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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维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文学评论
2019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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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音悠扬一去不回

说真话,就小说选材立意而言,朱辉的短篇小说《七层宝塔》并无多少独特性可言。

背景是乡村城镇化。农民旧房被毁,入住楼房,住在底层的唐老爹老俩口与住在二楼的年轻夫妇阿虎一家间便发生了一系列小摩擦小龃龉。唐老爹是受传统乡土观念影响很深、“一辈子按道理活着”的乡村文化人。他处处与人为善,面对邻里间冲突,总是息事宁人。但对方阿虎偏是个被现代物欲社会严重污染了的主儿。他刁钻奸滑,一切只从自家方便着想,从不顾及别人感受,还又处处“理直气壮”,让唐家一对老人干生气没办法。这还只是小处的不堪。从大处讲,他与村政权力的代表赵主任沆瀣一气,竟然处心积虑想要盗卖村上最好的一块地皮。那个地方有着村上标志性建筑,也是村子千年历史的象征物,村民们世代视如生命的精神寄托——七层宝塔。这塔始建年代不详,明末清初曾予修葺,无疑是珍贵文物。为达此目的,他们先是盗卖了八个塔角上的风铃,后是炸开地宫,盗卖佛舍利,招致塔身倾斜。接着借口“不法分子”的破坏“危及宝塔安全”,于是以落实“上级决定”的名义对宝塔实行“保护性拆除”,“择地重建”——“拆除”是真,“重建”却得等“猴年马月”,且那拆除还是“先斩后奏”,“告示没贴出来就已经拆完了”。

小说中有两个象征物,七层宝塔算一个,另一个是阿虎新开的冥物商店。那店铺所占房产是村子拆迁时留作办公用房的。店里经营各种丧葬所需物品。于是“村子竖起来,宝塔倒下去”的乡村现实从此形成。赵主任和阿虎们充当了传统乡土精神的送葬者。

作为一个写作者,这小说真正让我感佩的是:作者在写人过程中表现出的张弛有度、伸缩自如的把控能力,也即不差分毫的分寸意识。这不仅表现在对“反派”人物的刻画上,连同正面人物也是。阿虎并非赤头赤尾的坏人,这主要表现在小说结尾时,在唐老爹因宝塔被拆而患急性心脏病后,他一声不吭开车救助的举动。赵主任则是处处以正人君子村民领导的面目示人的。他与阿虎勾结对宝塔所做的一切,小说都以暗示法写出,也即那把盗掘文物专用的“洛阳铲”在阿虎面包车上“偶尔露峥嵘”,还有二人(或另加一个陌生人)一次次出现在塔下的情形。这都是十分聪明的做法。唐老爹在小说中是个正义感强烈,但又不愿挑头与赵主任阿虎们对抗的人。面对阿虎的“没理也要强三分”,他最强烈的抗争,也就是在自家窗台上正对了阿虎面包车的地方摆一面“照妖镜”,倒是唐大婶还“发动群众”将阿虎在住宅存放烟花爆竹的事捅到村委会,迫使赵主任不得不下令阿虎立即把危险品弄走。但就是这位唐大婶,在阿虎又将冥物存进住宅的情况下,也是干生气没办法,能做的只是“匿名举报”阿虎售卖“假币(实为以假乱真的冥币)”,让有关部门上门检查了一回。最后在丈夫患病后,唐大婶拉着阿虎求他开车送人上医院,是向阿虎们彻底妥协了。——最后这一笔真是意味深长!

阿虎的冥物商店生意兴隆,赵主任们的“事业”如日中天。唐家老人们或迟或早都会臣服于阿虎的。因为他的背后是赵主任!

“梵音悠扬已一去不回。”

评论家称这小说“从两代人不同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的摩擦中,书写了乡村变为城镇、农民成为新城市人之后,城镇社会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当然是不错的。但在我看来,以唐老爹与阿虎这一对老乡亲、新房邻间的小摩擦小龃龉来概括那种“新现象和新问题”,还是简单了点。当然,对一个短篇小说而言,那似乎不是很好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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