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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吃饭是定量的。刚进学校，每月定量33斤，但是食堂是放开吃的。北方的食堂，很少米饭，主食是馒头、花卷、糖三角和窝窝头，放在大簸箩里。稀饭放在一个大木桶里，捞了半天，也不见几个米粒。后来才知道，北方的稀饭，是当作汤，下饭用的。到了京城，才知道什么叫北方人，什么叫南方人。记得，五八级的一位老大哥，名字忘了，大连码头工人出身。他两个筷子，朝簸箩里一插，就是八个馒头，我看了都发呆。
好景不长，过了年，就凭饭卡，排队打饭。饭卡上，印了好多小方格，一格代表一两。大师傅给你打二两米饭，或给二两馒头，就用钢笔划掉两格。一双筷子下去八个馒头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1959年到1962年，在共和国史上被称为“三年困难时期”，也称为“三年自然灾害”。六零年开始，从毛主席到小老百姓，都降低了粮食定量。我们男同学降到30斤，女同学降到27斤。
回想起来，那时候的饭是最香的。食堂里，分布着好多个取暖的炉子，砖砌的，上面有一个炉膛，红红的，暖暖的。买两个窝窝头，放在炉膛旁边烤，那个焦香味儿，现在再也寻找不到。朱元璋要饭时的“珍珠翡翠白玉汤”，为什么好吃，就可以理解了。上苍真的很公平：
将美味， 赐给饥肠辘辘的饿汉，
把脂肪肝，赏与酒足饭饱的阔佬；
将美梦， 赐给路边廊下的乞丐，
把失眠症，赏与席梦思上的富豪。
即使在京城，人们由于营养严重不足，也导致不少人患了浮肿和肝炎等疾病。学校对同学们的健康，非常关心。利用课余，学校组织我们去采摘榆树叶，大师傅们把榆树叶揉在面里，蒸出的馒头就大一些，来改善伙食。还到菜场去捡菜皮，放在食堂房顶上晒干，冬天吃。通过部队关系，从内蒙古草原弄到一些黄羊，给大家打牙祭。为了公平，领导亲自到食堂帮厨，帮着打饭、打菜。在食堂，副系主任李侠，经常可以看到他高大的身影。郭老带头，很多科学家向学校捐款，接济困难同学。对于患了浮肿和肝炎的同学，学校还有补助，供应“康复粉”，一种麦麸、豆粉与砂糖掺制的食品。
我们很多同学是高干子弟，住在中南海的也不少。那时候的国家领导人，没有现在的想得开。他们以身作则，降低定量，包括毛主席、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还自己限制自己，三不准：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过定量。一些年事高、身体弱的老同志，每月也只补助一斤带鱼和一斤黄豆。孩子多的一些领导，生活困难，要求补助两百元，都要打报告，政治局批。“领导生活困难”，当今是天方夜谭。
到北京，吃馒头，吃窝窝头，真的很有好处。第二年暑假回家，把我妈妈吓一跳，我一下蹿了十几公分，过了一年，又长了十公分。困难，没有把我困住，是我的幸运。特别是六一年的暑假，大姐生孩子，她的饭量很小。每次，母亲给她炖一只小鸡，大姐没有吃多少，剩下的我全包了。为了报答大姐，我用皮弹弓打了麻雀，想给她炖来补补。以为自己读了大学，有了本事，就用铁丝做了一个土电炉。一通电，保险丝断，正巧大姐分娩，好在接生婆带了手电，没有影响我外甥的出世。吃饭时，四碗米饭下了肚，碗还不肯放下，呆呆的不知道想什么。妈妈说：“想吃，再添一点。”那年回到学校，大家都瘦，唯独我胖，脸上的皮肤，涨得不够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