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春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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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巴金的《随想录》
廖春波
内容摘要：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应该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弘扬真、善、美，鞭笞假、丑、恶。巴金一直是社会良心的象征，更是讲真话的勇者。他的写作如同生活，追求作家同人的一致。本文通过对《随想录》的思想性、自省性、情感性、真实性的不同侧面的探究分析，进一步揭示巴金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位具有高尚灵魂的勇士。他的坦诚地讲真话的品格使他成为生活的良心，这在假话还有市场、真话吃不开甚至招来挫折的时候尤为可贵。《随想录》是我们人生的教科书，讲真话应当成为全人类的良知。
关键词：巴金《随想录》人生教科书
巴金是中国新文学的开拓者，是先进文化的实践者和传播者。他对祖国和人民怀着无限的忠诚和热爱，对文学事业不懈的耕耘和追求，使他无愧于人民作家和文学巨匠的光荣称号。巴金的人品和文品一致，特别能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这已成了他的人格和精神力量的象征。《随想录》就是巴金晚年所写的一部震惊海内外的讲真话的书，是继鲁迅散文之后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又一座丰碑。它包括了五个集子，共一百五十篇，四十二万字，记载了作者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日至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日的随时随地的感想，全是力透纸背、情透纸背之作。巴金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记载了几十年尤其是十年浩劫的历史，对广泛的社会问题发表看法，真切地表现出作家对“四人帮”的悲愤控诉，对国家、人民的命运和前途的深沉思索以及反愚昧、反封建、要科学、要民主的强烈愿望。《随想录》作为真实的时代记录，揭示了一个伟大作家的心路历程，饱含了一位文化巨人的真知灼见，是我们了解历史、认识社会、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随想录》是一部思想录
巴金在《随想录》中表达的思想是丰富的，它涉及到政治的、艺术的以及精神价值诸方面的问题。这些随感明显受到了卢梭的《忏悔录》、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鲁迅的杂感文的影响。巴金在《随想录》第一集后记中说：“《随想录》是我翻译亚·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时的副产品。……《随想录》其实是我自愿写的真实的‘思想汇报’。……虽然收在这里的只是些‘随想’，它们却都是自己‘想过’之后写出来的，我愿意为它们负责。”《随想录》多是抒写作者内心的感受，挖掘心灵深处的隐秘。他凭着直觉和良心，从纯粹的道义角度出发，阐述了对十年“文革”的看法，呼唤人们从封建的枷锁之中解放出来。巴金是把这些随感当成生命的遗嘱来写的。在这里，他的光辉的人格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也因此得到了全世界的普遍尊敬。
《随想录》的核心，乃是对人的纯真性的呼唤。尊重人、关心人、帮助人，在巴金看来是中国社会应注意的重要问题之一。巴金对此问题的论述颇为深刻感人，由此引申所谈及的艺术问题、传统文化问题等等，都是这部作品的精华所在。
在《谈
