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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九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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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
2019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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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张夏中篇小说《高声赞美》以及由此想到的

关于张夏中篇小说《高声赞美》以及由此想到的

蒋九贞 


不应该把上帝想象得太好,也不应该把他想象得太坏。公道存在于过分的仁慈与残酷之间,有限的受罪也同样存在于免罪与永恒的受罪之间。

——德尼·狄德罗:《哲学思想录》之十

 

文学是人学,是研究人和表现人的学问。小说是文学的一种,小说更适合研究人和表现人。问题是,研究人的什么,表现人的什么,怎么研究,怎么表现。古今中外的小说家做了种种探讨,积累了宝贵经验。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说明文学没有死,小说没有死,相反,它正以不断创新的形式曲折地往前发展着。

 

《高声赞美》(《江南》2011年第一期)是我近些年来读过的比较好的中篇小说之一。

张夏是年轻的女作家。女作家的特点是细腻,观察细腻,情感细腻,描写细腻,对于人性的评判往往入木三分。《高声赞美》表现出来的就是这样。作品是借一个小女孩的眼睛看成人世界,用孩童的语气讲述了一个捐助与被捐助者之间的尴尬故事。语气很天真温暖,但故事其实很残酷,想反思人性,对所谓人间大爱与感恩进行冷静思索。”(张夏的话)

无疑地,她的作品的触角已经伸进了人性的深处。

小说是以第一人称写的。“我”即是刘俊雅, “我”是参与者、观察者、叙述者,所有情节和细节都是因了“我”才可能发生和出现,才有了意义。第一人称叙述的好处是亲切、可信,而且可以灵活,叙事者能够根据需要“自由”安排“故事时间”。正如热拉尔·热奈特所说:“‘第一人称’的叙事比其他人称的叙事更适合预期,靠的正是它明确的回顾性特征这一事实,这是叙事者有权预示未来,尤其是他现在的处境,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其角色的一部分。”(《叙事话语》)如果从“时间”的角度讲,叙事时间当然是“当下”,而故事发生的时间是“过去”。但是,“我”始终是在“现场”的。无疑的,对于读者来说,这种叙事方式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

刘俊雅的妈妈无疑是这篇小说的“一号”人物,她的举手投足,影响和规定了故事的走向。她是捐赠的发起人,是这出悲喜剧的“总导演”。她是刘小文的“关系不错”的一个小区居住的邻居。刘小文生了病,没有足够的钱看病,就向她借。但是她不想借给她钱,思考良久,从《主妇智慧大全》得到启发,找到了解决方法,决定捐1000块钱,而且是以刘俊雅的名义。表面看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举动,是一次真正的爱心行动,而且对女儿的教育也是冠冕堂皇:独生子女太自私了,必须进行爱心教育,把压岁钱捐出去多么光荣啊,平常省一点,长大后肯定更有出息。可是,骨子里,藏在她内心的,是世俗和自私,接下来更是虚荣。刘小文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把儿子寄托给她。她却一转手,把他送到了午托班,原因是黄小鱼“没家教”。她是那样的心口不一,人家刘小文口口声声说她的好,她却背地里不说刘小文的好;她写了一首很动情的诗,说是悼念一个年轻美丽的生命。诗里有一句:无论千里万里,我都要找到你。可是刘小文还活着,离她才一里路,她却不愿去看她。女儿问她,她“嘿嘿笑着:是呀,良心道德经不起考验。”她承认,看起来那么坦诚,似乎该“道德”起来了,实际上并不;刘小文送来礼物,她转脸就扔掉或者送人。她太多矫揉做作,几乎所有言行没有自然的成分。她是捐赠者,俨然“救世主”,那精神上的自豪溢于言表。这实在是人性的一大弱点。我施舍了,我就高于你被施舍者一等,我在你面前说话就理直气壮,可以对你指手划脚品头论足,甚而至于安排你的命运。

当然,她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既是虚伪的,也有善良的一面。这是人性的本然,也是人性的弱点。如果我们要进一步分析的话,——也许作者并没有这样想——她应该是作家鞭挞的人物,张夏是把她放在一把双刃剑上拷问,给她出了一道两难的课题。她没有经得住考验,她在“我”的面前暴露无遗。但是,“我”也不能理解,妈妈没有错啊,妈妈远离一个有可能传染的癌症患者,怎么会是错的呢?妈妈不错,可是,刘阿姨就错了吗?在不知不觉中,作者已经把我们引进了人性评判的前沿。

“我”思考着这些问题。“我”是个十岁的小女孩,“我”的观察很直观,小孩观察大人,感受不一定对。不过,“我”的感受是真实的,“我”把“我”的感受说出来,这感受的本质其实是质问人性。

