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施然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施施然：我们追寻的，正是我们缺失的
——台湾《中国时报》“冀台两岸作家座谈会”上的发言
尊敬的李赫社长、以及宝岛的作家、学者们，大家好。刚才蔡富澧先生问到大陆的作协机构与作家们的创作关系，想了解大陆的作家是否有受到作协制定的创作政策的束缚，以及大陆作家的写作与生存之间的关系。我就接着他的话题来谈谈。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在一所医科大学下属某部门工作，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但主要精力以诗歌创作为主，同时也画画。大家看到的桌牌上的名字“袁诗萍”，是我的本名，很多人说这个名字很“民国”，它是我工作和生活中使用的名字，而我写作和画画时用的笔名叫“施施然”。目前为止，我已出版了4本诗集及诗画集，大部分画作也被人收购。其中一本诗画集《走在民国的街道上》是在台湾由远景出版社出版发行，里面收录的组诗《走在民国的街道上》，曾使我在国内诗坛受到评论家的关注，也拥有了一些读者，得过民间的诗歌奖。当然它不一定是我最好的诗歌。细究这组诗受关注的原因，可能多少和近年在国内掀起的民国热有些关系，但我写民国组诗，却不是为了迎合这个话题，而是基于我的一些个人化的经历，因时间关系今天暂不作详谈，希望以后有合适机会再和大家分享。
蔡先生问到大陆的作协有没有文学政策，是否会限制诗人作家的写作，我想我几乎可以当作一个标本，从我自身情况来谈谈这个题目。因为我刚好就是中国作协会员，同时也受到过河北省作协及省委宣传部的一些扶持、奖掖，比如河北省委宣传部颁发给我的“河北文艺振兴奖”，及与河北省作协共同编选出版的青年作家丛书《青衣记》，或是参加一些文化交流，比如这次赴台参加的冀台两岸作家交流会。而我手头正在完成的诗集《我的乡愁在青山绿水间》（后更名为《唯有黑暗使灵魂溢出》（长江文艺出版社））也得到了中国作协2014年重点作品扶持基金。虽如此，但我的思想和写作是完全自由的，并没有受到过任何作协或政策的干扰，也没有人给我框定过什么，写作完全是我由衷想写和想表达的。我日常思考最多、力求在文本中呈现出来的，是如何在当前我们所感知到的这个复杂的社会中，通过我们作为诗人，作为写作者，能更深入地探寻到生命的某些本质性的东西，以及独特的发现。当然，写作是自由的，但在出版时，若涉及到一些敏感问题，会遭遇有所限制。但在当今这个网络时代，出版和发表早已不是唯一的流通渠道，我们还有博客、微博，和微信，这本身就是一种传播，是一种新的出版和发表。没有什么能够影响我之后的写作方向。并且，就算这家出版社不出，还有别的出版社可以出，因此所谓政策对作家的干扰，我认为是一个被夸大的话题。即使有这样的政策，它也左右不了一个真正的诗人和作家的写作。这其实是一个心灵独立与写作自觉的问题。能被他者左右的写作者也不是没有，但这样的写作本身就有问题。在诗歌界，文本为王，过高的褒扬或诋毁，都不能破坏一个真正的好文本。好的文本一旦诞生，便具备了抵抗时间的生命力量。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比如上一届获诺贝尔奖的莫言先生，是中国作协副主席，但显然，这一身份并未影响到他创作的自由。
除了写作，我也画画。我大学是学美术专业的，毕业后因为工作在医学领域的关系，没有了大块的创作时间与氛围，中断过一些年的绘画创作，但近几年因为写作民国组诗，察觉到有些东西是只有绘画才能表达出的，因此画画的激情重又燃烧起来。2012年我在广州美术学院国画院高研进修的时候，曾应邀与意大利意象派大师、罗马美术学院终身教授桑德罗·特劳蒂一起外出写生，他曾为我画肖像并赠送，当然，我以一首诗回赠。我们在写生过程中有过一些有益的交流，他本人很敬重诗人，那是来自古老的欧洲文化的长期熏陶所致。他的绘画从具象到抽象，曾经过很长一个时期的思考与专业磨砺。他认为绘画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无限的诗意”。他其实也道出了绘画与诗歌的某些关联：在文字或色彩、线条表达的终极意义上，精神最终是交融在一起的。近年我在作“诗画结合”这一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常见，但在近些年已被分裂成不相干的两种门类相融合的尝试。但我反对简单的诗配画，或画配诗，就像我写现实题材的诗，但反对就事论事性的写作。首先，简单的描述是容易的，但你有没有自己独特的发现和表述，你在这一事件中感悟到了什么、在表达中创造了什么，这才是你写作这首诗的意义所在。其次，无论诗歌还是绘画，它都是先作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存在，就是说，你必须遵行现代诗或绘画的专业语言和规律，比如绘画中的造型准确，色彩与笔法的运用等知识与训练，然后才是你的思想和情感。也就是说，思想和诗意是在技艺的基础上实现的。
提到中国传统文化，我想再多说几句。现在文化界有一个共识，认为较之大陆，台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是最好、最完整的，而大陆因为十年文革等原因，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已经形成断裂。我来台湾这几天，也确实发现在环境的整洁、食品卫生的安全、人们的文明礼让、守信，以及商业机构的人性化服务及管理等方面都很到位，令人赞叹。我也曾多次应邀参加两岸诗人作家的文化交流活动，对台湾诗人的作品也有所了解。这里我要说出一个有趣的发现：在我目前的阅读视野，当前的台湾诗歌，除去洛夫、余光中等老一辈诗人不谈，年轻一代诗人的作品中，生活即兴的感悟随想多，后现代的字词碎片多，而对传统文化传承的痕迹，以及向生命深层命运的探寻与发问，反而没在他们的文本中看到。相反，据我对大陆60后、70后，包括一些80后诗人文本的了解，倒是他们在诗写的过程中，自觉地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元素或思维，有意识地纳入进来，包括对西方诗歌艺术的研磨和融汇结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难道是因为“我们追寻的，正是我们缺失的”（施施然诗歌《小兽，或追寻》中的诗句）？或者是它反映出了两岸人民不同的精神诉求？希望能听到有意思的解释。
2014年11月3日于台北·《中国时报》集团总部
2014年11月12日整理
施施然，本名袁诗萍，诗人，画家，主编《中国女诗人诗选》，中国作协会员，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河北省女画家学会副秘书长，曾获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河北省委文艺振兴奖等文学奖励，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诗刊》《钟山》《山花》《文艺报》等报刊选本，著有诗画集《走在民国的街道上》（台湾）、诗集《唯有黑暗使灵魂溢出》、《青衣记》等4部，国画作品多次入选国际、国内画展并被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