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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之畔，范邑之东，有一山，越千米高，势若屋梁，故取名梁山。
此山虽没华山之奇险，也没泰山“直通帝座”之威，但在人们心目中，仍是一座巍峨高山，仍是占有重要地位。
《诗经·大雅·韩奕》第一章这样歌咏，大意如下：
奕奕梁山，
大禹治之，
开辟大道。
韩侯受命，
周王宣布，
继承祖业，
无废朕命。
诗中所歌咏的是周武王第五子，韩国始封君，周宣王赐封他承担屏障王朝，拱卫北方的责任。把这样重大的王室事项，与梁山联系在一起，与大禹联系在一起，可见梁山在时人眼中，就是一个伟大与可靠的象征。
然而，晋景公十四年，即鲁成公五年，梁山突然崩塌，倒下的山泥，塞住黄河，致河水不能流动。此一大异象，惊动了朝野上下，因为河水不能流动，万一崩堤了怎么办？晋景公即派传车接伯宗和士贞伯上朝商议，因为他们对异象最有研究。
伯宗的传车被一辆载重的运货车挡了道。
伯宗心急，对前车叫嚷：“避让传车！避让传车！”
但道路狭窄，前车难作避让。此时，前车辇者回头与他们说话。
辇者说：“等我，不如绕捷径快也。”
伯宗立时冒火，让车右下去鞭他。辇者挨了鞭子，虽然不说话了，但也是无法让负重的马儿快跑起来。伯宗仍不得不放慢车速跟在后面，走了一段，伯宗冷静下来，觉得让前车辇者挨鞭打有些过分。
伯宗下车问辇者：“尔哪里人？”
辇者说：“绛人也。”
原来他是在宫里做事，专门运送货物到宫里去，并非无知村夫。
伯宗说：“近日之事，子有所闻乎？”
辇者说：“君子所指，乃梁山崩，壅塞河，三日不流乎？吾闻之也。”
伯宗说：“君为此召伯宗，将之如何？”
辇者说：“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虽召伯宗，又有何用？”
辇者没有计较自己身上挨了几下鞭子，他见伯宗身穿朝服乘传车而来，知道是个大官，遇到难解之事了，心里躁急，可以理解。而伯宗心里所烦躁的，是他到现在心里还没有对策，等会面见国君若无策可支，是有负神寄托了。
觉得辇者说话很自信，有气度不凡的样子，心想他或许有办法。
伯宗就虚心而问：“子若有谋，可赐教乎？”
辇者确实也是成竹在胸。但在大自然面前，人太渺小了，在科学欠发达的时代，他能有什么妙计？除了对大自然表达敬畏之情，恐怕没有更好的对策。
辇者说：“君亲素缟，帅群臣而哭之，既而祭祀，水自流矣。”
辇者献出此计，就是对大自然表示出敬畏。但虽然看似普通，还是一下子就让伯宗心里有了底气。
伯宗说：“子可与国君一见乎？”
辇者说：“吾一小民耳，弗敢见君也。”
辇者拒绝了伯宗的提议，他没有什么特别野心，献出此计，只为尽国民关心国家的责任，不是要图什么。来到一拐角处，辇者驶入进去，让传车超过之后再慢慢倒回来。伯宗到殿前下车，上了殿，士贞伯已在殿堂里。
晋景公从里而出，他面色沉重，心有戚戚，大家都知道是为何事而忧虑。
晋景公说：“山有朽壤而崩，如之若何？”
士贞伯说：“梁山崩者，大预兆也，应迁都矣。”
伯宗说：“国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应为之减膳，穿素服、不乘挂彩织的车、撤乐、离宫避正寝、置玉帛、太史致辞、以礼祭祀。”
他们两人的对策虽然各不相同，但并不矛盾。士贞伯从自己作为善卜者的角度，在宏观的视野上提出对策。伯宗则是想尽快让河水流动起来，以解决迫切的现实问题。晋景公斟酌了他们两人的意见。
晋景公说：“迁都事大，可从后议，然先祭河，使水流动，此善也。”
晋景公说干就干，立即行动了起来，下令搬到宫外住。择吉日，穿孝服，领群臣到黄河边祭河。