刘阿姨是刘小文,黄小鱼的妈妈,接受捐赠者。刘小文先前的漂亮令和她一个小区里的女人们嫉妒。那时她家虽然不富,可还是打肿脸充胖子,给儿子的零花钱比相对富裕的刘俊雅还多得多。一场疾病,现了原形。刘小文变丑了,遭人烦了,成了“恐怖分子”。黄小鱼的“优越感”一落千丈,可是他的淘气习性和无所谓的态度一直与影相随,直到令人生厌的地步。刘小文出院后,想用自己的方法感谢捐赠者,送特产,送瓜菜,送衣物,等等。

刘阿姨讪笑着,说她过几天就要回老家动手术,不知这一去还能不能回,所以过来看看,送点东西给我,就当作个纪念。我妈与我爸迅速对视一眼,都拉长了脸。我爸说:“我家孩子不缺这个!”我妈也说:“是呀,快点拿回去,你还花这个钱!”但是又能怎样?刘阿姨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袋子放在沙发上,转身飞奔出门。

我妈气急败坏地扑上去,就像扑向一个炸药包。她眼神恐惧地把袋子打开,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那个红色的塑料钱包。钱包打开,里面有500元钱,还夹着张纸条。刘小文阿姨说,她感谢我一家对她母子的关照,就替我买了个钱包。

我妈怪叫一声,把袋子收好,对我说:“俊雅,明天你把它还给黄小鱼!”

我哭丧着脸说:“她以后再送东西过来呢?”

我妈长叹一口气:“看来,要被她逼得非搬家不可了?”

没有谁领刘小文的情,都避她唯恐不远。她很寂寞,需要找人宣泄,然而找不到对象。好不容易抓住刘俊雅和她妈妈,这娘儿俩的厌烦和恐惧可想而知,刘俊雅的妈妈连搬家的想法都有了。黄小鱼也一下子低了头,除了表示努力学习外,更是夹起尾巴做人,处处表现出低人一等的卑微。即使这样,他“没有家教”的本性还是没有改变,他的淘气和倔强仍然暴露无遗。他因为进步当了副班长,可是又因为淘气被撤了职。他表面上无所谓,其实是很自尊的。当他看见自己捡的钱包被妈妈假冒为感谢刘俊雅的捐赠而买来作为礼物时,精神彻底垮了,他可能感到无颜见人,从此失踪。

 

 

存在不存在人性这个东西?世界上有没有普遍的人性?

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作家。新时期以来似乎解决了,其实没有,直到现在,我们的广大作家仍然不怎么懂得人性是什么。许多人口口声声写人性,然而他们笔下的人性很难说是人性,有些只是人性的某一种表现方式而已。仅此,有些人便沾沾自喜了,自以为自己掌握了开启通向“天堂”的钥匙。

按照汉语言文字有关解释,人性的意思是:

指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的品性;②人所具有的正常的感情和理智。

更详细的解释还有:

①人的本性。《孟子·告子上》:“人性之无分於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於东西也。” 宋·欧阳修《诲学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人性因物而迁,不学则君子而为小人,可不念哉。” 鲁迅 《华盖集·这个与那个》:“然而人性岂真能如道家所说的那样恬淡;欲得的却多。”②犹人情。指礼节应酬等习俗。 唐·玄奘 《大唐西域记·跋禄迦国》:“土宜气序,人性风俗,文字法则,同屈支国 。”③犹人情。恩惠;情谊。《西游记》第十四回:“ 行者笑道:‘那是唐僧不识人性。有几个毛贼剪径,是我将他打死,唐僧就绪绪叨叨,了我若干的不是。’”④犹人情。人们所具有的正常情感、理性。萧红《永久的憧憬和追求》:“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杨朔《印度情思》:“赭堡还有象,更通人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除了文学家所想象和虚构的“鲁滨逊”这样的人以外,任何一个现实中的个人,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关系中生产和生活着的个人。这样的个人,不是生来就是这样的,人在历史的发展中在改变自然的同时也使自身得到改变。马克思在《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这样写道:“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抽象的一般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4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说:“人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互相创造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这都是说的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在现实的社会中实际存在着的状况,“人”在历史上从来都是在他身处其中的社会关系中被不断地创造的。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人”这个“自然”不是生来就是如此,现实的“人”其实是经过了人类世世代代的改变的“自然”,这个“自然”是一个已经完全社会化了的“自然”;人的“个性”本身就是人类历史的创造。所以人的特性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化了的“自然属性”,他们的“自然属性”本身就是“社会性”。