一九七九年一月，巴金发现外界谣传他与著名越剧演员徐玉兰结婚之事。眼看这种谣言越传越广，遂作随笔《结婚》（随想录四）：“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种事……所谓‘谣言杀人’，并非虚传……这当然要‘归功’于林彪和‘四人帮’这一伙人，他们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把人们的最崇高、最优美、最纯洁的理想、感情践踏，使得不少人感到国家、民族的前途跟自己脱离关系，个人眼前只有一团漆黑，因此种种奇闻奇事才可以分他们的心，吸引他们的注意，使他们甚至花费时间来传播流言。”同时表示“把谣言看作对我的警告和鞭策”，用作品同读者见面，这种“稀奇古怪”的“社会新闻”就会没有市场。
针对社会上传闻的“骗子”事件和“骗子戏”《假如我是真的》，巴金作随笔《“小骗子”》（随想录三十二），指出“许多人围着骗子打转”是“为了私利”；认为禁止演出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就不能很好地消除产生骗子的气候，铲除产生骗子的土壤，“不让人揭自己的疮疤”，“连开后门、仗权势等等也给装扮得如何‘美好’，……这样下去，……是给社会主义抹黑，……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脚。”《再说小骗子》（随想录五十四）云：“我认为应当受到谴责的是我们的社会风气”。《三谈骗子》（随想录六十一）云：“任何人只要肯用脑子思索，就不会受骗。但偏偏有不少人上当。……骗子能够一再出现，也因为我们的空气里还有一种类似旧小说中使人神志糊涂的迷魂香的东西，有的人见到骗子就头发晕，马上缴械投降。”“骗子的一再出现说明了我们社会里存在的某些毛病。对封建社会的流毒我有切肤之痛。……要做到大公无私，有多大的困难！”《四谈骗子》（随想录一三五）云：“骗子的产生有特殊的原因，有土壤、有气候。……他们散布谎言好象传播真理，他们贩卖灵魂，仿佛倾销廉价商品一帆风顺，到处都为他们大开绿灯；家丑不可外扬，受害人也会变作同伙。”
《随想录》深化了关于探索的系列话题。在《探索》（随想录三十七）里，巴金从自己的生活、创作道路谈到人生要“敢于探索”；当发现“文革”是一场大骗局时，“我的心死了”；自云“永远做不了机器人”，“还是要探索下去”。《再谈探索》（随想录三十八）云拿起笔写小说，只是为了探索，只是在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道路，探索“怎样做人”和“怎样做一个好人”，重申“我并不是一个文学家”；认为“未治好的伤痕比所谓伤痕文学更厉害，更可怕。”《探索之三》（随想录三十九）说“从来没有思考过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技巧等等问题”，几十年写作生活，探索、追求的是“更明白、更朴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认为“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真实，是自然，是无技巧”；“对那些装腔作势、信口开河、把死的说成活的、把黑的说成红的这样一种文章我十分讨厌”，这些是“文章骗子或者骗子文章。”《探索之四》（随想录四十）自云“我的作品”“不是写给长官看的”，“无法按照……长官的意志……写作”，只能“讲我自己心里的话。”《灌输和宣传（探索之五）》（随想录四十五）认为任何一部文学作品“总会让一些人喜欢、让另一些人讨厌”，但有人主张“‘我’说了你就得照办”、“谁的权大势大，谁发号施令”；在“棍子下面低头”，这是“信神的结果”；又云最近“有人说我‘思想复杂’”，这说明“我以后不容易虔诚地拜倒在神面前了”。
