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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9月底，先遣军司令部接侦察官傅恒之、张世友之当阳沦陷、钟祥空虚情报，与荆门临时县党部商议，由钟祥人张述南代理荆门县知事，负责接济军队粮饷，之后，聂豫下令国民革命军长江上游先遣军一小部守城外，大部向八十里外、汉水东岸的钟祥县城进军。
张丙寅一营吴排三十余人请命留守，这群没有旗帜、肩章、臂章的士兵将县知事毕世彦继续吊在门前木柱上，不顾其哀求，以拔光其胡须、撕扯其衣服取乐。可怜毕世彦被折磨而死。
卢雅卿二营为前锋，出荆门城十五里左右，即达钟祥西乡牌楼岗，然后，马不停蹄，穿过两县城之间的驿铺——冷水铺，直抵文家集之东的河西店，对岸就是钟祥县城。
连长刘国阳遂领一连沿汉水寻找渡船。
时序仲秋，农人放下饱食过稻香的镰刀，用背篓装回肥硕的瓜果；船篷上零星地载着白霜，渔人向江面的冷雾撒下圆圆的网，凉风追逐着归泊的小桨。
就在聂豫准备随卢雅卿二营东渡之际，副官长卢述常策马而至，非常气愤：“不像话，太不像话了，殿后的竟然沿路抢劫庶民财物，我阻止不了！”
聂豫则令刘舒轩三营紧随渡江后，跨上战马，率领司令部卫队折返。
只见张丙寅一营手枪连袍哥们沿路钻进百姓家中、翻东倒西，顺手牵羊，被住民追赶叫骂；肖瑞伯补充营背刀的道会门徒们亦范水模山、浑水摸鱼。
聂豫厉声喝止，朝天连放三枪，方才镇住劫徒们。补充营道会门徒们在肖瑞伯训斥下纷纷扔下财物，脱下夺来的外套；聂豫则令其归还原主。
而手枪连袍哥们有几个也扔弃一些财物，大部人却无动于衷，口袋被食物塞得满满的，手里还提着干鱼、米酒、香油，捏着银洋、卷烟、糕点之类，慢悠悠啃食着从农家掠来的瓜果。
聂豫怒不可遏，令卢述常警卫队与肖瑞伯补充营包围袍哥手枪连，令其缴械。
不料袍哥连长吴东拒不认罪，竟叫兵士们拒绝缴枪。
眼看僵持不下、剑拔弩张，聂豫无法下台，卢述常拉过刘贤臣耳语：“不可煞了司令威严，你以聂司令名义，许诺连长重利，劝其认罪…”
袍哥连长吴东听得司令秘书官悄悄话，立马令兄弟们丢弃财物，上前冲聂豫抱拳，认罪认罚，请求从宽处理。
聂豫辄让警卫队解围，令手枪连、补充营快速追随主力渡江。
这时，营长张丙寅闻讯骑马驰来，聂豫苦口婆心：“自辛亥革命以来，我泱泱中华不但无进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势。军阀专横，列强侵蚀，日益加重，令我同胞深入半殖民地之泥淖，尤其农民穷苦更甚，有志之士无不疾首蹙额，急欲为国人求一生路。我等革命军队，当以保护农民真实之利益为宗旨，为人民利益而奋斗……”
张丙寅口是心非、言不由衷，敷衍聂豫后，向渡口赶去。
前锋二营与三营业已渡江完毕，散布于汉江沙滩，等待集结。
忽然，“噼啪”“啪嚓”的枪声从江岸大堤上响起，二营几个战士仆倒在血泊里。
卢雅卿疾呼战士们仆卧沙滩，仓促应战。
背后渡船已全部返航，正摆渡一营和司令部警卫队，空旷沙滩上的前锋营无路可退，又无险可守，被堤上居高临下的火力压制。
卢雅卿猛地一跃而起，把手枪一挥，高喊：“弟兄们，后退只有一死，前进才有生机，不怕死的跟我冲啊!”
