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摩诘，自我救赎的前景如何？

宁肯的《天·藏》并不像有人说的那样“难读”。相反，经过前几章的心态调适，慢慢读出点“滋味”来了，且越往后，那“滋味”越浓郁。我不禁被作者精彩的哲理思辨，独异的文化展示，鲜活的人物刻画，生动的场面描述，精到的语言操作所陶醉。尤其后几章里对男女主人公情爱心理的剖示更是于细微处见功力，不能不令人折服。

这是一个身处雪域高原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或土生土长，或来自内地，也有的从境外归来。他们因为各不相同的机缘，怀揣这样那样的梦想来到这块土地，在那种被宗教雨露濡染浸淫到“抽象”、“写意”如“音乐”般的氛围里逐步融入一个独特的“存在”，这“存在”当然是大民间的，大自然的。如此，阅读此作，我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种原生态的绿意和诗情。

不是全然不“讲”叙事，而是：叙事更多的时候是被“淹没”在“沉思”“默想”之中的。是的，读这小说，我时时感觉到叙述之河中游弋着的是“深思”、“默想”，甚至“升华”。于是语言就别具了一种“反小说”的色彩：

天色已晚，雪好像更小了，实际上更大了——视角并不总是提供真相，许多时候恰恰相反，错觉倒是经常的，因此对于一位修行者来说，真相几乎是无止境的。但何为真相？如果真相是无止境的，是否可说真相也是不存在的。

叙述视角的切换“无迹”却有法。往往是“叙述者”的讲述引出王摩诘的讲述，王摩诘的讲述引出维格的讲述……技法上感觉有点像影视蒙太奇（叫板式蒙太奇或对话式蒙太奇）。虽然一样以“我”的面目出现，但只要稍加留意，即可认准开口说话者为何人，并没有特别的生硬之感。

最值得咀嚼的是王摩诘的形象。这是一个灵肉“分道扬镳”的人物。“分道”造成其人格分裂的现实存在。一方面，他勤奋、刻苦、博学，是一个堪称卓越的思想者，一个很有前景的哲学家。他以哲学博士大学教授之身志愿入藏做中学教师，尽职尽责，是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学者；另一方面，他在私生活（主要是性爱追求）上又表现得怪诞、委琐、令人不齿。具体讲来，就是所谓的嗜暴倾向。皮鞭、绳索、手铐才能让他兴奋勃起。甚至，他喜欢按照他主人，即作为性爱对象的女人的命令学狗爬、狗舔、狗叫、狗转圈等等，然后可怜兮兮央求对方将他压到身下：“强暴我！快，强暴我！”不过，当那个始而追求他，继而鄙视他折磨他戏弄他的于右燕竟将他的这一嗜好公诸于众时，他并未以此为羞耻。甚至还当着自己倾心相爱的女人维格（当然，于右燕也是旁观者）的面重头表演一次。“前前后后，他的整个表演精彩，像新浪潮电影的黑白世界，非常精致，学者化。他几乎不是‘表演’了真实， 而是让‘真实’进行了表演——真实与表演对他几乎难以界定——他是谁呢？是自己？非自己？既是且非？他无法克制自己的真实，而真实又是最智慧的陷阱……”（叙述者的话）如此一来，王摩诘就难免受到骨子里下贱无耻浅薄庸俗之尤的于右燕以及惯于说谎的诗人之流的诟病。甚至像维格那样人品端庄者，也不能接受他。虽然，当诗人肆意攻击王摩诘时，维格曾义正辞严说：“他是真实的，无畏的，你要不说我还不清楚，现在你一说我突然清楚了。他有特别的嗜好，但那不是他的全部，只是部分……”

维格说得好。正是这个对真实自我的坚守（如果这也可以称之为“坚守”的话），令这个书呆子无所畏惧，从不以自己特别的嗜好为耻。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也正是这个对真实自我的坚守，让他最终堕落为“丧失了人的主体”的一个“软体的无脊椎动物”（维格语）。王摩诘的“堕落”是不自觉的，或者称之为“无意识”行为。那么，罪魁祸首是谁？王摩诘曾对自己喜欢在尼龙绳捆绑的“绳衣”中安然入睡作过哲学的审视，之后，小说写道：

书与绳衣构成了王摩诘隐喻式的生活，“绳衣”看起来是束缚，王摩诘感到的却是“解放”，“书”看起来是解放，王摩诘感到的却是更深的束缚。某个午后——王摩诘已记不起具体是哪个假期的哪个午后——阳光移到他打开的书上，他看到了杰姆逊的一个观点，杰姆逊说：“过去，我们一直认为，我们能够掌握自己的语言，语言是人的工具，人是语言的中心；但事实并非如此。事实是，当我们说话时自以为自己控制着语言，实际上我们被语言控制，不是‘人在说话’，而是‘话在说人’。”（引自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第2-9行……）作为‘话在说人’的补充，福柯也有类似的观点，福柯认为人的主体是由语言构成的，没有语言也可以有人——生物的人，但不会有主体——思想的人，而语言的主体又恰恰或常常是非人的，非自己的，是意识形态塑造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甚至认为：“无意识领域也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意识形态从外部建构了人的‘本质’和‘自我’。因为在意识形态的运行下，主体被剥夺了全部自由，个体出生前就被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驯化为主体了，因此个体是不存在的，人的所谓‘本质’和‘自我’不过是一种幻觉，一种虚构。”（引自《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王摩诘正是这样一个“出生前就被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驯化”了的不存在“个体”的“主体”。长期“非人的”、“非自我的”，特别是“嗜暴的”的生存环境造成他“无意识领域”“非人的”、“非自我的”，特别是“嗜暴”的倾向。于是，思想者之“灵”与猪狗之“肉”便对立统一于一身，“这一个”王摩诘出世了。

王摩诘当然是需要救赎的。维格就曾尝试过，却是徒劳。不仅是徒劳，且连施救者自己也变成了“非人”，于是维格几近绝望地说：“……你像什么？像一个软体的无脊椎动物，浑身都是敏感，都是神经。你让我也像你一样敏感，一样的心惊，我发现拯救你的过程正好就是丧失我自己的过程。我觉得我已不像一个人，而像一种物，像听诊器，像超声波，像频谱仪。好吧，这一切我都可以忍受，我可以等待，结果，我没想到是那样恶心（指王摩诘情急之际‘强暴我’的呼唤——引用者）。我从没体会过恶心与可怕加在一起是什么感受，你让我体会到了。”对此，王摩诘辩护道：“我们都太投入，太真诚，太用力，太相信一种东西，和于右燕完全不同。所以当真实（其实也就是毁灭）来临就特别不能接受，就非常痛苦。真实是不能以真实的方式表露的，如果我们不能掩藏真实，最好的方式就是表演真实。”此时的他，自然不会有任何羞耻感。

三代维格拉姆让我想起叶文玲《三生爱》中的诺诺、婧婧和茫茫。而在宁肯笔下，第三代的维格拉姆是传统（宗教）美与现代美结合的化身。正是对维格的爱令王摩诘最终产生了自我救赎的欲望。然而，他的努力需要的文化土壤我们具备吗？他的努力会是什么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