巴金对“作家”和“创作自由”有更深刻的理解。在《作家》（随想录五十八）一文中，他说：“作家是靠作品而存在的，没有作品就没有作家。作家和艺术家活在自己的作品中，活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而不是活在长官的嘴上。……作家应当靠自己的作品生活，应当靠自己的辛勤劳动生活。作家是战士，是教员，是工程师，也是探路的人。他们并不是官，但也绝不比官低一等。”《论“创作自由”》（随想录一二六）云，“作家们用自己的脑子考虑问题，根据自己的生活感受，写出自己想说的话，这就是争取‘创作自由’。……严肃认真的作家即使得不到自由也能写出垂光百世的杰作，虽然事后遭受迫害，他们的作品却长久活在人民的心中。‘创作自由’的保证不过是对作家们的一种鼓励，对文学事业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保证代替不了创作，真正的黄金时代的到来还得依靠大量的好作品引路。黄金时代，就是出人、出作品的时代。这样的时代绝不是用盼望、用等待可以迎接来的。”《再说“创作自由”》（随想录一三三）又云：“‘创作自由’好象一把悬挂在达摩克里斯头上的宝剑，你想着它拿起笔就有千万斤重。”“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我写我熟悉的生活。”“崇高的理想不会脱离现实世界而存在。”“要迎来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其中包含着作家们的辛勤劳动。”
十年浩劫引起了巴金对人转化为兽的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反思。《我的噩梦》（随想录一一四）称：“我一生做过太多的梦”，“文革”时和“文革”后是“噩梦做得最多的时期”，“并非我揪住‘文革’不放，正相反，是‘文革’揪住我不放。”“在梦中我还受到魔怪的围攻，无可奈何地高声呼救。”“为了批斗我先后成立了各种专案组，……成员常常调来换去……使我一见面就‘感觉到生理上的厌恶’。我向萧珊诉过苦，他们在我面前故意做出‘兽’的表情。我总觉得他们有一天会把我吞掉。我果然梦见他们长出一身毛，张开大嘴吃人。”“我在梦中受罪，醒来也很感痛苦。”“人为什么变为兽？人怎样变为兽？我探索，我还不曾搞清楚。”《人道主义》（随想录一二四）也云：“在十载‘文革’中我看够了兽性的大发作，我不能不经常思考造反派怎样成为‘吃人’的‘虎狼’。……我要看清人兽转化的道路，不过是怕见这种超级大马戏的重演。……人兽转化的道路必须堵死！”。
巴金还猛烈抨击了中国传统教育制度存有的弊端。在随笔《小端端》（随想录七十五）里，巴金由小外孙女的考试联想到自己中学时代的考试，反对“灌输和责骂”，主张“使用‘启发’和‘诱导’”；叫孩子写“检查”——讲“空话大话”解决不了问题，感叹“‘拖’是目前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大毛病。”《再说端端》（随想录一二八）认为，教学“用‘饲料’填鸭”，其结果“只是为了让鸭子快快长肥给人吃掉”，因此，培养孩子必须与“‘填鸭式教育’决裂”，应该引导、启发，使他们善于开动脑筋，学会自己思考问题，指出教育不能再走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前的老路；最后叙述自己在十年“文革”中被“强迫”顺着别人的思路想事情，背诵、死记“一连串的指示”的情景。《三说端端》（随想录一四八）云，端端“现在好象只是背着分数的沉重包袱在登山”，一年多来，放弃休息、娱乐仍不能升入重点中学，“挨了妈妈一顿骂”，替她感到委屈；认为做一个普通人也好，不论在中国或者其他大小国家，总是普通人占多数，“干实事的是他们”；教学方法不应该“灌输和强记”，要培养学生“肯动脑筋，会动脑筋”，而培养好的学生，要靠好的老师。
《随想录》在巴金的思想历史过程中，是一个新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人道主义巴金，重新找到了自己精神的归宿。他的批判封建社会的勇气和热烈的拥抱真善美的精神，深邃而丰富的思想内涵，正是《随想录》深受欢迎、历久不衰的奥妙所在。巴金不仅是一代文学巨匠，更是文化巨人、思想大家。
《随想录》是一部忏悔录
