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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是谢天祥上有老、下有小的十年，也是他家最为困难的十年。老大明乾是1938年出生，大女儿桂华是1940年出生，那二儿子明坤是1944年出生；等到了1950年代，三儿子明仁、二女儿明月，以及四儿子明义、老儿子明礼相继降生，如果说随着大儿子、大女儿、二儿子的降生，谢天祥、李玉容还能听到作为父亲谢玉龙的祝福和愉快的言谈；那在1950年之后出生的几个孩子，却常常迎来谢玉龙的冷嘲热讽甚至是白眼儿，因为每降生一个孩子，就多了一张吃饭的嘴，而本来不算拮据的日子变得拮据了，原本家里的鸡每天能下五六个蛋，在早起码有三个是属于作为一家之主的谢玉龙的，而随着孙子、孙女的逐个到来，孩子是妈妈要吃得好一点儿，之后那幼儿也要吃好一点儿，总之，随着孙辈的降生，谢玉龙的生活水准在下降，这怕是这位一家之主由喜转怒的根本原因。
那时候，谁家的日子都富裕不到哪儿去，而因为孩子多，多了数张吃饭的口的缘故，那生活水平下降倒是一定的。那时的人们还是多子多福以及人多力量大的想法和观念，如果那个时候提倡计划生育，一对夫妇生两到三个或是三到四个娃，那之后又会是什么情况呢？这些只是假想而已，不必太当回事儿。
“气人有，笑人无”，是那时一些人心底里所具有的一种心理阴暗面，在1950年代，那谢天祥是深深体会到了的。随着儿女们的降生，张嘴吃饭的人口在增加，而真正能挣钱养家的就只有他谢天祥一个人。虽然在1940年代末，在老大明乾十二岁的时候，就被谢天祥、李玉容夫妇一咬牙，给送到了京城的成衣店里做了学徒，家里于是少了一张吃饭的口，但终究还是没有能够增加已经捉襟见肘了的家庭的收入，明乾的外出学徒，也只是够他自己的用度而已。大女儿桂华是个好孩子，从小即懂得心疼父母，帮着母亲做家务，并且很早就下地干起了农活儿，全当一个劳动力使用。说起来，这丫头是能吃苦也能耐劳的，帮着妈妈李玉容操持家务、烧火做饭，她没有怨言；而下地干农活儿，割麦子、收玉米，她累得直不起腰，但也没听到她发出过什么抱怨，用任劳任怨来形容桂华，是再合适不过的了。然而，或许正是因为在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的时候，便担负起繁重的与年龄不想称的体力劳动，以及那时候家庭条件所限，长期的营养不良使得桂华成了个矮个子，起码作为父亲的谢天祥是这么认为的。贫穷就要换打，这在什么时候都是这样，村子里面的长舌妇的议论自不必说，就是和谢天祥一爷之孙的天顺的媳妇都有刺耳的言论，她戏言堂哥家养了一窝子小狼儿，各个都要吃要喝的，看见吃的东西就眼红，就流口水！这些虽是那堂弟媳妇的戏谑之言，但听来无疑是刺耳的。那堂弟媳妇没有当着他的面说，却被二女儿明月听到了的，明月脸色难看地告诉父亲谢天祥的时候，他也只是呵呵地干笑了两声而已，对着二女儿，谢天祥既没有表现出愤怒，也没有妄加评论，对此他作为大老伯子，又能说什么呢？那难道不是这个家庭的实际情况？而老街坊的言语议论怕是比这个还难听呢，你不是也得听着？
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时逢三年自然灾害，挖野菜蒸煮了来吃自不必说，据说还有吃树皮的，那谢天祥作为厨师，是这个村大部分家庭红白喜事的大师傅，他还是不愁吃喝的，他想象不到吃树皮的滋味儿。当然，野菜他是吃过的，大多不难吃，有的还别具味道，而家里的情况他也是知道的。那时已经十岁了三儿子明仁，在柴锅里的棒子渣儿粥熬熟了的时候，常常要吃喝上两三碗。那时谁家熬粥也不是可着劲儿地多熬，而是够每人一碗也就差不多了，那明仁一个人就要吃喝上两三碗，非吃饱了不放手，在他吃饱喝足之前，弟弟妹妹们（明月、明义、明礼）是不可以和他争的，否则明仁会不高兴，还会动手打人，而弟弟妹妹们是打不过他的，因此当然也就争不过他，所以常常就忍气吞声，待三哥明仁吃饱喝足后，他们方才可以上前盛粥来吃，这也就是堂弟天顺媳妇说堂哥谢天祥家的几个孩子象是“狼崽子”一样的话头由来。
