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老胡同

记忆中的老胡同

柳书波

我的故乡在一望无垠的豫南大平原上，那里既无山也无水，阡陌纵横。据一代传一代的老辈人传说，明洪武年间，先祖们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底下迁移过来之后才有了村庄。因本村柳姓人口居多，占了全村八成以上，人们便因姓而起村名叫柳庄。

在我童年记忆中，村庄里面老百姓一座座房屋及泥土院墙，纵横排布，无序间隔，构成了一条条横七竖八宽窄不一互相通联的小路，当地老百姓管这叫做“过道”。按北京人的说法，后来在全国推而广之的称呼叫做“胡同”。胡同是村庄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它人们就无法顺畅地进出，没有它就无法与外面的世界联接，没有它也就不能叫村庄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村里的树多、屋多、人也多，当然，纵横交错的老胡同更多。村子里的胡同不像城市里的胡同都还有一个有来头的名字，自古以来就没有个名号，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人为它们起名。这些胡同，大都是同宗同族毗邻而居形成的。一条胡同少说也有七八家，他们将房屋错落有致地排开，连成相对完整的一体。这胡同里的每户人家的大门，没有一家是门对门开的，面对的自然都是一堵厚厚的墙壁。“门当户对”，在这里似是乎行不通的。过去，从风水角度来说，人们认为门对门会形成煞气，俗称“对门煞”，主人易产生口角之争。《鲁班经》中也说：“二家不可面相对，必主一家退；开门不可两相冲，必有一家凶。”因此，这种说法在村里百姓当中，口口相传，便流传下了这么一条不成文的习俗。

胡同不仅是老百姓出入家门的通道，也是他们生活的场所，更是一座座民俗风情博物馆。村里的每条胡同都有着许多的故事，烙下了许多社会生活的印记。老胡同里居住的人们心态很开放，平时走家串门，你来我往是常有的事。春耕夏忙秋收时节，手头的农具缺东少西时常发生，你借我家的我用你家的，互相帮衬也就习以为常。不仅如此，这家的鸡鸭鹅、猪狗猫跑进那家的院子里也不足为奇，邻里之间相安无事。要为这事争吵起来，整个村里人都会笑话你。这种开放的心态及祥和的氛围，与这种胡同的构成是分不开的。

胡同里的家家户户都栽种有各种各样的树木，这在村里是不成文的惯例。各家的院落里，栽满了枣树、桐树、槐树、椿树、榆树、石榴树等，应有尽有，但几乎见不到杨树、柳树、桑树，这些树全都栽在村子外面的沟沿塘边路旁。我想，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风水观念的影响吧。听老辈人讲，解放前包括解放初期的那些年月，遇到天灾人祸闹饥荒，或青黄不接的时候，那些院子里的树叶、树花、树果可就派上大用场了，可以当粮食用，拿来充饥，救人活命。人们感恩那些树，爱护那些树，可树也从不辜负人们。树和人，人和树，在村庄里有着独特的意义，相依为命，和谐共处。

胡同是一种世代传承的烙印。当创建胡同之初，也许就一两户人家居住。过去孩子多，兄弟姐妹五六个。女儿要远嫁，儿子要结婚，没个三五座房屋是不行的。在这种情况下，老一辈要节衣缩食，为儿子们建上几座房屋，把儿媳妇娶到家，算是尽到了做长辈的一份苦心。到了儿子辈有了儿子，孙子辈有了儿子……如此这般瓜瓞绵绵下去，村子里的人口越来越多，房屋越来越多，胡同也就越来越多，村庄也就越来越大。

胡同里的老房屋的样式几乎是相同的，大多是土坯墙、起脊的槐草屋顶，很少有别具一格的。庭院布局大致是正屋三间、东屋或西屋一间，正屋又叫堂屋，供人们居住和接待客人，东屋或西屋作为厨房。当然，家庭富裕的人家，有正屋三间或四间，东西屋三间或两间的，这种情况在村里就算是上等人家了。不论是穷还是富，各家的院子里都留有一个大门。有的农户用几根木棍横竖排布订成一个简易的大门挡在大门口，有的在大门的上面又建一个简陋的三角门楼，也叫羊角门楼。极个别有钱人家在大门口要建一个遮风挡雨的大门楼，相当于前后没有墙的一间房子，在面朝外的大门口装上一扇或两扇对开的木门，这在当时算是较为豪华的大门了。