在中国，除鲁迅外，还很少有人象巴金那样真实、冷酷地审视着现实与自我的灵魂。特别是作为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能够写出这样发自肺腑、掷地有声的忏悔之作，确实是难得的。在《随想录》里，巴金第一次如此从容地写着自己想说的话，写着他的痛苦，他的希冀。当他在现实中遇到困惑而难以自拔时，他把目光更多地放到了自身之中，通过自我心灵的反省、忏悔，来表达精神的自我完善的目的。巴金在《随想录》里真诚地坦露着胸怀，无情地解剖自己的缺点，他想告诉读者自己过去的一切，每一个污点、每一次失误在他看来都必须得到严厉的审视。在大量的随感中，巴金坦率地陈述自己的缺陷，他把自己思想软弱的一面无情地展示给读者。这些在常人看来的平凡小事，仿佛象毒汁一样搅动着他的心，使他长久不得安宁。他的痛苦、绝望、挣扎，从某种程度来说，是来自对自我心灵无法控制领域的悔恨的。
《一颗桃核的喜剧》（随想录十一）通过写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中六位太太真假不分地以得到皇太子吃剩的桃核为荣的肉麻故事，嘲讽十多年来流行过的“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剪忠字花”等“从旧货店里给找出来的”“封建社会的破烂货。”“‘四人帮’居然混了十年，而且越混越厉害，在国际上混到了‘激进派’的称号。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想起来既可悲又可痛。”“我们不能单怪林彪，单怪‘四人帮’，我们也得责备自己！我们自己‘吃’那一套封建货色，林彪和‘四人帮’贩卖它们才会生意兴隆。”
在《“五四”运动六十周年》（随想录十四）里，巴金通过对“五四”运动的回顾和反思，认为今天还应当大反封建，高举社会主义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前进，象“五四”英雄那样，追求整个国家、民族的出路。自云“文革”十年写了不少否定自己的“思想汇报”和“检查”，“后来发觉自己受了骗”，受到“愚弄”，于是感到“空虚”，一度想“走上自杀的道路”，但终于悟到“不能靠贩卖别人下的‘结论’和从别处搬来的‘警句’过日子”，要“用自己的脑筋思考”。“我们这一代人并没有完成反封建的任务，也没有完成实现民主的任务。一直到今天，我和人们接触、谈话，也看不出多少科学的精神，人们习惯了讲大话、讲空话、讲废话，只要长官点头，一切都没有问题”。
一九八O年十月，巴金由赵丹逝世前发表的《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一文，联想到五十年代中期张春桥等就经常在大小会上点名训人，把文艺当做他们的“私产”，把演员和作家当做他们的“奴仆”，遂作《究竟属于谁》（随想录五十七）审丑：“尽管我已经丧失独立思考，但是张春桥、姚文元青云直上的道路我看得清清楚楚。路并不曲折，他们也走得顺利，因为他们是踏着奴仆们的身体上去的。我就是奴仆中的一个，我今天还责备自己。”“要澄清混乱的思想，首先就要肃清我们自己身上的奴性”。
在《十年一梦》（随想录六十九）里，巴金自责十年浩劫中一段时期“向神明的使者虔诚跪拜”、当“精神奴隶”的言行。“‘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小说中一句话竟然成了十年浩劫中我自己的写照。”“越想越觉得‘造反派’有理，越想越觉得自己有罪。”“我完全用别人的脑子思考，别人大吼‘打倒巴金！’我也高举右手响应。”“我还有通过吃苦完成自我改造的决心。我甚至因为‘造反派’不‘谅解’我这番用心而感到苦恼。”“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原来我脑子里始终保留着活命哲学。”
巴金在《二十年前》（随想录一四六）里，更生动地回忆了“文革”中的“惨痛经历”。往事历历在目，令人毛骨悚然。“旧梦也罢，警钟也罢，总有一点隔岸观火的感觉。不象刑场陪绑，浑身战栗，人人自危，只求活命，为了保全自己，不惜出卖别人，出卖一切美好的事物。那种日子！那种生活！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是一片黑暗，就象在地狱里服刑。我奇怪当时我喝了什么样的迷魂汤，会举起双手，高呼打倒自己，甘心认罪，让人夺去做人的权利。”“当时大家都象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斗，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词攻击死者。”“我坐在大厅里什么也不敢想，只是跟着人们举手，跟着人们高呼‘打倒叶以群！’我注意的是不要让人们看出我的紧张，不要让人们想起以群是我的朋友。”“起先打倒别人，后来打倒自己。所以在这个大厅里不到两个月后，我也跟着人高呼‘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巴金’了。想想可笑，其实可耻！”。
