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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局反诈中心灯火通明，洪戍出席了专案组的研讨会，参会的还有各警种的负责人，每个人手中都拿到了一张架构图。
根据“阿峰”的交待，小刘对自己的架构图进行了反复修改，修改后的架构图比原来更清晰，每个嫌疑人的情况都一清二楚。
乔浩对专案的情况作了详细地介绍，小刘和小彭又进行了一些补充。参会人员听了后，纷纷要求参加抓捕行动。
“嫌疑人大都在缅北，不可能把大家派到缅北去抓他们，之前我们想到了打回流的办法，就是回国一个抓捕一个。”候程见大家积极性很高，对抓捕方案作了说明，“根据专案组的分析，虽然嫌疑人大都在国外，但也有一部分人在国内，有些是最近回国的，有些是以前参与诈骗后，辞职不干回国的。我的建议就是对已经回国的进行抓捕，对仍然在国外的，还是等他们回来的时候再抓。”
“我同意候程的意见。”洪戍最后表态，“大家在出发前，要仔细地完善方案，把能想到的尽量想到，能想细的地方尽量想仔细，尽量做到不放空。同时，受害人调查组和证据收集组要同时开展工作，等嫌疑人到案后，要做到快侦、快破、快诉，形成震慑。”
按照洪戍的要求，候程在全局范围内临时抽调了人员，组成了抓捕组、受害人调查组和证据收集组。每个组分成若干个小组，每个小组又由2名民警带2名辅警组成。乔浩担任了抓捕组的组长，小彭担任了证据收集组的组长，小刘则担任了受害人调查组的组长。任务分配完后，已经是凌晨两点。小刘看看时间说，“干脆我就在办公室对付一晚上得了。”乔浩则说，“大家都回家吧，毕竟要出远门，带几件换洗的衣服也行呀。”他给两人散了支烟，“你们两个组明天十点再出发吧。”
乔浩入警以来，经常出差，一开始觉得新鲜，只要有出差的机会就抢着去，后来就腻了，特别是有了孩子后，每次出差，他都是快去快回。那一次在云南抓捕毒贩时，一出差就是半年，任务结束后回到家里时，儿子看见他直躲，嘴里直喊，“你不是我爸爸，我爸爸没有你这么黑。”他到洗手间照了照镜子，果然胡子拉碴的，脸也是黧黑消瘦。妻子跟他说，“你也要爱惜自己，平时抹点防晒霜呀。”
在那半年里，经历了什么，只有他自己清楚。记得在等毒贩落网的那几天，他们就埋伏在公路边的树丛里。树丛里蚊虫特别多，他们在身上抹了一遍又一遍风油精，但无济于事，半天工夫，一个个身上被咬得全是包，汗水把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在那样的环境下，还谈抹什么防晒霜？能把命带回来已经很幸运了。但他没有跟妻子辩解，也不能跟妻子说，只是在休息的那几天里狠劲地帮着做做家务，陪着妻子儿子逛逛街，来弥补那半年的亏欠。
自那以后，他就不愿出差了，但任务来了，他还是要顶着上。他总说，“我比他们情况要熟些，我去，你们也放心些。”就这样，他还是一次接一次地出差，只是每次出差前，他都要在家里陪伴妻子和儿子。对小刘小彭，他也是这样要求他们，工作要紧，但家庭也得顾，要不然到时后院起火，谁还有心思和精力来扑到工作上。
第二天，三个人带着自己的小组分别开展工作去了。
小彭这个组大多数的时间就趴在电脑上，他们要从阿里巴巴拷贝回来的数据中整理出一条条证据。这些证据既要让局里的法制民警认可，还得让检察官和法官认同。他深知，每一起案件不是办给自己看的，也不是办给法制民警看的，而是要过得了检察院和法院的关口，甚至是时间和人民的检验。
杀猪盘案是典型的新型网络犯罪案件，与传统的刑事案件在作案手法、证据固定上有很大的不同。要取得检察官和法官的认同，不是轻易的事。乔浩出差前，就反复叮嘱小彭，一定要把证据收集好，反复嘱咐的潜台词就是要想办法与检察院达成共识。小彭知道乔浩的意思，但他心里清楚，这很难。他曾经给乔浩汇报过难度，说有三难，一是证据收集难，二是证据鉴定难，三是证据认可难。乔浩没有理会他的汇报，只是说了一句，“没有难度，还要你来干什么？”
