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西”与“吃西”

      雷州人结婚摆喜酒，称为“做西”（雷州话音）；赴婚宴吃喜酒则说是“吃西”（雷州话音）。

过去在雷州，结婚的人家在迎亲的当天，常在屋前搭起临时灶台，架起大锅，加工制作各种菜肴。当天可以看到，灶里炉火正旺，厨师挥汗炒菜，灶上的大锅热气腾腾，空气中散发着浓郁的菜香，这种情景就是“做西”；前来赴宴的人陆续到来，客人笑盈盈地给主人递红包礼金，登记红包的人忙得不亦乐乎。

宴席大多在屋旁的空地或树下摆开。时近中午，一阵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响过之后，婚宴开始了，客人便入席喝酒吃饭，这种情景就是“吃西”。“做西”的另一种说法叫“日子”，含结婚摆喜酒之意。“吃西”的另一种说法叫“吃酒”，其本义不变。

普通话有“作东”一词，本意为东道主。语出《左传•僖公三十年》：“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后泛称请客。明冯梦龙《古今谭概•文戏》：“东都周默未尝作东，一日请客，忽风雨交作。”现在朋友相互之间请客吃饭经常会说∶“今天我作东，请大家一起吃饭。”这里所提到的“作东”，都是做主人、请客的意思。雷州人所说的“做西”是不是由“作东”脱化而来呢？不得而知。

“做西”撑勺的大厨不可少，这关系到做的菜肴味道，一定要请远近闻名的土厨师撑勺。农村管“做西”撑勺的叫“厨主”，即“主厨”或“大厨”。虽说这“厨主”没有“厨师证”之类的身份证明，但他做菜的味道和风格，大家已心知肚明，因为做这一行靠的是口碑。所以说，能被主家请来的“厨主”，都有两手绝活。那时的菜肴虽不丰富，但吃客还是在意菜肴的味道。“厨主”心里也明白：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那时酒席上的大事小事主人一家忙不过来，左邻右舍都会自发过来帮忙，这已是约定俗成的事。来帮忙的人，也早已习惯于这种热闹场面，驾轻就熟，按部就班，各司其职。有人摘菜、切菜、配菜，有人洗净盘碗，有人搬柴拢火，有人盛菜装盘，有人端菜传菜，大家忙碌而开心，一片喜庆温馨的气氛。

喜宴上需用的盘碗、桌椅量大，摆宴的主人家大多到镇上的盘碗、桌椅出租处租借。镇上有人经营盘碗、桌椅出租生意。到了摆喜宴前一天，主人家便到镇上请来一辆营运的手扶拖拉机，把盘碗、桌椅拉回村来。

我小时候，一听村里有人“做西”，便知道可“吃西”了。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坡心村才十多户人家，近80人，一俟有哪家娶媳妇，全村人都兴高采烈前来贺喜，加入“吃西”的行列。但那时农村太贫穷了，经济发展落后，物质极为贫乏，生活水平低，摆喜酒用的大多是萝卜、葛薯、米粉、面条、黄豆、咸鱼、猪肉等加工的低档菜肴。鸡、鸭、鹅肉极少有，因为那时这些家禽农家买不起。

对于贫穷农家来说，那时娶媳妇，办一回酒席，是一桩苦差事，无异于脱了一层皮。

村里还有到邻村贺喜宴的习俗。

我十八岁那年，父母叫我跟着村里几个叔伯到必潭湾村参加一结婚喜宴。摆出的菜是葛薯、米粉、面条、黄豆、咸鱼等做的菜。大家都是空着肚子而来，就等着好好嘬上一顿。但由于上来的菜份量实在太少，很快就被扫个净光。

坐在旁边的一位大伯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说：“后生仔，菜少了，米饭不少，多吃些米饭。”

“嗯，嗯。”我应道。我当时打了两碗米饭，佐以盘里残汁和一尾咸鱼，才填饱肚子。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村里一位李姓青年结婚。其姐夫是湛江东海岛人，给他提前送来了近十斤鱿鱼、沙虫干，作为结婚摆酒用。一天，我到他家串门，看到他父亲在院子里摊晒这些鱿鱼、沙虫干。鱿鱼、沙虫干肉质特佳，营养价值很高，是名贵的海产品。这些海味我是第一次看到，颇觉新鲜。

我蹲在院子边，闻着鱿鱼、沙虫干那特有的海产品扑鼻香气，心里暗暗思忖：这些海产品是什么味道呢！

那时结婚贺喜，随礼大多二元左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父母亲曾几次叫我到必潭湾等邻村“吃西”，每次随礼二元。我高中毕业后的几年，也曾到过公益新仓村、许胆村，双水必潭村、必潭湾村和纪家羊尾村参加初中或高中同学的结婚喜宴，每次随礼也是二元。

改革开放后，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结婚摆宴也变得讲究起来。从鸡、鸭、鹅肉上了酒桌，到现在动辄摆酒离不开海鲜等美味佳肴，花费达数万元。随礼也水涨船高，最少要一百元，多至数百元。

婚宴的辛酸和喜乐，折射了一个时代的发展和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