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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章 不应被遗忘的“赤脚医生”
一
赤脚医生是中国卫生史上的一个特殊产物，即乡村中没有纳入国家编制的非正式医生。他们掌握有一些卫生知识，可以治疗常见病，能为产妇接生，主要任务是根除传染疾病和降低婴儿死亡率。赤脚医生通常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医学世家，二是高、初中毕业生中略懂医术病理者，其中有一些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挑选出来后，到县一级的卫生学校接受短期培训，结业后即成为赤脚医生，但没固定薪金。如今，老一代的“赤脚医生”已至暮年，他们生活情况又是什么样子呢？
齐河县华店乡张博士村的刘玉兰已经65岁，在10年前，由于身体等原因放弃了乡村医生的工作。作为1969年从业的赤脚医生，刘玉兰在村里很有地位，这也让她觉得非常有面子：“我们村30来岁的那一批人，几乎都是我接生的，最多的一年能有30多人。这些年，有好几百人是我接生的，没一起死亡的。”
刘玉兰是那个时代任劳任怨“赤脚医生”的代表，为此，她还得到当时德州地区政府的表彰。由于经常风里来、雨里去，加上夜间出诊打破了正常的作息，她如今落下头痛的顽疾。为了全村人的健康，付出了青春，也付出了健康。
济南市长清区万德镇孙家峪村的王传泰，1969年以部队卫生员身份退伍后，在村里当起了赤脚医生，一干就是42年。这位已经65岁的老人，在笔者采访的当天夜里还接到一个紧急求助电话。他凌晨2点出诊，直到天亮照顾好这位病人后，才疲惫地回到家。笔者的采访中得知，这样的经历在每一位赤脚医生的身上都发生过。
沿着一条被拉山石大卡车压坏的小路，笔者从泰安市岱岳区夏张镇到道朗镇，沿途寻找每一个村的赤脚医生，他们要么年事已高无法行医，要么已经去世。“赤脚医生”这个名词，似乎也因此逐渐淡出历史。
在夏张镇李家上章村，笔者见到村医黄程强，他是村里赤脚医生黄岱河的儿子，老人在去年离世，享年65岁。据黄程强介绍，上世纪80年代曾经有过一个政策，要求乡村医生享受和村党支部书记一样的待遇，但从未落实过。据了解，在更早之前，当地曾经有过赤脚医生享受副职村干部的政策，也从未落实过。
为此，黄岱河曾和其他赤脚医生向上反映过，最终毫无结果。据长清区张夏镇丁庄村的赤脚医生沈玉珍介绍，当地同行曾在四五年前联名向上反映，请求解决这一部分人的退休及工资等问题。沈玉珍也在上面签了名，“但是一点声响也没有，不知道国家把我们忘了没有。”在网络上，搜索“赤脚医生”，类似的呼声并不少见。
刘玉兰说：“我们以前找过领导，一直没结果，现在更没法找了。给我们做培训的乡镇卫生院老师活着的很少了，连我们都‘走’了不少人了，早已经问不着人了。现在，我也不问了，年纪大了，就跟孩子们要点饭吃吧。”黄岱河老人也是在这样的心境中，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
在调查中，赤脚医生月收入最高的约为1000元，大多数人的收入仅维持在500元左右，赶不上打零工的普通农民。正如刘玉兰所说，“咱干了一辈子，结果嘛事没有！”
多数赤脚医生对自己的生活状态已经习惯甚至麻木了，但是一和别人比较起来，他们的情绪往往会出现波动，流露出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感情。人比人，气死人，赤脚医生们总觉得和很多人相比，自己的遭遇很不公平。
王传泰曾在1987年获得“全国卫生文明建设先进工笔者”称号，获奖身份是“乡村医生”。他给笔者翻看了让他自豪的纪念册，那一年济南共有4名医务工作者入选，身份不是院长就是局长。“头几年，有时开会我们还能说上话，这几年已经不联系了。”王传泰说，“他们都能享受退休待遇，国家发工资。我呢，一个月也就五六百元的收入，相差太大了。”一个城市，一个乡村，同为先进医务工作者的他们，命运迥然。
王传泰是文革之前的高中生，在那个年代算是较高的学历。也正是如此，入伍后他被部队选拔学医。他激动地说：“医生是个对专业技术要求很高的职业，风险大、劳动强度大，不是谁都能干的。但是，现在村里大多数人的收入都比我高，人家打工四五天就能顶我们一个月的收入。你觉得这合理吗？”他认为，赤脚医生的生计不能完全交给市场，政府应当为他们分担一些。
让赤脚医生们心理最容易失衡的话题是“民办教师”，作为同一时代的历史产物，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同为村里文化人的民办教师们陆续转正，如今已成为国家退休人员。一提起“民办教师”，从不言后悔二字的沈玉珍，还是难掩羡慕和失落的复杂情绪：“人家现在医疗有保障，和我一样年纪的退休后都拿2500元以上。我们没有一分钱补贴，一个月也就五六百元。”
沈玉珍说话的间隙，在丁庄村的西头，一列白色列车从京沪高铁高架桥上一闪而过，将沈玉珍以及许许多多赤脚医生远远地甩在了时代的后面。