十年“文革”使巴金心灵沉重创伤，精神苦闷压抑，长期不能自慰。《说梦》（随想录六十）自云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开始受够了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我白天整日低头沉默，夜里常在梦中怪叫。‘造反派’总是说我‘心中有鬼’。的确我在梦中常常跟鬼怪战斗。那些鬼怪三头六臂，十分可怕，张牙舞爪向我奔来。我一面挥舞双手，一面大声叫喊。”“我在梦中斗鬼，其实我不是钟馗，连战士也不是。我挥动胳膊，只是保护自己，大声叫嚷，无非想吓退鬼怪。我深挖自己的灵魂，很想找一点珍宝，可是我挖出来的却是一些垃圾。为什么在梦里我也不敢站起来捏紧拳头朝鬼怪打去呢？我在最痛苦的日子，的确象一位朋友责备我的那样，‘以忍受为药物，来纯净自己的灵魂’。”
在《怀念胡风》（随想录一五O）这篇名作里，巴金的自谴心理得到了形象化的再现。《怀念胡风》是《随想录》中最富有忏悔性的作品。在这篇文章问世前，很少有人能象巴金这样无情地鞭笞自己的灵魂。一九五五年，反胡风事件发生，运动开始，人们劝他写表态文章，到了应表态的时候，他推脱不了，于是就写了应景的文章，但他没有想到，随着运动的升级，他的文章也被编辑增改而升级加码了。“不管怎样，我只有一条路走了，能推则推，不能推就应付一下，反正我有一个借口：‘天王圣明’。当时我的确定正背着个人崇拜的包袱。我想不通，就不多想，我也没有时间苦思苦想。”“五十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我绝不能宽恕自己。”《怀念胡风》一文，可以被看成中国人的忏悔录的经典之作。这里闪现出巴金试图在自我的审问中达到精神涅磐的思想。
严于责己，无情地拷问灵魂，严肃地解剖自我，把内心最隐秘的东西告诉给人们，挖自己的疮，审人性的丑，启发人们自我反省，把控诉“四人帮”与剖析个人、民族的弱点结合起来，探讨历史悲剧的复杂成因，以沉痛悲愤的忏悔方式对同时代人特别是知识分子身上残存的可悲可鄙的封建奴性意识进行淋漓尽致的揭示，这正是巴金忏悔精神的重要特点。这表现了作家虚怀若谷、豁达大度、坦荡磊落的胸怀，喊出了中国知识分子探求真理的心声，标志着一个伟大民族良知与正义的复苏。
《随想录》是一部情感录
感情炽热是《随想录》的鲜明特色。巴金是一个爱憎强、重感情、很敏感的作家。他非常赞赏高尔基在《草原故事》中所塑造的勇士丹柯——他挖出自己的心拿在手上，心在燃烧、发光，给人们带路。巴金同样具有一颗燃烧的心。他在《
巴金早年留学法国时，卢梭、伏尔泰、雨果、左拉等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就安葬在他居住的公寓旁边的先贤祠里，他们都是巴金十分景仰的文化伟人，对巴金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影响深远。《再访巴黎》（随想录十六）里说：“我想起五十二年前，多少个下着小雨的黄昏，我站在这里，向‘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作家，倾吐我这样一个外国青年的寂寞痛苦。我从《忏悔录》的作者这里得到了安慰，学到了说真话。……这次来法访问我个人还有一个打算：向法国老师表示感谢，因为爱真理、爱正义、爱祖国、爱人民、爱生活、爱人间美好的事物，这就是我从法国老师那里受到的教育。……我想起了四十六年前的一句话：‘就让我做一块木柴吧。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见《旅途随笔》）”