我的理解,所谓人性,是人所具有的经过“人化”了的动物性加上无所不在的社会性。当然,它们绝不是简单的相加,我只是为了诠释的方便,才这样说的,它们其实是化合的,是融为一体不能分离的。到目前为止,除了原始社会(也不准确,恕我没有研究),人性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意识里形成的,都是一定的社会意识对于具体的人的动物性的改造的结果。一定的社会意识又是受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左右。这里还有“大环境”和“小环境”的因素。因此,归根结底,人性也是受经济基础的“掌控”,受周围环境的影响。由此可知,人性不仅仅有情感,而且还有理智。它是普遍的,又是个别的,有一般和特殊之分,也有民族、国度、阶级、阶层、文化、教养等等方面的东西在里边,既是某种意义上的“集体无意识”,也凸显着个性特点。作家写人性不是写人的动物性,究实质是写人的普遍存在的而又独特的情感、情绪,写“人化”了的社会性,或“社会化”了的人的本性。

就是说,“纯粹的”人性是不存在的。举个例子,“痛苦”是人人都可能有的,这好像是共同的人性了。但是也不是。一个人为什么痛苦?情形是千差万别的。比如对钱的痛苦上,有的人为没有钱而痛苦,有的人为钱太多而痛苦,有的人为这样花钱而痛苦,有的人为那样花钱而痛苦,有的人为东西太贵花钱冤了而痛苦,有的人为东西太少钱没有花出去而痛苦,等等,不一而足。资方和劳方的痛苦恐怕永远不会一样,小孩的痛苦与大人的痛苦也未必相同。焦大不爱林妹妹,不会仅仅因为没有机会吧?

 

 

“艺术上的完全成功应该是一个概念的完整描绘,其效果应该源自作品完美的生命力。”

这是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的一句话。他这里虽然讲的是造型艺术,比如雕塑。然而移植到小说,完全适用。

《高声赞美》有完整的情节,可以这么说,故事有头有尾,它是截取了生活中的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里,基本上是按照故事发展的顺序叙述的。

张夏的故事是这样的:

刘俊雅(“我”)是个上四年级的十岁小女孩,她的同桌叫黄小鱼。刘俊雅的妈妈是个颇有文学细胞的自由撰稿人,出口成章,不拘小节,却又容易情绪化。她自恃有才,却没有工作,现实生活中的尴尬,形成了她的口头禅“痛苦”。

黄小鱼的妈妈叫刘小文,非常漂亮、单纯、善良,和刘俊雅的妈妈关系不错。

接下来的故事是,刘小文病了,口腔癌。病了的刘小文因为家里贫穷,打电话向刘俊雅的妈妈借钱。广州这样的地方,现实得很,刘俊雅的妈妈虽说与刘小文关系不错,真要借钱,她就不肯了。想来想去,决定以刘俊雅的名义捐1000块钱给黄小鱼的妈妈刘小文。她还写了一封募捐倡议书,与几个家长一起在学校发起一次救助刘小文的爱心捐款活动。

七天过去了,全校师生总共捐了两万元。黄小鱼被他妈妈委托给刘俊雅的妈妈负责照顾吃住。先是刘俊雅的妈妈非常热情。但由于黄小鱼的顽劣、粗鲁,很快让刘妈妈心生厌烦,就把他送到了午托班。

但十岁的黄小鱼不知愁苦,甚至还苦中作乐,在班上得罪了刘俊雅与其他一些同学。童言无忌中,黄小鱼越来越孤单古怪,还被同学误会。

刘小文做完手术回来了,由于面部动刀,牙床塌陷,皮肤绞在一起,彻底毁容。应该说病魔初至时,大家的捐赠与关心有真诚善良的成分。但原本以为会死的病人外表变得如此可怕,出乎意料地活个没完没了,并且对人纠缠不休。施恩者在疲于应付中倍感恐惧,因而越来越暴露出内心的虚伪;受恩者在孤独中拼命想捞根救命草,想与人搭讪,甚至纠缠不休,原本真诚的赞美与感谢在遭遇拒绝冷落的过程中越来越言不由衷。

刘小文没完没了地和这些帮助过她的人聊天,试图与大家情同姐妹。她老是这样和人家套近乎,又是感谢又是送东西,弄得大家都厌烦、反感,害怕。她成了恐怖分子。

虽然大家与刘小文保持距离,但是刘小文单方面的友谊来势凶猛,叫人招架不住。让人躲之不及。

她经常教育儿子黄小鱼,要懂得感恩,大家都是好人,要感谢社会对他们一家的关爱。然而,原本善良单纯漂亮的刘小文,此时真实的内心又是怎样的呢?外貌的变异,导致了她命运的改变、社会关系中被孤立,因而进一步造成了她心理上、人格上的扭曲。受恩者的高声赞美之下的所谓人间大爱,其虚伪、变异、尴尬、残忍与无奈,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冷漠状态,触目惊心的真实呈现,让一个小女孩刘俊雅尽收眼底,也最终导致了不谙世事、不知愁苦的黄小鱼的出走。

