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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的那天，秋高气爽，艳阳高照，天空蓝得让人窒息。
我想，当时的空气“屁爱木（PM）”指数肯定超好。不过那个时候我们都没听说过这个名词。
知道我要进城去学校报道，我娘一百个不愿意地起早做饭。
她不想让我去上这个大学，说不包分配，上学就是扔钱。我坚持要上，俺大也同意我上，俺哥从北京写信回来，信里也提出来一定要让我读读大学，将来省得后悔。在我是否上学的问题上我娘在我家成了少数派，她不愿意也没办法，只能屈从。
我娘给我做了和我哥前年去北京读书前完全两样的早餐。我记得很清楚，我哥吃的是油馍荷包蛋红糖茶，我吃的是黑面馍红芋干子茶，这就是我和我哥之间的差距。
我哥临行前那是一个风光，俺大专门跑到城里买了一个旅行包，而我呢，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新化肥袋子，里面装着我这三年要用的被子枕头席子之类的东西。
俺大起初也要进城给我买旅行包，可是我娘坚决不同意，俺大也就放弃了。
刚刚种完小麦，化肥袋子是新的，俺大把这个带着刺鼻尿素味道的化肥袋子拎到屋山头的家沟里涮了又涮，然后又用力甩了甩，翻开，挂在绳子上晾晒一上午，就把两床旧褥子旧里子新面子的被子给我塞了进去。
“亲戚门口都借光（所有的亲戚都借遍），欠了一屁股债，就为你上这个破大学，还不知道以后是鸡是蛋呢！”
俺娘永远都不希望我上学。一学年的学费才三千元，她就故意地夸张起来，说家里没钱，学费都是借的，借了多少多少钱，张嘴闭口说借钱有多难多难，欠这么多钱一辈子也还不完等等。
这些话她天天说，反反复复说，反过来倒过去地说，目的就是强化我的记忆，要我时刻记着欠下的债务，将来做牛做马，哪怕就是累死，也一定要偿还。
在俺娘的眼里，其实我就是一个花钱的“老把式”。这是她的原话。我感觉“老把式”这个词特别地道，用在一个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学生身上再贴切不过。但是回想起来我也实在没花什么钱啊，一个礼拜六天，18顿饭，2-3块钱的生活费，平均每顿饭只一毛多钱。够吃什么呢？只能打一份最廉价的漂着油花的冬瓜汤。偶尔冬瓜汤里会捞出来一块肉，那是炼过油的油脂腊子。那是真香啊，我不舍得一口吃掉，一丝一丝地咬，一块小手指甲那么大的油脂腊子，我能就着吃一个馍。
可俺娘不管这些，几年的中学，我每次要学费、生活费，俺娘就会用类似这样的话刺激我。俺哥在北京读大学，一个月生活都要几百，她从来不说没钱，动不动还让俺大给俺哥写信问问要不要钱，反复叮嘱俺哥不要省，要吃好穿暖，好像俺哥才是她亲生儿子。在我幼时的记忆中，左邻右舍好像都说过这样的话，说我是我娘扒红芋时从地里扒出来的，又说我是俺大拾大粪时在寥地里捡回来的。当时我信了，后来我就更信。我和我哥在家里天壤之别的待遇，由不得不让我相信自己就是哪块红芋托生的，或者是谁家嫌我累赘扔下不要的，要不然为什么我娘会这么不待见我呢？
好在我已经在这样的刺激和环境中逐渐成长起来，越是这样的环境，越让我有着独立向上生长的愿望。每次当娘开始唠叨我时，我就麻木地应付着她，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就是不向心里记。但是我嘴上还是要不停地“哦哦哦”地应付着我娘，不然她会更生气，就会操起她的鞋，用鞋底向我屁股上抽。