在河边上，众人静默肃立。此时河被截断，成了湖一样，湖水日涨，若不及时疏通，怕会引致新的灾难。太史宣读祭文后，晋景公领头，与群臣一起痛哭。也无须嘲笑他们愚昧，毕竟是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初始阶段，能力有限，他们以哭河之礼祭山川之神，以此表达对大自然的敬畏，乞求神的怜悯。
祭礼之后，晋景公仍然没有回宫里住，每天身穿丧服拜神，幸运的是在三天之后，河水疏通了，并且没有引起次生灾难。这自然是算伯宗之功。晋景公搬回宫里居住后，也嘉奖了伯宗。
孔子评说：“伯宗之功乎？是偷窃他人之功也。”
没想到孔子却是批评了伯宗。这是为了什么？
考虑到孔子曾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以及“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等一类的说话；考虑到那时代还没有学校教育，孔子自己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职业教师。可见孔子口中视之为师的三人，说到底，大概率就只是三个文盲而已；可见孔子这样批评伯宗，是他心里有更广阔的胸怀，是他认为不应抹煞无名之辈对国家的贡献，或者说，这应是中国最早的知识产权意识了。
尽管这位无名的辇者，他的知识产权若没有伯宗实施，是产生不了效果的，但在孔子的思想观念中，仍然认为即使如此，也不能抹煞这位无名之辈的知识贡献，所以，他在批评时才特别用上了“偷窃”这个词。
回到宫里后，生活中的一切都恢复了正常。但晋景公内心是放不下的，在表面的安详下，他仍是担心会有新的意外发生。所以，对士贞伯提出的迁都之议，他一直在考虑，也拿到朝庭上供大家都来议一议。
晋景公说：“昔梁山崩者，大预兆也，士贞伯与吾言之：‘此天神之意，须迁都以避。’以诸子之见何如？”
有不少大臣同意迁都之议，但也有不愿离开绛城这块自己熟悉了的地方的，认为没有必要迁都，现在河水通畅了，也没有引发次生灾难，说明天神完全接受了哭河祭礼。如果觉得仍有不足，那么，还可以赦罪以示仁义，相信天神会接受的。
但士贞伯说：“此乃大预兆，上天已表明态度，吾只可以迁都应对也。”
士贞伯对占卦之事熟悉，他的意见很有说服力，在他的坚持及强调下，大家最后都认同有必要迁都。但迁往哪里呢？有人建议迁回曲沃，因为那里一直是副都，基础设施完备，经济发达。伯宗反对这个提议。
伯宗说：“曲沃乃祖兴之地，晋之今日，非旧时可比，已是新面貌矣。重回祖兴之地，乃败象，不祥也。”
既是迁新都，就应在新地兴建。伯宗发表意见后，众人也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不同的见解，互相碰撞的理据，由于各人考虑的角度不同，建议新都的地方也不相同。各种意见在充分碰撞后，也渐渐表现出相当的趋同性。最后，栾书集中了大家意见比较相一致的地方，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栾书说：“新都应于新地建设。综合大家意见而言，郇瑕氏可矣，此地富饶，且近盐池也。”
但这虽是一个相对集中的意见，但仍有大臣没发表意见，这自然是一种有所保留的意思。所以，晋景公没有急于做决定，他想听听是否仍有不同意见。
韩献子是属于意见有保留的，但他在一时之间也没有什么成熟想法，不知道说些什么好，唯有沉默以对。
但晋景公就是想听听沉默者的意见。
韩献子就说：“新田土厚水深，便于生产，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地方。”
他对自己的提议，信心不是太足。
荀首说：“此地不近盐池，生活不便也。”
这时有许国使者前来聘问，打断了他们议事。
晋景公感到奇怪，许国已友楚多年，怎么突然来晋国聘问？晋景公暂时放下迁都之议，命宣许国使者上殿。
