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所在的生产大队共由九个生产队组成,我家是第一生产队,位于南沟子的最东头,其他的生产队就都是沿着这条沟子,弯弯曲曲地向西,几十户人家为一个村落,断断续续地排列着,一直穿过火车道,大约有十五六里地的那么远狭。
南沟子是一条季节的小河,夏天两岸都生长着柳毛子,冬天开阔一点的地方还可以打出溜滑。学校、供销社和生产大队都集中在居中的第五生产队,就是冯继海他家的所在地,距离我家总有六七里,甚至还要远一些的路程。小孩子们上下学,觉得有意思,不怕绕远,就沿着南沟子走着玩儿。大人们忙,来来往往便从后岗上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地穿过,但即使是快走,也要大半个小时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
冯继海是生产大队的拖拉机手。我跟他认识是缘于他们开东方红拖拉机翻地,到我家吃派饭。大家都吃完饭,东倒西歪地在炕上休息,只有他靠墙坐在炕沿边上踏踏实实的一个小伙子,一连几天都是这样。
冯继海是我表侄的小学同学。我们那里的小孩子大多没有上过初中。一是农村中学路途远,一个公社就那么一所,全公社十几个生产大队,车轮辐辏,少说也有十多里;再加上一家人兄弟姐妹好几个,念不起书。冯继海上完初中一年级也下地干活儿了。我家那里是东北大平原,要率先实现机械化,从官道上一台接一台地“老红”拖拉机开进来,都是75马力,54马力的早已经被人家看不起。生产大队要增加人手,冯继海就去开拖拉机了。
那时,我还在我父亲的木工厂里干杂活儿。晚上下班,听说城里演好电影,就三五个人一起,骑自行车,看到半夜散场才回家。阿尔巴尼亚的《第八个是铜像》,南斯拉夫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朝鲜的《卖花姑娘》,都是那时看到的。自行车坏了,就推着走,凯旋般地站在西南山往南沟子下望,一个接着一个的沟上人家,寂静的梦,月色轻柔,可以看见熟睡人家的酱栏、窗户玻璃的闪光和走失的牲口到田地里刷刷地吃庄稼的声音,土桥底下沟子里的流水,浅渐的滴答,是那么迷人。
偶尔,厂里听说人家城里的工厂还有公休日,厂长也大胆地放过几回假。我攒的几个钱,就都跑到一个县城只有一个的新华书店里买了书。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浩然的《杏花雨》,王汶石的《雪夜》,魏钢焰的《黄河船夫曲》,后来才买到贺敬之的《放歌集》。我自己打了一个小书架子,除了这些随时买到的书,有几本还是我家人从她同学那里借来的《野火春风斗古城》,这书前几年已经收入70年70部长篇小说合集了,还有被团乱得没有了封面的中译本《冰河》。
我的书架子,成为了我们大队的第一个书架子。
冯继海再来我家吃派饭的时候,吃完饭,他不再是靠墙坐在炕沿上,而是帮我家人撤了桌子,立在柜跑前看书架子上的书了。我有一次说,我喜欢“铁马冰河入梦来”,他便从书架子转过脸拿着书坐在炕沿上,半侧着头背诵了陆游《游山西村》的全诗。我惊诧的,是他把“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的“浑”和“豚”两个字眼咬得那么准确和清楚。这在我们公社里,在我们县新华书店里,也是未曾听到过的。
从此,冯继海便成为了晚上到我家聊天的常客。
他有时穿着整齐干净,从我家的后园上下来;有时也带着拖拉机的油渍,匆匆忙忙的;有时是赶人家的随礼路过,但这个时候是很少的,大多时间还是晚上。但他不是看书,而是聊天。我们那时聊天的内容很茫然,但心里都在互认着上进和文学。后来,还有一些比他距离远的,或更远的,晚上也来聊过。但这直到恢复高考我上大学,他还在当拖拉机手。我表侄说,冯继海打听过你好几次。我已经忘记了我当时叫我表侄给他捎回了哪些话,或者我表侄以后出去打工再也没有见过他。
聊天的散会,都是因为我父亲不喜熬夜,每每他大声困倦的呵欠,就在明告着我们该散会了。冯继海走出门去的时候,并非如我们看电影那时的皓月和土桥,土桥下的小河,旖旎的风光,却常常不是夜里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抑或是一推开门,门便被飓风刮回,他于是就顺势关门,阻止我送客。
但我还是在飓风中,一定要坚持看他躬行的风姿,想他前头还有六七里的回家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