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日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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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前，农村经济条件比较落后，人们一年到头难得做一件新衣。作为农家小孩子，总是盼望春节早点来到。临近春节时，大人们总会想方设法，给小孩子做一件新衣。
“妈，新年来到哪里了？”新年临近时，年少无知的我总爱这样问母亲。
“新年来到半路了！”母亲说。
过了二天，我又急不及待地问母亲：“妈，新年又来到哪里了？”
“新年快来到村边了！”母亲说。
过新年有新衣穿，小孩子的心里该有多高兴啊！
那时，人们常用的一句口头禅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那时人们拿着按量分配的布票到圩上的百货商店购买布料，然后回来自己缝制衣服或到裁缝铺里让裁缝师傅制作衣服。
那时候缝纫机很稀罕，一般人家是不会买的，去裁缝铺做又嫌贵，村里很多人家都是自缝衣服。我和姐姐、妹妹小时候穿的衣服都是母亲手工缝制的。母亲很会针线活，缝制衣服的针脚一样的跨度，一样的疏密，就像缝纫机缝制的一样。
我少年时，常在旁边观看母亲缝制衣服。她低着头，右手拿着针缝着衣服，一次针没穿进去，便穿两次、三次。需要断线时，她会把绷得紧紧的线放到牙下一咬，“哆”的一下再粗的线也应声而断。有时不小心刺痛了手指，她也不会放下手中的活，继续穿针引线，似乎不知道什么是疼痛。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后来在他乡读了唐代诗人孟郊这首题为《游子吟》的诗，想起母亲缝衣的情景，顿时思情难抑，热泪盈眶。
“母爱”是人类纯真崇高的感情，是文学创作的永恒性主题。临行缝制的游子衣上，密密匝匝飞走的针线，是慈母的丝丝缕缕情思。少年不识“母爱”，而今识“母爱”，让人欲语还休。
我六岁那年的春节前二天，在大队任治保主任的父亲带回一件黑色布料，对母亲说：“田园村拐公找不到人做衣服，你给他做吧！”
拐公是田园村人，名叫符思美，生得牛高马大，当时年届六十，一直单身，曾任过田园村村长。
母亲接过布料，说：“要过新年了，事情这么多，哪有时间做得出来啊！”
父亲说：“他人老了，又是一个人过日子，能帮他就帮他吧！”
母亲说：“你说得容易，我却辛苦了！”
白天要忙于家里活，缝制衣服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母亲熬了两夜，总算把这件衣服缝好。
大年初一早上，父亲带上我，给田园村的拐公送衣服去。当时双水大队所在地在田园村，刚到大队部，父亲被人叫去，说有要事处理。父亲便把衣服交给我，说：“你把衣服给拐公送去吧！”
我说了一声：“好。”便给拐公送衣服去。拐公的住屋距离大队部不远，我很快就找到拐公，把衣服交给他。
拐公接过衣服，看了一下说：“你妈做的衣服真好！”
我准备离开时，拐公从口袋里掏出五毛钱，说：“你拿着，到大队的代销店买糠果吃。”
我回到大队部，等候父亲回来。一个小时后，我看到父亲，便掏出钱对父亲说：“拐公给我五毛钱。”
父亲一看，说：“这钱不能要，快给拐公送回去。”
我有点不高兴，但还是听从父亲的话，把钱给回拐公。
回家后，我把当天的事向母亲说了，母亲说：“拐公生活不容易，能帮他就帮他一下，不能要他的钱。”
我听了母亲一说，似乎也懂事多了。
我后来读到拐公创作的雷歌《教侬这群学当家》：“侬后生呀侬后生，教侬这群学当家；先欠管好七件事，柴米油盐酒菜茶。”拐公谆谆善教，用心良苦。我对拐公多了一份敬意！
我九岁那年，上坡心小学二年级。母亲用二块黑、蓝下脚布料给我做了一条短裤，我穿着这条两色的短裤上学，显得特别另类，引得同学们发笑：“你这是什么裤子呀，不三不四的。”
班主任也笑着问我：“你这裤子是谁做的？”
我告诉他：“是我妈做的。”
这裤子如果放在今天来说，可用“前卫”或“另类”的词语来形容了。
上初中一年级那年，学校从双水西村搬迁到了田园村北面的地方。一次劳动课，全班同学参加扩建校舍的劳动。我站在土房内两米高的木架子上给屋顶的同学传送稻草时，站在下面的女班主任刘少芳一边给我传递稻草，一边望着我暗自发笑，我一时感到不解。转而一想：坏了，由于我穿着宽大的旧短裤，春光泄露，她在下面看得清清楚楚，哪有不发笑呢！
她看出我的窘态，若无其事地说：“你站在上面也累了，下来换其他同学上去吧！”
我赶快顺着架子溜下来，不敢直视她，红着脸慌忙跑了出去。
那年月，村里十多岁的男女孩子，都没有底裤穿，我也习惯了。这次“春光泄露”让我无地自容。我回家后央求母亲，无论如何也要给我做条底裤子。
母亲把家里养的两只鸡拿到河头圩卖了后，买回了一块士林布，给我缝制了两条小底裤。
我第一次穿上了小底裤。
村里张姓人家有一部脚踏缝纫机，听说是娘家送的嫁妆，已使用很多年了。女主人懂缝纫技术，承接来料缝制衣服，我称她芳姆。她按来人拿来的布料，记下量身尺码，然后一人裁剪、踩车缝制……俨然是一个专业缝纫能手。
我从她家大门口经过，常听到她屋内传来踩缝纫机的哒哒声。村里人有的买回了布料，找她缝制衣服。我读初中时，母亲买了布料，找芳姆给我做了两件衣服。
母亲说：“缝纫机缝制衣服好快呀，人工缝制又慢又辛苦。”
母亲说的是大实话。
1980年，随着家里生活的好转，父亲购回了一部“华南牌”缝纫机。改革开放之初，缝纫机在市场上还是紧俏货，父亲是通过在医院当医生的朋友陈芝兰帮忙，才购到这部缝纫机。
家里有了缝纫机，缝制或缝补衣服就方便了。
我结婚后，妻子用家里的缝纫机，给家里人做过衣服，也给邻居做过衣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