使者上殿后，栾书问：“许使来晋所为何事？”
使者说：“郑伯伐许，且已取鉏任、泠敦之地，寡君恳请晋派兵援助也。”
荀首问：“但许、郑两国，皆楚之盟矣，何不问楚求助也？”
使者解释说：“寡君已有问楚，然楚之调解，乏力也。寡君不甘屈于郑之威，故来求助大国，以彰显天道也。”
范燮问：“但子凭何认定晋要帮汝耶？”
使者说：“晋乃侯伯，小国求助，合乎天理。且郑于丘舆之役阴晋，晋岂可忘之，岂能不报之也？”
晋并没有打算与楚竞争许国，因为难度很大。在地理上，许国与郑、楚、陈、蔡接壤，完全包围在楚国的势力范围内。但对郑报复丘舆之败，晋景公倒是觉得许国来使说得有道理的。此前忙于处理齐国之事，现在可以腾得出手来，也该是时候了。
晋景公就说道：“郑伯不礼，楚子无能，小国有难，晋岂有不帮之理乎？”
晋景公命栾书率领中军，荀首作为副帅，士燮为上军副帅讨伐晋国。
虽然这不是直接救援许国，只是为报复郑国，但在客观上也能帮许国出一口气的。晋大军一路挺进，取郑国汜、祭之地。郑向楚求救。楚共王派子反救郑。但当楚大军到来时，栾书率军退去。因他此行的任务是报复郑国，而非与楚军主力决战。
许灵公来到楚军营中起诉郑国。郑襄公已下葬，郑悼公在守孝期内，就由皇戌代表他到子反营中应诉。子反听了两人的申诉，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难以仲裁。
子反说：“请两君到郢都，让寡君与其二三臣，共听两君之所欲，成其得知两国矛盾与是非所在，侧实在判断不了。”
许灵公随子反一同回郢都，向楚共王起诉郑国。皇戌回新郑与郑悼公商议，为免在诉讼中陷于不利局面，郑悼公决定提前结束守孝期，由皇戌及司马公子发陪同到楚国应诉。
郑许两国是一对不欢喜的冤家，他们的矛盾最早发生于郑庄公时期。郑庄公伐许是春秋早期一场重要的战事，有句成语叫“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就是来自此战中。此战几乎灭了许国，但郑庄公最后是让许国大夫百里奉许叔居许都东部，以安抚许国百姓；使郑国大夫公孙获处许都西部，实质控制住许国，使许国成为郑之属国。
孔子欣赏郑庄公知礼。他说：“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
郑庄公伐许是联合了齐僖公和鲁隐公一起行动的，战后，齐僖公首先提出把许国领土让给鲁国，但鲁隐公没要，他还声言不参与处理许国之事务。郑庄公就明白了这两位诸侯要保存许国的心意。郑国的实力还不足以与齐鲁两国相对抗。度德、度力、度时，可见“知礼”作为一个抽象概念，在孔子的心目中，就是具有做事要知尺度的含义，并不是一般以为的懂礼貌。
郑庄公薨，郑国发生内乱，许叔趁机光复首都登位，重建许国独立，是为许穆公。但郑国安定后又想要再次制服许国，于是两国间矛盾不断。尽管后来都成为了楚国的属国，仍然没有影响郑国要继续压服许国的愿意，这次争端也是郑公子去疾以许国恃楚不事郑而领兵伐许引起的。
郑悼公输掉了诉讼，楚人扣押执皇戌及公子发在楚服刑。郑悼公归国后气恼不过，使公子偃出使晋国，希望与晋国重新媾和，以报复楚国。
公子偃来到绛城后，晋景公表示热烈欢迎。郑国本是晋国传统盟友，只因不敌楚国而屈服，如果郑国能够回归中原，这是一件好事。
公子偃说：“寡君新登位，祈与晋恢复传统的友好，特遣偃来也。”
但栾书有疑问：“然郑友楚久矣，为何不惧楚而再欲友晋也？”
公子偃说：“楚之本质也，实属蛮夷，虽以王自居，却连公平处事都不懂。”
既然郑国愿意回归中原，无论怎样看，这甚至可以说是一件大喜事。晋景公命栾书召集诸侯，为郑国重归中原阵营举行盟会。
晋景公说：“郑脱离中原久矣，如今回归，善乎也哉？大善也。”