先锋连长刘国阳也高喊：“冲啊!”全连率先虎跃而起，跟随卢雅卿扑向长堤。
二营战士们猛烈射击，奋勇冲上长堤。
刘舒轩三营速即侧面迂回。
堤上夹杂穿着警备制服之敌被蜂拥而上的战士们吓得退下江堤，纷纷逃回钟祥城。
二营随卢雅卿潮水般卷过长堤，乘胜追击。
跑在最前的卢雅卿登上钟祥城西门外一座窑台，指挥全营追击逃敌。
刘国阳正要冲过窑台，拥进西门，卢雅卿呐喊声戛然而止。刘国阳睨视卢雅卿一歪，只见他仆倒在窑台上。刘国阳一沉，飞身跨上窑台，抱起卢雅卿，只见殷血从他胸部涌出，他被流弹击中。刘国阳死死按着卢雅卿伤口，却无法止血。
聂豫闻讯赶来，抱着脸色苍白的卢雅卿失声痛哭。
二营来自淯溪河的战士们停下冲击的脚步，围着卢雅卿号啕痛泣。
卢雅卿微微睁开双眼，极力指向钟祥城：“不要管我，快追敌人……”。话犹未完，瞑目而逝，卢雅卿，时年三十六岁。
聂豫放下卢雅卿，拔枪怒吼：“为卢营长报仇，冲啊!”
先遣军战士们悲愤填膺，恐后争先，冲向钟祥城。
话说在江堤上袭击先遣军的正是钟祥县警备队队长梁鑫田指挥的人马。
就在先遣军大张旗鼓东渡汉江之际，钟祥县知事张春山眼见城内空虚，遂令县警备队长梁鑫田鸠合人马抵抗。
梁鑫田倚靠“红枪会”起家，为其龙头大哥，总佛堂设于城北皇庄庙，由其弟梁必贵、 梁必切为正、副会主；梁鑫田紧急集合警备队、王炳阳团防队、李泽夫大刀会、梁必贵红枪会，共三四百人，出城西石城门，拥过护城河桥，爬上护城大堤。
梁鑫田、李泽夫眺望沙滩上杂色服装、散漫的先遣军大喜：“不过是打着革命军旗号的乌合之众。”
先遣军立足未稳，梁鑫田决定先发制人，下令凭堤开枪射击，欲将先遣军消灭在河滩。哪知先遣军不惮被偷袭，反而奋起冲锋，分两路包抄而上。警备队、团防队及会徒们哪见过如此阵势？纷纷回逃。
眼看被追上包围，梁鑫田叫住团防队长王炳阳道：“县城失守，你我人头难保，古人云，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平时你吹嘘枪法了得，而今咋不射人先射王？”
王炳阳正被追得狼狈，回头一眺，端枪朝窑台上指挥官瞄准，一声枪响，正中目标。就在先遣军前锋一片惊痛、减缓冲锋势头之际，梁鑫田的人马大部分顺利横过护城河，退进西门，紧紧关闭城门，只有腿短的二三十人成了先遣军的枪下鬼。
面对高高坚实的城墙，先遣军只能凭借城外码头街的民房与守城之敌对峙，双方就此展开激烈的枪战。
春秋战国时，这里是楚国别邑“郊郢”，战国末期，楚国郢都被秦国占领后，郊郢成为楚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故称“郢中”。楚王在兰台山上修筑行宫，曰“兰台之宫”，宋玉、景差常陪伴楚襄王游兰台，传世《风赋》。楚国琴师刘涓子综合《阳春》《白雪》两曲，制成高雅曲调《阳春白雪》，宋玉以此《答楚王问》，时人遂在紧邻兰台山之西北的青山修建“阳春宫”，以供莫愁女演唱，另建军事瞭望哨“白雪楼”，曰青山为“阳春台”，为后世李白、杜甫、白居易、王安石诸文豪所青睐。莫愁女拒绝被楚襄王强纳为妃，毅然在城东汉江沧浪渡口投水而死。汉江改道后，遗留沧浪湖，后人曰“莫愁湖”。
伍子胥为报父兄之仇，借吴国之兵讨伐楚国，在崇岵山之东、楠木山之北、沧浪渡口之南的高台屯兵设帐，并扎彩门点将布阵，楚人将此高台取名“子胥台”。此台在阳春台、兰台之东，三台依托呈“品”字形，从此“郢中三台”流芳至今。
西汉沿秦制，在此设立郢县，为钟祥设县之始，东汉初废郢县。
三国时，孙权将刘备势力逐出荆州后,在郢中置牙门戍，背山临水，垒石为城，曰石城，号称天险。西魏大统年间置郢州。唐末战乱，石城逐渐残破。