这或许是明仁身体生长得健康高大的原因之一吧，作为父亲的谢天祥有时这样想，且想着想着还笑出了声儿，每每想起这个狼崽子一般横吃横喝的三儿子，谢天祥心里便发出一种喜悦。这些居家过日子的事儿都是二女儿明月背地里告诉他的，那谢天祥完全可以想象得到三儿子明仁站在柴锅前护食喝粥时的模样。听二丫头明月如此说，谢天祥非但不生气，反而嘿嘿儿地笑了，到后来爸爸谢天祥是否因此训诫了三哥明仁，谢明月不得而知，但三哥后来在吃饭时，对妹妹、弟弟们的态度稍微缓和了些，可争食护食的情况大致没有改变。
19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过后，谢天祥家的情况明显地好转了。孩子们在慢慢长大，就如京东常说的“有苗不愁长”一般，那大儿子明乾早已不再是拖累，而却是自谋出了一条生路，不但能自食其力，还能时不常地三块五块地给妈妈李玉容些钱以补贴家用。像许多多子女家庭中长兄一般，明乾有着稳中且顾家的特点，所以明乾无疑是七个子女中最让谢天祥省心的那一个。明乾1961年底结婚，1962年，明乾、钱凤英夫妻给谢天祥生了一个孙子，取名谢远，这是夫妻俩商量着给儿子起的名字，前程远大之意，那作为爷爷奶奶的谢天祥和李玉容乐得合不拢嘴，四十三岁的谢天祥当上爷爷了！大女儿桂华也已经成为了一个能持家的大姑娘，1963年，桂华结婚了，嫁给了胡庄村第四生产队的陈志忠。那二儿子明坤在1962年年满十八岁，那一年的国庆节后，即参军入伍，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那谢天祥一家便享受到了军属的待遇，居家的屋门口的贴了一张“拥军优属”的红底黑字的横幅，谢天祥一家也暗自引以为荣，而逢到春节，还有享受到一份优待，等到三儿子明仁参军之后的1970年往后，因为谢家还是军属的缘故，到了春节前，都有配发一个猪头的优待；1975年，老儿子明礼参军入伍，谢天祥家就一共有了两名现役军人，因此再到春节，谢家就可以配发到两个猪头，那谢军在幼年的记忆中，便有每到春节前，在领到猪头之后，爷爷谢天祥便用烧红了的火筷子烧烫掉猪头上面的猪毛，除了表面的，那鼻孔连同耳朵里的也会烧烫掉，那时便可听到“嗞啦”的声音，同时闻到一股烧猪毛的糊味。
1960年代，是谢天祥苦并快乐的十年。苦是说在以他为一家之长——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谢玉龙因病去世——的家庭里，在经济方面依然拮据，虽非捉襟见肘，但日子总是不宽裕的，和堂弟天顺一家的生活水平相比，谢天祥家是日子过得还是紧巴了些，富裕程度是明显不如天顺家，这令谢天祥逐渐看清楚了，即便是至亲，在过日子等家居生活方面，都只能靠自己，否则便免不了被别人嘲笑，甚至是看低。谢天祥时常想起自己个儿在小时候上私塾时，李玉容的父亲自己老丈人，前清秀才李先生那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话，那民间所谓“求人不如求己”的话更是印刻在了他的心底里，所以他在到了部队医院做了厨师之后，对待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他极欢喜，本就被称为“勤行”，起早搭晚的厨师的谢天祥，对待工作拿出了全部热情，即便是在传染灶给病人打饭的时候，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接过病人的餐具，将菜饭之类的吃食悉数打到人家的饭盒里。1970年代末，明礼顶替他做了部队医院的厨师，开始也在传染灶，明礼害怕染上病毒啥的，在给病人打饭时，从来都不接过病人的饭盒，都是将菜饭兜头倒入病人的餐具里，这让谢天祥很是不屑，“这么干活儿，能干好？”虽有这种疑惑，他也劝说明礼对病人温和一些，他们没有那么可怕，因为医护人员以及他们这样的勤杂人员，从没有听说因为在医院工作，因为在传染病部门工作而感染上某种病毒而致病的。但明礼是“左耳朵听，右耳朵跑”，父亲谢天祥的劝说，改变不了明礼的“戒心”，直到后来，明礼“哭爷爷告奶奶”地调离了传染灶为止。此是后话，暂且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