老歪的行李也一样，简简单单，只是多了一张竹席，这是我没想到的。我想再怎么着他爸他妈一定会给他准备一些时新的行李的。
那张竹席倒是很好，那是他爷爷留给他爸的，现在他爸又留给了他。别看只是一张竹席，那个年代在农村可是贵重物品，周边用绸子布缝着，席面平整，光滑，夏天忒凉，是富贵人家才用得起的。我们铺的都是蔑席，有刺，还硌人。
生活要有仪式感，在那个时候是对富贵人家来说的。老歪家曾经是富贵人家，现在已经和我们基本一样了，但是他爸却一直保留着富贵人家的诸多习惯和礼仪。
人逢喜事精神爽，这话一点不假。开学那天一大早，老歪爸和老歪妈翻箱倒柜，找出他们结婚时穿了一次再也没舍得穿的衣服，摊在桌子上，用热水缸子来来回回烫了足足半个多小时。烫平后，两个人穿戴一新，满面红光，笑容阳光一般灿烂。
老歪爸在自家院子里放了一挂鞭炮，然后郑重地跪下，带着老歪和老歪妈，在堂屋里向老歪爷爷奶奶的画像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
“爹，娘，不肖子孙张光考上了大学，今天就要去学校报到，您们在天之灵保佑他学业顺利，学有所成！”
寨门口耸立着一座木质的牌坊，据说立起来几百年了，是古寨唯一存下的古物，其他的炮台啊钟楼啊，都在当年的动乱中损毁了。这个牌坊有着不同于其他牌坊的独特之处，有明显的皖南印记，但又不同于皖南，还夹着皖北当地的一些特点，没了那么多的雕琢勾勒，多了一些平实和古朴，显得更为庄雅和大气。在寨门牌坊外是一片广场，广场的东南角有一片石条铺就的地面，当年这里有一个铜铸的香炉，是老歪祖先烧香祭祖的地方。路过寨门的时候，老歪爸特意在他的老祖先们烧香祭祖的地方摆了一碟水果，其实就是刚从树上摘下的梨和柿子，又点燃了三支香，燃放了一挂鞭炮。在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老歪爸和老歪妈恭恭敬敬地跪了下去，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每磕一个头就起身作一个揖，然后又俯下身子磕头，起身作揖。
“列祖列宗在上，晚辈张敬先在这里给你们请安。今有犬子张光，高考中第，今出门求学，望祖宗先烈在天之灵护佑犬子，助他早日学成，光耀门庭，以不负厚望！”
老歪爸激动得泪流满面，嘴唇打着哆嗦，一字一顿地向他的老祖先报喜。老歪爸是我们村的秀才，满嘴文绉绉的话，在我们村子里只有他能说出来。其他村民祭祖、烧香、拜佛大多都是祈求保佑发财和健康，可是他祈求的东西太多，真不知道老歪的祖先能不能保佑过来。
“光儿，快跪下，给祖宗们磕头！”
老歪爸又让老歪跪下，老歪不情愿，老歪妈二话不说就揪着他的衣服，硬是将老歪摁倒在地上。老歪无奈，只得学着他爸的样子也跪了下去，嘴里嘟嘟囔囔地说了几句话，尽管我很努力，但也没听清说的是什么。磕了三个头，作了三个揖，老歪爸这才算作罢。
“你求的是啥？”
一离开寨门口，我问老歪。老歪扭头看了看我，没有回答，而是“哈哈哈”地大笑了三声。我莫名其妙，又问，“你小子到底求的啥？”老歪停下了脚步，神情似乎很专注地看着我，一字一顿地说，“当，官，发，财”。话一落音，兔子一样，转身一路小跑地向街上跑去。
汽车是从另一个县城发过来的，车次很少，一天也就三五趟吧。我们来得早，准备乘坐第一班汽车。在街上等了半天，终于等到一辆，我和老歪上了车，奔学校而去。