南宋乾道年间，镇守郢州都统赵樽、太守王世显等统率军民协力筑城，环城皆水,因河为壕；后，守郢都统郭果又率军继续增筑城垣，完善城守设施。淳熙年间，太守张孝继前任孙庭坚之后，修筑完成石城外百里汉水长堤,开创汉堤修筑之先。
元朝改郢州为安陆府。
明朝洪武九年，改安陆府为安陆州，治石城；成化年间，明宪宗朱见深第四子朱祐杬受封兴王，弘治七年到封地安陆州就藩，在阳春台与崇岵山之间，兴建兴王府。正德十四年，朱祐杬薨，明武宗朱厚燳赐谥为“献”，即“兴献王”，在安陆州治石城东北郊松林山选定吉地，按亲王规制安葬。
正德十六年，朱祐杬之子朱厚熜被迎往北京入继大统，是为明世宗，自立统嗣体系，不顾朝臣反对，追尊生父朱祐杬为皇帝；推尊为“兴献帝”，嘉靖三年，王坟正式更名为显陵，开始按照皇陵规制扩建，至今仍旧被称为“皇陵”“皇城”，将兴王府更名为兴王宫。
嘉靖十年，明世宗钦定府县之名，升安陆州为承天府；复立县，取“祥瑞钟聚”之意，命名“钟祥”，县称钟祥自此始。知县张璠于府学东侧故广盈仓射圃址创建县署，知府茹鸣金将南门内安陆州署改建成新的承天府署。
朱厚熜将故里定名“承天”,与北京顺天、南京应天相提并论，并给父亲建一座具有皇帝规格的都城，对兴王宫所在的钟祥城冠以“兴都”之称,与凤阳中都比尊。
朱厚熜南巡承天府，除大规模扩建改建兴王宫外,还按两京朝天宫规制于钟祥城南门外兴建元佑宫等设施，使钟祥与南京、北京并称三大都会,成为湖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盛极一时。
清朝初期，改承天府为安陆府，知县王善行、佟养冲与知府李起元相继对残破的旧城进行补葺。康熙元年，知府张崇德、知县程起鹏再次主持复修钟祥城，砖石垒砌，设五门，大东门为阅武门，小东门为威武门，南门曰阳春门，西门曰石城门，北门曰拱辰门，门门有城楼，以宽约八丈、深则四丈的城濠环护，钟祥城相当规模。
同治五年，知县孙福海将大东门更名为寅宾门，小东门更名为文昌门。
民国元年，废安陆府，钟祥县属湖北省辖。时，石城门外码头街、河街、矶头街与阳春门、文昌门外的南大街、东街最为繁荣，而城内韩家街、皇城门街最为热闹。
眼看硬攻难以夺取砖石垒砌、池濠环护的钟祥石城，枉然消耗弹药，聂豫便下令停止射击，派司令部交通员慎克尧持信进城，送与张春山，称先遣军只是借道去汉阳，接受国民革命军改编，无意在此交战，耽搁行程；只是大军远道而来，粮饷匮乏，希望代为筹措几许，以便即时开拔。
张春山与守城的梁鑫田、王炳阳、李泽夫以及商会会长王恕堂、警察局长王世中一干人商议半日，斟酌再三，决定接受聂豫条件，请聂豫大军暂时移住南门外的山陕、四川、江西会馆，以便犒劳。
正要散会，张春山仿佛猛然醒悟：“难道聂豫借道是假，寻机取城是真？现在全县闹红，如果聂豫与我县赤化党里应外合，石城势难守卫。”
梁鑫田、王恕堂、王炳阳、李泽夫等如梦初醒，咬牙切齿：“绝不能让费必生（1903－1932，费拯、费根生，后任中共应城县委书记等职）赤化党与其勾结……”
张春山压压手势，让众人安静：“诸位，必须立即搬兵，赶走聂豫。京山唇亡齿寒，县知事闻世忠出兵不成问题，只是力量太小；而宜昌卢金山司令恐怕无暇顾及我县；只得向襄阳张联陞、江陵王都庆两师长求救。为防万一，保存实力，警备队、团防队各部移到城外，由大刀会、红枪会暗中监视聂豫动向、费必生赤化党……”
“我看孙海霞亦非善类。”王恕堂提醒。
“聂豫匪部已经强吃了码头街，民多苦之，让他们进驻中强中学，与孙海霞狗咬狗。”王世中提议。
张春山随即命令警备队、团防队移驻城外文昌阁至莫愁湖山冈一带，只留警察局警员维护城内治安。
聂豫让卢述常代理二营营长、刘国阳兼副营长，协助卢述常指挥二营，然后在南大街的山陕会馆，为卢雅卿等死难将士设立灵堂，追悼祭奠。