事情是这样的:刘小文用黄小鱼捡来的塑料钱包,装了500元钱,还夹着张纸条,说她感谢刘俊雅一家对她母子的关照,还说这个钱包是特意替刘俊雅买的。刘俊雅对黄小鱼揭穿了关于钱包的谎言。黄小鱼张口结舌,然后就逃之夭夭。宋老师和小区里的同学及家长们到处帮着找。黄小鱼到底没有出现……

我很佩服张夏的小说故事自然而又张弛的方式,以及她的语言功力,她的娓娓道来却又十分吸引人眼球的技艺。她把小说的“魔法”玩得没有一点痕迹,在谁都不察觉的情况下,把人们引进一个特定的境界,让人不能不沉思许多问题。

 

小说必然地要描写关系,各种各样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等。说它是“必然”,因为没有这种关系的描写,一般来说就无法完成小说的主要任务——塑造人物形象。这是一个古老的命题。我们分析人物,除了其性格方面的因素外,主要地是看种种关系及其处理。但是,“关系”是为主题服务的,是为人物服务的,分析“关系”实则是为了分析人物,为了追溯主题,这一点毋容置疑。

《高声赞美》为什么有那么些关系的描写?为什么有“我”与同学之间的关系、刘俊雅的妈妈与刘小文的关系、家长与学校的关系、老师与学生的关系等等等关系?乃至捐赠者与被捐赠者的关系?作者其实是为了写人,为了写“这一个”独特的人性。

 

人性是有弱点的。

人性又是无弱点可言的。

说人性有弱点,是因为人性中总有不尽人意的地方。

说人性无弱点可言,是因为人性本来就是那个样子;更重要的,世界上只有具体的人性,特定的人性,七情六欲也是有区别的,不能一概而论。由此推断,善恶美丑的存在才合乎逻辑,不然就是矛盾,就是悖论。

 

张夏说:“小孩观察大人,很直观。她的感受不一定对。我觉得读者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刘俊雅的妈妈是虚伪,但也有善良的一面;刘小文是善良,可怜,但也有卑劣的一面。她高声赞美,先是由衷的,后来就没那么由衷了。”

从《高声赞美》这个文本看,倒是黄小鱼先前的高声赞美也许是由衷的(更应该说,刘小文是由衷的,因了刘小文,其儿子黄小鱼的高声赞美便有了由衷的成分),刘俊雅由于是故事的“目击者”,其中的一切“猫腻”,尽管她年龄小、观察直观,也是“尽收眼底”,知悉了其中的虚伪,她对“高声赞美什么”是有自己的犹豫的。

但是,这一切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个“世界”(小说为我们提供的特定的世界)原来是这么回事!

 

我以为,较长时间以来冲击文坛的“人性”思潮,已经到了该反思自己的时候了。我这样说,并不是说不要写人性。不,绝不是!人性是永远的话题,生、死、情、爱是永恒的主题。亵渎了它们,就等于亵渎了神灵。不过,几十年来,人们对于人性的偏狭已经破坏了人性的尊严,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都损坏了人性的声誉以及本身。今后有关方面的任务,应当是为人性正本清源。

而且,人的问题不仅仅是人性的问题。

 

刘小文是个悲剧。她越是想感谢大家的捐助,越表现出了诚实,便越讨人嫌,越显得虚伪。她的人格出现了畸形,她的人性呈现了畸形,她被畸形的环境推动着向畸形的方向发展。她叮咛儿子黄小鱼高声赞美人间大爱,黄小鱼也要真心赞美人间大爱,可他们知道吗,他们所承受的这个“大爱”是怎样的虚假啊!

 

张夏再造的这个“世界”是很独特的,它的“普遍意义”当然不在那个狭小的时空,甚至也不在人性的“圈子”里。她是展现了一个虚构的时代,这个时代正在引导人们向着人类幸福相反的方向大踏步前进。

 

十一

世界上美好和丑恶永远都势均力敌,只不过有时候这个强些,那个弱些,有时候则相反。神要按照他的意志建立世界,而撒旦从来没有停止捣乱。

 

(《高声赞美》,张夏著,载《江南》2011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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