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油灯下的日子

改革开放前，我家乡坡心村没有通电，各家各户晚上照明用的是煤油灯。

煤油灯以煤油作为燃料，玻璃质材，外形如细腰大肚的葫芦，上面是个形如张嘴蛤蟆的灯头，灯头一侧有个可把灯芯调进调出的旋钮，以控制灯的亮度。灯头上的玻璃罩形如小灯笼，起到防风的作用。

据有关资料记载，煤油灯自清末被引入我国。建国后，国家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仍实行计划经济，农村家庭照明用的是煤油灯。那时煤油要按票到公社的供销社或大队的代销店购买，对于农村家庭来说，煤油只能省着用。

我小时候，家里一般只用两盏煤油灯，一盏放在堂屋，一盏是母亲做家务时用。夜幕降临后，父母亲才会端出煤油灯，划根火柴将煤油灯点燃。昏黄的灯光，在漆黑的夜里显得微弱。母亲在晚上做家务时，常端着煤油灯进进出出，忙个不停。

煤油本身含有大量的杂质，燃烧后直冒黑烟，放出的气体不仅有害健康，而且呛人刺鼻。火苗忽高忽低，不时发出“兹兹”的声响。人在煤油灯下时间稍长，脸面便被熏黑，像个黑面包公。

晚上，我和姐妹们常坐在堂屋的床上听父亲讲故事，母亲看到放在桌子上的煤油灯的光有点亮了，便提醒我们：“把灯芯调小些，别浪费煤油。”

“嗯，嗯。”我应声下床，踮着脚尖，小心翼翼地把煤油灯的火苗调小。

有时候，母亲在晚饭后看到厨房的柴草少了，便端着火苗微弱的煤油灯到屋外搬柴草去。

父亲看到了，便会说：“把灯芯调大些，别看不清路，跌倒就不好了。”

母亲听了，却不理会父亲，径自向屋外走去。

春节是村里各户人家用煤油量大的时候。按照当地农村过年风俗，除夕和正月初一、初二的夜里，家里各个房间都要通宵点上一盏煤油灯，意为满堂通亮，预示来年日子红红火火、顺顺利利、平平安安。这时候，购足煤油是农家过年时重要的事情。即使家庭生活困难，人们也会想方设法购好煤油，以供过年之用。

有一年春节前夕，父亲说大队代销店有煤油出售，叫我去购买煤油。我带上钱和几个空酒瓶到大队代销店时，看到已围着一大群人，大家都是来抢购煤油的。我人小，挤不进去，只好干着急。不大一会，售货员便说煤油售光了，我只好提着那几个空酒瓶，闷闷不乐地回家。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骑着旧自行车赶到了十多公里外的纪家圩，在供销社购回煤油。他回家后说：“哎，购几斤煤油也不容易，购煤油的人多呀，排了好长好长的队。”

母亲说：“排队再长，能买到煤油就好。”

我在坡心小学读五年级时，学校规定晚上要回校自习。每到傍晚，同学们就相继端出煤油灯，到教室里自习。有的同学自制煤油灯，利用空墨水瓶或药瓶，往瓶内注入煤油，然后在瓶口盖上一小块已钻了小孔的牙膏皮或薄铁片，把灯芯插进去，用火柴点上就可照明。这种自制煤油灯虽然简陋，但挺实用，其照明效果一点也不差。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高考落榜后，回到村里耕读。在煤油灯下，我坚持读书练笔。我在《湛江日报》副刊“百花”版发表的诗歌处女作《写给一位青年》，就是在煤油灯下写成的。

煤油灯那噗噗跳动的火苗，那忽忽闪动的灯光，伴我度过了难忘的农村夜读时光。正是：“蹉跎往事忆当年，一点昏光跳眼前。困落灯花浑入梦，诗思满柜未成眠。”

改革开放后，父亲经村民选举，担任本村第一任村长。随着农村面貌的改变，附近的双水西村、东村架起了电线，家家安装了电灯，这让很多人大为称慕。父亲到双水西村、东村参观后，又与纪家镇供电部门作了沟通，便召集村民开了大会，决定利用村集体土地的承包款，竖杆拉线，实现村里家家户户通电。

在父亲的带动下，村里人就干就干，配合纪家镇供电部门开展架设电线、安装电灯的工作。村里这项“民生工程”很快就完成了，总投入资金达两万多元。在改革开放初期，这钱算是一大笔的投入。

随后不久，村里又拉通了固定电话线。我家和村里几户人家率先装上了固定电话。

“村里通了电，又通了电话，生活真方便了！”村民纷纷感慨地说。

小村通了电，由幽暗和恬静而变得热闹和明亮。煤油灯随着岁月的流逝，在人们心中渐渐淡去。

我却忘不了的，是煤油灯温暖过的艰苦岁月。煤油灯在黑夜里发出的那微弱而温馨的光亮，已成为我心中永恒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