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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维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文学评论
2019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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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守护传统文化,得先有敬畏之心

一一秦岭短篇小说《天上的后窗口》阅读印象

    秦岭的短篇小说《天上的后窗口》通篇不以人物故事取胜,而是一个隐喻。

小说所涉人物有“我大”、“我”、儿子、牛岁年等,但有名有姓者仅牛岁年一人,且不是主要人物。故事呢,也不是太有“趣”:尖山这地方缺水,村上人视水为命,老辈人饱受与天、与人、与兽、与禽争水之苦。我爷爷为取水竟被狼掏了“血桶子”。用水呢,“是一水多用的,半盆水,先是洗菜淘米,沉淀后再洗锅刷碗,再再沉淀后洗衣裳,再再再沉淀后洗脸,再再再再沉淀后饮牲口”。村上建有水神庙,水神前常置盛水木桶,村民用一只大瓷碗添水祀神。“我的祖爷”修了很高的土楼,顶层后墙开了窗口,为的是“看水”,即为村民瞭望四山取水的小路,指点相宜路向(有无先行取水者)。“我大”继承了这一“传统”。文革中,牛岁年带人“造反”,想要拆毁水神庙,我大舍命守护。但自从村上有了自来水,“先是水爷庙断了香火和供奉,进庙添水的人越来越少,木桶没几天就耗成了瞎子。人是不进了,猪呀鸡呀狗呀的倒是进了,又是拱又是屙的。后来,人们……开始无比夸张地斧劈自家扁担,然后塞进灶火门儿。泛潮的木桶不能当柴烧,就大卸八件,塞进炕洞化成了碳。……”那时,我也想把自家木桶毁掉,却被我大坚决喝止。不仅如此,我大还把那木桶供奉在阁楼后窗口,坚持用大瓷碗添水。对此,我和儿子都特反感。儿子说:“啥叫阻碍社会发展的旧势力,就是个这,我爷。”我虽然嘴里没说儿子这样的话,却感觉我大的行为是丢人现眼,就趁黑夜将木桶扔到苦水沟悬崖下。我大发现后大怒,在命令我找回木桶而不得的情况下,不顾年老多病,亲自去苦水沟将摔碎的木桶一片片找回来,让曾经做过木匠的牛岁年重新粘连好,依旧放在后窗口,还是天天添水。我大的苦心感动我们全家和村民。我大后来死了,“天照样是旱天,可木桶里的水从来没有断过。添水的除了我和我女人,还有儿子。儿子每当周末回家,第一要务就是爬上阁楼添水。牛岁年有时来我家串门,也会端水上楼。每次不忘提醒:“大瓷碗在哪里?我要用它添水。”这时,村上水神庙修复了,水神爷活脱脱就是我大。

在这里,后窗口啊,大瓷碗啊,木桶啊,扁担啊,很明显都已脱离了它们的“所指”功能,而变成了一些意象,一些象征物,作者的主观情志所到之处,神性被赋予每一件物事,而人物加诸其间的行为实际已形成一种隐喻,即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守护。小说里,当我将后窗口的木桶扔到苦水沟后,业已做了“农家乐”老板的牛岁年问:“后窗台的木桶咋不见了?”我无言以对,窘得面红耳赤,赶紧换了话题:“牛伯,您做‘农家乐’,咋就那么有路数哩?”那时,牛岁年回答:“因为,每天能看到天上的后窗口。”这意味深长的话当然是对传统文化精神“物质转化”功能的着意强调。

小说最感人的细节是“我大”对水神庙和木桶的那份敬畏和虔诚:

小时候,我问过我大:“咱自家的水都不够用,为啥要孝敬水爷哩?”我大说:“孝敬水爷,就是孝敬水。”他还不忘补充,“你以为你喝的是啥?喝命。”……早些年“破四旧”那阵子,咱村的年轻木匠牛岁年当了造反派头头,摩拳擦掌要砸水爷庙,当晚他家的两只木桶就不见了踪影,害得牛岁年一家断水三日,有米难下锅,有锅不见火。气急败坏的牛岁年领着一帮人挨家挨户搜,最后就搜到了我家。我大泰然自若,圪蹴在门槛上吸旱烟。牛岁年说:“老哥,对不住了,我家的木桶……”。我大把旱烟锅在门槛上“笃笃笃”地磕了几下,烟灰四溅。“老弟,你再琢磨着砸水爷庙,保不准连扁担也没了。”牛岁年折回家一瞅,扁担果然不翼而飞。牛岁年第二次是偷偷摸进我家的。脸色蜡黄,结结巴巴:“老哥,你……你……咋晓得的?”

“你先别急问这个,三天没见水了吧,先喝一口。”我大递上一个大瓷碗。

牛岁年接碗,一仰脖。“……我懂了。”

“解渴吗?”

“……嗯,解。”

“那好!就看你敢不敢给水爷磕头。”

“……敢”。

第二天牛岁年就放了话,原计划改了路数:“水爷庙不能拆,留着,当反面教材……”

至今没几个人晓得,我大递给牛岁年的大瓷碗,是空的。

……当晚我大领着牛岁年到水爷庙磕了头,这才开腔:“跟我走,莫回头。”出村五里的北洼里,牛岁年果然找到了扁担和木桶。两个木桶里盛满了清亮亮的水,扁担横搭在木桶上,分明在期待它的主人。……有人怀疑扁担和木桶一定是我大事先耍的把戏,但谁也不敢明着比划,你的嘴要犯贱,那就不是找人的茬儿了,是找水的茬儿。你敢找水的茬儿?

消灭了扁担木桶之后,很多人家索性在水龙头上接了管子:洗车、冲院子、搞喷泉……那简直就是报复性的,反正不差那点水费。比如洗车吧,你城里人能洗一次,我他妈的就洗三次。

我大终于放话了:“就不怕水爷降罪。”

我大后来爬阁楼费劲,每逢山风呼啸,就指使我上去瞅瞅木桶还在不。有时不信,非得让我扶他亲自上去验证。简直把木桶当他大了……

我大倒是和我对上话了:

“木桶好着哩吗?”

“好着哩。”

“真的好着哩吗?”

“真的好着哩。”

“那好,不要忘了添水。”

……

像极了秦腔戏中一老一小之间的对白,这样的对白隔三差五就来一次……

没有这份敬畏和虔诚,何来“守护”?

不过,通篇读罢,感觉作者在将“木桶”与“铁桶”做对照时,似乎有点“厚此薄彼”了:

木桶尽管比铁桶笨重、笨拙,却要比铁桶经摔、经磕、经用,更重要的是成本低,只要找个三流木匠,“咔嚓咔嚓”一阵斧头、锯子加凿子,一天就可以出手好几个上等的木桶来。

在这里,作者说“木桶”比铁桶“笨重”、“笨拙”这是事实,“经摔”、“经磕”、“耐用”、“成本低”,还似乎制作简单,“只要找个三流木匠,‘咔嚓咔嚓’一阵斧头、锯子加凿子,一天就可以出手好几个上等的木桶来。”——这却是夸大其实了。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懂,制作木桶的工艺可不是一般工匠所能胜任的,“三流木匠”?做梦吧。而且,成本并不比买一副铁桶便宜,当然也不会比铁桶“耐用”。作者为什么要这样说?唯一的解释是没有这方面的生活体验。

作为一个木桶挑水的亲历者,我要说:木桶变铁桶是发展,是进步。守护传统是不可拒绝发展和进步的。我们需要守护的只是“精神”,这一点必须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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