南大街为外地客商落户从事商贸活动的中心，各省会馆（公所）多立于此。山峡会馆由山西籍、陕西籍商人于康熙年间联合修建，而江西会馆与四川会馆分别筑于雍正、光绪年间，另有福建会馆、武郡公所、苏湖公所、盐经公所等。
孙海霞（1880－1959，孙曙光，后任成都市电信局局长等职）创办的中强中学就设于四川会馆，周云铎、杨锡庚、杜邦宪、孙善模、王光凝、樊玉道、马豁（马活、马禾、马元恭）诸学生被迫全部离校。
话说孙海霞闻得山陕会馆灵堂追悼的是“辛亥义士”，乃备了祭品，前来悼唁。聂豫见孙海霞精神抖擞身体壮、臂膀有力显威严，顿时肃然，一寒暄，方知孙海霞不仅是中强中学校长、安陆府电报局局长，而且也是神交已久的同盟会会员，都认识一起参加过武昌首义的澧县人蒋翊武、京山人曹振武辈。
聂豫遂在山陕会馆设宴款待孙海霞，让肖瑞伯、卢述常、刘国阳、刘舒轩作陪。
孙海霞出生于其父孙道生做师爷的江苏省扬州府，祖籍浙江绍兴孙端乡。随父读书的孙海霞也随父辈成为虔诚的基督徒，1902年考入上海电报专门学堂，三年寒窗，熟练英文，通晓电报技术，追求博爱、平等，1905年到汉口电报局任报务员，次年加入中国同盟会。
武昌举义时，孙海霞奉革命军都督府命令，担负军务部交通。在西方列强和清政府严密控制的电报局，孙海霞甘冒生命危险，机警、准确、及时传送军务情报，下达革命军命令，被都督府授予“文虎勋章”“嘉禾勋章”各一枚和奖金一千元。
袁世凯称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孙海霞愤然离开武昌，来钟祥县就任电报局局长，不满意英国循道公会传教士乐永和等腐蚀麻痹群众，深感欲唤醒民众，必先抵制外来影响，消除封建礼教，于是在电报局内创办英语补习班和文化补习班，力图兴教育，醒民众，救国家，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己任。
五四运动爆发，孙海霞最先得知各地通电后，立即转抄，通报钟祥各界，联络代之麟、刘士铎、刘学仁、张璧之等志士，与长子孙耀华（1909—1993，孙佑汉、孙洪，后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英语补习班学员费必生、王精白等人串联郢中古城师生，在城隍庙召开声援大会，聆听者如云。
孙海霞、费必生、孙耀华相继激情演说，呼吁“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反对列强侵略”“拒绝和约签字”“反对军阀镇压爱国学生”。
湖北省第三区兰台中学学生唐修文演讲时,刺指血书“还我河山”，群情为之激愤，“抵制日货!”“打倒奸贼!”响彻云霄。
费必生、孙耀华教唱自编歌谣:“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二十一条，强驻旅大，首载第一条，得失关键在今朝，收回旧领土，中坚属吾曹。激起力争，万勿告饶，二十一条，坚决不承认，反对英、日狗强盗，断绝邦交……”
在此伏彼起的歌声中，兰台中学教师吴子屏、关志平等人带领一群学生孙凤洲、唐修文、蒋方青、曾毓喜、叶峰先、高尚志、张文钦、赖济安、刘继成、赖琼久、钟升平、陈戊霖、张保德、陈茂森、刘播清领队游行，一边高呼口号，一边散发传单，声讨帝国主义和政府卖国罪行。
清朝乾隆十五年,安陆知府张世芳在翰林院侍读学士杨炳故宅后的兰台山上主持修建几个四合院,作为府属士子肄业之所，取名“安陆府兰台书院”；其后，乾隆、道光、咸丰年间，三次扩建和重修兰台书院；1905年改为安陆府师范学堂，1908年改称“安陆府中学堂”，1913年改名为“湖北省第三区兰台中学校”。
县城游行接近尾声时，兰台中学校长郭正乾将亲书的“热爱国事”一幅匾额，赠予唐修文，盛赞学子们爱国举动。
