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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孙一新得到龙山寺老尼的报信，才知徐赓遭受桂系最反动的第十游击纵队副司令谭摹宁杀害，不幸牺牲。
孙一新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一方面立即分别派人向省委汇报县委书记徐赓已经牺牲，省委得知徐赓牺牲，立即决定在周家岗重新组织全椒县委。由吴泽芳任县委书记。
吴泽芳，后改名汤振莲(1905-1993)。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长冈乡大塘村人。1929年2月参加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军游击队战士、班长、排长、连长，少共国际师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一军团干部教导营干事，中央政府土地部农牧科科长。参加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巢"战争。1934年10月随中央主力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巡视团主任，中共鄂豫皖省委组织部副科长，中共全椒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后任职南海舰队后勤部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93年2月在南京逝世，享年88岁。
另一方面找几个可靠的人，等待天一黑，即前往龙山寺，临时找了一个隐蔽地方将徐赓烈士尸体掩埋。各事安排好后，便遵照徐赓烈士遗言，亲自前往广平寻找禹拳师。
经过多方打听，原来禹拳师老伴双眼失明，生活不能自理，早已经离开学校回到了县城。
孙一新又赶到县城，找到仙鹤街，原以为禹拳师一定回到仙鹤街老宅，谁知禹拳师仙鹤街老宅大门敞开，屋内墙上结满了蜘蛛网，空无一人。
孙一新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找到禹拳师的住处。原来禹拳师觉得认识他的人太多，担心为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便在城东古城巷找了一个住处住了下来。
于是，孙一新又找到古城巷，在古城巷附近打听，七弯八拐，好不容易在临近河岸边一个深深的院子里，才找到禹拳师的家。谁知禹拳师古城巷的却是铁将军把门，家门紧锁。孙一新在禹拳师家门等待半天也不见禹拳师踪影，眼见太阳渐渐落到了房子后面，整个街面笼罩在阴影之下，只有禹拳师家的屋脊还留下一抹阳光。
初春的天气，虽是二月春风似剪刀，河岸边的杨柳露出了嫩黄色的新叶，仍然有点冷。再加上兵荒马乱的，院外除了一两家南北货铺和杂货店和偶尔行人急匆匆走过，街道两旁家家大门紧闭，街道上冷冷清清。
孙一新站在春寒料峭的晚风中，走来走去，这事又不能托别人转告，正急的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这时院子对过的一个门开了一个小缝，从门的缝隙中探出一个看上去五十多岁的老头，伛偻着腰问道：“我在门缝隙中看小哥在这转了大半天了，请问小哥找谁？找禹拳师吗？”
孙一新连忙说：“正是找禹拳师，老伯知道禹拳师到哪去了？”
老头问：“你是禹拳师什么人？”
孙一新说：“我是他的徒弟，跟他学过拳。”
老头说：“今天是琅琊山庙会，禹大哥卤点牛肉一大早，天不亮就前往琅琊山赶庙会去了。往年，琅琊山庙会人山人海，无论哪家牛肉挑上山，用不了两个时辰就卖光，自从来了日本鬼子，赶庙会的希少，往往要卖一天也卖不了多少，有时走在路上还会被白鬼子或地痞流氓抢夺。估摸着今天又是卖的不好。不过，这会子也应在回来的路上了。有什么急事吗？要不先到我家坐等一会儿？”
孙一新想想，在外面转的时间长了，难免引起注意，不如且到老人家坐一会儿。想到这里，便点点头说：“也好，谢谢大伯了。”一边说，一边走进屋子。还没有坐下，就听隔壁开锁声。老头说：“这是禹大哥回来了。”
孙一新向隔壁老人再说了声：“谢谢老伯。”连忙从老人家走出，只见禹拳师身上穿着一件破旧的灰袍子，满脸胡子拉碴，脚穿一双旧黑布鞋，头上戴着一顶黑色毛线帽，毛线帽已经很陈旧，失去了光泽，看上去甚至有些脏兮兮。帽边压到眉下，双眼几乎被帽子压住，若是在大街上猛一遇到，恐怕还真认不出来。
孙一新身后还有一个十二三四岁的小孩,紧跟在身后，便先喊了一声：“禹师傅。”
