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谷子与番薯致敬

我老家坡心村位于雷州半岛腹地，地位偏僻。上世纪七十年代，村里人均耕地十多亩，但基本上是旱地，与水田多少沾边的，是村南一公里处位于山坑尾部的三亩田，村里人称“坑尾田”。此田在新中国成立前由我家祖辈购置的，土地改革时“充公”了。

“坑尾田”下面的田地，属于后尾塘、必潭、必潭湾等村耕种，必潭、必潭湾村分别座落山坑边，后尾塘村则位于“坑尾田”西面。一片片山坑田呈不规则分布。山坑长年水源充足，土地肥沃，给耕种带来了便利，并保证了农作物的丰收。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耕种山坑田的村民生活还算温饱不愁，让人称羡。当时，不少农村女孩子选择对象时，都把眼光投向有山坑田的村庄。山坑田就是良田，代表着富庶，代表着幸福。

坡心村虽然耕地多，但却不是村里的资源优势。旱地多，水源缺，意味着只能靠天吃饭。干旱常常给农业生产带来威胁。上世纪七十年代，村里曾两度打了机井，以解决村前土地用水问题。而抽水灌溉，毕竟成本太大。多年来村里大面积种植的是耐旱农作物番薯，其次是传统稻子、花生、芝麻、芋头、木薯等。

番薯又名地瓜、红薯、红苕、山芋、山药等，不同地区人们对它的称呼也不同，其生长期约为半年，是我国第四大农作物，其具有耐活、适应性强的特点，一年四季都可种植。而稻子一年只能种植一造。每年七月，是种植稻子的播种时间。村民把田地平整后，用特制的木耙开出小土沟，把种子和农家肥混合后，洒进土沟里，然后再赶牛拉着铁耙覆土。在农事中，播种算是个技术活，不但开小土沟要整齐，以利后来的除草管理，还要种子播洒均匀，以利种子出芽和生长。

我十多岁时，便和姐姐背起装着种子和土杂肥的畚箕，跟着父母亲在田间挥汗播种。

“播种要均匀一些。”父亲常常对我们说，并手把手地教我们播种的动作要领。

夏天雨水多，这给种植在旱地里的稻子提供了生长的有利条件。当时种植的传统稻子品种有坡雷、赤坡、赤占、坡旱、六叶等，其特点是耐旱、耐瘦、粗生、病虫害较少，米质好，但这些稻子的产量低，每亩收获200—300斤。正是由于稻子种植一年一造，种植面积少，且产量低，村民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顿米饭。当时，能吃上番薯饭，已让人心满意足了。

种植的传统稻子“坡雷”，是一个早熟的品种。这种稻子株高、谷粒大、早熟，煮饭香甜，但产量比其它传统稻子更低。正是因为比一般传统稻子早熟，在青黄不接之际让村民最先能吃到米饭，因此村里一直保留少面积种植。惜后来随着杂交水稻种植的引进推广，这个稻子品种绝迹了。

种植的传统稻子“六叶”，其株低、谷粒小、早熟，煮熟的米饭呈赤色，散发着一种特有的香气，但产量比“坡雷”稻子更低。俗话“咸鱼头，赤米饭，乜味道，不用问”即指该米饭。雷歌“赤赤米饭吃几盆，咸咸鱼头吃几盘”，“赤赤米饭”指的也是此稻米做成的饭。这个稻子品种也绝迹了。

当年，每当“坡雷”收获后，村里人首先用“坡雷”米做干饭敬祀先祖，谓之“吃新米”。意思是秋收时节，谷子收获了，让先祖先尝个鲜，高兴一下。至今村里仍有这个习俗，只不过“坡雷”米换成其它大米了。

小时候，每当听到父亲说“今晚吃新米”，我就知道晚上有干米饭吃，别提有多开心了。

现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的地方计划恢复“坡雷”稻子的种植，作为商品推向市场。但我不解的是：“坡雷”稻子的种子现在何处可找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们抛弃了的东西，现在又成了宝贝。

在缺食少穿的的年代，稻子种植不容易，村民的主粮还是番薯。番薯生长能力强，还能高产。

村子南面有一大片耕地，约莫五、六十亩，是村里种植农作物的好地。大家把这片耕地叫“南边园”，意指村南面的田园。每年入冬后，全村的社员集中力量，把这片耕地全部种上了番薯，几个月后便可收获。

雷州歌《种番薯》道出了老百姓对它的依赖和重要。“有它无忧米谷贵，有它无愁吃北归，有它无忧闰四月，有它无愁猪无肥。”“北归”，即八、九月北风初来的那段时间，农村无什么收入，三餐难度，手中有番薯，心就不愁了。番薯更是养猪的好饲料。

雷州地区的番薯种植至少有400余年的历史。据记载，清代中期雷州地区已经广泛种植，品种达数种。嘉庆十七年的《海康县志》是这样记述：薯有多种，“唯番薯有红皮、白皮、黄皮数种，可以酿酒，可以代粮，种者甚多，随种随收，约四阅月（即四个月）而一熟。”村里人种植的传统番薯品种主要有赤皮仔、八十日、生毛龙、心步利等。

