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具特色的叙事

田中禾的《父亲与她们》表面上看是写“父亲”和“我娘”、“我母亲”数十年情感纠葛的，实质却是中国革命史的民间化演绎。内中并无多少新鲜的东西，读后给人留下特深印象的倒是独具匠心的叙述视角和人称线的把握。

先看叙述视角。小说采用了一个主客视角连环套的奇特路子。

“我”为第一层次的叙述。“我”即“母亲”口中的小长安，“娘”口中的“狗娃儿”。这是一个主观视角。作者充分利用这一视角长于抒写主体情志的特点，不时插入“我”对“我父亲”与“我娘”、“我母亲”人生经历情感纠葛的议论和抒情。

“我父亲”、“我娘”、“我母亲”的叙述处在第二层次。表面上看，内中有“我”介入，应当归入“主观视角”，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大于“我”的“客观视角”，“我”在这里只是一个语法意义上的定语。如：

娘和父亲的婚姻是娃娃媒。爷爷和我娘的父亲同在老爷的私塾里读书，他们不但是同窗好友，还是老爷的得意门生。父亲不到两岁就由我老爷做主，和我娘订了亲……

我相信父亲和母亲的初吻就发生在这一刻。父亲双手捧着母亲的两腮，用发烫的嘴唇安慰她的责备，母亲的泪水在父亲的亲吻中涌流……

不管是“娘”和“父亲”的订亲，还是“父亲”和“母亲”的初吻，我都不可能亲历亲见，故这只能算是“大于”“我”的“客观视角”。

小说中以一个引号加“我”（这个“我”不同于第一叙事层次中的“我”，而是“我的娘”肖芝兰或是“我的母亲”林春如或是“我的父亲”马文昌）的叙述处于第三个叙事层次。一般来说，如果“我”的身份有变，则以章节划分之（第二章较独特。前一半是父亲的叙述，后一半是母亲的叙述）。故这视角转换只能算是“有迹”的。

在“我娘”、“我父亲”、“我母亲”以“我”出面的主观视角叙事中常常插入“我”以“我娘”、“我父亲”、“我母亲”出面的客观视角叙事。如：

“小长安，你长成啥样儿了？我走时你睡得正香，兰姐把你抱过来，我凑着灯影想给你再喂一次奶……”

——这显然是“我母亲”以“我”出面的叙事。小说接下来写道：

农历十月一刚过，秋庄稼已经收割，沿路的坟地里飘飞着烧化的纸钱。农夫吆着牲口，在苍黑色的田野上翻起黄色的犁沟，新鲜的泥土气息在秋风里播散。

——这无疑是“我”的客观描述。

还有一类更独特些：

“霜糖、薄荷糖都哄不住你，我跑到西门外，买了两个面人，举起来在你眼前晃。”

两个面人涂着红红的脸蛋，女孩儿头上盘着发髻，男孩儿戴着兜肚。女兵的笑容不再让我陌生。她身上的军装也不再可怕。我伸出手去要面人，她趁势把我揽在怀里。

“你在我怀里玩面人，我歪着头看你。摸你的头，摸你的脸，玩弄你的小手。你的皮肉绸子一样柔滑，摸着心里舒坦极了。”

——这是在“我母亲”以“我”面目出现的主观视角叙事中插入了“我”的主观视角叙事。

在“我”的叙述中涉及的人物对话，大都以“无迹”处理：

“她到街上去了一会儿，回来时手里拿着一顶草帽，从挂兜里掏出一套衣服。换上。在这儿？在这儿。……”

这一段叙事中最后出现的三个短语（“换上。在这儿？在这儿。”），显然是“我父亲”和“我母亲”的对话。当然有时也夹杂有明确交待说话人的情况，是有迹无迹两种转换的混用了。一切只在率性而为：

“船上堆满鼓鼓囊囊的麻袋，散发出粮食、尘土的气息。我说，咱们这是去哪儿？她不吭声。我的行李、书籍还在学校呢。她扭头看着我毫不客气地说，你还想回学校？这女孩的眼睛锐利威严，在她面前我感到局促紧张。……”

有时也用分段法将人物对话次第列出：

“……我回到屋里，拿来一个小包袱，把我为他做的新鞋、新袜放进他的箱子。

“日本人占了开封，你打算去哪儿？

“不讲理的不吭声。

“好。我把咱爷叫醒，你对他说去。

“他凶狠地瞪着我，你想拦挡我？

“我才不拦你呢，好男儿志在四方，读书识字，终究要出去做事。我是怕你干傻事。

“……”

在我看来，所谓“人称线”的概念与叙述视角是不无关系的。此作显然是以第一、三人称线为主，偶然也有用第二人称的。前面已有若干文例了，再看这一个：

“就在这时，我突然看见你在旁边油馍摊前站着。你背对着我，脸向着油锅，手里提着小包袱。没等我挪步，你妈妈飞似的扑过去。她不顾一切地搂着你，胳膊弯揽着你的下巴，连拖带拽，把你拉到我面前。

“我从没见过她这么激动。……”

以往看小说写小说，感觉在涉及视角和人称转换时，常见的许多“烦恼”、“局促”在此作中统统不见了，代之以自然流畅，举重若轻的快感。细究起来，采用这种叙事方式至少带来四个方面的好处：1.一扫单纯一种人称叙事的呆板、少变化。2.克服了第一、第二人称叙事可能出现的叙述死角。3.避免了人称无迹切换可能造成的阅读障碍。4.省去了旧式叙事中许多说明性文字，令叙述简洁流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