禹拳师进了院子，放下担子开了锁，正准备推门进家，听见喊声，回过头来，看到对过门口站着的孙一新，惊诧地问：“孙老师怎么到县城来了？有什么事要我做吗？快进来，快进来！”
跟随禹拳师身后的小孩也随禹拳师进了门。
孙一新心想，没有听说禹拳师还有这么小的小儿子呀，这小孩是谁？正疑惑，这时禹拳师介绍说：“这是余德扬小弟弟余德沾。”
据相历史介绍，余德扬(1911-1940)，爱国民主人士;世居安徽省全椒县大马厂山根王村，是民国初年破山口坊坊董、地主余宜之长子，毕业于全椒县立中学校。1937年底，全椒沦陷后，县国民政府官员闻风而逃，社会秩序混乱，大马厂地区更是土匪猖獗。地方士绅为了保护家产，请余德扬出任五区区长，组织地方武装--区署后备大队，维护地方治安;此间，曾经率部狙击过攻打大马厂的地方土匪和日军。
1938年，中秋，新四军四支队老八团到达大马厂，团结各阶层进行抗战，余德扬积极协助新四军进行抗日工作。
当时，沦陷区到处设立关卡，商品奇缺。同年秋，在四支队军需处的倡导下，由余德扬出面筹办军民合作社，采购商品和军需物资，使战乱中大马厂出现了一时的经济稳定。由于国民政府克扣给养，新四军四支队八、九团到达大马厂后缺衣少食。冬，余德扬以区长名义发动各乡募捐大米1400担(每担160斤)，自己个人捐献200担给新四军。第二年夏，听说新四军九团三合集驻军缺粮，余德扬虽肺病复发，仍带病奔走募集糙米200担、军鞋3600双送给九团;同时，还组织"商抗"募捐棉絮30床、现金300元，以及食糖、鸡蛋、豆腐皮等营养品送给驻大马厂观音庵的新四军四支队后方医院。八团政委林凯为此事亲往区署向余德扬面谢。当驻古河镇的省五区专员李本一得知余德扬为新四军筹集衣物、军粮一事后，几次在电话中警告余，并下令禁止，余德扬则秉持民族大义，置之不理。
1939年冬，国民党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制造分裂，大马厂军民合作社被迫撤销，在这种情况下，余德扬仍将合作社的余资全部捐献给四支队后方医院。同年12月，因时届寒冬，士兵仍未着棉，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亲到大马厂区署，请余德扬设法解决600套棉衣。余德扬当即通知"商抗"及各乡有影响的人士在二湖冲杨村召开紧急会议，余率先捐献200元，会后共募捐600元，订购棉衣600套送交新四军八团军需处。
此事被李本一知道后，将余叫到古河专署当面训斥，余以"抗日一家，拥军无过"予以反驳。争论间气愤至极，肺病大发，当李的面吐血不止，才免遭关押，但区长一职被李免去。事后，余德扬被抬回大马厂桥头庵治疗，病情日益严重，驻周家岗的新四军四支队政治部得知后，数次派人于夜间到桥头庵欲接余至周家岗新四军医院治疗，但由于余德扬的病情已经恶化，不久病逝于桥头庵中。
孙一新连忙说：“噢，原来是余老先生弟弟呀，你哥哥身体好些了吗？”
余德沾说：“好个屁，我出来时，快屁得了。”
孙一新一听，很不悦地说：“你这孩子，怎么这样说你的亲哥啊！”
余德沾说：“谁让他不听李司令话，偏要逞能给新四军送钱送物！”
禹拳师说：“有一个老大伯带一个小孩在庙会路边卖农具，这伢子瞅着老大伯到身后不远的树林处解手，只有这小孩看摊位，小孩七八岁，大概是大伯的孙子，便走向摊位前，突然弯腰伸手将放在摊子边的搭裢抢了就跑。这伢子本以为老伯已老，又解手；小孩小，一定追不上他。谁知，小孩大喊一声，老伯听到了，猛回头看是一个小孩，手上拈着他家搭裢从他摊位跑走。这可是一天卖的钱都搭裢中啊，便将裤子一提，一边系裤子，一边撒腿便追。老伯追走来，键步如飞，不一刻功夫，便被老伯抓到，正要动手打他，我一见是这伢子，便向老伯求情。老伯听说是马厂余区长弟弟，愤地说：‘余区长好仁义，怎么有这个不争气的弟弟！’好在搭裢被追回，钱也没有少，便放了这伢子。”我见太阳已落山，眼见天色暗了下来，担心伢子小，一人回家出事，便带了回来。”
孙一新：“心想，无怪乎俗话说，龙生九子，子子不同，他哥余德扬一生深明大义，而其弟却是如此的不肖。
历史记载，余德沾在其哥死后不久，十六岁左右即投靠国民党十纵队副司令兼第二支队长柏承君，任柏柏承君的卫士。不久即在大马厂一带招收散勇，先后担任二支队分队长、中队长，十纵队特工大队长等职。
这期间，余德沾勾结十纵队大队长、二郎口牛行老板韦子昆出没于国共交界地区，冒充新四军强拉耕牛，成批赶至南京水西门出售，获取赃款无数。
民国三十二年4月，余活埋新四军战士陈世才母亲于大马厂，并同时杀害了陈世才的哥哥陈世金。次年8月，余德沾在东王勒索钱财未逞，遂恼羞成怒，将农民江春荣等三人带到东王集，命令三人站成一纵行。余一枪打去，一人致死，一人重伤，一人神智不清。