二
赤脚医生的生存状态，其实，也是如今多数乡村医生生存状态的缩影。
济南市长清区万德镇孙家峪村是个1500人口的大村，村卫生室共有3名医生，65岁的王传泰便是其中之一，月收入只有五六百元。王传泰说：“像我这样的还算过得去。”他身后的诊所墙上，挂着许多外地患者送来的锦旗。
据王传泰介绍，他在中医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等方面有点名气，能接一些慕名而来的外地病号，所以过得还算宽裕。在相距不远的张夏镇丁庄村，赤脚医生沈玉珍对于每月五六百元的收入也算满意：“沿着小路再往山上走都是些小村，很多不到500人，有些70多岁的老医生月收入才三四百元。”
风险和收益往往是成正比的关系，但对这些老乡村医生来说，并非如此。王传泰说：“平时就怕哪点疏忽了，真出了医疗事故，倾家荡产也赔不起。不像有单位的医生们，出了事公家还能出面兜着。”
另外，沈玉珍告诉笔者，诊所虽然自收自支，但是上头派下来的各种义务却不能少，牵扯了他的很多精力。
沈玉珍告诉笔者，按照相关规定，他需要负责村民的1109份健康档案，对糖尿病、高血压病人每3个月体检一次，并要担负疫苗注射、妇幼保健等方面的公共义务。但是，除了1份档案1元钱的费用外，公共财政没有任何“表示”。在采访中，王传泰打开抽屉，掏出几本乡镇摊派下来的医学期刊，无奈地说：“你看给我们订这些书有什么用？”笔者随便一翻，多数介绍的是一些大医院的成就，配图是国际先进的医疗设备，和王传泰们的工作环境形成了鲜明对比。
不过，一提起“赤脚医生”，不少村民觉得他们过得比一般人舒服。王传泰则说：“的确有些地方的乡村医生富了，不仅自己干着，还让儿女接班，但那是少数。”
赊账对小本经营的乡村医生们来说，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在采访时，有位妇女拿了药就走，沈玉珍只是拿出本子记下账来，她平均每天要有20多笔药费是赊账的。而在王传泰那里，欠赊金额已经达到1万余元。但他们都不想去计较：“都是乡里乡亲的，不好翻脸的，赊就赊吧。”
即便如此，很多人还觉得医生们在药上挣了不少差价。而在笔者采访的村庄中，乡村医生的主要收入来源确实是药品差价。不过，他们必须要从乡镇医院进药，所以进价要高于乡镇医院，但零售价却被限定要与乡镇医院一致。王传泰说：“我们也觉得‘以药养医’不对，应该‘适度用药’，但在这种体制下，我们很难生存。”
另外，在新农合实施后，由于报销比例比乡镇医院低，所以他们失去了部分病号。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一些无证游医暴富了，这也让村民对所有的医生产生了偏见。
王传泰说：“我喜爱这个行业，但和其他医生相比，社会对我们的职业缺乏尊重。”
三
对上一代赤脚医生来说，自己身上的历史遗留问题还未解决，却已看到年轻乡村医生的断档。
济南市长清区张夏镇丁庄村的村卫生室，岗位定的是4个人，但常驻在村为村民治病的只有沈玉珍，和一位比他晚入行2个月的赤脚医生，另外2名年轻乡村的医生早已“在岗不在职”。沈玉珍说：“一位医生回家带孩子了，另一位医生出去跑药了。有能力的年轻人早就出去了，像我们这样的老医生只能在村里待着。”那位出去跑药的医生就是因为不能接受300元的月收入，而选择外出去闯荡。
想转行的还有禹城市伦镇万庄村的年轻村医马远忠，由于月收入仅有千元左右，甚至只与看大门的老人持平，他一度想过转行，但几次尝试后发现别的行当干不了，还是回到了村里的卫生室。
谈及目前的工作，年轻的乡村医生都会提到“后悔”二字。马远忠的父亲马家福曾是村里的赤脚医生，而他自己对学医并没有兴趣，但受父亲影响，他选择考取市里的卫校。“干这个行当，风险大、责任重、活太累，挣得又少，今后没有出路，我好几次想转行，但是年龄越来越大，越发转不了了。”谈及这个话题，马远忠显得很不耐烦。
同样是赤脚医生的后代，同样是乡村医生，泰安市岱岳区夏张镇李家上章村的黄程强，在言谈中也流露出疲惫。初中毕业后，他看到父亲忙不过来，便上了卫校，后来在村里行医。对于现在的生存状态，他说：“现在想想真后悔，干什么不好，非要回家当医生。没有单位可依靠，风险又大，真不如出去打工。但是我都40多岁的人了，哪里会要我呢？”
在长清区万德镇孙家峪村，赤脚医生王传泰告诉笔者：村里原先有5个医生，现在只剩3个，除自己外，另外2名均是40岁左右。在笔者的采访中，绝大多数在村里“接班”的医生超过40岁。30多岁的马远忠说，伦镇共有40来个村，他应该是最年轻的乡村医生了。王传泰说：“因为收入太低、没有保障，下一代的乡村医生已经断档了。坚持下来的，大多是没法转行的。”
王传泰说：“农民需要看病，在这个阶段，还离不开驻村的医生。可是，乡村医生也很不容易，我们这代人可能等不到保障落实的那一天了，但是下一代人不能再继续‘吃亏’了，他们已经尽了很多额外的义务，我希望国家能够重视这些乡村医生，给予适当的倾斜与照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