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维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一连数次翻阅了刘醒龙《黄冈秘卷》。虽然，反复翻腾某部作品，对我来说也算常事，但内里因由却是有些特别的。其一，刘先后两次来吕梁，我都陪他吃过饭，断断续续的交谈让我感觉这是一个相当谦和的人，并不像一般名家到了吕梁这种地方表现得那么倨傲，而此前我读过他多数作品。我喜欢他。其二，他的长篇新作《黄冈秘卷》出版后，论界评价很高，尤其像马步升《当下长篇小说病相分析》一类主要以“挑毛病”为旨归的文章，在说到“病相”之三“情节的支离破碎和人物面目的幽暗不明”时，竟也说：“在读过刘醒龙《黄冈秘卷》两个月后，因为临时有一个发言，手头又没有书，我在宾馆里想了想，在宾馆的便签上罗列了有关老十哥的十九个情节，并且是按照小说中的情节次序罗列的，事后对照，几乎不差什么。虽是一个特例，但也说明，长篇小说情节的设置，对于长篇小说的质地是何等的重要。反观那些优秀长篇小说，无不是以清晰坚实的情节，以鲜明而独特的具有“这一个”品格的人物，以活色生香的小说语言，活在读者精神世界的。“——这评价对我是很有吸引力的，我想把作品反复揣摩一下。其三，是我阅读此作的“直感”。小说主人公“老十哥”的确是“这一个”，语言也没说的，而且在我读过头一遍回头想时，不由为它传奇式架构和悖论式情节的设置所惊叹，但我又不得不实事求是地说，其毛病恰恰在于可读性还是差强人意上，尤其是与他本人的旧作《凤凰琴》、《圣天门口》等相比，缺乏那种让人开读就不能释卷的魅力。新近我也曾读过张平《重新生活》，此作让我感受到的那种阅读快感在《黄冈秘卷》中竟是有些稀缺的。这是为什么呢？于是我不得不反复数遍翻腾，寻找个中原委。
首先，《黄冈秘卷》的故事整个就是一个传奇式架构。主人公老十哥是一个织布师的后代。其祖父在林家大塆林老大（其弟为林彪）家的传奇经历就不说了，在他本人到汉口大华织布厂做工后，与哑女小娴及族弟老十一间的纠葛，引出了以福特轿车为线索的与国教授的相识，对“组织”的向往与寻找，又引出了与国民党黄冈专员公署实际首脑海某及其女儿海棠、表妹海若和她的未婚夫柳剑光的爱恨情仇。而数十年后，小说又以红旗轿车为线索，引出了黄冈高考教辅资料集《黄冈秘卷》，引出了老十哥的儿子“我”与海棠之女少川间不是爱情的爱情，而老十哥在胜利县老鹳冲抗洪抢险中又遇一个“哑女”，但她不是小娴，而是装作哑女的数十年音讯全无的海若。小说又通过少川让其母海棠与老十哥通了话（也算“现身”），通过少川的女儿北童和高考教辅资料集《黄冈秘卷》，以及做了富翁的老十一将历史与现实联为一体……
再看悖论式情节设置，也即老十哥诚实正派耿介个性的形成史。这些情节主要包括:1.老十哥在国教授那里接受了关于“组织”的启蒙后，一心想要找到“组织”，参加革命。为达此目的，他毅然离开两情相悦的美丽姑娘海棠。黄州解放后，他作为“组织”的代表受命与海家父女保持联系，与海棠有了更深的感情发展，但当他提出要与海棠结合时，“组织”和他祖父一起，阻止了这桩婚姻，并且“教育”他站稳立场，与海棠父女划清界限。这还不算，紧接着又命令他亲自上门逮捕海棠父亲，将其枪杀。实际上，海棠的父亲早有归降“组织”的想法，且态度相当积极，并无现行的反革命行为，只要“组织”稍稍宽容，即可成为革命的支持者。其后，北京来的某位首长看上了海棠，“组织”却一反故态给予积极配合和热情“欢送”；2.全国解放后，老十哥总是工作在最艰苦的地方，担负着最繁重的一份工作。在个人生活上，他律己特严，不仅本人处处为“组织”着想，连家属子女都只许给“组织”增光添彩，不准给“组织”制造或添加任何麻烦，但“组织”重用的却是“听话”的，会看领导脸色行事的，擅做表面文章的聪明人，还有可以给权力拥有者输送利益的老十一一类大老板。老十哥和他的亲密战友王朤（当年为解放黄州建过奇功）不仅一辈子呆在科级不予提拔，甚至在离休之年，连工资也不能按时领取，老十哥的妻子不得不让孩子们“凑份子”，冒充“组织”给他发放，以维持他对“组织”的信念。王朤的孩子自顾不暇，故不得不多次接受老十哥救助。后来“组织”总算给他们发放工资了，却是大老板老十一的施舍。