秋八月，郑悼公出发来到晋国，下军佐赵同前去迎接，两人先在垂棘签订盟约。赵同陪同郑悼公在晋各地游玩。冬季，各国诸侯陆续到虫牢，晋景公亦移步至虫牢。此时，虽北风已起，但不觉严寒。各路诸侯心中，皆有欢乐的愉悦。十二月，晋景公、鲁成公、齐顷公、宋共公、卫定公、郑悼公、曹宣公、邾子、杞桓公同盟于虫牢。
翌年春天，郑悼公再度出访晋国，感谢与诸侯签订虫牢之盟。晋景公带领群臣，在大殿东楹的东边举行盛大的授玉仪式欢迎他。
士贞伯对范燮说：“郑伯是不是不行了呢？他目光流动不定，走路急而又快，坐而不安其位，宜不能久也。”
对士贞伯的预言，范燮将信将疑。
郑悼公离开晋国后，晋景公要继续筹划迁都之事。
此时，虽然新都地方还没最后落实，但迁新都一事已经确定，相关的建筑材料，工程人员，后勤辅助人员等必要准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晋国做事还是很高效的。
大夫们再次商议，多数人仍然是支持栾书的意见。
大夫们说：“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饶而近盐，国利君乐，不可失也。”
于是，新都城址就算是落实了。朝罢，晋景公与群臣作揖而退。韩献子因身兼仆大夫，也就是掌管宫中事务之职，就随晋景公而退。
韩献子立于寝庭。
晋景公问他：“何如？”
此时，韩献子理顺了自己的思路，倒是找到信心了。
韩献子说：“众卿之言固然有理，但是，人民呢？众卿视野中，却少了这一块。郇瑕氏土薄水浅，污秽肮脏之恶容易积聚。恶积则民愁，民愁则体弱，于是乎有沉溺脚肿之疾矣。”
晋景公说：“如子所言，‘国利君乐’固然对也，但似有不足，民之身健，亦应是国之财富也。”
韩献子说：“寡君之言甚是，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而有汾、浍两水，可以冲走污秽等积恶，有利于环境，且民从教，乃子孙十代之利也。”
晋景公受到启发了：“吾因何而乐？国之强，民之健也。如此，方为仁矣。”
韩献子进一步说：“夫山、泽、林、盐，国之宝也。国饶，则民骄佚；近宝，民皆争利，公室乃贫，不可谓乐。”
晋景公对韩献子的意见极为欣赏，就听从了他，定都于新田。
是岁，没出士贞伯所料，郑悼公卒，其弟郑成公继位。
依礼，国丧不伐。但已礼崩乐坏，亦可以说是时代的悲剧。楚共王因郑悼公跟随晋国，使子重率兵讨伐郑国。郑成公派人到晋国求救。晋景公派栾书救援。晋六军尽出，与楚相争，晋从未有敢轻敌。
栾书与楚军在绕角相遇，楚避战回师。见子重退去，栾书不想大军劳而无功，遂移师蔡国。蔡向楚求救。此时，子重未回。楚共王派公子申和公子成，分别领申、息两地之师救援，并在桑隧扎营。
这次，双方摆开的是对战的阵势。晋军上下十分激动，战士奋勇，求战心切，要与楚军决战一场。尤其是一些参加过邲之战的老将，更是渴望在一场大战中报仇。
赵同向栾书请战。他说：“今大军齐集，两军对垒，决战在即，请为先锋出战。”
赵括说：“括愿为车御，与楚再战，洗邲之耻也。”
栾书能感受到军中强烈的求战氛围，他本人也是当年邲之战的参与者，也希望能雪洗当年的耻辱。
但荀首反对说：“不可。吾来救郑，楚师已去，吾始至于此，是迁戮也。”
荀首反对是因为他认为做事最重要的是把握好尺度。也就是要知礼。本来，他们的任务只是救郑，如今楚师避战而去，他们任务完成，移师蔡国，只不过是为着大军已出，不想无功而还，但已是过度了。
范文子反对说：“戮而不止，又激怒楚师，战必不克。虽克，不令。”
当孔子说“失饪不食，不时不食”的时候，这是农业文明的特点。吃东西要应时令、按季节，而且还应该烹饪得当。范燮反对开战，是因为他认为时令不对。不令就是不合时令的意思。
韩献子也反对。他说：“整师出国，只败楚之二县，何荣之有焉？若不能败，辱已甚矣，不如还也。”
韩献子是要慎重地考虑开战的可能后果，就是当今所谓性价比的问题。
