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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日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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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0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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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 事

我老家雷州市坡心村张氏一家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兴建了一座砖墙瓦顶的四合大院。除了这座大院外,张氏一家还在海康城里购置了两间铺面,每年都有一笔租金收入。张氏一家当时是村里的富裕大户。

张氏大院高大、宽敞、坚固,分前院后院,中间设一院墙,前后有两道大门,大门两侧设有枪眼,建筑面积逾一千平方米,在方圆十里乡村是闻名的。该大院前大门上方,画有“福禄寿”吉祥图和山水画,正中阳刻两个斗大的字:福履。

我读小学二年级时,有一次我跟随父亲从该大院大门口走过,父亲指着“福履”两字,问我:“你说说,这两个字怎么读?”

“我只认识‘福’字。”我老老实实地回答。

“后面那个字该怎么读呢?”父亲自言自语。

父亲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初中毕业,在村里算得上是个文化人,但对“履”字如何读法也拿不准。

过了好几年,有一天我随父亲在该大院大门口前面不远处做杂活,父亲望了一下张氏大院,又考我:“你说说,‘福履’是什么意思?”

“履,读音lǚ,履就是鞋,名词,现是动词用,意为临、至。‘福履’就是福来到的意思。”我得意洋洋回答。这时候我已上初中,学会的字词多了。

“嗯嗯。”父亲笑了笑,表示赞同。

不管是乱世或是盛世,老百姓都祈朌:“福来到!”。“福”字现在的解释是“幸福”,而在过去则指“福气”、“福运”。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福”字都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也是对美好未来的祝愿。还有什么比“福”更重要?

张氏大院在上世纪四十年代遭到土匪抢劫。那是一个月明星稀之夜,一群土匪悄悄进入村子,把张氏豪宅紧紧包围。当时张氏大院前后大门紧闭,土匪见此大叫大喊,限命张氏打开大门。看到屋里的人不应声,一土匪看到后门口侧放有一把劈柴的长柄斧头,便立即操斧破门。

斧头猛砍在杉木制成的厚厚门板上,发出“嘭!嘭!嘭!”的沉闷声音。

看到大门快要被土匪砍烂,张氏家人只好打开了大门。

大门一开,凶神恶煞的土匪蜂拥而入,把院内所有人驱赶入一房内关押,随即搜索每一个房间值钱的物品,洗劫完毕后,才扬长而去。

居住在土墙草房内的各户人家也受到惊扰,在惶惶不安中度过了漫长的一夜。

土匪,封建制度滋生的社会毒瘤。民国时期,雷州半岛的土匪打家劫舍,奸淫掳掠,杀人放火,非常猖獗,闹得四乡人心惶惶,鸡犬不宁。

村里一姓张村民种植的番薯也被土匪趁黑夜抢挖一空。一天夜里,雾色沉沉,四野漆黑,不时可听到夜鸟的惊叫声。张姓村民独自到村子西面的地里看守将可收获的番薯。半夜时分,他被杂乱的声音惊醒。他揉了揉眼睛,往草棚门口一看,发现草棚门口被几捆柴草堵住。草棚门口站着一个大汉,一手操刀,一手拍打着柴草,威胁他不要动,否则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他明白了,这是偷挖番薯的土匪。从地里传来的说话声可以知道,这是一群土匪。他被吓得不轻,双腿发软,嘴唇哆嗦,不能言语。他趁守在草棚门口的土匪走神时,悄悄从草棚后面的破洞钻出,在夜幕的掩护下跌跌撞撞地逃回了村里。

村民刘光盛年青时外出买耕牛。一个冬日下午,冷风阵阵,他因买不到耕牛,便独自徒步返家。当路过一座荒无人烟的野岭时,突遇一土匪持枪拦路抢劫。土匪气势汹汹,右手持一支“曲尺”枪(枪外形似曲尺,因而人们用曲尺来称呼这一类手枪),威逼刘光盛把身上的财物留下。刘光盛怕身上带着的银元被劫去,一急之下,赤手空拳与土匪展开殊死搏斗。“扑”的一声,土匪朝刘光盛开枪了,但此枪性能太差了,子弹只射进了刘光盛穿着的棉袄,没有杀伤力。刘光盛凭着力大气壮,足足与土匪搏斗了半个小时,最后,土匪看占不到便宜,才悻悻而去。

“土匪无人性,太可怕了!”刘光盛晚年说起上世纪四十年代外出买牛遭遇土匪抢劫之事,仍心有余悸。

公益新仓村有黄姓兄弟一起做生意,大白天路过坡心村南面两公里处的荒岭时,突遭数名土匪抢劫,土匪把黄姓兄弟俩的财物抢去后,还残忍地把兄弟俩捆绑起来,活活打死并丢到旷野枯井里。黄姓兄弟俩尸体腐臭后才被人发现。

当年,雷州半岛的老百姓饱受匪患之苦,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广东通志》记载:“民国建立初期,广东军阀混战,政权迭变,土匪蜂起。其中最为严重的是雷州半岛地区及粤东的南澳岛。”特别自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广州湾(今湛江市)沦为法国租界后,法国殖民当局推行“以华制华”政策,准许土匪在市内活动,但不准抢租界;可以抢唐界,并且把军火卖给土匪,准许土匪将抢来的物品在租界内销赃,这就更加助长了土匪的形成和蔓延。当时的《中国农民》发表文章称:“南路土匪之多,为广东全省冠,亦可说为全国之冠,而雷州土匪之多,又为南路各属冠。”