余德沾流氓成性，民国三十六年，他在一赌场上输了钱，临走时将一个自称大洋的纸包扔在桌上，众赌徒打开后，却是一个人耳朵。余德沾还经常伙同部下强奸妇女，无恶不作。
余德沾征夫不要男人，专要妇女和大洋；将年青女子绑去，均遭其强奸，很少幸免。古河血案开始，余德沾受柏承君之命，按名单抓人，严刑逼供。事后，他又挨户逼迫黄庵一带群众“自首”，在每户门前放一盆清水和一面镜子，逼迫群众烧香，并高呼“司令(柏承君)是再生父母”，勒索财物。
由于余德沾到处侦抓共产党人和抗日进步人士，曾被陡山乡游击队长冯长明擒获，不料在看管中被其逃走，后来大肆进行报复，成了大马厂地区有名的杀人魔王。因其凶残已极，为一地“恶”的象征，以致孩童哭闹，家长常以“余德沾来了”吓止。抗战胜利后，余随部调往固镇，任特务营营长。这都是后话。
这时只听屋里有个老妇声音道：“回来了。”
孙一新吓了一跳，心想，屋子里怎么锁有一个人？定眼一看，黑暗中隐约看见一个人影子坐在床上，猜想定是禹拳师的老伴，不禁疑惑说道：“原来禹大妈在家啊！”
禹拳师解释说：“你大妈眼睛看不见了，两条腿也行动不便，世道混乱，我担心有坏人随便闯进来，平时离开家便把门锁了。又请隔壁吴老三照应一下，听到什么动静随时过来看看。”
禹大妈听到有陌生人讲话，连忙问：“哪个啊，这口音有点生份,好象没有听过啊。”
禹拳师说：“古河的叶老师，过去我说过的。”
禹大妈说：“原来的叶老师啊，你看我这身子，不中用了，也不能下床了。老头子，快去买点菜，让叶老师在这吃饭。”
孙一新连忙说：“不啦大妈，已经不早了，我有几句紧要话要与禹师傅说，还要赶回古河呢。”接着，孙一新便将禹拳师单独叫到门外，将徐赓书记临牺牲时的嘱托说了出来。并建议禹拳师暂到新四军根据地定远藕塘躲避。
禹拳师听了孙一新转述徐赓书记的嘱托，大受感动，连说：“共产党就是仁义，我又没有为共产党干过什么事，一个共产党书记又不认识我，临死还记挂我的生命安全，太感谢你们共产党了。”
孙一新说：“禹师傅在南京就杀死很多鬼子，在学校又培养了众多抗日进步青年学生打日本鬼子的武术本领，谁不知禹老师是个老英雄啊。连四支队徐海东司令员都赞赏你的功夫好，培养了一批抗日人才。”
禹拳师说：“感谢共产党关心，我已经老了，无用了；老太婆眼睛看不见，腿脚也行动不便。新四军在抗日前线流血牺牲，还要照应我这个无用的老头子和一个瞎眼老婆子，且不误了新四军抗日大事。”
孙一新说：“怎么能说无用呢，到了根据地，还可以教授新四军战士武术，增强战士打鬼子的本领呀！再说，很多人都知道你曾经杀过鬼子，名声太大，万一被鬼子知道你住的地方，太危险了。”
禹拳师说：“我已经年迈，老婆子走动都需要我背着走，这么远的路怎么背的动？路上又常常不是遇到白鬼子大刀会盘问，就是遇到鬼子盘问，鬼子从来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待，弄的不好，一言不合，就是一个死。遇到大刀会，更是麻烦，一旦强求参加大刀会，不同意也是个死。反正逃可能是死，不逃也可能是个死，不如留在家，抱着活在一起，死在一起，守在家里照应老伴。再说，这里隐蔽，一般不认识我的人也很难找到我，何况还有邻居吴老三时常照应。就不麻烦新四军了。”
无论孙一新怎么劝说，禹拳师坚决不愿意到藕塘根据地躲避。
孙一新本想提出亲自护送禹拳师前往定远藕塘，但想到在徐赓书记牺牲之前，组织上就已经让他担任中共全椒县委民运部长，要求他将中共古河区委书记工作交由司宗彝副书记负责，自己今后的工作重点就是开展民运，动员青年参加游击队，为新四军筹集粮草，并利用教师的身份为新四军四军搜集情报。离开古河时，就听说津浦路西省委已经派新四军李国厚营长来周岗指导培训地下开展民运工作方法、组建游击队，扩充地方武装，开展民运培训等等。自己从来没有参加过民运工作，能够参加民运培训太重要了，很多事情等待自己去做。心想等一段时间，再来看望吧。于是只有作罢，与禹拳师告别后，孙一新连夜赶回古河叶庄。
据记载，李国厚(1915~1998)，原名李杰三，今六安市新安镇人。民国17 年(1928 年)参加农民协会，同年加入中国共青团。民国18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四军第十一师三十团排长、连政治指导员，红四方面军第二十五军七十五师二二三团营政委，红十五军团总电台政委，红一方面军左路军第七十三师二一九团政委。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曾任豫皖苏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专员、代理地委书记，皖北军区警备第二旅旅长、鄂豫皖边区东线剿匪指挥部副司令员。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