在《愿化泥土》（随想录九十六）中，巴金倾吐了对祖国和人民的无比热爱。他写道：“一九七九年四月再访巴黎，住在凯旋门附近一家四星旅馆的四楼，早饭前我静静地坐在窗前扶手椅上，透过白纱窗看窗下的安静的小巷，在这里我看到的不是巴黎的街景，却是北京的长安街和上海的淮海路、杭州的西湖和广州的乡村，还有成都的街口有双眼井的那条小街……，我仿佛仍然生活在我的同胞中间，在想象中我重见那些景象，我觉得有一种力量在支持我。于是我感到精神充实，心情舒畅，全身暖和。”“我家乡的泥土，是祖国的土地，我永远同你们在一起接受阳光雨露，与花树、禾苗一同生长。”“我唯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
《怀念萧珊》（随想录五）是作者血与泪的结晶，全篇以平实、自然、深沉、悲愤的语调叙述萧珊“文革”中的痛苦遭遇和因巴金受迫害致病直至去世的悲惨命运，表达了对亡妻熬心烧骨的怀念和对“四人帮”法西斯专政罪行的控诉。于萦回中见深挚，于呜咽处见沉郁，燃烧着爱与恨交织的火焰。“在五十年前我就有了这样一种习惯：有感情无处倾吐时我经常求助于纸笔。可是一九七二年八月那几天，我每天坐三四个小时望着面前摊开的稿纸，却写不出一句话。”“我没有流泪，可是我觉得有无数锋利的指甲在搔我的心。”“她不断地给我安慰，对我表示信任，替我感到不平。”“她也有这样的想法：她多受一点精神折磨，可以减轻对我的压力。其实这是她一片痴心，结果只苦了她自己。我看见她一天天地憔悴下去，我看见她的生命之火逐渐熄灭，我多么痛心。我劝她，安慰她，我想拉住她，一点也没用。”《怀念萧珊》是巴金用泪和爱谱写的一曲心的哀歌。
巴金不仅深爱亡妻和亲人，还珍视友情，留恋故友，写有《悼念茅盾》、《怀念老舍同志》、《怀念胡风》等诸多情真意切的随笔。《“掏一把出来”》（随想录一OO）回忆李健吾时说：“那十年中间我很少想到别人，见着熟人也故意躲开，说是怕连累别人，其实是害怕牵连自己。一方面自卑，另一方面怕事，我不会象健吾那样在那种时候不顾自己去帮助人。……尽管十年‘文革’至今还给我带来血淋淋的噩梦，但长时期的折磨却使我更加懂得生活的意义，使我更加热爱生活。想到健吾，我更明白：人活着不是为了‘捞一把进去’，而是为了‘掏一把出来’。”
巴金对读者怀有深厚感情，视之为人生旅途中的朋友、生活的衣食父母、创作的精神养料。《我和读者》（随想录六十二）自云已年老多病，希望“读者忘记我”，“但是我永远忘不了读者。”“读者们的确把作家当作可以信任的朋友，他们愿意向他倾吐他们心里的话。在我的创作旺盛的日子里，那些年轻人的痛苦、困难、希望、理想……，许多亲切、坦率、诚恳、热情的语言象一盏长明灯燃在我的写字桌上。我感到安慰，感到骄傲，我不停地写下去。……我说过我把心交给读者，可是我忘记说读者们也把心给了我。我的生命中也有过火花四射的时候，我的心和年轻的心紧紧贴在一起，人们把不肯告诉父母的话，不肯告诉兄弟姐妹的话，把埋藏在心底的秘密全写在纸上送到我的身边。我常说作家靠读者们养活，不仅因为读者买了我写的书，更重要的是他们送来了精神的养料。”
即使素昧平生的读者来信，巴金总是认真作答，热忱勉励，鼓足信心。《答卫××》（随想录一三六）就是巴金对一位癌症病人的回信，写得感人肺腑。“你正在经受生与死的考验，一切希望都濒于破灭，四十年一次开花的机会已经‘没有可能’，你还在挣扎，争取生命的延续，你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你的理想、你的事业。你还在考虑把争取回来的宝贵时间怎样用在有意义的事业上。你要走得心安理得。……只有深沉的爱、强烈的爱、真诚的爱、执着的爱才能够开出这样的花。你不要太多地折磨自己，你让我睁开了眼睛，这是你的生命在开花，你得到了我追求一生却始终不曾得到的东西。爱，尤其是象你有的那种对祖国、对事业的爱，要战胜疾病，战胜死亡！”
巴金具有诗人的气质和激情，他为人正直善良、坦率真诚，性格热情奔放而追求执着，对客观世界反映敏锐迅速，注重主观感觉和感情的抒发，并且将自己的感情消溶在大众的感情里，把个人的苦乐联系到群体的苦乐上，从而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普遍性、时代性、社会性。这是使《随想录》带有浓郁的抒情色彩，自然、生动、富有感情、引人入胜、广泛共鸣、一读为快的内在原因。
《随想录》是一部真话录