那时候，胡同里到处都充满着欢乐，一年四季都是其乐融融的景象。清晨，太阳还未出来，随着公鸡的一声声啼叫，主人们纷纷起床，打开堂屋门，走进院子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鸡笼鸭窝鹅棚的门，然后再把大门打开。这时，整个胡同里可就热闹起来了，昂头阔步的雄鸡，摇头晃脑的鸭子，笨拙迈步的白鹅，顺着逼仄的胡同，跳跳蹦蹦的一哄而涌地向外冲去，潮水般地涌出了胡同，之后，便各奔西东，觅食的去觅食，钻池塘的钻进池塘……这时候的胡同便成了乡村的脉搏。

农闲时节，到了吃饭的时间，村民们蹲在胡同里的墙根前，一手端着一碗饭，一手拿着一个蘸着红辣椒的杂面窝窝头，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地聊，大口大口地吃。更有一些性格外向活泼的，手里端着一碗饭串东家去西家，一顿饭时能跑上个三五家，吃完自己的之后，盛上邻居家的饭也能吃。这是老村胡同里独有的一种境况。胡同就是胡同，人情就是人情。

老村的胡同是物质的，死的。但它不单单是胡同，它也是一种文化。而胡同文化则是精神的，活的。对于胡同文化，著名作家汪曾祺在他的《胡同文化》一文中作出了精僻的概括：“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北京人爱瞧热闹，但不爱管闲事”“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在‘忍’，安分守己，逆来顺受”等。但故乡里的胡同文化与北京城里的胡同文化却有着质的区别与内涵的差异。在生活当中，村庄胡同里既充满了欢乐祥和的气氛，但也时不时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甚至是相互吵架、谩骂。不过，这些事情一旦发生，他们自有解决的办法。自觉有理的委屈者愤愤然去找胡同里的最受人尊敬的长辈，将一肚子烦心事悉数抖落，然后喜洋洋回家，什么就都不用管了。这位长辈稍后必将让人把理屈者叫到跟前，严厉地批评教育一番，有时还要劈头盖脸地骂上一顿。理屈者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长者的批评声或骂声一停，他道声谢，便赶紧转身出门，回家在床上睡一觉，醒来之后什么烦心恼人之事便烟消云散，从此天下太平。胡同里也有一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或者是不大讲理的愣头青，因一些事情实在不堪屈辱，与对方动手厮打，拳脚相加，甚而头破血流。这种事情在村里为人们所不容，不希望用武力去解决，邻里乡亲是看不起的，三年五载在胡同里都抬不起头来。

随着城市化进程步伐的不断加快，近二三十年来，家乡的一些老屋渐趋颓圮，古树行将凋零，胡同失去了欢乐和生机，变得寂寥和衰败起来。这里的人丁已没有上个世纪兴旺，经不住改革开放及市场经济诱惑的年轻人，纷纷离开家乡到外面的世界去打拼，有的拖家带口居家迁往城市，连那些曾经让胡同焕发勃勃生机的孩童，也走进城市去欢度他们童年的时光，胡同里就只剩下一些留守的“空巢老人”了。

胡同也是一种生命的符号，是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老村胡同里的那些欢歌笑语、嬉闹打骂、沟沟坎坎都记录着曾经的过往，在我童年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还健在的老人，消逝了的故人，走出胡同的年轻人，他们曾经是胡同的主人。只有他们，才能真正理解老村胡同的意义和内涵。

老村的胡同随着消逝的光阴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成为我童年挥之不去的记忆。如今，在老村曾经的废墟上，美丽乡村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在逐步实施，一幢幢样式新颖的楼房拔地而起，“村村通”“户户通”的水泥路纵横交织，许多不知名的绿化树正在萌芽，开花，结果……

啊，故乡的明天，记忆一定会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