节，尚待考查。”
到1925年春，当阳乡俗改良会活动浸满全县，连朱绍裔、王怀之、宋智僧、高拙生、傅俊伯、金仙樵等知识人士以及卢雅卿（卢子展）、傅励山（傅带和）、庞兴斋（庞明诗）、王作相（王培灵之父）、傅柳臣（傅道模，傅子和之父、王培灵之舅）等乡绅肯首响应。
程国藩不得不给予乡俗改良会立案注册，承认其合法，并邀请李超然出席县公署会议。
1925年7月，李超然、罗国玺、李万英介绍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长王怀之、玉阳城之南石龙冲国民小学校长金仙樵加入共产党。这时，在襄阳二师与荆门县之湖北省立第十四中学加入共产党的皮元良与李炼青、萧立卿暑期回乡。
这八名共产党员聚于当阳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成立共产党当阳小组，推选李超然任组长。由李万英赴武昌，向共产党武汉地方执行委员会汇报，省党部则推荐李万英赴广州，考入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第四期经理科大队第一队。
当阳小组成立后，决定继续以乡俗改良会合法身份，展开民众运动，发展成员。
教育局长朱绍裔创办的县立女子高等小学成为当阳乡俗改良会“全县妇女放足委员会”女子活动中心。
县城陶氏书香世家“陶氏三姊妹”陶元柏、陶先绣、陶先缃以及涂湘严（涂相严）、尚静宜（尚精一）、熊道华等女子，带头剪发、放足，穿裙子，被称为当阳城一群“叛逆的女性”。
陶元柏（1904－1928，陶先綵、陶元伯、陶元白，后任中共龙湾区委秘书等职）父亲是县城一秀才，在西正街经营菜馆维生。陶元柏由女子高等小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与涂湘严等人参加乡俗改良会，带领堂妹陶先绣(1909－1942，陶先秀，后任襄西妇女救国会主席等职)、陶先缃等女校学生唱着《放脚歌》，走出校门，宣传男女平等，号召剪发放足，过街走市，落落大方，不畏人言，颇有男子豪爽之气。
李超然正欲出门，找涂湘严、陶元柏等人宣传共产党主张，这时，淯溪区乡俗改良会会长刘国阳（1890－1946，刘华廷，后任中共当阳县委书记等职）急匆匆入城：“卢雅卿被鲍竹卿关押起来了。”
李超然让涂相荣飞马急召李时鲜、汪效禹、傅恒之，商议营救淯溪区乡俗改良会名誉会长卢雅卿。
卢雅卿乃淯溪区卢家湾人，幼入私塾，能诗、善文，在武昌加入共进会。武昌首义时，卢雅卿同张鹏程等占领楚望台军械库，扼守要害阵地，率部奋力冲杀清兵，后随师进军襄阳，被革命军军务部任命为督队官。
卢雅卿于1916年1月参加聂豫、朱绍裔等组织的“湖北讨袁护国军”，任炮团团长，参加汉阳战役。为躲避北洋军通缉，卢雅卿回乡躲避，热心教育改革和乡俗改良活动。
瓦仓区原团总汪和廷被李时鲜、汪效禹诸人两番斗争后，不甘“羞辱”，认为卢雅卿是这帮娃娃的后台，遂勾结淯溪区团总鲍竹卿，抓捕卢雅卿，以杀杀乡俗改良会威风。
全县乡俗改良会负责人分赴各区，发动会员营救卢雅卿。
县北瓦仓区李时鲜、李时新、汪效禹、傅丹湘、傅恒之、黄冠柏、方振声、傅殿云、傅励山（傅立楹、傅竹生、傅岩）、汪文化（1901－1930，汪德志，后任鄂西挺进大队大队长等职）集千余人于张王庙前誓师示威，向县东淯溪河游行；观音区傅子和、王东平、罗国鼎、罗庆烈（1904－1928，罗良炎、罗良严，后任观音区人民团团长等职）也聚众于观音寺后，沿漳河南下淯溪河。
李超然、涂相荣随刘国阳返回淯溪河，召集屈晓宙（曲晓宙）、刘礼乐、冯振贵、靳其华、靳其怀一班人与张彦青、文哲轩、贺文清召集的慈化区人马，汇聚瓦仓、观音各区游行队伍，包围淯溪区署。
刘国阳出生于淯溪河靳家畈一贫苦农家，父亲早逝，少年辍学，以种地为生，崇尚武术，生产之余，拜师学艺，曾在其四叔、辛亥之役武昌革命军团长刘瑞武部练习拳术，扶贫济危，初具革命思想。卢雅卿与刘瑞武乃武昌首义革命军同袍。
鲍竹卿没有料到抓个卢雅卿，引来数千民众围攻区署。
李超然、李时鲜、汪效禹出面交涉，鲍竹卿借坡下驴，不得不释放卢雅卿。
刘国阳、屈晓宙乡俗改良会趁势出击，清查鲍竹卿账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