为了这句话，小彭也是费尽了苦心，他要证明给乔浩他们看，自己不是只会讲困难，而是有能力攻克难关的。话虽是这么说，但饭还得一口一口吃，难关得一个一个攻。数天后，他和助手从阿里巴巴拷贝回来的数据中获取到了阿峰他们所在公司的核心数据，并及时采取网站远程勘察的方式进行电子数据固证。围绕软件后台服务数据、资金流等电子数据，与人民银行、阿里巴巴、腾讯等相关单位合作，对相关证据进行提取、固定，并出具证据文书，转化为定罪量刑的法律证据。这些证据，可以清楚的表明阿峰他们公司里的运营、管理等情况。有了这些证据，可以说是完成了收集证据关的一大部分工作。接下来，就是要找到支撑这些证据的东西了。
在开研判会的时候，小彭曾提出了他自己的见解，就是请乔浩他们在抓捕犯罪嫌疑人的时候，要将嫌疑人所使用的相关数据载体进行提取固定，明确人员关系及形成证据锁链。比如，每抓到一个人就要马上提取嫌疑人手机、电脑中的QQ、微信、抖音、陌陌等社交信息。这些信息中隐藏着嫌疑人的作案证据，如果与阿峰公司的核心证据、受害人的证据相吻合，那么这个嫌疑人的作案证据基本就是坐实了。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从乔浩和小刘他们手中汇集过来的证据一条条地输进了小彭的电脑里，他逐一地甄别这些数据，又与阿峰公司的核心证据一条条关联、一条条印证。很快，每个嫌疑人都有了相关证据来支撑其犯罪事实。他将这些证据送给法制民警审查后，认为没有什么问题，就批准他们向检察院移送案卷过去。
按惯例，公安机关只要法制部门批准可以将案卷移交检察院，那就说明这起案件的办理基本上是没有多大问题，也基本上是接近尾声了。但是近几年不一样，特别是一些新型的犯罪案件，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三家有时会因为一个证据上的认识问题，而导致本该受到惩罚的嫌疑人逃脱应有的惩罚。
至今，小彭还记得自己曾经办理的一起醉驾案。那是他刚参加工作一年左右的时间，他和同事在执勤中查获了一起酒后驾驶机动车案。那时候，醉驾刚入刑不久，社会上关注度高，但真正办过这种案件的还是很少。按法律程序，小彭对驾驶员进行了呼气酒精测试，结果为90mg/100ml。这个结果，已经超过了醉驾的标准，但他还是不敢大意，又对其进行了血液酒精检测。几天后，送检的血液酒精检测结果为95mg/100ml。他以为，按这个标准，驾驶员肯定要受到刑事处罚了，便将案卷材料送到法制民警那里审核，法制民警也认为没有问题。当案卷送到检察院几天后，他却收到一个“微罪不诉”的结果。小彭不解，去问检察院的同学，那个检察官同学便和他探讨了一些证据上的分歧。
小彭以为，《刑法》上写得清清楚楚，达到80mg/100ml即为醉驾，嫌疑人已经达到90mg/100ml以上，应该构成危险驾驶罪。检察官同学却认为，虽然嫌疑人在客观上已达到醉驾的标准，但他没有主观故意。小彭反问检察官同学，“你怎么知道他没有主观故意？”检察官同学告诉他，“你们自己问的材料中显示，嫌疑人是头天晚上喝的酒，第二天上午才开的车，在被你们检测到时，他以为已经过了一晚，应该检测不出来了。这种没有主观故意的行为，我们通常会采取人性化执法，对嫌疑人做出微罪不诉的处理。”
自那以后，小彭就明白了，双方对法律的理解和认知是否在一个平面上很重要。杀猪盘这种新型网络犯罪案件，涉及金额大、嫌疑人多、地域广、证据复杂，如果不事先与检察院沟通好，取得共识，将来案卷移送过去时，肯定会费周折。于是，他三天两头就跟检察官同学打电话，假装请教这位同学杀猪盘案件的证据收集办法。这位同学一开始按着常规认识来回答，哪知小彭不折不挠的“请教”，最后只得认真学习后再来跟他探讨。有时电话里说起费劲，两人干脆坐到烧烤摊上，一瓶啤酒一烤串地聊。几个月下来，俩人终于达成了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