巴金把真实性视为文学的第一要义，追求写作同生活的一致、作家同人的一致。从理论主张到创作实践，巴金都注重一个“真”字。巴金强调，作家是否有一颗真诚的心，能否坚持作家同人一致，表现自己真情实感，是能否震撼读者心灵，决定艺术作品成败的关键。巴金在《随想录》里始终坚持讲心里话，把心赤裸裸地掏出来交给读者。他在《中国人》（随想录二十三）中说：“我不擅长辞令，又缺乏随机应变的才能。我唯一的武器是‘讲老实话’，知道什么讲什么。”他在《春蚕》（随想录四十二）里云：“我缺乏文学修养，但是我有一颗真诚的心，我把心掏出来交给朋友，交给读者。我对一位日本作家说，我不是文学家，所以我不用管文学上的什么清规戒律。只有读者接受，我的作品就能活下去。”巴金的人品和艺品是我们受用不尽的珍贵的精神财富，特别是他的讲真话的精神，曾深深地感动、激励着读者，很多人发自内心地对他产生敬佩。
巴金在多灾多难的年代，上下求索，披荆斩棘，走出自己的道路，经受重重磨难，树立了讲真话、不说假话的伟大标准。《说真话》（随想录四十九）写道：“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没完没了，每次运动过后我就发现人的心更往内缩，我越来越接触不到别人的心，越来越听不到真话。我自己把心藏起来藏得很深，仿佛人已经走到深渊边缘，脚已经踏在薄冰上面，战战兢兢，只想怎样保全自己。”“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作过斗争。别人‘高举’，我就‘紧跟’；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即使我有疑惑，我有不满，我也把它们完全咽下。我甚至愚蠢到愿意钻进魔术箱变‘脱胎换骨’的戏法。正因为有不少象我这样的人，谎话才有畅销的市场，说谎话的人才能步步高升。”《三论讲真话》（随想录七十九）云：“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说真话并不容易，不说假话更加困难。”《说真话之四》（随想录八十二）云：“自己想什么就讲什么；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这就是说真话。”“不能辜负别人的信任。在十年浩劫中我感到最痛苦的就是自己辜负了读者们的信任。……在这十年中我讲假话最多。讲假话是我自己的羞耻，即使是在说谎成为风气的时候，我自己也有错误，但是逼着人讲假话的造反派应该负的责任更大。”“沙上建筑的楼台不会牢固，建筑在谎言上面的权势也不会长久。”《未来——说真话之五》（随想录八十三）云：“鼓舞人前进的是希望，而不是失望。”“看够了人间的苦难，我更加热爱生活，热爱光明。从伤痕里滴下来的血一直是给我点燃希望的火种。”“产生希望的是努力，是向上、向前的努力，而不是豪言壮语。”“我更加惊奇的是大家都在豪言壮语和万紫千红中生活过来，怎么那么多的人一夜之间就由人变为兽，抓住自己的同胞‘食肉寝皮’。”“不忘记浩劫，不是为了折磨别人，而是为了保护自己，为了保护我们的下一代。……保护自己应当是严格要求自己，面对现实，认真思考。”“望梅止渴、画饼充饥的年代早已过去，人们要听的是真话。”
巴金热爱祖国，心系国家、民族、社会和人民的命运，始终将个人的荣辱得失抛之脑后，即使身处逆境，仍坚定不移，泰然自若，因此成为讲真话的勇者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在《知识分子》（随想录九十）里，巴金说：“我写文章如同在生活。……那几年在抗战的大后方，我见到的、感受到的就是这样：知识分子受苦，知识受到轻视。人越善良，越是受到欺负，生活也越苦。人有见识，有是非观念，不肯随波逐流，会处处受歧视。爱说真话常常被认为喜欢发牢骚，更容易受排挤，遭冷落。在那样的社会里我能够活下去，因为（一）我拼命写作，（二）我到四十岁才结婚，没有家庭的拖累。结婚时我们不曾请一桌客，买一件家具，婚后只好在朋友家借住，在出版社吃饭。没有人饥笑我们寒伧，反正社会瞧不起我们，让我们自生自灭，好象它不需要我们一样。幸而我并不看轻自己，我坚持奋斗。我也不看轻知识，我不断地积累知识。我用知识作武器在旧社会进行斗争。”
