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一恒

一恒姓向，是我旧日邻居，住在上黄泥坪，曾任生产队长，但人们习惯叫他一恒。因为他的幺爹是老队长，专属称谓就是向队长。一恒特别有孝心，自然不会与老辈子争名分，再说两人所处年代和行事风格迥异。老队长带领全队一百多号人，把集体生产搞得热火朝天，一脸严肃，一丝不苟，一身正气，一呼百应，享有崇高威望，令人敬畏不已。而一恒呢，接任于土地下放后，一家一户，各忙各的，谁在乎他？倒是他催收农税提留等，面对乡里乡亲，说话深不得也浅不得，只好嘿嘿陪笑，给人随和又窝囊的基层干部印象。

小时候，我与一恒少有交往。我考学离开穷乡僻壤，读的是地区农业技术学校，毕业分配则去本县抽样调查农村社会经济状况，优秀调研文章可通过县委政研室直报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为高层领导决策当参谋和助手。一恒了解我的工作性质后，每逢我回家探望父母时，他都要前来反映情况，打听党和政府的政策导向，我也乐意把家乡作为固定观察点，将他视着辅助调查员，搜集整理各类问题，帮助农民鼓与呼。所以，我们无话不讲，经常彻夜长谈，成为忘年之交。

有一次，他痛斥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现象，我听得义愤填膺，并作了详细记录。不久，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海泉率队专题调研农村“三乱”，点名要县农调队参加座谈会。队长出差，派我救急，彼时我才二十出头，初生牛犊不怕虎，上级问啥答啥，实事求是，旁征博引一恒提供的农民负担过重的鲜活素材，有理有据，省领导当即肯定和表扬，指示有关部门刊用我的发言材料，引起在场的原万县地委书记欧阳荣等父母官的赏识。从此，我一举成名，渐入党政核心机关，走上领导干部岗位，现退居二线。

 然而，一恒远没有我幸运，他一直生活在老家。从生产队长到村民组长，一干便是十多年。大部分青壮年人外出务工了，剩下不少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几乎无人肯当这套脚的小组长，他却无怨无悔奉献着，组织修建公路，调解矛盾纠纷，促销农副产品，没日没夜操劳。卸任数年后，突患肺癌，家徒四壁，列为贫困户。本可报销医疗费用，他仍拒绝住院手术，临终独守破旧老屋。我去看望时，他兴奋不已，反复劝入院，说没法根治，与其花钱受罪，不如保守疗法。没过大半年，他寂寞离世，刚满七十岁。丧事简办，冷冷清清。我也公务缠身，未能送他一程。

在我书房，珍藏有与一恒等乡邻摆谈农事的唯一合影。当时，雨过天晴，他们薅秧田间，听说我归来了，休憩聚会院坝，一恒卷着泥腿，笑容满面。此前，由我参与撰写的一篇《万县农民在想什么》的问卷调查分析报告也被杜润生、王岐山所在的农研室编发，我更高兴。那是一个高度重视“三农”的时代，举国上下关注农村、农业、农民。我们相谈甚欢，照片记录了难忘的场景。后来，国家取消皇粮国税，打响脱贫攻坚战，鼓励生育孩子，大家再聚故乡时，谈及这些往事，又开怀大笑。

一恒埋在庄屋，斜对着连二田。春节挂纸时，我去寻访过。坟头覆盖草木，他沉睡近三年。述至此，我泪眼迷蒙，遂辍笔，惟愿他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