据《徐闻县志》记载,民国时期,全县28万人口有19万人被杀、5万多人被迫流落异乡。上百个村庄被完全毁灭,上千户人家被杀绝种。仅龙塘乡深井一带,就有36条村庄被毁掉,下桥镇的后塘、信桥、迈埚一带,贼乱前有3个墟、101条村庄,贼乱平息时,仅剩50余户68人。

为防备土匪抢劫,当地不少农村建起了土墙炮楼或砖墙炮楼。坡心村的数户人家也合伙在村子东头建了一座墙体宽厚的土炮楼,里面分隔成十多个小房间,邻村一些人也把值钱的东西寄存在土炮楼里。解放后还可看到这座高大土炮楼留下的残垣断壁。

位于坡心村南面近两公里处的必潭岭,民国时期也建有一座土墙结构的炮楼,是附近必潭、田寮等村村民当时为躲避土匪而修建的藏身之所。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从坡心村到十多公里外的纪家中学读书,周末返家或到学校,都是从这座崩塌的土炮楼旁边经过。残垣里面满是杂树乱草、藤曼缠绕、黄鼠狼乱窜,给人以阴森森的感觉。

“走山贼”(当地话,谓躲避从山里来土匪)是百姓当时常有的事。我小时候祖母常对我说:“你们小孩子呀,不知道过去的苦日子,现在生活比过去好多了,社会也安稳了,以前没饭吃饱,没衣服穿,还要走山贼,夜里睡不上一个安稳觉。”

“山贼是什么人呀?”我感到好奇。

“山贼都不是好人。那个‘妃陈仔’呀,抢劫勒索,杀人放火,没一点人性。”祖母愤愤地说。

祖母所说的“妃陈仔”,原名杨陈仔,海康县东山村人,性格强悍、凶狠,勇猛异常、无恶不作,是民国初期在徐闻占山为王的匪帮头目之一。雷州半岛当时还有李福隆、妃陈仔、造甲三、蔡阿兰等几大股匪。

祖母姓陈,原籍徐闻县,小时候因家庭穷苦和匪患所迫,到雷城给一富户当小工。当时徐闻县匪患在雷州半岛尤为严重。她小时候在老家徐闻县饱尝了妃陈仔等土匪带来的祸害。

新中国成立初期,迫于人民解放军剿匪的声势,一小股土匪惶然如惊弓之鸟,几经鼠窜之后,藏匿于坡心村前面一公里处的溪湾里。这股亡命之徒有七人,均为年轻力壮、多年横行乡里的当地人,分别是刘某鲜、冯某福、冯某腰、陈某子、景顺、德光、妃勒(后三人姓不详)。其中冯某福、冯某腰是同胞兄弟。他们在溪湾的绿丛底下搭起简易低矮的窝棚,昼伏夜出,苟且偷生。村民发现他们的踪迹后,立即向驻扎在客路东塘村的剿匪部队报告。当时,坡心村隶属东塘行政村,为28村之一,村长李善良。

剿匪部队闻报迅速赶来,当地政府也火速组织附近村庄的村民,赶来协助围剿。军民把溪湾团团包围。虽几经喊话,但顽匪仍作困兽犹斗。这些匪徒持有枪支,一时在溪湾丛林里四散躲藏。穷凶极恶是土匪的本性,军民要搜捕土匪,危险性极高。为避免人员伤亡,威慑土匪,只听一声令下,剿匪官兵手持步枪、冲锋枪,一齐向溪湾里的丛林怒射。

“抓贼呀!抓贼呀!”村民在外围齐声呐喊着,一边为剿匪官兵助威,一边警惕地注视着溪湾外面,不让土匪趁乱逃走。

此时,匪徒陈某子早已被剿匪的声浪吓破了胆,面如土色,抖如筛糠,从一绿丛底下爬出,结结巴巴地说着:“我投降,我投降。”他左手持手枪枪管,枪柄向外,跪地求饶。随即,两名战士缴了陈某子的枪,将其拖出溪湾,押离现场。

随着剿匪官兵搜索前进,发现匪徒冯某福、景顺已中弹毙命,死猪般倒在齐膝深的水中。匪徒刘某鲜、德光潜入齐膝深的水中,想利用绿丛掩藏躲过搜捕,但被剿匪战士发现。“别动,缴枪不杀!” 战士们齐声怒喝,随即几名战士相继跳入水中,紧紧抓住了这两个仍作挣扎的匪徒,合力将其拖上了岸。

匪徒冯某腰却趁乱之际,窜出了包围圈,向双水溪南面两公里外的必潭村村边一片原始山林逃去。剿匪部队立即跟踪追击,把拒捕的冯某腰击毙在山林里。

村里老人张文成生前曾向我说起张氏豪宅遭到土匪洗劫和部队在溪湾剿匪的情景。他说:“那时双水溪剿匪的情景啊,真热闹。到处杀声震天,土匪哪里还能跑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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