巴金非常深刻地抓住了文艺的特征，不仅注重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感情交流，真挚、强烈地抒发自己的全部真情实感，而且强调他的感情同生活的一致性。他从不割断感情与生活的纽带，他的感情来自于生活的教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认真生活过的人的不断的内心解剖。正是因为巴金始终把自己融入火热的时代生活，真实倾吐人类的共同感情，所以永远没有失去读者对他的爱。《随想录》之所以长期而强烈地震撼着读者，就在于它诉说的是人类的心声。这使它脱俗于那些把自己关闭于艺术的象牙塔里顾影自怜的作家抒写的个人情调，从而成为震惊海内外的一部讲真话的大书的关键所在。
作家是生活的良心。由《家》到《随想录》，巴金一直是社会良知的象征。他纯洁、正直、敏感、悲悯、善良，且具先觉性。在封建迷雾笼罩世人时，他呼唤着觉醒的青年一代从令人窒息的封建之“家”冲出去；当“文革”暴力刚刚灰飞烟灰时，他不只是跳出苦难开怀大笑，而是紧皱眉头，认真反思。《随想录》的那篇短短的“总序”和谈影片《望乡》的第一篇都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日写的，同时发表在同月十七日《大公报·大公园》上。这个日子很有意义，因为第二天，十二月十八日，有着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第三次中央全会开幕。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冷静地估计了形势，考虑今后的路怎么走……这次会议确定了一系列的新的方针和政策。”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巴金开始发表《随想录》，这两件事情同时发生，表明全中国的人，从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到一个普通的作家，都在深思同一个问题：过去的那一切灾难是怎样发生的，今后的路要怎样走？巴金的思考就写在这本《随想录》中。
真正的作家总是忧患的。他们的工作更接近于医生而不是美容师，他们的目光盯在生活的病兆、人性的缺欠与社会的痼疾，然后痛下针砭。他们不会在真理面前对自己折扣，因为他们心中怀着崇高的社会理想。巴金不饶恕“文革”，也不饶恕自己，他用思想家的头脑深刻反思，凭借一颗燃烧的心真情独白，真正成了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希望心灵的工作首先是修复，包括道德和人格的修复。他知道只有人的健全，社会的发展才能健全。由于巴金这样的作家的存在，使我们觉得生活和文学中有一种良心可以实实在在地触摸到。这种良心是忠于生活和文学的。它使我们相信生活，紧拥不弃；也信任文学，牢牢捏紧手中的笔。作家的良心是文学的魂。魂是一种精神生命。我们从《随想录》里一直可以摸到这生命的脉搏，它始终如一、强劲有力地跳动着，使我们一次又一次感受到他的真诚的灵魂和对大地与人民永不衰竭的激情。巴金写作《随想录》时交出了自己的心，一路洒满的是汗、是泪、是血、是苦涩和愤懑，但更多的是爱，是同情，是对祖国和人类美好的理想：一颗火热的金子般的心。
《随想录》是我们人生的教科书，讲真话应当成为全人类的良知。
参考资料
1、唐金海 张晓云著 《巴金的一个世纪》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4年1月版
2、李济生 李小林编 《巴金六十年文选》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7年3月版
3、贾植芳 朱利英 陈思和 李辉编 《巴金写作生涯》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4年9月版
4、林志浩主编 《中国现代文学史》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4年6月版
5、刘延年 刘锡庆等编写 《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年5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