我无法形容内心的激动之情，因为这是我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进城。
我想象不出城市会是什么样子的，只知道不可能像我们寨子那样，到处都是土坯房、茅房、粪堆和苍蝇。那又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听说有楼房，但是楼房又是什么样子呢？
公园又是干啥用的？
还有电影院，据说是在一个大房子里放电影。我长这么大，一直看的都是露天电影，即便是中学时学校组织周末放电影，也都是在操场里放映。那么多人在一个大房子里看电影，那又会是什么感觉呢？会不会很憋闷？尿急了又怎么办？
我想象不出，只能强迫自己压制着内心的激动，满怀憧憬地想象着美好的未来。
颠簸了很长时间，车终于到站了。下了车，我才发现，录取通知书上的路线指引并没有将我们带入城市，而是将我们放在了一片像乡下的集镇那样的地方，叫城郊镇。我有些失落，老歪也有些失落。老歪说话很粗俗，张嘴就说了句“妈了个×”，引得路人侧目直看。我再次看了看手中通知书上的路线指示，不放心，怕走错路，又打听了路人，最后确信没错，只得和老歪上了一路公交车。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长的汽车，有三节，每节中间用什么东西连着，看着像军绿色帆布，但我知道肯定不是帆布。整个车子像一条肥大的百节虫，张开大嘴，等着我和老歪走进狭长的肚子里。我不敢上车，老歪打小就什么都不怕，一跳就上了车。我只得跟着也上了车。
百节虫一路哼叫着，在城市的血管里不停地扭动着身子，缓慢地行进着。我不明白那司机是怎么将这样一个笨重粗长的破车开起来的，城市里的路那么窄，人又那么多，万一......
我突然感觉自己就是一个乌鸦嘴，丧门星。怨不得我娘总说我是用屁眼子思考问题的人，思维总是不正常。明明我自己正在车上坐着，除非是个傻子才会想着车会出事，咒自己快死。
人很多，路很颠，偶尔还会来个急刹车，车厢里立刻就会响起一片惊呼声。坐着的人被公交车晃得昏昏欲睡，所有站着的人无不前俯后仰地，像一株被风摇曳的麦子。麦子多次险些摔倒，心里就生气，嘴里不停地骂骂咧咧，脏话苍蝇一样在车厢里冲来撞去。司机肯定听到了乘客的骂声，好像来了气，开得更快了点，我想一定是故意压着高低不平的路面走的，因为车颠得更厉害，我和老歪不得不放下行李，双手抓着扶杆才能不至于摔倒。车厢里的骂声更杂，也更响，更难听。百节虫的速度也就越来越快，扭动得越来越厉害。
这丝毫不影响我的情绪。我在车里很兴奋，前前后后地看，左左右右地看，看男人，看女人，看老人，看孩子，看时髦的城市女人，看落魄的进城务工的农民。我想象着，将来自己也将会成为他们中的一个，成为男人，成为老人，有自己的孩子，但是我想象不出自己将来会是做农民，还是会成为一名城市里的打工者，抑或是成为一名真正的城里人。
我注意到，车厢里的这些人当中，城里人打扮的并不多，我看到的更多的是和俺大一样的穿着又脏又破的衣服的农民。这些人要么打盹，要么呆呆地望着车外，还有的在叽叽哇哇地聊天。他们大多是挑着担子、挎着篮子、背着尼龙袋子的从城里回乡下的人。那些穿着时髦的人，我也能从他们身上看得出，他们本身就是农民，企图用一件衣服来遮盖自己身上土地的印记，但那个印记是无法用一件衣服来掩饰的。
女售票员个子不高，微胖，拥挤的人群让她无法挤到后边来查票，不得不站在驾驶员座位后的高台上，一手抓着车顶上横着的扶手，一只手拿着公交车票，两只犀利的眼睛居高临下地、不停地在车厢内扫来扫去，试图发现车内有没有逃票的乘客，或者自己忘了收钱的乘客。