孙海霞、郭正乾、代之麟、王显庭等人聚议成立“钟祥县各界爱国人士外交后援委员会”，共推孙海霞为会长，向北京、武昌、汉口发出声援通电，印成传单，散发全县，声援标语贴满钟祥街头，“钟祥外交后援会”派出刘士铎、吴子屏、关志平、孙耀华、费必生、唐修文诸师生组成的演讲队、演唱队，分赴县城内外街巷、码头，激起市民、店民和码头工人不断参与声援，出生于下河街、在汇记商店做学徒的李相九（1903－1992，向河，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干事等职）加入抵制洋货运动。
汉神庙农业小学校长王显庭咬破中指，血书“抵制日货”,民众无不为之感动，孙海霞叫费必生、王精白给王显庭赠送一块“热忱爱国”的大红匾额。
城南胡家板桥私学先生胡鹏程闻“钟祥外交后援会”革命风潮涌起，带领学生披麻戴孝，上街游行，包围大东门外英国循道公会主办的“普爱医院”，抵制英货。英人院长宫善修企图用枪驱离、镇压学生，胡鹏程指挥学生一拥而上，高呼“断绝英国洋人饮食”。宫善修吓得隐形。学生们便抓住洋人医师乐柯冰玉厮打。之后，胡家板桥私校学生刻制一枚“洋奴”图章，用蓝色印油盖在教会传教士身上。
油坊老板程益太辱骂学生是“搞无渣子的事”，学生们一齐砸毁他的全部油缸,油流满街。
汉神庙农业小学、胡家板桥私学亦加入“钟祥外交后援会”演讲队，分赴四乡，宣传抵制英货、日货，搜查并销毁英、日货物。
“钟祥外交后援会”迅速波及钟祥四境。位于县境东北部大洪山麓贾家集的私立育才中学学生，在校长李云阶（1873－1942，李三锦，后任李家祠小学校长等职）率领下，跋山涉水，在店子岭山区、贾家集四周宣传抵制日货，发表救国演说，启发民众觉悟，开展查禁日货活动。
李云阶乃钟祥县北乡一穷举人，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目睹朝政腐败、帝国列强瓜分中华、民生凋敝、生灵涂炭的社会状况，激愤不已，决心培育救国救民之人才。
城北张家集田礼耕以寨田三百余亩作校产，督工修建育才小学堂，后发展为育才中学，均聘请李云阶为堂长、校长。
李云阶以培养具备民族气节和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之青年为办学目标，吸引县城樊净卿、邓精一、韩琪等先生也来此执教，李宏九、李光勃等教员加盟，使育才中学逐渐成为钟祥县北乡民主革命思想传播的摇篮。
私立育才中学与官立兰台中学是钟祥县仅有的两所中学。
此后，南乡孙家集青年农民陈洪炳、武天池等人闻“钟祥外交后援会”之行动，遂联合不堪忍受地主豪绅压榨的农民，揭竿而起，迅速聚义七八百人，手擎大旗，肩背大刀、长矛，于1920年春包围土豪陈维周宅院，开仓放粮。继而，暴动队伍向东乡撩脚山(聊崛山)大张旗鼓进发，一路打开豪强粮仓，赈济贫民，惩恶除奸，北洋驻军倾巢出动，冲散暴动队伍，砍杀队员……暴动失败。
孙海霞于1920年将文化补习班移至四川会馆，自筹经费，创办私立学校，取中华民族强盛振兴之意，曰“中强中学”，免费招收钟祥、宜城、京山、荆门、当阳等县农村中贫苦学生，以培养更多有志青年，并打破陈规，招收女青年入学，宣传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迷信，启发学生爱国反帝思想。自此，钟祥县境诞生第三所中学，加入民主革命思想传播之列。
孙海霞自任校长，聘请代之麟为副校长，刘士铎、张璧之、刘学仁等教员，选文化补习班中优秀学员为义务教职员，每月只补助微少的生活费。
