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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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疫病都是叫人头痛的事情，于谦在《延津县》里写道，“县治萧条甚，疲民疫病多。”冯文洵在他《海伦杂咏·二十二》，则更为具体地记载了这种情况，“水劣人多病，曾劳化验员……屋宇成虚落，膏腴等石田。”疫病危害之重，可以想见。他又注解说，海伦“东北正红旗及乾字七八行等处，水之质劣，人多病，妇女死亡尤甚。恒有患大骨节者，其人身材短小，骨节粗大，行路蹒跚，不利操作。”
妇女死亡尤甚的这种情况，那时，我父亲一家是身临其境，备受其苦的。我在《这里，埋葬着我的第二个母亲》里曾叙述过，我父亲一生三娶妻室，而我前两房母亲都伤于病患，刚刚的二十一二岁，年轻轻的就都离世了。至于大骨节的情形，在我四五岁已经记事的时候，还看见过。现在回想起来，还能够十分清晰：从我家左前方的一个山坡道上，走过一个人，是我六婶母的堂叔，农闲时节来串亲戚的，大致的状貌酷似《水浒》里描写的武大——武大大概也是患这种病的。大骨节病，目前，比较多的医学科学家倾向于低硒是其发病的一个条件诱因。而最近看我老家海伦的宣传片，那里恰恰的却被称作“硒都”——是不是乡乡屯屯之间，水土并不完全相同的缘故？这个是值得研究的。此外，还有患大粗脖病的，现在叫甲状腺亢进，这种疾病也是与水土有关。
冯文洵在诗下注释还说，“八年春，由内务部派叶、常两委员来海伦化验。”这是具有明确记载的关于民国政府派员调查取证海伦地方病的记载。八年，即 1919 年，“五四”运动的前夜。在这个催促之下，官家在正红旗六井（上个月，史志办晓峰兄，从旧志查到，那时的区划称井，四十五垧为一方，三十六方为一井，相当于现在的几个连片的乡，下辖行，行相当于村），凿机器井一眼，深二十八九丈，那就是近九十米了，哇塞！并且说“泉水较甘”。
因为有这些地方病的存在，于是医院也只能不断递增的多了起来。冯说的“疗诊多医院”，就有他在任期间“惠普、海伦、中西、华美”等一连串字号。民生的思想，比起清末，有了一道微弱的光芒。
而对于地方病的处置，新中国一开始就走了一条与以往历朝历代不同的“卫生防疫体系”之路，这是我国之所以能够根除和基本根除地方病的一条宝贵经验。“1949年9月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18条规定：政务院下设卫生部。同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正式成立，李德全为首任卫生部长。12月，在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四个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和东北、华北人民政府也陆续设立了主管卫生工作的卫生部。”（李洪河《新中国卫生防疫体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时代邮刊》2020-03）从那时起，我们就已经形成了网格化疫病防治体系。这对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地方病的根除，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另据《黑龙江地方病防治纪实》（于海源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新中国成立后的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从“吃粮、改水、讲卫生”等方面，经过几代卫生防疫人员的不懈努力，被称作“送瘟神”的地方病防治工作取得了根本性的成就。近年，他们为实现消除工作的“最后一公里”，即到2020年本省全部大骨节病区县要达到消除的目标，而仍旧在“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毫不松弛地科学有序工作着。
“驱傩击鼓吹长笛”，今天回顾一百年前冯文洵诗关于地方病的记录，其意义就在于，感恩国家 “卫生防疫体系”的设置，是因为我们家乡海伦那里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在这个网格化防治中，地方病逐渐在被缩小，直至被消灭——事实上，绝大部分的已经被消灭；在我离开故乡将近四十年里，在我回乡的几次探亲中，“我六婶母的堂叔”式的走路，已经完全绝迹，完全被那些新式青年的风发健硕所代替，这是我最为明快的“回乡偶书”和“到乡翻似”的心得和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