女售票员就像一只鹰，一直逡巡飞翔寻找猎物的鹰。
“那个年轻人，你买票了没？”
她不能用手指，只是用眼睛看着某个方向的某个人。某人并不搭理她，但是某人身边的人却主动扬起手中的1毛钱，说没呢。
猎物上钩后，鹰的眼睛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逡巡。我相信鹰的判断力并不是精准捕捉，而是瞎猫去抓死耗子，全靠一个字，蒙。
“那个谁谁谁，你买票了没？”
我和老歪是买了票的，我看到很多人上车买了票后就把车票扔了，老歪也扔了，可我不敢扔。我总感觉那前面那只鹰一直在盯着我，怀疑我。
我没有做贼，但不知道为啥心里老是虚虚的，所以我把车票紧紧地捏成一个纸团，像个麦粒那么大，用大拇指和食指捏着，随时等着售票员来检票。可是，一直到下车，那个售票员也没来检查我的票，我不知道怎么的，竟有一种失落的感觉。
窗外不停往后奔跑的，是越来越稠密的庄稼和树木，还有那不堪的高中岁月；心里不停往下沉落的，是我那颗孱弱无力的心脏，还有本来高昂澎湃着的激情。
很明显，这是在开往乡下。我们从那里走出来，可现在这辆车又将把我们带去另一片新的农村。我在乡下已经生活了整整18年，做梦都在想着有朝一日能到城里去，哪怕只是在城里的大街上走几步。可是，我内心最初的那份激动，早已经被车厢内漂浮着的浓烈的柴油味淹没。那份希冀和憧憬，也慢慢软化成泥，瘫软在一片荒芜不堪的草地。
老歪和我一样，已近没有了走出寨门时的那般兴高采烈、踌躇满志。再没有比我更懂他的人了，他父亲望子成龙了一辈子，把一生的希望押宝一样都押在了他的身上，所以他渴望走出古寨的念头比我更强烈，更炽热。我想他此时会比我更失落，更难过，因为他走路慢了下来，比我还要慢。
下了车，百节虫在这里来了一个大转身，折回头奔来时的方向跑去。我们俩就像泄了气的猪尿泡一样，无精打采地奔学校走去。
这是什么怂破地方？老歪问。
“你说啥怂地方？”我答。
“乖乖，这不是从哪里来，又回哪里去了吗？”
老歪用力踢起路边的一颗石子。那颗石子得了自由一样，从地面上一跃而起，飞向了路边的草丛里去了。
学校位于城郊镇的西北角，约三四公里的样子，远看像一座幽深的古堡。通往学校的只有一条2米多宽的柏油路，路面早已经严重损毁，柏油裹着石子，乌龟壳一样一块一块地散落在地面。
路的两侧是大片的农田，大豆和玉米成了土地的主宰。正是金秋时节，长期缺乏降雨，干旱导致一片片青黄相间的黄豆稀落落地在阳光下杵着，发着惨白耀眼的光。一排排玉米披着七零八落的盔甲，苍白着脸，森严林立，却无精打采。星星点点的高粱长势却很好，鹤立鸡群一般，火红的高粱穗低垂着脑袋，在田野里招摇着，像一把把的火炬。
我们的学校就落寞地龟缩在一片玉米地里，给我一种很强烈的遗老的感觉。学校的大门建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时代感和仪式感极强。两侧一个方形砖砌石柱，上面粘着青灰色的细石子，两个柱子之间横架着一个青石板门楼，门楼正中央镶嵌着一个石塑的红五角星。长期无人打理，五角星的红漆有些褪色，但依然醒目，似乎在告诉我们这里曾经是多么热闹和辉煌。
站在门口向左一望，学校不远处好像还有一个学校，似乎比我眼前的这个学校还要破旧，但是荒草代替了庄稼，繁密的植株告诉人们，这里曾经也是葳蕤一片，远远望去倒也壮观。
对于我们来说，这里是一片完全陌生的环境，在这里，我们将开启新的征程；而对于学校来说，它不过是又接待了一批久违了的学生而已，三年后，我们离开，它依然会留在这里，要么重新荒芜，要么迎接新生。
