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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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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
2021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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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吹草低见牛羊》连载

第四章 高原第一站

任继周的想法是大胆的,也是符合科研规律的,只是实施起来谈何容易!可任继周骨子里就有一股执拗劲儿,就像他不顾一切来到大西北一样,现在又不顾一切地搞起了高山草原试验站。

没有经费、没有设备、没有人员编制、没有交通工具,还有许多个“没有”。但在任继周看来,有人就行!于是,他和他的学生,硬是在海拔三千米的乌鞘岭上,建立其起了我国第一个高山草地试验站。

乌鞘岭,这个古丝绸之路的河西走廊通往长安的重要关隘,就如同一道天然屏障,横亘于陇中高原与河西走廊之间,其主峰海拔高达三千五百六十二米,常年气温为摄氏零度以下。《志书》有“盛夏飞雪,寒气砭骨”的记述,高寒、冰冷、山路曲折,让要经过这里的人谈之色变。有人曾问,为何偏偏要在乌鞘岭上建试验站?任继周的回答很简单:乌鞘岭最具备草地改良研究条件。

1954年6月,两顶白色的帐篷出现在乌鞘岭的一个叫做马营沟的地方,远远望去,就像两只牧羊人随意丢弃在草地上的帽子,那便是任继周和他的团队的临时驻所与实验室。

山下渐渐入夏,山上还在结冰,科研队带来的帆布帐篷难以抵御寒冷的侵袭。尤其夜间,薄薄的行军床下更是寒气阵阵,无法入睡。任继周就和他的学生们干脆打起了地铺,他们就地取材,折灌木作垫,采枯草为褥,草上铺被,师生们挤在一起,相互取暖。为了不让试验用的蒸馏水结冰,大家就用被子裹着,或直接抱着蒸馏水瓶子睡觉。

除了寒冷,更恐怖的是夜半常有狼群凄厉的哀嚎。有一次,任继周早晨起来,竟发现帐篷周围的雪地里,有一长串熊的脚印。山上的日子既单调而又充实,在搞试验的间歇,任继周还和学生们一起做饭,没有柴火,就地取材;没有菜刀菜板,就用实验用的剪刀替代。吃的以面条、疙瘩汤为主,疙瘩汤是西北的家常汤品,简单方便。有时候也从山下买些羊肉来改善一下。就这样,任继周和他的团队硬是在熊、狼出没的荒原上扎下根来,那一年,任继周刚好三十岁。

两顶帐篷一扎就是两年,直到无法再用了,才在多方协助下,在将帐篷换成了几间土坯房。谁能想到,这便是我国第一个高山草原实验定位站。

任继周虽是一位执着的科研工作者,却有着别样的文人气质。他在科研之余还有感而发,即兴创作《草人诗记》二首,为那段经历作了生动的记述:

月夜清辉漫山梁,溪畔孤帐泛青光。

夜闻狼嚎传莽野,晨看熊踪绕帐房。

浓烟滚滚难为炊,寒风瑟瑟透衣裳。

薄帐一顶居雪地,男儿热血傲严霜。

高山望月小,夜风来远山。

师生同薄帐,互道不觉寒。

为暖蒸馏水,抱瓶共被眠。

晨起忙炊事,湿柴煮汤面。

切菜剪刀代,调味只有盐。

捧碗温冻手,哈气护眼帘。

天冷心中热,学子恋草原。

字字句句,真情实感,无疑是任继周师生们苦乐情怀的真实写照。在建站初期的四、五年中,为确保教学、科研两不误,任继周坚持每周前三天在兰州的学校教课,后四天到天祝草原站开展实验工作。那些年,他往返于学校和马营沟之间,途中的十二个火车站名他都清楚记得。尤其离试验点最近的乌鞘岭火车站,更是任继周的必经之地,并和车站的售票员成了老朋友。有一次,任继周走得匆忙忘了带钱,那位售票员还主动给垫上。

从乌鞘岭火车站到马营沟试验点,要走十来公里的山路,中间还隔着一条小河,十七、八米宽的样子,水深过膝。小河没有桥,任继周和学生们每经过一次,就要趟一次水。那时穿的是棉衣棉裤,裤脚很难卷到膝盖,打湿裤脚是避免不了的,所以腿脚常常被冻坏。为了不耽搁从试验点到学校的上课时间,任继周早上四点钟就得起床赶火车。天还未亮,极易遭遇狼、熊。他就打着手电筒,借用光柱来壮胆。

任继周带领他的团队,就这样地在全国率先开展了草地定位研究的同时,还深入进行了草地围栏、划破草皮改良草地、划区轮牧、季节畜牧业等一系列科研活动。有时外出记录观测数据,没有先进仪器就采取人工记录,一天早、中、晚三次,刮风下雪也不间断。直到两年后的1956年,试验站正式建立。