但军中要求作战的呼声很高。
巩朔对栾书说：“圣人与众同欲，所以做事能成。子执大政，应尊重民意也。”
赵旃说：“子之佐十一人，不欲战者，三人而已。欲战者是多数矣。《商书》曰：‘三人占，从二人。’多数之故也。”
巩朔先给栾书戴上一顶“圣人”的帽子，然后试图以民意来说服栾书。何人能称圣？就是能充分尊重民意，并且，能把自己的愿望整合到大众中去，而不是一意孤行的。赵旃则是要向栾书证明，少数服从多数的思想，在历史上源远流长。
栾书说：“好事，从多数。夫善，多数人之主张也。已有三卿的主张，可谓众矣。从之，不亦可乎？”
三人为众。栾书对多数者意见，倒是有自己的辩证理解。他决定撤军回师。
很多人知道民主是一个翻译过来的词，却不知道古代中国同样有民主的意识。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理论的核心，并且占卦不是那么一件而已的事，小至家庭琐事，大至国家政务，只要是认为重要的，人们都会占卦问神，而《商书》所秉持的占卦原则，遵循的是这样的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可见，民主原则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出现的时间不比古希腊时代更晚，而且更是渗入到文化及生活的骨髓里。
可见，民主政制其实也是周朝仁政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组成部分，朝庭议政就是这样一种民主体制，与古罗马的元老院，或现代的议会，在政治形态上是一样的。只是中国古代不实行三权分立制，议会议长与行政首长由同一人兼任，是一种权力不分立的民主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歌颂明君、赞美仁人，因为明君能倾听不同意见，仁人能尊重百姓权利，因此他们都是民主意识的优秀代表。当然，中国古代的民主传统后来是中断了的，与民主政制在古希腊中断一样，亡于外族入侵。
栾书回师数月后，子重又帅师伐郑。于是，晋景公联合鲁成公、齐顷公、宋共公、卫定公、曹宣公、莒子、邾子、杞桓公一起救郑，见晋大军至，子重则又退去。晋楚相争，就是这样既有硬扛的时候，也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但这仍是晋国的胜利，楚军退去后，晋景公率诸侯及郑成公于马陵，拜祭天地，签订盟约，之后各诸侯才各自回国。
晋国君臣迁入新都。各国诸侯纷纷派大臣前往祝贺。秋天到来了，天高气爽，丰收的粮食陆续入仓。而伴随着丰收消息到来的，是一则令人意外的消息。楚国东部受荆蛮入侵，而且入侵者是势不可挡，一路直抵至州来。子重急急从郑国回师截击，才逼退了吴军。
晋景公几乎不敢相信：“吴乃小国矣，竟有此能乎？”
智罃说：“春，吴已侵郯矣。”
晋景公说：“嗟乎！诸侯中竟无有言及者矣。”
智罃说：“吴亦姬姓，乃晋兄弟之国也。”
晋景公倒是意外，因为吴国一直没有什么存在感。他问：“吴乃姬姓国也？善哉。”
智罃说：“昔古公亶父欲传位于文王，其长吴太伯约二弟虞仲南奔荆蛮，文身断发，始建吴也。”
吴太伯为了满足父亲心愿，使周文王之父季历继承王位。就约同二弟跑去偏僻的荆蛮之地，文身断发，表示不会中原争位的意思。吴太伯建立吴国时，只是很小的一个国家，偏远而落后，在他去世后，渐渐与中原没了来往，也不知过了多少代，吴国才走上扩张之路。姬寿梦继位为君后，想向中原方向发展，不过，也不是太了解自己的实力。他袭击郯国，没想到轻易就取得了胜利。这次入侵楚国，也是没想到会震动中原。
晋景公说：“此国可有期许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