为了迎接新生，门口的荒草已经七天被铲除。需是干旱的缘故，草根没有再次返青，而是干枯，发白，露出地面，看上去很像一个老人的白发，而打理这头白发的，就是俺们村子里自学成才的理发师李根。
“跨进这个大门，我们就开启了新的人生了！”
站在学校门口，老歪抬头看着门楣上“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庄重地对我说。他平时是不说这种极其深沉的话的，也说不出来。他的这句话，让我心里一阵悸动。是啊，新的三年，新的人生，虽然未知，但是总是那么令人向往和憧憬。我内心刚刚熄灭的激情，被老歪的话重新点燃，肩头和脚下突然有了力量。
“走，进去吧！”我说。
老歪说，“走，进去！”
我们走进了这片陌生的领地。未来的三年是一个未知数，我们将会什么样的面貌和姿态来面对，谁都无法说清楚。但我们的心里是有着一股气的，那就是不负青春，在这里渡过奋进激昂的三年。
学校大门的一侧有间门房，抱歉，我已经迷了方向，只能用一侧来表达方位。一个穿着泛白黄军装的门卫歪扭着身体向我们点了点头，我也冲他点了点头，老歪首长一样冲他挥了挥手。他说，欢迎你们来我们学校。我和老歪同声向他说了声“谢谢”。
我粗略看了看他嘴里说的学校，激情又再次下沉。
校园不大，一条中心路从大门一直往里，一眼就能看到学校的后围墙。路两边并排列队一株株高大的梧桐树，树冠遮天蔽日，又好像在提示我，这所学校有着悠久的历史。
但是历史总是古旧而又沧桑的，这种古旧和沧桑，写在路两边一排排破败不堪的一砖一瓦上，铺满了校园里杂草丛生的萋萋荒地里，写满了这个院落的角角落落。似乎又在告诉我，这里已经很久不再有人来过。
眼前的景象与我哥经常对我描述的北京的大学，以及我梦想中的大学，大相径庭，简直天壤之别。我和老歪的心情再次跌落谷底。身边偶尔走过几个同样也是来报道的同学，他们的悲喜也全写在了脸上。
我们来到报到处，接待我们的是一个戴着黑色眼镜、高度近视的女教师。看年龄，她应该已经退休，或者接近退休。来的学生还不是很多，她递给每个人一张登记表，让我们登记自己的姓名、籍贯、年龄、专业等，填好后再交给她。我和老歪在旁边的一个旧桌子上放下行李，然后向那位老师讨了一根笔，认认真真地填写表格。可是填到籍贯一栏，我难住了，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填。我父亲十几岁时，因为饥荒，从临省逃难来到我们这里，插队落户。我是在这边出生的，我的籍贯到底是填写我父亲的籍贯，还是填写我的籍贯呢？我怯怯地去问那个女老师，结果她把眼一瞪，吼道：“你们要是都问我，我就累死了！”然后又说：“自己想去！”
我退了回来，然后就在那里自己想，想了很久，决定还是填我父亲的籍贯才对。填完了，交上去后，女老师给我和老歪每人一个塑料盆，一个塑料茶杯，一条很萧薄的毛巾，还有一个草席和两床军用被子。说：“寝室在那边。”然后用手一指小院角落里一排房子。“床铺自己找！”
进了寝室，看到床倒是新的。都是清一色的钢丝床，比我在家里睡得高粱杆编的床舒服多了。可是老歪对这种床却不满意，因为他胖，又重。
老歪骂了一句：“去他妈的大学！”
我也想骂一句，但我嘴里没说出来。
自从我高中失恋，被女朋友骂了一句“天真得像个猴子”之后，我偶尔也学会深沉一次。
就像我经常放响屁，但偶尔也会忍着放一次闷屁，比如在教室里，在女同学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