在接下来的调研中,任继周又发现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即高山上寒冷潮湿,有机质不易分解,千百年来形成的黑色草毡土,使得草根絮结,厚达二十多厘米,像毡子一样,有很大的弹性。他随机做了个实验,将啤酒瓶高高扔起,当瓶子自然落下时,竟弹起丈余高,瓶子毫发无损,可见草地弹性之大。虽然弹性大,草却长不好。一段时间之后,任继周忽然发现老鼠洞周围的草格外密集,长势明显好于其它地方。他很快受到启发,那是因为老鼠打洞改变了草毡的粘性,客观上起到了通水透气的作用,从而改善了鼠洞周围草的生长环境。

这让任继周茅塞顿开,便和他的科研团队进行了一项划破草皮的科研实验。当时的谭震林副总理知道此事后,还让第八机械工业部,研制了一台划破草皮的机器。在此基础上,任继周又进行了改进,终于成功地研制出第一代草原划破机。在不翻土、不破坏草原的前提下划破草皮,以达到通气、透水效果。这便是后来声名远播的“燕尾犁”。

燕尾犁的使用受到远近牧民的欢迎,有些地方原来仅有两三寸高的草竟长到了半米左右,产量也提高了四倍。为了推广燕尾犁,任继周还将它作为划破草皮的成果,积极地向相邻的畜牧业大省推介,使之成为甘肃、青海、四川、西藏等省区大规模改良草原的常规方法。无巧不成书,这竟与当时新西兰、美国盛行的Direct drilling(免耕)方法不谋而合。可以说,任继周四十年前创造的这一技术,在改良我国草原的实践中发挥过很大的作用。而燕尾犁的出现,正是任继周的长期坚守草原搞科研的结果。

有人曾问任继周辛苦吗?他的回答是,搞科研哪有不辛苦的,怕苦就别干这一行。回想起试验站的建立过程,任继周感到辛苦不算啥,最让他难以接受的是不被人理解,甚至被污名化。他说:“当时搞这个试验站,没有编制、没有经费,人家说我是‘黑站’。”

这顶“黑站”的帽子,任继周一戴就是二十三年。但他从不放弃,即便“文革”时期,业务受到很大影响,仍一如既往搞研究。无论别人如何批判他,抹黑他,都没有动摇过。“文革”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任继周就做住校军宣队的工作,争取把学生派到草原站来。草原站的环境远比农村艰苦,更能锻炼人,还能进行专业训练而不受阻挠。那时候,学校的实验室开展不了,就把它搬到草原站。任继周和他的学生利用这里安静的环境,进行了多门专业课程的教学实习和科研。在那个特殊年代,这里反而成了“世外桃源”,一批批牧草学研究生在试验站完成了专业论文。

此后不久,任继周又以多年的科学积累为依据,创立了位居世界领先水平的草原综合顺序分类法。还和学生胡自治一起,创设了草原分类检索图,这是一种成功的生态图谱研究成果,在国际上被称之为《任胡氏检索图》。

1978年,随着任继周高原试验站的影响越来越大,逐渐引起上级领导的关注。当年七月的一个星期日,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的宋平同志和夫人陈舜尧及秘书等一行来到试验站考察,进行野外观察、开展详细座谈,询问许多专业问题,在站上吃了简陋的午饭以后,稍做休息,又说了许多勉励的话,才带了一把生长旺盛的牧草上车离去。宋平书记一行对试验站所取得的成果和建站模式给予了充分肯定。任继周说到这件事,遗憾地说,“那时我们真傻,不懂得宣传。宋平书记也没有带一批摄影记者随行报道,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

就在那一刻,任继周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压在他心头的那块石头,随着试验站“黑”帽的摘下而搬掉。从此峰回路转,正式编制有了,科研经费有了。提起当年的艰苦,曾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事感慨地说:“看看现在,谁能吃得了那种苦呀!”

也就在那一年,任继周被甘肃省科学大会评为先进个人,选为全国科学大会代表出席全国科学大会,此后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科学家”称号。而他提出的评定草原生产性能的指标体系——畜产品单位指标体系,被国际权威组织用以统一评定世界草原生产能力。他创造的划破草皮改良草原技术,使我国北方草原生产能力大幅提高。

在第一个高山试验站模式的带动下,任继周又针对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在不同的生态区域先后建立了七个试验站,开展科研、示范、培训和推广工作,使之成为任继周科学研究的一大特色。成功地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科研与生产,科研人员与农民群众的紧密结合。

其中的贵州威宁灼圃高原草地试验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此而形成的“灼圃模式”,还上了《人民日报》。提起“灼圃模式”,就不能不说说任继周与贵州草业的一段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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