夏天，番薯收获后，生产队按照劳动力和人口分配给每户。每户又要把番薯加工成丝晒干，以备贮藏食用。每当到了这个时候，每户人家都忙得团团转。

“下午放学回来和姐姐把番薯洗净，不要贪玩。”母亲常常这样叮嘱我。“知道啦！”我尽量做好力所能及的事，不给母亲添堵。

要把番薯加工成丝，第一道工序就是把番薯洗净。但洗番薯可是个累活。我和姐姐先到距家约一百米的水井担水，把水倒入大缸，随后把番薯一个个放到大缸里，再用脚踩动番薯，番薯洗净后又一个个捞起来装进旁边的箩筐里。如此反复，几番下来，双脚生疼，人不想动弹了。

但最累的还是大人们。母亲白天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把番薯加工成丝的活只能用晚上的时间。凌晨四时左右，母亲便起床开始加工薯丝。加工薯丝的工具十分简陋，一块两尺长、半尺宽的木板，中间装了一个钻成多孔的铁片，把番薯放在铁片上一推，番薯丝就出来了。

我在睡梦中，可听到院子里响着母亲加工薯丝时“刷刷刷”的声音。

天亮了，母亲为了赶上生产队开工，又急急忙忙把加工好的薯丝用竹箩装着，挑到村南一公里处的晒场。傍晚，我和姐姐到晒场帮母亲把晒干了的薯丝收回。

晒番薯丝最怕遇上雷阵雨。五月天，孩儿脸，说变就变。有时看到早上是个好天气，午后却黑云密布，骤然下起雷阵雨，这可把大家急坏了。

“快点到晒场收番薯丝呀，天快下雨了！”村里有人大声喊叫。

“这鬼天气，说变就变，成心跟人作对。”有人狠狠地又无可奈何地骂着。

说归说，骂归骂。如果哪户人家晒场上有薯丝被雨水冲走，也只能自认倒霉。

村民以鲜番薯或番薯干当主粮的日子，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才结束。

1977年9月至1979年7月，我到距离家十多公里的纪家中学读书，每逢星期天返校时，总是带上一袋鲜番薯或一包番薯干。鲜番薯煮熟食用，口感尚可。但番薯干饭带有酸味，味同嚼蜡，实难下咽。番薯饭伴我度过了两年艰苦的高中生活。

雷州人骂人口头禅有“番薯头”、“傻过番薯”或“贱过番薯”等，意指该人如番薯低贱、笨拙，不中用。殊不知，在漫长的农村艰苦岁月里，正是这普普通通、其貌不扬的番薯给了雷州老百姓一条活路。

在番薯种植的历史上，雷州有过辉煌的时期。1958年4月20—26日，广东省曾在雷州召开一次别开生面的番薯生产丰收现场会。与会者有中南区各省代表629多人，广东省副省长安平生主持大会，并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指出“番薯是主粮”，鼓励大种番薯，并致力搞丰产片、高产田。海田农业社番薯高产经验受到重视和推广。海田农业生产合作社副主任陈世候被中国农业科学院番薯类研究所聘为研究员，多次参加全国和省的番薯高产会议。会后，与会人员享用了一桌别具一格的“番薯宴”，也许这是中国至今为止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番薯宴会。

上世纪七十年代，雷州半岛地区的农民常年以番薯、稀粥度日，甚至有的吃米糠粥或以薯叶、野草充饥。

当地人后来曾以雷歌记述这个时期农村的艰苦生活：“回顾昔日心犹碎，浩劫年头家难归。缺粮少衣难度日，屋漏都无哪处蹲。”饭都吃不饱，哪有钱修补破屋？只有长吁短叹，苦不堪言。

回首过去，我们别拿番薯不当事啊！我们对番薯要怀着感恩之情。

常言道，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番薯。其实番薯无关政治，只关乎肚皮。民以食为天，番薯最给力。

“纺锤根扎黄泥底，藤蔓鸦青一埂斜。老丑推成养生品，香甜何逊邵平瓜？”这首《咏番薯》诗，正是番薯的真实写照。邵平瓜，即东陵瓜。邵平，为秦东陵侯，秦亡后，为布衣，种瓜长安城东青门外，瓜味甜美，时人谓之“东陵瓜”。诗人把番薯的地位与邵平瓜并列，可见番薯于老百姓生活的重要。

如今，番薯已经不再是老百姓的主食，它登上大雅之堂，成为人们追求的绿色食品。番薯地位的变化，反映了人们物质生活的提高和社会变化所带来可喜的结果。

“民以食为天”是中国人的一句老话。它既是老百姓最重要的生活内容，也是政府的重要职责。解决好吃的问题，民生问题就有一个稳定的基础。吃的问题出现麻烦，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麻烦。小到个人的身体健康，大到社会的安全稳定。农民的温饱问题解决不了，一切都成了空谈。

      谷子与番薯，给我留下铭心刻骨的记忆！后来，每每走过稻子或番薯地，我都不由自主地向稻子或番薯行注目礼，向稻子或番薯致敬！

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父亲第一个在村中种植甘蔗、蔬菜等经济农作物，并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我家成了村里第一个万元户。

那时候，“万元户”的名声十分响亮。那时候，勤劳致富的名声十分光彩。

进入21世纪的中国，在经过40多年的快速发展后，万元户的说法已演化成了“十万元户刚起步，百万元户马马虎虎，千万元户才算富”的调侃。这一变化的背后，折射出中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

村里各户人家放开手脚，勤劳致富，生活也逐渐得到很大改变，建新房、购摩托车和小车已成了平常事。

地还是这方的地，天还是这方的天，但现在的一切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