他们生病看不起医生，王朤得急症后，想叫一个救护车送医院，医院竟因为王欠着医药费而拒绝派车，生生让人死在板车上；3.早在汉口大华织布厂打工阶段，老十哥和老十一一样，对乘坐小轿车的人心怀敌意，二人曾因在街头福特轿车上书写“打倒贪官”之类标语，而受警察追打。不同的是，老十一将“犯罪”事实推到了老十哥身上，致老十哥被抓进监狱，他自已却逍遥“法”外，还将原本钟情于老十哥而老十哥未接受（原因可能有作为乡下人的自惭或某种朴素的“不是同类人”的“觉悟”）的布厂老板的哑吧女儿小娴搞到手，摇身一变而为坐福特轿车的人。老十哥此后一直对族弟老十一没有好感。但“组织”的一任任县级主官却似乎都把老十一看作“座上宾”。这种情况在“改开”以来似乎更显突出。老十哥与他的亲密战友王朤曾经相互配合，在大街上挡了县主官返乡过年的轿车，将车里大量高档烟酒展示于公众。他们由敌视贪腐而敌视一切高级轿车（过去是“福特”，现在是“红旗”），并进而对过往轿车越来越多的县城南门大桥亦满怀敌意。故在县主官一次次提出重修南门大桥的想法时（主官们无一例外都在为公的同时，通过此一工程捞取巨额回扣），他们都持反对态度。但在最近一任县主官亲自来到老十哥家看望老十哥，并再次提出重修大桥的主张时，老十哥一反故态表示支持。除过对新任主官礼贤下士登门拜访的感动外，还因那主官姓海，这情况让老十哥想起了海棠。老十哥这一次不仅对重修大桥给予道义上的支持，还答应将自家住了多年的老房子拆掉，回老家黄冈刘家大塆去“安渡晚年”。实际上，这正是姓海的主官礼贤下士登门拜访他的真正动机。但“海老板”想必也不会放弃对“回扣”的索取，而老十一除过从工程获取巨额利润外，还获得了将他们编撰的高考教辅资料集《黄冈秘卷》在更大范围推销的通行证——当然也是以谋取巨额利润为目的的。老板与“组织”的主官们是互利互惠，只有老十哥为“组织”做出了巨大牺牲。
以上三个方面的悖论式情节皆由一系列“细节群”组成，总的感觉是细密而繁复。故马步升先生说“在读过刘醒龙《黄冈秘卷》两个月后，”仍能“在宾馆的便签上罗列了有关老十哥的十九个情节，并且是按照小说中的情节次序罗列的，事后对照，几乎不差什么。”我是完全相信的。
那么，这样一部小说，按说它确实符合马步升先生所说的“优秀长篇”的标准了。可是又为什么，我第一次读它的直感却没有张平《重新生活》那种酣畅淋漓？是我一向以来的阅读习惯审美惯性在起作用？不！我自信在长期的认真阅读中，对各种风格手法的作品大体还是都能保持一样兴趣的。比如前不久读到刘震云《吃瓜时代的儿女们》，那也是一部形式实验意向明显的作品，我的阅读却也是“江河直下”的。这是为什么呢？
我又将小说翻腾几遍，得出的结论是三条。一，小说情节是按历史和现实两条线推进的。在两条线的交叉纠结中，任何一条线都有着不时发生“断裂”的情况发生，如此，小说开篇“一个刚刚上高中的一年级花季女孩，从未见面，第一次交谈，便恶狠狠表示，要变身为杀手，到我的老家黄冈寻仇”，以及“另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是这个世界上最熟悉的，用从未有过的躁动，气急败坏地说，有人要打她，揪她的头发，要她的老命”——这样两个上好的悬念实际并未起到有效激起一口气“解悬”的强烈欲望。二，小说始终为第一人称叙事，且主观色彩较浓。由于主观情志的不时介入，客观上延宕了显然是以“现实生活”为情节主线的故事展开，且旁枝斜出太多，也起到缓释“解悬”欲望的作用。第三，所谓花季少女要来黄冈寻仇的悬念实际说的是“黄冈秘卷”贪腐案，但此事的本质是读者迟迟无以了了的，特别是作为一种高考教辅资料集，它与老十哥、王朤们的情感诉求有何关系，也即与“组织”的现实状况有何关系，也是读者迟迟无以了了的，故也形成对“解悬”欲望的“缓释”。如此一来，作品之可读性岂有不受影响的！
是不是这样呢？有待进一步考量。
联想到前不久读到的《天黑得很慢》（周大新）和《刻骨铭心》（叶兆言）等，与此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提出来了：对于长篇小说的创作实践来说，如何做才能既在形式创新方面有所作为，又能有效增强作品的可读性（至少是不影响）呢？这实在是一个有待好好琢磨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