学校只请一名勤杂工，孙海霞亲自教英语，主持校务，还挑水、打钟、扫厕所诸事。学校开办毛笔厂、毛巾厂、鸭场、育木场、无声电影队和文明戏班，使学生能将所学用于实践，也为学校筹集资金。
和学生每天早操后，孙海霞都要训话：“要想中华民族强盛，不当东亚病夫，就要经常锻炼好身体……”
学生统一服装，佩戴校徽，雄赳赳、气昂昂地出操、跑步、打拳、游泳、踢足球，开钟祥新式教育之先河，被县民呼为“洋学”。
而在清朝光绪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出生于钟祥城狮子井一小商人之家的费必生则由中强中学转入武昌博文书院读书。
1921年开春，费必生转入董用威、张国恩、倪季端、雷大同等人创办的私立武汉中学，陈潭秋、陈荫林兄弟先后任其英文教员。
代表钟祥县筹建五县边界乡俗改良会的王东平与王正、王和阶等人在钟祥城乡串联乡俗改良活动。兰台中学、中强中学成为活动大本营，孙凤洲、唐修文、潘少成、魏大华、钟升平、陈戊霖、龚大鸣、张文钦、刘继成、孙俊德、张光灿、贺淑阶、魏治道、汪效禹诸学生成为积极分子。
孙海霞联络李云阶、郭正乾、胡鹏程、赵鹏飞（1879－1936，赵纯青、赵雄群，后任钟祥县教育局长等职）等人依据北京地方自治协进会章程，成立钟祥县自治协进会，共推孙海霞任会长，主办讲习所，培训各区、乡事务所长及调查员，进而联络荆门、当阳、远安、南漳等县，成立五县协进会，以完成五县乡俗改良。
就在“乡俗改良会”“自治协进会”如火如荼于钟祥之际，由汉口至沙洋的马班邮路邮差在钟祥设于京山县西乡杨家浲的邮站，与钟祥县邮差交接邮件，不时传来《湖广新报》这一由日本驻汉口领事笹川洁于1918年创办的报纸，孙海霞、胡鹏程、郭正乾、代之麟、王显庭、孙耀华争相传阅武汉工人、学生运动消息，当局的丧权辱国行径以及社会的腐败。
原来，《湖广新报》主笔张华（1985－1929，张中冕、张宗冕、张子余、张冠军、张萍华，后为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交际处主任）乃钟祥北乡古镇洋梓名医、豪绅张继业（张石成、张时生）之子，但是张华受辛亥革命、苏俄革命影响，痛恨为富不仁、谄富欺贫、仗势欺人之徒，同情贫苦之民，喜欢挺身而出、拔刀相助。
张华于1911年由安陆府中学堂毕业，1913年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15年，张华说服父母，将家中三百多亩田地卖掉一半，只身东渡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与1914年进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学的李大钊、1917年进入东京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习日语的周恩来结识，开始接受马列主义。
张华于1919年初回国后，应留日同学、《湖广新报》主编徐祝平之邀，以《湖广新报》为阵地，抨击时政，针砭时弊，力图揭露社会，唤醒人民。
经施洋介绍，张华于1921年加入武汉律师公会，结识武汉共产党支部成员包惠僧、董用威、张国恩、陈潭秋、刘伯垂等人，如饥似渴阅读《新青年》《新潮》《改造》《马克思主义入门》《政治经济学入门》，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9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成立，张华被选为分部成员，与包惠僧、项德龙、施洋、林育南、李书渠一起领导汉口工人斗争。
