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前,农村人理发要到圩上去。好不容易到了理发店,往往要排队候等,总要费上一些时间。
我小时候,头发一长了,父亲便带我到河头圩理发。他把我带到理发店,对理发师傅说了一声,便上街去了。我理完发后,不敢乱跑,只能静静地坐在理发店门口旁,看着热闹的圩场,等候父亲趁完圩后一起回家。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学校每周一至周六上午属上课时间。一个夏日的周六早上,父亲给了我一毛钱,要我中午放学后到河头圩理发。从坡心村到双水学校有三公里,从双水学校到河头圩有四公里。中午一放学,我立即独自步行到河头圩。当时我十二岁,因家里太穷,父亲只能给一毛钱让我理发,难以再多给一毛钱。当时一毛钱可让小孩子理发或到食店吃上一碗粥或面条。理完发后已是中午二时,我饥肠辘辘地顶着烈日步行了五公里,才回到了家。
母亲看到我回来了,疼爱地问:“饿坏了吧!”
我装做不饿的样子,说:“不饿。就算不吃一天饭,也饿不了。”
母亲说:“早上才吃了二碗番薯粥呢,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说不饿?”
我只有苦笑。这时候说肚子不饿,谁相信呢!
理发本是老百姓生活中一件很普通的事,但当年在农村却是一件难事。
村里一位叔公不知从哪里购回了一套二手理发工具。他没学过理发,只凭到理发店观摩理发师傅的理发动作,便回来给自家人理发。他给儿子理发时,我和小伙伴在一旁观看。他不大会使用推子和剪刀,给人霸王硬上弓之感。他儿子理完发对着镜子一看,头发虽然理短了,但参差不齐,实在难看,一时嘟嘟嚷嚷,闷闷不乐。
有一次,他一时兴起,拿出推子和剪刀,站在家门口前,对在一旁玩耍的几个小孩子说:“别再贪玩啦,阿公给你们理发。”
他说了几次,没有一个小孩子愿意当他的“试验品”。他看见小孩子跑开了,说:“阿公好心给你理发,又不要你的钱,还说不好啊!”
“就不让你理发,就不让你理发,您理的发像狗啃一样!”孩子们说。
有一次,我一宗叔看到五岁的儿子头发长了,却没空带儿子到圩上理发,便找出一把旧剃刀,要给儿子剃光头。他把儿子按在小板凳上,摆开架式,握着剃刀在儿子头上左刨右刮,儿子吓得不停地闹着,哇哇直哭,眼泪和鼻涕齐流。我和几个小伙伴远远地站着,不敢近前观看。
改革开放初期的一天,双溪村的理发师傅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来到了我的村子,与村人商谈理发的事。这位理发师傅姓陈,40多岁,小时候跟随叔父在海康县城理发,学会了理发手艺,后回家务农,平时有空,便给村里人理发。我村里人都认识他,与他关系颇好。他开门见山地说:“你村里人的理发我全包了,我每个月按时来村里理发。不用交现金,年底统一交谷子项数,这样好不好?”
村里人一听,认为这办法好,都赞成他的建议。双方商议结果:大人年交谷子二十斤,小孩交谷子十斤,充当理发费。
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陈师傅提着理发工具,每月按时来到村里,给大家理发。每次要花上二天的时间,才把大人、小孩的头发理完。他一进村后,便找人借来一张木椅子,在队屋前的荔枝树下摆好,随即吆喝起来:“理发了,理发了,大家快来理发啦!”
“陈师傅理发来了,大家快去理发啦!”小孩子们兴高采烈,奔走相告。
人们纷纷来到荔枝树下,一个接着一个理头发。有的男人心急,说:“我要做事去,我先理发啦!”
“好呀,你先理发吧。”有人说。
一把推子、一把刮刀、一块理发布、一把旧木梳、一条荡刀布,就是陈师傅的全部理发家当。
那时候,老百姓不会考虑什么发型,头发剪短就行。陈师傅一天能给20多人理发。
陈师傅的理发手艺好,使用推子、剪刀、剃刀十分熟练。他忙着手中活时,还和大家拉家常,谈笑风生。中午,他随意到一户人家吃饭,傍晚才收工回家。
改革开放给农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小青年开始嫌弃乡村师傅的手艺,开始光顾镇上的理发店。陈师傅的“生意”一落千丈,后来干脆不再来村里理发了。
如今,走村串户的理发师傅已少见了。城镇的发廊、发屋比比皆是,所用的理发工具电动化了,那种传统的推剪手艺渐渐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