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维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在我的印象中，苏童的长篇小说创作惯以文革作背景。有点“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意思了。为什么呢？我曾为此反复寻思过。我想原因不外两个方面：一是文革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中国式政治发展的必然。文革前的十七年不过是文革的前奏，只不过这种政治到了文革时期，其反人类反社会的本质更突出更集中更典型罢了。其间发生的种种人事在今人看来荒诞不经，而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却具有无可否认的普遍意义。这样的素材天然地可作文学创作上好的原材料。二是就当下而言，文革虽然已被我们“盖棺论定”，但当日促成文革发芽、生长、开花、结果的种种“好”东西我们却未必认真找过，或者说未必已经真正找到。所以，当经济体制改革促成国家一定程度的经济繁荣之时，那些“好东西”当即转化为权力与资本的合谋，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将改革成果据为集团私有，促成了中国社会史无前例的两极分化（“人民群众”虽然也得到一些实惠，但不过九牛一毛而已）。由是，何去何从的问题再次摆在了中华民族的面前。故，对文革的回瞻与书写在今天仍然具有其它题材无可替代的意义。
在小说里，库文轩、库东亮父子俩和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一样，梦寐以求的是能过上一种有尊严的日子，但在现实生活中，要过这样的日子，他们就应该有一个“革命者”的爹娘，比方是烈士邓少香的后代。库文轩因为一度被确认为具有这样的优越条件，便被组织培养入党并做了权倾一方的油坊镇党委书记。然而，文革开始后的一天，镇上来了工作组，宣布烈士的儿子不是他，“依据”似乎仅仅是工作组里一个学历史的大学生小夏对历史知识的“活学活用，敢于发挥，敢于想象，他怀疑封老四（曾做过河匪，是烈士遗孤的救命恩人，最初的领养者——引用者注）用狸猫换太子的手段蒙骗组织，让自己的私生子冒充了烈士的后代”。而油坊镇民间则更是以屁股上的一块鱼形胎记为依据，断定傻子扁金才是烈士后代。因为经过众人脱裤子比对，傻子扁金的胎记更像一条鱼。于是，库文轩从此再不是烈士遗孤，再不是油坊镇的党委书记，而变成了“阶级异己分子”，斗倒斗臭后被打入“另册”——放到向阳船队接受改造。于是，妻子弃他而去，当日趋之若鹜的那些风骚女人们反目成仇，儿子为他受尽屈辱，甚至失去了追求爱情的权利。当儿子被当作流氓抓进派出所后，绝望的父亲终于失去了最后的一点生活勇气。儿子为了挽救自杀未遂的父亲，决心以武力去向眼下油坊镇的当权者赵春堂讨回原该属于父亲的烈士证，谁知路上听得一个消息：烈士的后代不是父亲，也不是傻子扁金，而是五福镇小学蒋校长。由是，库东亮改变原初主意，决定去将烈士记念碑偷到手，以此作为父亲身份的证明，并因此与傻子扁金发生剧烈冲突。当时棉花仓库守夜人老邱对库东亮说：“其实就是块石头嘛，拖来拖去也不嫌累赘，我看你爹脑子里都是糨糊，是烈属怎么样，不是烈属又怎么样？过日子才要紧，健康才要紧嘛！”但库东亮哪里听得进去！正当库东亮和傻子扁金打得不可开交之时，镇上新分配来、据说是专门研究革命史的一个年轻大学生说：“五福镇的蒋校长也是冒牌货!我的最新研究成果马上要上内部资料了。我告诉你们，不得外传。邓少香虽然已婚，但她和丈夫感情不和，根本没生育，那箩筐里的婴孩不是她儿子，是向别人借来的，借来做掩护的。”但此时，库东亮已是打定主意要一意孤行了。邓少香烈士记念碑终于被他搬运上船。然而父亲死志不改，即将石碑绑负于身跳河而亡。
这里有几个关节值得格外注意。一，库文轩能否当上党委书记，并非因他本人有无“革命”功绩，而是他的爹娘是不是烈士。同理，库东亮能否过上有尊严的日子，也全在此。这是典型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如果邓少香们当日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真是为了“解放全人类”，那她就绝然不会有此想法，故持此“革命血统论”者，实为革命的叛徒。二，如果说库东亮“盗碑”的行动原是被烈士后代可能既不是他爹，又不是傻子扁金，而是蒋校长的消息“激”出来的，那么守夜人老邱和那大学生的话应该能让他清醒了，但他却是依然故我的狂悖，说明那“革命血统论”的影响是何其深刻。三，库文轩的“负碑投河”，必因背上那沉重的负担而失去最后一丝获救存活的机会。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意象。这个“碑”不是别的，正是封建专制政体特有的世袭意识。
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问题特别值得深思。其一，按理说，一向标榜以“解放全人类”为其终极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是最不该尊崇“血统论”的，但若从世界范围内观之，这一腐朽的理论恰恰就是在那些“无产阶级革命者”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最为盛行。比如朝鲜，比如古巴。这是为什么？其二，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血统论”表面上看是没有市场了，但只要我们看看实际生活，就会发现：几乎所有权力拥有者都在明里暗里为自己的后代创造掌握这样那样权力的机会。于是在许多地方，官二代、官三代几乎笼断了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领域所有的“命脉”，形成了上下一以贯之的权力世袭。这种情况是我们的“革命”和改革开放原初想要的吗？不知这算不算“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有之义？我们该怎么办？
有理论家将这情况解释为“转型期”的必然。这倒是很可以自圆其说了。那么这“转型期”从何时起又将止于何时呢？我们的理论家们对此似乎还不甚了了。倒是有一位名叫唐德刚的旅美历史学家将这一历史阶段上限划至鸦片战争，下限划至2040年了。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一书中说：“这第二次大转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极其痛苦的。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 历史三峡’ 。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自1840年开始，我们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如果历史出了偏差，政治军事走火入魔，则这条‘历史三峡 ’还会无限期地延长下去，那我民族的苦日子就过不尽了。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的一日，这是个历史的必然。到那时‘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我们在喝彩声中，就可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了。”
那么，库东亮盗来的那块碑，库文轩用来绑负投河的那块碑，那块被我们看得无比神圣而实际不过“就是块石头”的那块碑，我们该怎么看待呢？而库文轩最终结束自己生命的那条河，那条金雀河，何时才能“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呢？我想，这也正是《河岸》一作的深心所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