孙海霞遂将张华寄回家乡的《湖广新报》推荐给自治协进会讲习所学员外，向兰台、大井湾、府学宫、韩家街各学校传送，并往四乡传递，以此推荐全县自治协进。
横跨汉水东西两岸的钟祥县像一只被荆门与京山两手掌向上捧起的扑腾着的鸽子，后爪从掌逢间向南伸向潜江，前爪深深刺进荆门腹地，小小的头喙扑过荆门北乡，啄向当阳、远安，成为五县交错的飞地，欲展之前翅向西北振开南漳，后翅荡开枣阳，后背托起宜城，尾部扫向随县。县境西北为荆山山丘、东北为大洪山脉，汉水从北向南纵贯全境，冲积成平原。
赋曰：东越洪山可通九衢，西出荆山而接宜昌；下控蜀汉开域荆州，上扼川陕咽喉襄阳；洪山峰峦崇巍，曰荆楚屋脊；荆山丘陵伏莽，号天下粮仓。
全县划分为三十六区，但因汉水在此又称襄河，故汉水之西的钟祥西乡，被俗称为“襄西”“河西”，襄西北部山区后来被俗称为北山山区；而河东钟祥，其县城之南曰“南乡”，之东曰“东乡”，之北曰“北乡”。
钟祥县自治协进会讲习所毕业生张琢成（1884－1934，张万花，后任中共荆钟特别区区委书记等职）出生于河西牌楼岗之北张家咀一农家，其父张吉星（张友兆）兼塾师，将家中大部分收入化成鸦片火烟毒雾。这里紧邻荆门城，稍长，独子张琢成被父母送往荆门县城读书。成年后，张琢成娶妻罗氏，弃学执教。
当五四新风吹拂荆门、钟祥之时，生活清贫的张琢成如黑夜迷路之后陡见阳光，在中堂联曰：“天翻地覆日月普照，水深火热乾坤定矣。”，张琢成与罗汉、严子汉（1883－1928，严永祥，后任中共荆钟特别区区委书记等职）加入“钟祥外交后援会”。
张琢成于1922年讲习所毕业后，与严子汉、廖东周（廖东洲）、罗汉（1899-1936，后任红三军独立一团团长等职）回牌楼岗，在财神殿，邀请荆门、钟祥边界代表江澄清、杨选三、范绍风、陶文法、郑家坤、沈明纪、张洁白（张洁柏）等十余人成立钟祥自治协进会石渠区事务所，张琢成任所长兼调查员，严子汉、廖东周辅之。
廖东周、江澄清、杨选三、张洁白等人多为塾师。
年近六十的范绍风乃清朝举人，任教于大红庙学校，支持学生魏昆山（魏守俊）、魏恒久、杨鑫等人以半合法身份走村串户，在民众中宣传反封建礼教，秘密收集整理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恶棍烟鬼毛宗汉、杨占鳌、陈杰三、刘尊五、熊福山、杨其录一干人的罪行。
年约三十的严子汉出生于牌楼岗之东北的潘严坪一贫民之家，其父严太湖、其母郭氏以其勤劳善良影响严子汉熟练农活。在严庙私塾后，严子汉先后至双河口、石牌岗求学。农民的悲惨、富豪的
荒淫使严子汉日益疑虑与不满。其家西距张家咀仅五里路程，与张琢成志同道合，带领石渠区事务所成员罗汉、廖东周、江澄清、张洁白、杨选三之辈收集豪绅劣行，撰成数万余字，拟成诉状，向县知事衙门告状。
当诉状石沉大海之后，张琢成、严子汉发动民众，列举县知事“任用私人、庇护僚佐、纵容书差、征收舞弊、滥用罚款、勒捐苛派、玩视学务、废弛烟禁、草菅人命”等十条罪状,向湖北省行政公署揭发……
1923年2月8日，农历小年，安陆府电报局局长孙海霞惊悉京汉铁路二七惨案通电，立即召集自治协进会郭正乾、胡鹏程、代之麟、吴子屏、关志平诸同仁商议，决议联络乡俗改良会，发动学生、居民声援。
回家春节的私立武汉中学学生费必生亦收到张华寄回的《真报》，遂串联孙耀华、马豁、唐修文、周恩熙、张光灿、戴大斗等县城青年学生，商定配合自治协进会游行。
元宵节后，各校学生陆续返校，兰台中学接省教育厅通知，改为“湖北省立第七中学”。费必生与王正、王和阶发动以省立七中孙凤洲、魏治道、王志清、王协公、唐修文、魏大华、潘少成、钟升平为骨干的钟祥乡俗改良会，孙海霞、孙耀华父子带领中强中学师生刘正华、王子阳、贺淑阶、周卓然、汪效禹等，在县城游行示威，声援二七大罢工。
府学宫、大井湾、韩家街、大东门、胡家板桥各学校亦响应，县城顿时淹没在红绿旗帜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死难的工人兄弟报仇!”的高呼声中。
县知事立即命令县警备队全副武装，手持警棒，把守城门。
孙海霞、费必生、孙耀华、马豁、孙凤洲、郭正乾、胡鹏程、吴子屏、关志平、王显庭、张光灿、贺淑阶带领游行队伍，迎着警队棍棒，经南门阳春门、过小东门文昌门、穿东大门寅宾门、出西门石城门，游遍城内外主要街道，高呼“为施洋、林祥谦烈士报仇”“坚决支援二七大罢工”！
孙凤洲按照年前在孙家冲与朱鹤峰、刘清太、冯之洲、魏大华、戈万松等人的商议，在省立七中着手成立“青年益学会”。他们个别串联谈话，征求成立青年会的意愿，凡入会者，交纳会费，以便相互支援，如那个同学有困难，辄以会费给予资助。
到3月春分之时，孙凤洲将考察后的曾毓喜、赖济安、蒋方青、叶峰先、高尚志、尹伯阶、伍重廉二十余人于周日上午，邀约至城南大东街元佑宫二殿开会：“我们国家正处于腐败时期，各校都在朝共产方面走，我们也要走这光明大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大殿静悄悄的，僧人们都住在外面，孙凤洲的宣言像春雷霎时霹雳，众人方才明白这个“青年益学会”是要搞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这条路以后能不能成功，不敢断定，走到什么田步，就是什么田步，但是，我们要坚定信心，保守秘密，任何人都不准向外泄露。”孙凤洲强调之后，带领入会者举手宣誓：“我们青年要走光明大道，光明大道就是共产主义，我们要走共产主义道路。”
凡入会者，每人交纳一两串钱会费。
最后，孙凤洲宣布青年会候选干部名单，要求大家会后酝酿，下次会议投票选举。
龚大鸣为特别会员，负全责；刘礼源、张文钦、刘播清、刘心慎、钟升平、张保德为干事，冯之洲、陈茂森为正、副会计，潘少成、孙俊德担任正、副庶务，刘继成、赖琼久为正、副文牍。
两周后，即4月清明节后周日，孙凤洲在元佑宫再次召开“青年益学会”会议，接纳新会员赖本烺、潘楚辉、宋吉学、宋月樵、尹少昌、尹洪文、赖以琳、周子兴、梁焕文、胡龙山，选举干部，大家推荐孙凤洲、陈戊霖为正、副会长。
“现在政府极其腐败，致使社会黑暗，豪霸横行，百姓呻吟，只有共产这条光明大道可走，我们也要思想开放，走向共产主义，一心一意为国家出力，不怕困难，勇往直前……”孙凤洲再次发表演说。
“青年益学会”尽管还没有一位共产党员，但却是钟祥第一个宣扬信仰共产主义的组织，共三十余人，主要来自荆门北乡与钟祥西北的盐池庙、石桥驿、乐乡关、小南桥、八角庙、李家垱、罗家集、永盛集、上胡家集、快活铺、旧口一带。
为取得合法名义，利于青年会活动展开，孙凤洲向县公署递交成立学生学术会申请，并附《益学会章程》“本会以联络感情、鼓励品行、研究学术、改造社会为宗旨……”
6月，端午节，江汉流域打麦子时节，张华受共产党武汉区委李立三、董用威派遣，偕费必生回钟祥，联络王东平乡俗改良会、孙凤洲青年益学会、孙海霞自治协进会，宣传马列主义。
话说去年10月，武汉工团联合会更名为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以杨德甫、张笃为正、副委员长，陈天为总干事，施洋为法律顾问，包惠僧、李汉俊分别为组织、教育顾问，林育南、许白昊、林祥谦、项德龙、张华等为执行委员，创办会刊《真报》，林育南主编，许白昊、施洋、张华、郭寄生等参加编辑，报道、支持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